[江东]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小的时候不叫“江东”，叫“梁东”。北明中学的江校长是我的继父。这件事我很少跟人说。我的生父是个赌徒。我六岁的时候，跟着妈妈离开了他。
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就是那条刚被治理过不久的河。现在这河被换过了血液。虽说是花钱买来的清澈和丰沛，但毕竟像那么回事儿了。当它还是条臭水沟的时候，我的家就在它岸边的工厂宿舍区——没错，就是说差不多是我妈妈上班的这间工厂把这河变成臭水沟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气味蔓延在我们的楼道，我们的公共厨房，公共水房，公共厕所，甚至我们每家的房间。这气味被小孩们讲得千奇百怪，有人说那是在河滩上烧橡胶的缘故，有人说那是被丢弃的死婴，想象力丰富一点的就说这是什么犯罪组织在销赃——赃物堆到河滩上，拿化学药品一倒，什么痕迹都留不下，除了这难闻的气味。其实那不过是这条河的气味而已，倒是无形中锻炼了我们的想象力。
我在那栋筒子楼里其实只住到八岁。可是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依然听得见走廊上各家的门响，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脚步声，还有水房里自来水自由的喧闹。水房从来就是个是非之地；早上走廊里总是排着一条人人睡眼惺忪的长队，端着脸盆毛巾牙刷等着进水房盥洗，口角诅咒常常不绝于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们的俱乐部，只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时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户就没了隐私。水房里的那些女人让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常常是这样的局面：我妈妈抱着菜盆子走进水房，如果她们本来是聚在一起的，见到我妈妈就会散开，要是她们本来是分散着的，我妈妈来了她们就会聚到一起，总之，永远提醒着我妈妈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们到底提醒了我妈妈没有，总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妈妈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结论：唯一的不一样，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而她们不是。
妈妈很安静。她很少跟人说话——倒是阁楼上住着的那些单身汉很喜欢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点个头，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别人一样下了班就喜欢在水房里泡着。她都是在家里洗菜洗衣服，宁愿不怕麻烦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换干净水，也要在家里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差不多把什么空间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时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会溅到床罩上。她一向爱干净。只是她洗衣服的时候屋里就没地方撑开那张小方桌，于是她就会对我歉然地一笑，“小东，先去外面玩吧。等妈妈洗完了衣服你再写作业。”我自然是愿意的。心里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过我不喜欢她洗被单。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得到院子里去拧干那些床单被罩。我是个孩子，她是个女人，我们俩用尽吃奶的劲儿还是不行。我印象里别人家洗床单时都是爸爸和妈妈一起拧干的，可我不会为这点小事想念爸爸，因为他是个狗杂种。
经常会有筒子楼里的男人看见我们，来帮我们拧。男人的手臂，轻轻松松，床单里的水就全体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常想：要是被单也知道疼的话，落在我和妈妈手里就算是幸运了。来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开个玩笑，“哟，学雷锋呢。”在我们的楼里，“学雷锋”是个典故，特指一个男人帮我妈妈做事儿。在我妈妈不在场的时候，水房里的女人们成天地互相取笑，说谁的老公是“学雷锋先进个人”。那声浪肆无忌惮地传到我们屋里来，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偶尔，她会抬起头，疲倦地冲我一笑，说：“小东，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那些女人。她们对我都很好，总是摸我的头，给我个苹果什么的。我不怪她们拿我妈妈开涮，相反她们越这么说我越开心，因为我知道她们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杨说起我们的水房，说起每天早上水房门口的长队。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车上一样？”我这才想起这是她从不了解的生活。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坐在学校的篮球馆里看我们训练——跟篮球队其他哥们儿的女朋友一起，她们被体育老师戏称为“家属团”。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们都说，你打球的样子好帅的，不过……”我正得意，“不过什么？”“不过你的运动裤太老土了。她们说阿迪达斯这两天全场打五折，让我帮你去选一条。你看呢？”从那一回开始，我身上属于筒子楼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杨，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学——这个云集了我们这城市的小精神贵族的地方。
我能进北明中学全是凭我自己考够了分数。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跟我的继父——江校长毫无关系。如果我妈妈没嫁给他，也许我就和我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一样：读完河岸上的小学，进妈妈她们工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中，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电脑游戏，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毕业，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为止，然后在躁动的年纪打情骂俏地走进父母的工厂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们在筒子楼里横冲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极少数非常优秀或非常不争气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个时候，江校长还是江老师。江老师在我们的筒子楼里是个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学里教物理，课讲得极好，经常辅导我们这些小孩子做数学作业。他们说他是个怪人，四十岁了还不成家。后来，他和我妈妈之间的“绯闻”虽说进一步恶化了妈妈在水房里的人缘，却丝毫没影响他在筒子楼里的声誉；再后来，当他讲课的名声越来越大时，被一所重点中学挖去了；再再后来，他和我妈妈结婚了。我们在筒子楼里的最后一夜，妈妈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小东，从明天起，我们就再不用跟别人合用厨房厕所，再不用拉蜂窝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东你高不高兴？”
妈妈离开筒子楼没多久，那间工厂就停产了。但江老师的运气一直很好，用“扶摇直上”形容不算过分。终于，不到十年的时间，江老师变成了北明中学的江校长。后来江校长，也就是我爸帮妈妈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我觉得这工作适合她。她和江校长没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间工厂正式宣布破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经常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个女人在送牛奶，某个顶楼上的单身汉在街角支着修自行车的小摊，或者某个“学雷锋先进个人”在寒风凛冽的早上把晨报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许这话由我说是不大好，但我确实从那时起感觉到“命运”这东西。特别是，我妈妈，她依然是美丽的，这些年她养成了定期做皮肤护理的习惯，总是和她新认识的朋友讨论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经跟天杨讲起过这个，她笑笑，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香港有个写小说的叫亦舒，她的小说里说：在寒风里的公车站站上四五个小时，再美的美女也是“尘满面，鬓如霜”——这就是十六七岁的天杨。她看过的书太多，这妨碍她体会赤裸裸、未经矫饰的人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不爱阅读找借口。
后来那工厂就被拆了，连同宿舍区。因为种种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直到治理护城河的时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时间，这地方像个废墟一般荒凉。有一次放学，我和天杨就走到这河岸上。这河堤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就踩着杂草、沙砾和小石子安步当车，我给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么地方玩，她显然兴趣不大。废弃的楼群里有个老太太在一堵断壁后面卖风车，她一定要我买一个送给她，她说那是因为她觉得“老奶奶很可怜”。
沿着这河堤再往下走，就是一条通向闹市区的街道。河堤的尽头是个永远浮着尘土的公共汽车站牌，这一站的站名叫“雁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会有个这么动人的名字。天杨得意地仰起脸：“我知道这儿为什么叫‘雁丘’。”
“是我爷爷跟我说的，”她说，“你听说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吧？”
我说：“是不是金庸写的？”“文盲。”她大笑，她笑的声音很好听，“是元好问写的！”“元好问是干什么的？”“元好问是诗人，是……五代那时候的吧？”她歪着头想了想，“这不重要。重点是：这句诗其实说的不是人，是两只大雁。元好问他就是在这儿，这个河堤上碰见一个猎人，手里拎着两只大雁的尸体。猎人说，他本来是只从雁阵里射下来公雁的，可是那只母雁看见她老公死了，也飞下来撞死在岸边的石头上。然后元好问把它们俩的尸体买下来，葬在一起。就葬在这岸边上，所以这儿才叫‘雁丘’呢。”
我笑了，“真没看出来，这么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江东，”她突然换了个很认真的表情——我猜得出来她想说什么，“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不会跟我一起死？”果然我猜对了。“你千万别死。”我说，“你死了就是逼我再去找一个，还得重新适应脾气爱好什么的，何必费事。”话没说完，一记流星拳就重重落在我背上。“小心手疼。”我说。“你去死吧你！”她尖叫。
在她的尖叫声中，我发现黄昏来临。这堤岸很荒凉，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件坏事，但是对夕阳来说，再好不过了。瓦砾，杂草，没有机器声的工厂，没有炒菜声的筒子楼。夕阳终于有了机会在这满眼的荒芜中透透气，尽情放纵它红色的、柔情似水的眼神。我很讨厌所谓诗人毫不负责的“抒情”，但我没办法讨厌夕阳。因为夕阳太善良了，它谁都瞧得起，就连这条臭气熏天的“河”，它也宁静地笼罩着，一点没有嘲弄的意思。
“该回去了。”我跟天杨说，“你信不信，周雷那个阴魂不散的一定还在校门口等你呢。”“讨厌。”天杨的脸红了，“谁叫你家就住在学校里嘛。要是你家住得远一点的话，我就一定每天放学跟你一起回去了。”她把脸凑近了，“你是吃周雷的醋了对不对？”“我吃酱油。”我故意逗她。“装蒜。”她笑。“我装葱。”“你——”“又叫我去死？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我喜欢看她眼睛瞪得圆圆的样子。“当然没好处了。我还得再找一个，还得从头适应脾气个性什么的。”她学着我的口气，然后又脆脆地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看见了方可寒。
她出现在废弃的楼群之间，先看见了我们。于是她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踩着一地的夕阳。“嗨。”她笑笑，算是打招呼。我们也笑笑，“嗨。”然后她一拐弯，走进一栋怎么看也不像还有人住的筒子楼。她纤丽的背影在漆黑的门洞边一闪，就隐进去了。
“她家住这儿吗？”天杨惊讶地自言自语。
“原先不是住这儿，是旁边那栋，可能后来搬家了吧。”
“你原来就认识她？”她更惊讶了。
“嗯。小时候我们也算是邻居。”
“原来她家住这儿。”天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可是她穿的是only。”
“什么？”
“你们男生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她的那件白短袖衫跟我们的校服不一样。是only的。我在国贸商城看见过。贵得吓人，那么一件要三百块，料子摸上去就好得不得了。”
“人家是勤劳致富。”我笑，“你能跟人家比？”
“也对。”我看出来她眉宇间的鄙夷。于是我说：
“其实她挺可怜的。她是个孤儿，从小就在她爷爷奶奶家长大。我想她也是没办法才……”
“那不是理由。”天杨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可怜的人很多。可是人不能因为可怜就去做不好的事情。”
我什么都没说。这样的争论不会有结果。
校门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了。红色的花岗岩。在夕阳下它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盛气凌人。当然，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还有周雷。我虽然很讨厌这个像苍蝇一样的家伙，可是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他知道我和天杨在一起，但他也知道我没有理由阻止他放学后和天杨一起回家。毕竟，只不过是顺路一起回家而已，况且他还总是得体地微笑着，站在天杨身边亲切地跟我说再见。想想看人家就剩这一点儿幸福了，我也不好那么没风度地剥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周雷在北明中学怕是已经成了“坚忍不拔”的代名词。奇怪的是，只有天杨是真的不相信周雷喜欢她。谁跟她说她都不相信。理由是：“周雷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要是他喜欢我一定会直接跟我说的，我问过他，他叫我别听你们瞎说，我们就是好朋友而已。我当然是相信他，不会信那些闲话了。”——你说这孩子，她是装傻还是真傻？
他俩的背影顺着暮色延伸的方向消失。我掉转头，往我家所在的教职工宿舍区走。天色渐渐黯淡下来。远远的，我看见妈妈的身影，我知道她身上，一定带着图书馆里油墨的香气。
[天杨]
皮皮死了以后，那张病床就暂时空着，被大人们堆上了好些杂物。方圆的情况好得令人诧异，从特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且不说那些化验结果，她的气色看上去就好了很多。陈大夫很有信心地对她妈妈说：“病情现在控制得很好。照这样下去，完全控制住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看到那个憔悴的女人高兴得掩面而泣。陈大夫似乎已经忘了自己不久前还说过方圆最多只剩下三个月的。现在他换上了一副微妙的表情，对那个不停道谢的女人说：“这没什么，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可以想象杨佩听了这句话的反应，她会撇撇嘴，叹一声：靠。
天气渐渐热了，很久没有周雷的消息。我暂时不想找他，从那天之后，他也再没给我打过电话。二十五岁生日也就平淡地过去了。本来嘛，用杨佩的话说，一把年纪了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倒是那天早上，龙威和袁亮亮在我上班时一起冲我大吼了一句“happybirthday”，我诧异地表示感谢的时候，龙威说他和袁亮亮“潜入”了值班室，看到了我那天无意中压在玻璃板下面的身份证。龙威一直在眉飞色舞地说，袁亮亮明显有些精神不济。这些天他总是发低烧，不过他自己依然乐观得吓人。
日子又变得像以往一样无聊。上班，下班，值夜班，二十四小时，一转眼就过完了。唯一的一件不平常的事：五一放大假的时候，我到北京去领回了不不。
还好首都机场是喧闹的，假设周围一片寂静，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拿这个小家伙怎么办了。远远的，看着空姐把他带过来，我预感到他是个麻烦。他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我，很专注的样子，看得我心里直紧张。我想起了电影里外国人初次见面的说话方式。“你好，”我说，“我是天杨。”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很大，很黑。“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坐晚上的火车回家，你说好吗？”他依然静静地看着我。我本来想从他的表情推测一下他到底在想什么——但他一点表情都没有。
我拉着他的小手，往外面走。“我们在电话里讲过话的，你记得吧，我是姐姐。”他转过小脸，看了我一眼，算是回答。“你真了不起，”我觉得我必须找点话说，“这么小，就一个人搭飞机来这么远的地方。”意料之中的，他不理我。眼睛看着北京的天空上的云。
“你想吃点什么？飞机上的东西很难吃吧？”他似乎是不屑于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拿眼角瞟了我一下，然后眼光又移到了很远的地方。
他长得很像爸爸。尤其是眼睛。还有脸部明晰的轮廓。
“我们家里有你的照片，你明天就见得到了。就是你在迪斯尼乐园和米老鼠照的那张。”我其实只是为了弄出点声音而已。
他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在那天深夜里，在火车上。他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脸颊，把我弄醒了。他的小脑袋从我怀里钻出来，轻轻地说：“尿尿。”我带着他穿过长长的走廊，火车在黑夜里寂静而规律地前行着，似乎是钻进了山洞，因为周围突然间黑得太彻底。我拉开厕所的门，打开灯，对他说：“我在外面等你。”他抬起头，在灯光里湿润地看着我。我重复了一遍，“我在外面等你。”他说：“不。”这是第二句话。我只好跟他进去，回头关门的时候听见他轻轻地说：“你是女的。”他脸上有点羞涩。我愣了一下，笑了，“没关系，你不用介意。就连我，有时候半夜里起来也会害怕呢。可笑吧，我都这么大了。”他红了脸，转过头来，嘟哝了一句：“女孩嘛。”小家伙。
被他这么一闹，我是再也睡不着了。火车到了一个小站，站台上的灯光映着不不的小脸。我说：“睡吧，还早呢。”他听话地闭上眼睛。我支起身子看看窗外的站牌，我们正在穿越黄土高原的腹地，也就是每年春天沙尘暴的老家。
火车又开始在自己的声音里前进。我喜欢火车。从小，我就很喜欢听这些单调寂寞的声音。比如在中学的篮球馆里，我最爱的就是篮球砸在木地板上的回响，这些声音里有股忧伤，这忧伤和很多民间音乐里的忧伤异曲同工。空旷的声音里，我看见自己坐在橙黄色的看台上。那时候我梳的是两条麻花辫，穿的是校服的短袖衫背带裙。周雷很做作地投进去一个三分球，落下时被江东抢了去。不不睡着了，小脑袋蹭着我的胸口，暖暖的。一瞬间，一种熟悉的悲凉像那只篮球一样砸在我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不的呼吸吹到我的脸上，我紧紧地拥住了他。汉语的词汇妙不可言，悲凉，真的凉凉的，带着一种树木的清香。
第二天清晨，不不醒得很早，他似乎有点紧张。我带他去餐车吃早饭的时候告诉他：“爷爷奶奶都是很和气的人。你放心。”他又恢复了白天的沉默，像是没听见我的话，倒是对面前的烧饼发生了兴趣，一点点抠着上面的芝麻。我这才想起，他从没吃过这个。
五一长假还没完，这一天该我值班。把这个小麻烦移交给爷爷奶奶，我就得匆匆忙忙往医院赶。假日里的医院空空荡荡的，龙威的声音响彻整个走廊，“美女，我们想死你了！”“好点儿了吗，亮亮？”我问。几天不见，袁亮亮瘦了些，在枕上用力地点点头。我在北京的时候，杨佩给我发来短信，“袁亮亮开始化疗了。”“好点儿了，”他说，“就是有时候有点想吐。”“化疗都这样，正常的。”我说。“那……我不会变成秃子吧？”“不会。”我笑。“变成了也没事儿。”龙威说，“我把头发剃光了陪你。到时候我们就是‘光头性感二人组’，你——意下如何？”“滚一边儿去。”袁亮亮怒吼，听声音倒还是元气十足。
旁边病房里的好几个孩子都等着我去输液。我正给那个金鱼眼小姑娘扎针的时候，手机开始在衣袋里振动。我没理会。针运入了细小的血管，“疼吗？”我问。她点头，又摇头。“真勇敢。”我笑着。
走到走廊上我看了一下手机，是奶奶。偏巧它又开始振动了，奶奶说：“天杨，中午休息的时候你能不能回来一趟？我和你爷爷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是不不。整整一个上午，他端坐在餐桌前，拒绝说话，拒绝洗澡，拒绝吃东西，甚至不许奶奶除下他肩上的小书包。唯一的动作就是摇头。耗了几个小时，奶奶急得就差往嘴里塞速效救心丸，“你这孩子你想要什么总得说了我们才知道呀。”他最终说了两个字：“天杨。”
“喏，天杨来了。这下可以了吧？”奶奶一开门就朝里面嚷。一想不对，“唉，不不，怎么能叫姐姐的名字呢？没有礼貌！”
就这样，家里从此热闹了许多。爷爷买来好多的幼儿识字卡片开始诲人不倦起来。奶奶则总是急得说：“还小呢，别累坏孩子了。”家里只有在深夜才会恢复以前的寂静。
午夜。我趁他们都睡着的时候点上一支烟，打开电脑。这几年，奶奶一直不知道我抽烟，也许是装不知道。邮箱里一堆邮件，有日子没上网了。有广告，有大学同学的结婚通告，有周雷在那天之后写来的“对不起”，还有一个去年在我们这里住过院的小病人，告诉我她恢复得很好，下个学期就要回学校上课。我一封封打开，一封封删除或回复，然后，我看见了一个消失了很久的名字：江东。
他给我发来一张贺卡：“天杨，生日快乐。江东”。真搞笑，除了奶奶之外，今年居然只有他记得我的生日。七年了，难为他。
门轻轻一响。我都来不及灭掉手里的烟。不不静悄悄地站在门口。“你没睡着？”我问。“讲故事。”这小家伙喜欢说祈使句。“好吧。”我灭了烟，站起来。他已经钻到了我的被子里，把他的小画书摊在膝头。
我关掉电脑，也钻进被窝，“小熊维尼的故事，开始了。”他突然看着我的眼睛，“你哭了？”他问。“没有。”我说。“真的？”“真的。”他把眼睛移到图画上。“小熊维尼从兔子瑞比家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秋天来了……”他突然打断我，“你讲故事好听。奶奶讲故事嗓子哑哑的，不好听。”然后他似乎是害羞一样地把头埋进被子里。我继续读着小熊维尼稚嫩而忧伤的秋天。
[肖强]
远远地看见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她坐进来，我才确定。是天杨。她的表情有些阴郁，看见我的时候更是措手不及。天杨，她变漂亮了。
意料之中的，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不，一路上根本什么都没说。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再遇见她。她有心事。我看得出来，尽管已经过去了七年，可是我还是熟悉她的表情，以及她写满了一种隐秘的忧郁的纤丽的背影。
深夜我回到家，老妈已经睡了。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准备看个片。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大逃杀i》之间踌躇了一番，最终选择了《大逃杀i》。这两个片子我都是百看不厌的，尤其是《大逃杀i》，深作欣二这个老混蛋，真行。
那时候我们几个经常这样窝在我的小店里看片。我，方可寒，天杨、江东——偶尔那个叫周雷的倒霉鬼也会在场。乍一看我们四个就像两对一样。但是常常，方可寒的玫瑰色小呼机就会夸张地响起。然后她笑吟吟地站起来拿书包，“对不起各位，我先走一步。改天你们把结局告诉我。”“业务真繁忙。”我会说。那年新年的时候我送她一张贺年卡，上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把她笑得差点断了气。很奇怪，她成了我的朋友，不夸张地说，好朋友。
跟一个做那一行的善良女孩交朋友是件好事。因为她足够坦率，她没必要跟你隐瞒任何人都会有的任何见不得人的念头，只要你们谁也别喜欢上谁。那两年我们看了多少电影呀，幸福的日子总是一晃就过去了。我知道天杨这种好孩子瞧不起方可寒，可同时她却一点都不讨厌方可寒。日子久了，在我这里碰面的次数多了，两个女孩子倒也有说有笑起来。方可寒是个好相处的人，她深谙与人交往之道，同时却又是真的心无城府。她生错了时代，我这么想，她天生是个做金镶玉的材料，只可惜没有龙门客栈。
我该怎么讲述那件事呢？我只能说，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这话听上去太不谦虚，但你别忘了我是个偷窥者。我得从《霸王别姬》说起。张国荣，我是说程蝶衣自刎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天杨几乎是满足地叹着气，“这就对了。”好一个“这就对了”。江东就在这时深呼吸了一下，“我出去透透气。”我俩象征性地点点头，眼睛还舍不得从片尾字幕上移开。过了一会儿方可寒风风火火地进来，“我买了好多橘子，你们谁想吃？”天杨欢呼着跳起来剥，然后我看着江东也懒懒地走进来，靠在门框上，我扔给他一个橘子，他接了，眼睛里有种冷冷的笑意一闪而过。
又有一次是初春的时候，天还冷。天杨放学以后直冲到我店里来，一句话不说，自己坐在墙角的小椅子上发呆。看那模样就知道又和江东怄气了，我还要招呼顾客，也就没理她。后来江东来了，我朝墙角使了个眼色，他像是没看见一样只是跟我扯谁谁谁的新专辑卖得怎么样。人家的家务事，我也不好管，就只好陪着他扯。这时候方可寒从里面走了出来，头发乱的，眼睛水汪汪像含着泪，一看就是刚被摧残过。——我必须说明，我可无意帮她拉皮条，今天我的一个读职高的从前的哥们儿来店里找我，正好方可寒也在，两个人隔着柜台就开始眉来眼去，我看着实在不成个体统，正欲开口干涉的时候方可寒说：“咱们别影响人家做生意，出去找个地方吧。你是学生，一次五十。”我哥们儿的下巴差点掉了下来——这纯情少男还以为遇上了梦中的白雪公主呢。不过他到底不是太纯情，马上进入角色，拉着我死缠烂打硬要我借他里间用用，他没有钱出去开房。我对他们说：“半个小时，不许超过。”可巧这时候天杨和江东来了。
方可寒跟我道了再见，再跟天杨笑笑，就走了出去。然后我哥们儿一边陶醉地系着裤带一边走到柜台旁边，“哥们儿，下次我再好好谢你。”说罢也走了。然后江东面无表情地朝门口看了半晌，我这才注意到他把我放在柜台上的一根烟捏得稀烂，烟丝碎了一地。“别暴殄天物，这烟挺贵的。”我说。
他把眼光调向了天杨。“天杨，站起来，跟我回去。”我从未听见他用这种语气跟天杨讲话，我相信天杨也是。
天杨惊讶地看着他，两手托着腮，没有说话，也不动。恰巧这时候店里最后一个顾客付钱走了，只剩下我们三个。日光灯的声音在四周嗡嗡地响。“天杨。”江东重复着，“跟我回去。我今天不想吵架，站起来，快点。”她还是一言不发，可是我知道，她在害怕。“江东！”我轻轻地叫他。
可是他置若罔闻。“天杨，”他语调平缓，没有起伏，“我再说最后一次，我今天不想吵架。站起来，跟我回去。”可怜的孩子她终于站起来了，怯生生地走到门口，眼睛睁得大大的，惶惑得像只小动物。他们走了出去，天杨的书包被孤零零地忘在墙角，我发现它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晚上七八点钟一般没有多少顾客，那些夜游神会在十点以后出没。我常常在这个清闲的时刻点上一支烟，注视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路灯亮了，对面烤肉店的香气弥漫了整条街，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家伙进来买走一套《哆啦a梦》的vcd，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这时候，江东进来了，熟稔地坐到柜台前。我丢给他一支烟，帮他点上，我们都没说话。最终他开了口，“我来拿天杨的书包。”
“天杨呢？”我问。
“不知道，”他笑笑，“跑了，刚走到学校门口就跑了。刚才打电话到她们家，她奶奶说她不在。我知道她在，我都听见电视的声音了，是chanalv，她们家除了她哪有人看这个？”
“那就好。”我停顿了一下，“明天，你还是跟她道个歉吧。”
“我早就发现，你每次都是向着她。”
“因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是你甩了她。”
他惊讶地看着我，什么都没说。
爱情是一场厮杀。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天杨会输得很惨。江东是个不会做梦的人，我说的做梦跟理想野心什么的没有关系。一般来说，当一个会做梦的人——如天杨，落到一个不会做梦的人手里的时候，会死得很难看。
我该讲到那件事了。前面的那些不过是迹象，是蛛丝马迹而已。
那是天杨的十七岁生日。于是我决定把店关上一个下午，大家好好地庆祝宋天杨小朋友成人之前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他们都很开心，由于刚刚考完期中考试的关系。我看着方可寒一本正经地跟他们讨论考试题目的时候觉得很搞笑。更搞笑的是方可寒是他们几个里面学习最好的。我们的庆祝方式还是看电影，像午夜场一样连放，不过今天看什么片子全是寿星说了算。
“咱们得买点好吃的，对吧？”方可寒说。
“早就看出来了，”我说，“除了卖淫之外，你最喜欢的就是吃。”
“那又怎么样？食色，性也。”她瞪圆了眼睛。
“我去买！”天杨跳起来。
“哪敢劳动寿星呢？”
“你们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样的薯片。”
“别忘了啤酒。”
“那……”她环顾四周，“谁跟我去？啤酒太沉了，我扛不动。”
“我去。”方可寒和周雷同时说。
“叫周雷去吧。”沉默了许久的江东开了口，“他是男生，劲儿大些。”
天杨和周雷走了之后，我到前面去招呼客人，顺便挂上“停止营业”的牌子。忙了好一会儿。转过身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我其实一点不觉得惊讶的画面。
方可寒靠着墙，江东紧紧地压着她。她在他的身体之下无法反抗。他们没头没脑地，狂乱地接吻。我碰了一下门，他们才警觉地分开。方可寒大方地理理头发，说一句：“肖强我走了。”只剩下江东讪讪地看着我。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很可怕。
一阵让人压抑的寂静。他无力地坐下了。眼睛盯着地板，我看不见他的表情。“肖强。”他的声音又干又涩。
“天杨知道了该多伤心。”我说。
他不开口。
“说话！”我照他腿上踢了一脚，“你想过天杨没有？”
“操，你他妈的……”他抬起头冲我大吼了一声，眼睛里全是红丝。
就在这时我们听见了外面天杨的声音，“你们快来看我买的好东西……”
“天杨。”我换了一个语气，“真不好意思，我刚才忘了叫你和周雷帮我多买一箱啤酒，晚上我要带回家去的。辛苦你们再跑一趟好吗？”
“你刚才怎么不说？”她埋怨着。
“好孩子，柜台后面的铁盒子里有钱，找回来的零钱请你和周雷吃雪糕。”
“那要什么牌子的呢？”
“你看着办。”
他们走了之后，江东长长地叹了口气，用手捂住了脸。我扔给他一支烟，他说他不要，于是我把它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天杨是个孩子。”他慢慢地说。
“你他妈就不是孩子，你少来。”
“我不会让天杨知道。”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你不让她知道她就真的不会知道？我告诉你，她知道了以后你会后悔，不信你就等着看。”我想我有点激动了，“江东，问题不是她会不会知道，问题不在这儿。你太不懂得珍惜，太不知道天高地厚。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你会看清你自己几斤几两，你会发现你自己屁都不是一钱不值。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能遇上天杨是件多幸运的事儿。我今天把这句话放着，江东，你好自为之！”我一口气喊到这儿，连烟烫了手都不觉得。
“你们，怎么了？”不知什么时候起天杨已经站在了门口。
“没怎么。”江东抬起头，朝她笑笑，“天杨，过来。”
她走了过来，对我笑着说：“周雷还在后面扛着啤酒呢，我自己先跑回来了。”
“真是谁都会拣软柿子捏。”我苦笑。
江东突然抱紧了天杨，脸埋在她的粉红色小方格衬衣里。“天杨。”他说。
“怎么啦你。”天杨的小脸红了，“干吗这么肉麻？”她抚摩着他的脑袋，“江东——”然后她俯下头，响亮地吻一下他的脸。抬起头来发现我目睹了全过程的时候，羞涩地笑了。那笑容很美。
天杨，我在心里说，任何人都要过这一关，任何人都得尝尝像块玻璃一样被这个世界打碎砸碎撞碎踩碎的滋味。不是这件事就是那件事，不是江东也会是别人。天杨，到时候你得坚强啊，它马上就要来了，好孩子。
[天杨]
“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幽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海子。我最爱的诗人。我常常在心里朗读他的句子，尤其是那句“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十三岁那年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很想哭。不是所谓的感动、震撼什么的，我想那种感觉类似于婴儿出生时啼哭的欲望。那是一种幸福而又孤单的哀伤。这哀伤难以描述，难以形容，因为人世间一切描述和形容都是建立在这哀伤之上的，用古人的话讲叫“至大无外”，用海子的话讲叫“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上班三年，我们值班室的抽屉里永远会有几本我的书。除了加缪和海子之外，二十二岁的我和二十五岁的我喜欢的书已经大不相同。比方说，二十二岁的我喜欢王小波，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却爱上了沈从文；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捧着《金阁寺》读得津津有味，现在常看的却是《安娜·卡列尼娜》这类老人家写的书。我对阅读的迷恋从我有记忆起就开始了，尽管这嗜好被杨佩指责为“装腔作势”。
江东曾经对我说：书里永远不会有真正的人生。今天我回想起来很难相信这话出自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之口。我也是后来才渐渐明白的。那个时候的江东要比我成熟太多，这是导致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根本原因，只是那时候我浑然不觉，经常傻瓜似的想：有男朋友的感觉真棒。你不高兴的时候有人逗你笑，放学晚了以后有人送你回家，无聊的星期天里有人跟你约会。就像一个得到一件新鲜玩具的孩子，把恋爱当成了一个糖果盒，以为随便一抓就是满手的缤纷绚烂。
还是让我慢些提到那个灾难吧。我现在不想回忆它。不是因为不堪回首，而是因为很多当时刻骨铭心的细节如今都想不起来了。——不对，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用“刻骨铭心”来形容。
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搞笑的词来形容中学生的恋情：早恋。现在这个词已经土得掉渣，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讨论的话题有可能是哪种避孕套的性能更好。这是好事，说明时代在进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同桌莉莉问我和江东“做”过没有，我茫然问她做什么。再后来张宇良的女朋友也问过我这个，那时我已经知道什么叫“做过”，我说没有，她还不信，她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我是一样的。”于是我就跑去问江东：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做”？——想想看这真像宋天杨干的事情。他看了我半晌，笑了，揉揉我的头发，说：“以后。”于是我便释然，知道别人有的我们也都会有。
我从小就是寂寞的。我不会和人交往，我不会玩任何女孩子该会的游戏。除了看书我什么也不会。我讨厌幼儿园，讨厌上学，讨厌任何意义上的人群。最要命的是，我永远不能像别人一样习惯这个世界。该怎么解释这句话呢？还是举例吧。
我小的时候，儿童医院里的很多医生都认识我。在宿舍院里碰到我，他们都会摸摸我的头，说：“天杨真乖。”尤其是那些跟奶奶岁数差不多的老太太，经常从菜篮里摸出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梨，递给我，“天杨越长越漂亮了。”我知道他们对我这么好不是因为我乖或长得漂亮，是因为我没有妈妈。这可真叫我伤脑筋。每个人，每个人都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在那种眼神里，好像我必须觉得自己是和别人不同的。他们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你妈妈可漂亮了。”或者，“你妈妈可是个好人。”那意思，那表情，那语气，好像我必须跟着他们怀念她，怀念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人——凭什么？四岁那年，幼儿园老师教唱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刚弹完过门儿，突然看见我，停了下来，“小朋友们，老师教你们另外一支歌，好不好？”不好。我想告诉她：没有关系的，尽管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那只是你们臆想出来的。我不是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就够了。你们以为这会伤害我吗？为什么？妈妈又怎样？我没见过她，我不能为一个毫无印象的人难过。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说——用这种方式对我表示同情让你们身心愉快是吗？你们的善良还真廉价。可惜我才只有四岁，我没有办法表达。至于那个倒霉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就更是一场灾难。医院里发电影票的时候就有人小心翼翼地问奶奶：“您带天杨去吗？要不就别去了吧？”奶奶淡淡地笑着，“去。”当电影院里所有的人哭得乱七八糟开始擤鼻涕的时候，我侧过头大声地对奶奶说：“奶奶，这家电影院卖的锅巴一点儿不脆。”
前后左右的泪脸都转过来看着我。看什么看。打人是暴力，骂人是暴力，强迫别人用你们的方式去“感受”也是一种暴力。从那时起我就发现，这世界是本字典，巨大无比的字典，事无巨细全都定义过了，任何一种感情都被解释过了，我们就只有像猪像狗像牛羊一样地活在这本字典里，每个人的灵魂都烙着这本字典的条码。
所以我热爱阅读。在书里你遇得到很多跟你一样发现这本字典的秘密的人。比如加缪和他的默尔索。我第一次读《局外人》是小学五年级的一节什么课上。我的默尔索，这个因为妈妈死去他没有哭而被判死刑的可怜虫。他就和我一样，站在那个法庭上的人是我。
这时，黑夜将近，汽笛鸣叫起来了，它宣告着世人将开始新的行程，他们要去的天地从此与我永远无关痛痒。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个生命凄然去世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让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重新再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
然后我就哭了。我忘了我还在上课。眼泪肆无忌惮地奔流着，我哭得很伤心，很痛快。没有人有权利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不该。我是这么怀念那个充满星光与默示的夜——我觉得我一定在某一个时空中遇到过它，尽管我已忘了那是我的哪一个前世。我今天才跟它相遇，我已经等了很久。
……
十五岁那年，我在人群里一眼看见了江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是多渴望传说中的爱情吗？我以为它可以把我从这无边无际的寂寞中解救出来，我以为有了爱情之后我可以更爱这个世界一点，我以为这是让这本冷漠的字典对我微笑的唯一的办法。先不谈后来的事实是如何教育我的吧，我只能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以为我是对的。
牵挂一个人是件好事情。可以把你变得更温柔，更坚强，变得比原来的你更好。当你看着他打篮球的时候，你没有告诉他他奔跑的样子让你想“要”；当他一言不发紧紧抱住你的时候，你没有告诉他就算是吵架的时候你也在欣赏他的脸庞；当你们静静地坐在一起看冬天结了冰的湖面的时候，他抓着你细细的手腕，他的手指缠绕着你的，皮肤与皮肤之间微妙的摩擦让你明白了一个汉语词汇：缠绵。——什么叫幸福呢？幸福就是：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在这幸福中你可以是一个俯视这片草原的眼神，你也可以是众多野花中的一朵，都无所谓。在这幸福中你蜕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安静、悠然、满足、认命的十五岁的女人，尽管你们从来没有“做过”。
不过，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忘了我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他。我就在这项风险系数超高的投资里倾其所有。那只小狼，居住在我身体里的小狼不时地骚动着，撕扯着，提醒我这件事，但我置若罔闻。直到有一天——宝贝，来，把信用卡插进来，密码是他的生日，好好看看，你自己已经透支了多少热情？
黎明，我在灰色的晨曦中醒来，不不的大眼睛乖乖地看着我的脸。“今天是我俩醒得最早。”我对他说。他表示同意。“所以我们要去给全家人买早点。”听到这儿他笑了。——不不最喜欢的事就是买早点，豆浆、烧饼、油条对于他来讲都是最有趣的新鲜玩意儿。
我牵着他的小手出现在七点钟的清晨，这个城市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有新鲜的空气。“空气不错，对不对？”我问他。他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我倒是觉得他更喜欢昨天刮过的那场沙尘暴。他就像我小时候一样，饶有兴致地把脸贴在玻璃上，鼻子压得扁扁的，黄沙散漫，一阵呼啸声响起，他转过脸惊喜地对我说：“魔鬼来了。”真是生活在别处。
周雷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家伙最近总是从天而降。“嗨。”他对我们笑笑。“一大早跑来干什么？”我故意问他。“我是来看你奶奶她老人家的。”他嬉皮笑脸。“你好。”他转向了不不，“我是周雷哥哥。”“不不，”我对他说，“跟他打个招呼。”“你好。”不不终于开了口，一副“我是看你可怜”的神情。
“你叫什么名字？”小孩子永远让周雷兴趣盎然。
“不不，”我说，“我们的大名叫宋天栎。爷爷昨天起的。”
“好。”周雷说，“宋天栎你将来长大一定是个少女杀手。”
宋天栎的目光落到了不远处的一棵树上，将装酷进行到底。
“怎么给点阳光你就要灿烂？”周雷瞪大了眼睛。
这时候太阳真的已经出来了，暖暖地照在这个城市的上空，短暂的温柔。我知道再过一会儿，这城就会变得像平时那样污浊不堪，嘈杂不堪。温柔不是它的常态。
“天杨，”我听见周雷在跟我说话，“我那天忘了你的生日了。那我就现在祝你生日快乐，还来得及吧？”
[江东和天杨]
小的时候我就认识方可寒。那时筒子楼里的小男孩总是喜欢在放学以后簇拥在她家的门口，怪叫：“都说方可寒学习好，出门就把对象搞，搞的对象我知道，钟楼街，十八号。”然后门一响，她怒冲冲地站在门口，“一群流氓，你们！”她的声音响彻整个楼道。男孩们坏笑着一哄而散，在各个角落里偷偷趁她走回去关上门的那几秒钟看她一眼。我也一样。
那时候她的发型就和《杀手莱昂》里的小女孩一样，大大的眼睛。比《城南旧事》里的小英子漂亮太多了。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她，她才七岁，就已风情万种。印象里我妈妈曾说过一句话，当时大人们都这么叫她“小可寒”，妈妈说：“小可寒，小可寒是个美人胚子，只可惜命不好。”
她命不好还有谁命好？据我所知，筒子楼里的女孩子快要恨死她了。她从没有伙伴，从来都是一个人。我妈妈因此总是对她很热情，“小可寒有空就来阿姨家玩吧。”据我看，那热情里颇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女人。
后来我们离开了筒子楼，只是听说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引得子弟中学的一票人和离堤岸不远的升学率几乎是零的七十二中的另一票人打起一场盛况空前的群架。——后来我才知道，肖强同志就是七十二中毕业的，不过那场群架倒是没他的份儿——他那时已经在工读学校里待着了。
再后来的事情我自己也很糊涂，说真的。
在北明中学的走廊里，我突然看见了她。她眼睛一亮：“梁东！”我有些尴尬地朝她笑笑，说：“方可寒。”然后擦肩而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已经十五岁脸上却还是七岁时的表情，或者是她七岁的时候脸上就已经有了一种少女的表情——反正都一样。很快，她知道了我现在叫“江东”；很快，我也知道了她念书之外的课余生活又刺激又丰富——还能让她自食其力。
张宇良在我耳朵边说：“你知道吗？五十块钱就能跟她睡一次。熟客还可以赊账。这娘们儿，不错。”这个下贱的人。不知为什么他还总愿意跟我推心置腹，也许是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看出来他的下贱的人之一，跟我相处比较有挑战性。“张宇良，”邻座一个小美眉红着脸走过来，“能给我讲一道题吗？”“当然可以。”他文质彬彬地微笑。我则怜悯地看着那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小丫头。
那年冬天，我有了生平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宋天杨。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小的时候不叫“江东”，叫“梁东”。北明中学的江校长是我的继父。这件事我很少跟人说。我的生父是个赌徒。我六岁的时候，跟着妈妈离开了他。
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就是那条刚被治理过不久的河。现在这河被换过了血液。虽说是花钱买来的清澈和丰沛，但毕竟像那么回事儿了。当它还是条臭水沟的时候，我的家就在它岸边的工厂宿舍区——没错，就是说差不多是我妈妈上班的这间工厂把这河变成臭水沟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气味蔓延在我们的楼道，我们的公共厨房，公共水房，公共厕所，甚至我们每家的房间。这气味被小孩们讲得千奇百怪，有人说那是在河滩上烧橡胶的缘故，有人说那是被丢弃的死婴，想象力丰富一点的就说这是什么犯罪组织在销赃——赃物堆到河滩上，拿化学药品一倒，什么痕迹都留不下，除了这难闻的气味。其实那不过是这条河的气味而已，倒是无形中锻炼了我们的想象力。
我在那栋筒子楼里其实只住到八岁。可是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依然听得见走廊上各家的门响，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脚步声，还有水房里自来水自由的喧闹。水房从来就是个是非之地；早上走廊里总是排着一条人人睡眼惺忪的长队，端着脸盆毛巾牙刷等着进水房盥洗，口角诅咒常常不绝于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们的俱乐部，只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时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户就没了隐私。水房里的那些女人让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常常是这样的局面：我妈妈抱着菜盆子走进水房，如果她们本来是聚在一起的，见到我妈妈就会散开，要是她们本来是分散着的，我妈妈来了她们就会聚到一起，总之，永远提醒着我妈妈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们到底提醒了我妈妈没有，总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妈妈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结论：唯一的不一样，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而她们不是。
妈妈很安静。她很少跟人说话——倒是阁楼上住着的那些单身汉很喜欢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点个头，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别人一样下了班就喜欢在水房里泡着。她都是在家里洗菜洗衣服，宁愿不怕麻烦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换干净水，也要在家里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差不多把什么空间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时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会溅到床罩上。她一向爱干净。只是她洗衣服的时候屋里就没地方撑开那张小方桌，于是她就会对我歉然地一笑，“小东，先去外面玩吧。等妈妈洗完了衣服你再写作业。”我自然是愿意的。心里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过我不喜欢她洗被单。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得到院子里去拧干那些床单被罩。我是个孩子，她是个女人，我们俩用尽吃奶的劲儿还是不行。我印象里别人家洗床单时都是爸爸和妈妈一起拧干的，可我不会为这点小事想念爸爸，因为他是个狗杂种。
经常会有筒子楼里的男人看见我们，来帮我们拧。男人的手臂，轻轻松松，床单里的水就全体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常想：要是被单也知道疼的话，落在我和妈妈手里就算是幸运了。来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开个玩笑，“哟，学雷锋呢。”在我们的楼里，“学雷锋”是个典故，特指一个男人帮我妈妈做事儿。在我妈妈不在场的时候，水房里的女人们成天地互相取笑，说谁的老公是“学雷锋先进个人”。那声浪肆无忌惮地传到我们屋里来，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偶尔，她会抬起头，疲倦地冲我一笑，说：“小东，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那些女人。她们对我都很好，总是摸我的头，给我个苹果什么的。我不怪她们拿我妈妈开涮，相反她们越这么说我越开心，因为我知道她们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杨说起我们的水房，说起每天早上水房门口的长队。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车上一样？”我这才想起这是她从不了解的生活。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坐在学校的篮球馆里看我们训练——跟篮球队其他哥们儿的女朋友一起，她们被体育老师戏称为“家属团”。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们都说，你打球的样子好帅的，不过……”我正得意，“不过什么？”“不过你的运动裤太老土了。她们说阿迪达斯这两天全场打五折，让我帮你去选一条。你看呢？”从那一回开始，我身上属于筒子楼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杨，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学——这个云集了我们这城市的小精神贵族的地方。
我能进北明中学全是凭我自己考够了分数。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跟我的继父——江校长毫无关系。如果我妈妈没嫁给他，也许我就和我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一样：读完河岸上的小学，进妈妈她们工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中，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电脑游戏，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毕业，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为止，然后在躁动的年纪打情骂俏地走进父母的工厂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们在筒子楼里横冲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极少数非常优秀或非常不争气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个时候，江校长还是江老师。江老师在我们的筒子楼里是个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学里教物理，课讲得极好，经常辅导我们这些小孩子做数学作业。他们说他是个怪人，四十岁了还不成家。后来，他和我妈妈之间的“绯闻”虽说进一步恶化了妈妈在水房里的人缘，却丝毫没影响他在筒子楼里的声誉；再后来，当他讲课的名声越来越大时，被一所重点中学挖去了；再再后来，他和我妈妈结婚了。我们在筒子楼里的最后一夜，妈妈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小东，从明天起，我们就再不用跟别人合用厨房厕所，再不用拉蜂窝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东你高不高兴？”
妈妈离开筒子楼没多久，那间工厂就停产了。但江老师的运气一直很好，用“扶摇直上”形容不算过分。终于，不到十年的时间，江老师变成了北明中学的江校长。后来江校长，也就是我爸帮妈妈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我觉得这工作适合她。她和江校长没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间工厂正式宣布破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经常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个女人在送牛奶，某个顶楼上的单身汉在街角支着修自行车的小摊，或者某个“学雷锋先进个人”在寒风凛冽的早上把晨报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许这话由我说是不大好，但我确实从那时起感觉到“命运”这东西。特别是，我妈妈，她依然是美丽的，这些年她养成了定期做皮肤护理的习惯，总是和她新认识的朋友讨论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经跟天杨讲起过这个，她笑笑，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香港有个写小说的叫亦舒，她的小说里说：在寒风里的公车站站上四五个小时，再美的美女也是“尘满面，鬓如霜”——这就是十六七岁的天杨。她看过的书太多，这妨碍她体会赤裸裸、未经矫饰的人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不爱阅读找借口。
后来那工厂就被拆了，连同宿舍区。因为种种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直到治理护城河的时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时间，这地方像个废墟一般荒凉。有一次放学，我和天杨就走到这河岸上。这河堤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就踩着杂草、沙砾和小石子安步当车，我给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么地方玩，她显然兴趣不大。废弃的楼群里有个老太太在一堵断壁后面卖风车，她一定要我买一个送给她，她说那是因为她觉得“老奶奶很可怜”。
沿着这河堤再往下走，就是一条通向闹市区的街道。河堤的尽头是个永远浮着尘土的公共汽车站牌，这一站的站名叫“雁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会有个这么动人的名字。天杨得意地仰起脸：“我知道这儿为什么叫‘雁丘’。”
“是我爷爷跟我说的，”她说，“你听说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吧？”
我说：“是不是金庸写的？”“文盲。”她大笑，她笑的声音很好听，“是元好问写的！”“元好问是干什么的？”“元好问是诗人，是……五代那时候的吧？”她歪着头想了想，“这不重要。重点是：这句诗其实说的不是人，是两只大雁。元好问他就是在这儿，这个河堤上碰见一个猎人，手里拎着两只大雁的尸体。猎人说，他本来是只从雁阵里射下来公雁的，可是那只母雁看见她老公死了，也飞下来撞死在岸边的石头上。然后元好问把它们俩的尸体买下来，葬在一起。就葬在这岸边上，所以这儿才叫‘雁丘’呢。”
我笑了，“真没看出来，这么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江东，”她突然换了个很认真的表情——我猜得出来她想说什么，“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不会跟我一起死？”果然我猜对了。“你千万别死。”我说，“你死了就是逼我再去找一个，还得重新适应脾气爱好什么的，何必费事。”话没说完，一记流星拳就重重落在我背上。“小心手疼。”我说。“你去死吧你！”她尖叫。
在她的尖叫声中，我发现黄昏来临。这堤岸很荒凉，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件坏事，但是对夕阳来说，再好不过了。瓦砾，杂草，没有机器声的工厂，没有炒菜声的筒子楼。夕阳终于有了机会在这满眼的荒芜中透透气，尽情放纵它红色的、柔情似水的眼神。我很讨厌所谓诗人毫不负责的“抒情”，但我没办法讨厌夕阳。因为夕阳太善良了，它谁都瞧得起，就连这条臭气熏天的“河”，它也宁静地笼罩着，一点没有嘲弄的意思。
“该回去了。”我跟天杨说，“你信不信，周雷那个阴魂不散的一定还在校门口等你呢。”“讨厌。”天杨的脸红了，“谁叫你家就住在学校里嘛。要是你家住得远一点的话，我就一定每天放学跟你一起回去了。”她把脸凑近了，“你是吃周雷的醋了对不对？”“我吃酱油。”我故意逗她。“装蒜。”她笑。“我装葱。”“你——”“又叫我去死？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我喜欢看她眼睛瞪得圆圆的样子。“当然没好处了。我还得再找一个，还得从头适应脾气个性什么的。”她学着我的口气，然后又脆脆地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看见了方可寒。
她出现在废弃的楼群之间，先看见了我们。于是她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踩着一地的夕阳。“嗨。”她笑笑，算是打招呼。我们也笑笑，“嗨。”然后她一拐弯，走进一栋怎么看也不像还有人住的筒子楼。她纤丽的背影在漆黑的门洞边一闪，就隐进去了。
“她家住这儿吗？”天杨惊讶地自言自语。
“原先不是住这儿，是旁边那栋，可能后来搬家了吧。”
“你原来就认识她？”她更惊讶了。
“嗯。小时候我们也算是邻居。”
“原来她家住这儿。”天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可是她穿的是only。”
“什么？”
“你们男生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她的那件白短袖衫跟我们的校服不一样。是only的。我在国贸商城看见过。贵得吓人，那么一件要三百块，料子摸上去就好得不得了。”
“人家是勤劳致富。”我笑，“你能跟人家比？”
“也对。”我看出来她眉宇间的鄙夷。于是我说：
“其实她挺可怜的。她是个孤儿，从小就在她爷爷奶奶家长大。我想她也是没办法才……”
“那不是理由。”天杨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可怜的人很多。可是人不能因为可怜就去做不好的事情。”
我什么都没说。这样的争论不会有结果。
校门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了。红色的花岗岩。在夕阳下它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盛气凌人。当然，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还有周雷。我虽然很讨厌这个像苍蝇一样的家伙，可是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他知道我和天杨在一起，但他也知道我没有理由阻止他放学后和天杨一起回家。毕竟，只不过是顺路一起回家而已，况且他还总是得体地微笑着，站在天杨身边亲切地跟我说再见。想想看人家就剩这一点儿幸福了，我也不好那么没风度地剥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周雷在北明中学怕是已经成了“坚忍不拔”的代名词。奇怪的是，只有天杨是真的不相信周雷喜欢她。谁跟她说她都不相信。理由是：“周雷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要是他喜欢我一定会直接跟我说的，我问过他，他叫我别听你们瞎说，我们就是好朋友而已。我当然是相信他，不会信那些闲话了。”——你说这孩子，她是装傻还是真傻？
他俩的背影顺着暮色延伸的方向消失。我掉转头，往我家所在的教职工宿舍区走。天色渐渐黯淡下来。远远的，我看见妈妈的身影，我知道她身上，一定带着图书馆里油墨的香气。
[天杨]
皮皮死了以后，那张病床就暂时空着，被大人们堆上了好些杂物。方圆的情况好得令人诧异，从特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且不说那些化验结果，她的气色看上去就好了很多。陈大夫很有信心地对她妈妈说：“病情现在控制得很好。照这样下去，完全控制住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看到那个憔悴的女人高兴得掩面而泣。陈大夫似乎已经忘了自己不久前还说过方圆最多只剩下三个月的。现在他换上了一副微妙的表情，对那个不停道谢的女人说：“这没什么，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可以想象杨佩听了这句话的反应，她会撇撇嘴，叹一声：靠。
天气渐渐热了，很久没有周雷的消息。我暂时不想找他，从那天之后，他也再没给我打过电话。二十五岁生日也就平淡地过去了。本来嘛，用杨佩的话说，一把年纪了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倒是那天早上，龙威和袁亮亮在我上班时一起冲我大吼了一句“happybirthday”，我诧异地表示感谢的时候，龙威说他和袁亮亮“潜入”了值班室，看到了我那天无意中压在玻璃板下面的身份证。龙威一直在眉飞色舞地说，袁亮亮明显有些精神不济。这些天他总是发低烧，不过他自己依然乐观得吓人。
日子又变得像以往一样无聊。上班，下班，值夜班，二十四小时，一转眼就过完了。唯一的一件不平常的事：五一放大假的时候，我到北京去领回了不不。
还好首都机场是喧闹的，假设周围一片寂静，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拿这个小家伙怎么办了。远远的，看着空姐把他带过来，我预感到他是个麻烦。他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我，很专注的样子，看得我心里直紧张。我想起了电影里外国人初次见面的说话方式。“你好，”我说，“我是天杨。”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很大，很黑。“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坐晚上的火车回家，你说好吗？”他依然静静地看着我。我本来想从他的表情推测一下他到底在想什么——但他一点表情都没有。
我拉着他的小手，往外面走。“我们在电话里讲过话的，你记得吧，我是姐姐。”他转过小脸，看了我一眼，算是回答。“你真了不起，”我觉得我必须找点话说，“这么小，就一个人搭飞机来这么远的地方。”意料之中的，他不理我。眼睛看着北京的天空上的云。
“你想吃点什么？飞机上的东西很难吃吧？”他似乎是不屑于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拿眼角瞟了我一下，然后眼光又移到了很远的地方。
他长得很像爸爸。尤其是眼睛。还有脸部明晰的轮廓。
“我们家里有你的照片，你明天就见得到了。就是你在迪斯尼乐园和米老鼠照的那张。”我其实只是为了弄出点声音而已。
他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在那天深夜里，在火车上。他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脸颊，把我弄醒了。他的小脑袋从我怀里钻出来，轻轻地说：“尿尿。”我带着他穿过长长的走廊，火车在黑夜里寂静而规律地前行着，似乎是钻进了山洞，因为周围突然间黑得太彻底。我拉开厕所的门，打开灯，对他说：“我在外面等你。”他抬起头，在灯光里湿润地看着我。我重复了一遍，“我在外面等你。”他说：“不。”这是第二句话。我只好跟他进去，回头关门的时候听见他轻轻地说：“你是女的。”他脸上有点羞涩。我愣了一下，笑了，“没关系，你不用介意。就连我，有时候半夜里起来也会害怕呢。可笑吧，我都这么大了。”他红了脸，转过头来，嘟哝了一句：“女孩嘛。”小家伙。
被他这么一闹，我是再也睡不着了。火车到了一个小站，站台上的灯光映着不不的小脸。我说：“睡吧，还早呢。”他听话地闭上眼睛。我支起身子看看窗外的站牌，我们正在穿越黄土高原的腹地，也就是每年春天沙尘暴的老家。
火车又开始在自己的声音里前进。我喜欢火车。从小，我就很喜欢听这些单调寂寞的声音。比如在中学的篮球馆里，我最爱的就是篮球砸在木地板上的回响，这些声音里有股忧伤，这忧伤和很多民间音乐里的忧伤异曲同工。空旷的声音里，我看见自己坐在橙黄色的看台上。那时候我梳的是两条麻花辫，穿的是校服的短袖衫背带裙。周雷很做作地投进去一个三分球，落下时被江东抢了去。不不睡着了，小脑袋蹭着我的胸口，暖暖的。一瞬间，一种熟悉的悲凉像那只篮球一样砸在我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不的呼吸吹到我的脸上，我紧紧地拥住了他。汉语的词汇妙不可言，悲凉，真的凉凉的，带着一种树木的清香。
第二天清晨，不不醒得很早，他似乎有点紧张。我带他去餐车吃早饭的时候告诉他：“爷爷奶奶都是很和气的人。你放心。”他又恢复了白天的沉默，像是没听见我的话，倒是对面前的烧饼发生了兴趣，一点点抠着上面的芝麻。我这才想起，他从没吃过这个。
五一长假还没完，这一天该我值班。把这个小麻烦移交给爷爷奶奶，我就得匆匆忙忙往医院赶。假日里的医院空空荡荡的，龙威的声音响彻整个走廊，“美女，我们想死你了！”“好点儿了吗，亮亮？”我问。几天不见，袁亮亮瘦了些，在枕上用力地点点头。我在北京的时候，杨佩给我发来短信，“袁亮亮开始化疗了。”“好点儿了，”他说，“就是有时候有点想吐。”“化疗都这样，正常的。”我说。“那……我不会变成秃子吧？”“不会。”我笑。“变成了也没事儿。”龙威说，“我把头发剃光了陪你。到时候我们就是‘光头性感二人组’，你——意下如何？”“滚一边儿去。”袁亮亮怒吼，听声音倒还是元气十足。
旁边病房里的好几个孩子都等着我去输液。我正给那个金鱼眼小姑娘扎针的时候，手机开始在衣袋里振动。我没理会。针运入了细小的血管，“疼吗？”我问。她点头，又摇头。“真勇敢。”我笑着。
走到走廊上我看了一下手机，是奶奶。偏巧它又开始振动了，奶奶说：“天杨，中午休息的时候你能不能回来一趟？我和你爷爷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是不不。整整一个上午，他端坐在餐桌前，拒绝说话，拒绝洗澡，拒绝吃东西，甚至不许奶奶除下他肩上的小书包。唯一的动作就是摇头。耗了几个小时，奶奶急得就差往嘴里塞速效救心丸，“你这孩子你想要什么总得说了我们才知道呀。”他最终说了两个字：“天杨。”
“喏，天杨来了。这下可以了吧？”奶奶一开门就朝里面嚷。一想不对，“唉，不不，怎么能叫姐姐的名字呢？没有礼貌！”
就这样，家里从此热闹了许多。爷爷买来好多的幼儿识字卡片开始诲人不倦起来。奶奶则总是急得说：“还小呢，别累坏孩子了。”家里只有在深夜才会恢复以前的寂静。
午夜。我趁他们都睡着的时候点上一支烟，打开电脑。这几年，奶奶一直不知道我抽烟，也许是装不知道。邮箱里一堆邮件，有日子没上网了。有广告，有大学同学的结婚通告，有周雷在那天之后写来的“对不起”，还有一个去年在我们这里住过院的小病人，告诉我她恢复得很好，下个学期就要回学校上课。我一封封打开，一封封删除或回复，然后，我看见了一个消失了很久的名字：江东。
他给我发来一张贺卡：“天杨，生日快乐。江东”。真搞笑，除了奶奶之外，今年居然只有他记得我的生日。七年了，难为他。
门轻轻一响。我都来不及灭掉手里的烟。不不静悄悄地站在门口。“你没睡着？”我问。“讲故事。”这小家伙喜欢说祈使句。“好吧。”我灭了烟，站起来。他已经钻到了我的被子里，把他的小画书摊在膝头。
我关掉电脑，也钻进被窝，“小熊维尼的故事，开始了。”他突然看着我的眼睛，“你哭了？”他问。“没有。”我说。“真的？”“真的。”他把眼睛移到图画上。“小熊维尼从兔子瑞比家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秋天来了……”他突然打断我，“你讲故事好听。奶奶讲故事嗓子哑哑的，不好听。”然后他似乎是害羞一样地把头埋进被子里。我继续读着小熊维尼稚嫩而忧伤的秋天。
[肖强]
远远地看见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她坐进来，我才确定。是天杨。她的表情有些阴郁，看见我的时候更是措手不及。天杨，她变漂亮了。
意料之中的，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不，一路上根本什么都没说。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再遇见她。她有心事。我看得出来，尽管已经过去了七年，可是我还是熟悉她的表情，以及她写满了一种隐秘的忧郁的纤丽的背影。
深夜我回到家，老妈已经睡了。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准备看个片。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大逃杀i》之间踌躇了一番，最终选择了《大逃杀i》。这两个片子我都是百看不厌的，尤其是《大逃杀i》，深作欣二这个老混蛋，真行。
那时候我们几个经常这样窝在我的小店里看片。我，方可寒，天杨、江东——偶尔那个叫周雷的倒霉鬼也会在场。乍一看我们四个就像两对一样。但是常常，方可寒的玫瑰色小呼机就会夸张地响起。然后她笑吟吟地站起来拿书包，“对不起各位，我先走一步。改天你们把结局告诉我。”“业务真繁忙。”我会说。那年新年的时候我送她一张贺年卡，上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把她笑得差点断了气。很奇怪，她成了我的朋友，不夸张地说，好朋友。
跟一个做那一行的善良女孩交朋友是件好事。因为她足够坦率，她没必要跟你隐瞒任何人都会有的任何见不得人的念头，只要你们谁也别喜欢上谁。那两年我们看了多少电影呀，幸福的日子总是一晃就过去了。我知道天杨这种好孩子瞧不起方可寒，可同时她却一点都不讨厌方可寒。日子久了，在我这里碰面的次数多了，两个女孩子倒也有说有笑起来。方可寒是个好相处的人，她深谙与人交往之道，同时却又是真的心无城府。她生错了时代，我这么想，她天生是个做金镶玉的材料，只可惜没有龙门客栈。
我该怎么讲述那件事呢？我只能说，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这话听上去太不谦虚，但你别忘了我是个偷窥者。我得从《霸王别姬》说起。张国荣，我是说程蝶衣自刎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天杨几乎是满足地叹着气，“这就对了。”好一个“这就对了”。江东就在这时深呼吸了一下，“我出去透透气。”我俩象征性地点点头，眼睛还舍不得从片尾字幕上移开。过了一会儿方可寒风风火火地进来，“我买了好多橘子，你们谁想吃？”天杨欢呼着跳起来剥，然后我看着江东也懒懒地走进来，靠在门框上，我扔给他一个橘子，他接了，眼睛里有种冷冷的笑意一闪而过。
又有一次是初春的时候，天还冷。天杨放学以后直冲到我店里来，一句话不说，自己坐在墙角的小椅子上发呆。看那模样就知道又和江东怄气了，我还要招呼顾客，也就没理她。后来江东来了，我朝墙角使了个眼色，他像是没看见一样只是跟我扯谁谁谁的新专辑卖得怎么样。人家的家务事，我也不好管，就只好陪着他扯。这时候方可寒从里面走了出来，头发乱的，眼睛水汪汪像含着泪，一看就是刚被摧残过。——我必须说明，我可无意帮她拉皮条，今天我的一个读职高的从前的哥们儿来店里找我，正好方可寒也在，两个人隔着柜台就开始眉来眼去，我看着实在不成个体统，正欲开口干涉的时候方可寒说：“咱们别影响人家做生意，出去找个地方吧。你是学生，一次五十。”我哥们儿的下巴差点掉了下来——这纯情少男还以为遇上了梦中的白雪公主呢。不过他到底不是太纯情，马上进入角色，拉着我死缠烂打硬要我借他里间用用，他没有钱出去开房。我对他们说：“半个小时，不许超过。”可巧这时候天杨和江东来了。
方可寒跟我道了再见，再跟天杨笑笑，就走了出去。然后我哥们儿一边陶醉地系着裤带一边走到柜台旁边，“哥们儿，下次我再好好谢你。”说罢也走了。然后江东面无表情地朝门口看了半晌，我这才注意到他把我放在柜台上的一根烟捏得稀烂，烟丝碎了一地。“别暴殄天物，这烟挺贵的。”我说。
他把眼光调向了天杨。“天杨，站起来，跟我回去。”我从未听见他用这种语气跟天杨讲话，我相信天杨也是。
天杨惊讶地看着他，两手托着腮，没有说话，也不动。恰巧这时候店里最后一个顾客付钱走了，只剩下我们三个。日光灯的声音在四周嗡嗡地响。“天杨。”江东重复着，“跟我回去。我今天不想吵架，站起来，快点。”她还是一言不发，可是我知道，她在害怕。“江东！”我轻轻地叫他。
可是他置若罔闻。“天杨，”他语调平缓，没有起伏，“我再说最后一次，我今天不想吵架。站起来，跟我回去。”可怜的孩子她终于站起来了，怯生生地走到门口，眼睛睁得大大的，惶惑得像只小动物。他们走了出去，天杨的书包被孤零零地忘在墙角，我发现它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晚上七八点钟一般没有多少顾客，那些夜游神会在十点以后出没。我常常在这个清闲的时刻点上一支烟，注视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路灯亮了，对面烤肉店的香气弥漫了整条街，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家伙进来买走一套《哆啦a梦》的vcd，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这时候，江东进来了，熟稔地坐到柜台前。我丢给他一支烟，帮他点上，我们都没说话。最终他开了口，“我来拿天杨的书包。”
“天杨呢？”我问。
“不知道，”他笑笑，“跑了，刚走到学校门口就跑了。刚才打电话到她们家，她奶奶说她不在。我知道她在，我都听见电视的声音了，是chanalv，她们家除了她哪有人看这个？”
“那就好。”我停顿了一下，“明天，你还是跟她道个歉吧。”
“我早就发现，你每次都是向着她。”
“因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是你甩了她。”
他惊讶地看着我，什么都没说。
爱情是一场厮杀。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天杨会输得很惨。江东是个不会做梦的人，我说的做梦跟理想野心什么的没有关系。一般来说，当一个会做梦的人——如天杨，落到一个不会做梦的人手里的时候，会死得很难看。
我该讲到那件事了。前面的那些不过是迹象，是蛛丝马迹而已。
那是天杨的十七岁生日。于是我决定把店关上一个下午，大家好好地庆祝宋天杨小朋友成人之前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他们都很开心，由于刚刚考完期中考试的关系。我看着方可寒一本正经地跟他们讨论考试题目的时候觉得很搞笑。更搞笑的是方可寒是他们几个里面学习最好的。我们的庆祝方式还是看电影，像午夜场一样连放，不过今天看什么片子全是寿星说了算。
“咱们得买点好吃的，对吧？”方可寒说。
“早就看出来了，”我说，“除了卖淫之外，你最喜欢的就是吃。”
“那又怎么样？食色，性也。”她瞪圆了眼睛。
“我去买！”天杨跳起来。
“哪敢劳动寿星呢？”
“你们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样的薯片。”
“别忘了啤酒。”
“那……”她环顾四周，“谁跟我去？啤酒太沉了，我扛不动。”
“我去。”方可寒和周雷同时说。
“叫周雷去吧。”沉默了许久的江东开了口，“他是男生，劲儿大些。”
天杨和周雷走了之后，我到前面去招呼客人，顺便挂上“停止营业”的牌子。忙了好一会儿。转过身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我其实一点不觉得惊讶的画面。
方可寒靠着墙，江东紧紧地压着她。她在他的身体之下无法反抗。他们没头没脑地，狂乱地接吻。我碰了一下门，他们才警觉地分开。方可寒大方地理理头发，说一句：“肖强我走了。”只剩下江东讪讪地看着我。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很可怕。
一阵让人压抑的寂静。他无力地坐下了。眼睛盯着地板，我看不见他的表情。“肖强。”他的声音又干又涩。
“天杨知道了该多伤心。”我说。
他不开口。
“说话！”我照他腿上踢了一脚，“你想过天杨没有？”
“操，你他妈的……”他抬起头冲我大吼了一声，眼睛里全是红丝。
就在这时我们听见了外面天杨的声音，“你们快来看我买的好东西……”
“天杨。”我换了一个语气，“真不好意思，我刚才忘了叫你和周雷帮我多买一箱啤酒，晚上我要带回家去的。辛苦你们再跑一趟好吗？”
“你刚才怎么不说？”她埋怨着。
“好孩子，柜台后面的铁盒子里有钱，找回来的零钱请你和周雷吃雪糕。”
“那要什么牌子的呢？”
“你看着办。”
他们走了之后，江东长长地叹了口气，用手捂住了脸。我扔给他一支烟，他说他不要，于是我把它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天杨是个孩子。”他慢慢地说。
“你他妈就不是孩子，你少来。”
“我不会让天杨知道。”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你不让她知道她就真的不会知道？我告诉你，她知道了以后你会后悔，不信你就等着看。”我想我有点激动了，“江东，问题不是她会不会知道，问题不在这儿。你太不懂得珍惜，太不知道天高地厚。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你会看清你自己几斤几两，你会发现你自己屁都不是一钱不值。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能遇上天杨是件多幸运的事儿。我今天把这句话放着，江东，你好自为之！”我一口气喊到这儿，连烟烫了手都不觉得。
“你们，怎么了？”不知什么时候起天杨已经站在了门口。
“没怎么。”江东抬起头，朝她笑笑，“天杨，过来。”
她走了过来，对我笑着说：“周雷还在后面扛着啤酒呢，我自己先跑回来了。”
“真是谁都会拣软柿子捏。”我苦笑。
江东突然抱紧了天杨，脸埋在她的粉红色小方格衬衣里。“天杨。”他说。
“怎么啦你。”天杨的小脸红了，“干吗这么肉麻？”她抚摩着他的脑袋，“江东——”然后她俯下头，响亮地吻一下他的脸。抬起头来发现我目睹了全过程的时候，羞涩地笑了。那笑容很美。
天杨，我在心里说，任何人都要过这一关，任何人都得尝尝像块玻璃一样被这个世界打碎砸碎撞碎踩碎的滋味。不是这件事就是那件事，不是江东也会是别人。天杨，到时候你得坚强啊，它马上就要来了，好孩子。
[天杨]
“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幽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海子。我最爱的诗人。我常常在心里朗读他的句子，尤其是那句“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十三岁那年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很想哭。不是所谓的感动、震撼什么的，我想那种感觉类似于婴儿出生时啼哭的欲望。那是一种幸福而又孤单的哀伤。这哀伤难以描述，难以形容，因为人世间一切描述和形容都是建立在这哀伤之上的，用古人的话讲叫“至大无外”，用海子的话讲叫“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上班三年，我们值班室的抽屉里永远会有几本我的书。除了加缪和海子之外，二十二岁的我和二十五岁的我喜欢的书已经大不相同。比方说，二十二岁的我喜欢王小波，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却爱上了沈从文；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捧着《金阁寺》读得津津有味，现在常看的却是《安娜·卡列尼娜》这类老人家写的书。我对阅读的迷恋从我有记忆起就开始了，尽管这嗜好被杨佩指责为“装腔作势”。
江东曾经对我说：书里永远不会有真正的人生。今天我回想起来很难相信这话出自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之口。我也是后来才渐渐明白的。那个时候的江东要比我成熟太多，这是导致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根本原因，只是那时候我浑然不觉，经常傻瓜似的想：有男朋友的感觉真棒。你不高兴的时候有人逗你笑，放学晚了以后有人送你回家，无聊的星期天里有人跟你约会。就像一个得到一件新鲜玩具的孩子，把恋爱当成了一个糖果盒，以为随便一抓就是满手的缤纷绚烂。
还是让我慢些提到那个灾难吧。我现在不想回忆它。不是因为不堪回首，而是因为很多当时刻骨铭心的细节如今都想不起来了。——不对，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用“刻骨铭心”来形容。
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搞笑的词来形容中学生的恋情：早恋。现在这个词已经土得掉渣，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讨论的话题有可能是哪种避孕套的性能更好。这是好事，说明时代在进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同桌莉莉问我和江东“做”过没有，我茫然问她做什么。再后来张宇良的女朋友也问过我这个，那时我已经知道什么叫“做过”，我说没有，她还不信，她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我是一样的。”于是我就跑去问江东：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做”？——想想看这真像宋天杨干的事情。他看了我半晌，笑了，揉揉我的头发，说：“以后。”于是我便释然，知道别人有的我们也都会有。
我从小就是寂寞的。我不会和人交往，我不会玩任何女孩子该会的游戏。除了看书我什么也不会。我讨厌幼儿园，讨厌上学，讨厌任何意义上的人群。最要命的是，我永远不能像别人一样习惯这个世界。该怎么解释这句话呢？还是举例吧。
我小的时候，儿童医院里的很多医生都认识我。在宿舍院里碰到我，他们都会摸摸我的头，说：“天杨真乖。”尤其是那些跟奶奶岁数差不多的老太太，经常从菜篮里摸出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梨，递给我，“天杨越长越漂亮了。”我知道他们对我这么好不是因为我乖或长得漂亮，是因为我没有妈妈。这可真叫我伤脑筋。每个人，每个人都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在那种眼神里，好像我必须觉得自己是和别人不同的。他们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你妈妈可漂亮了。”或者，“你妈妈可是个好人。”那意思，那表情，那语气，好像我必须跟着他们怀念她，怀念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人——凭什么？四岁那年，幼儿园老师教唱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刚弹完过门儿，突然看见我，停了下来，“小朋友们，老师教你们另外一支歌，好不好？”不好。我想告诉她：没有关系的，尽管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那只是你们臆想出来的。我不是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就够了。你们以为这会伤害我吗？为什么？妈妈又怎样？我没见过她，我不能为一个毫无印象的人难过。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说——用这种方式对我表示同情让你们身心愉快是吗？你们的善良还真廉价。可惜我才只有四岁，我没有办法表达。至于那个倒霉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就更是一场灾难。医院里发电影票的时候就有人小心翼翼地问奶奶：“您带天杨去吗？要不就别去了吧？”奶奶淡淡地笑着，“去。”当电影院里所有的人哭得乱七八糟开始擤鼻涕的时候，我侧过头大声地对奶奶说：“奶奶，这家电影院卖的锅巴一点儿不脆。”
前后左右的泪脸都转过来看着我。看什么看。打人是暴力，骂人是暴力，强迫别人用你们的方式去“感受”也是一种暴力。从那时起我就发现，这世界是本字典，巨大无比的字典，事无巨细全都定义过了，任何一种感情都被解释过了，我们就只有像猪像狗像牛羊一样地活在这本字典里，每个人的灵魂都烙着这本字典的条码。
所以我热爱阅读。在书里你遇得到很多跟你一样发现这本字典的秘密的人。比如加缪和他的默尔索。我第一次读《局外人》是小学五年级的一节什么课上。我的默尔索，这个因为妈妈死去他没有哭而被判死刑的可怜虫。他就和我一样，站在那个法庭上的人是我。
这时，黑夜将近，汽笛鸣叫起来了，它宣告着世人将开始新的行程，他们要去的天地从此与我永远无关痛痒。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个生命凄然去世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让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重新再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
然后我就哭了。我忘了我还在上课。眼泪肆无忌惮地奔流着，我哭得很伤心，很痛快。没有人有权利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不该。我是这么怀念那个充满星光与默示的夜——我觉得我一定在某一个时空中遇到过它，尽管我已忘了那是我的哪一个前世。我今天才跟它相遇，我已经等了很久。
……
十五岁那年，我在人群里一眼看见了江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是多渴望传说中的爱情吗？我以为它可以把我从这无边无际的寂寞中解救出来，我以为有了爱情之后我可以更爱这个世界一点，我以为这是让这本冷漠的字典对我微笑的唯一的办法。先不谈后来的事实是如何教育我的吧，我只能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以为我是对的。
牵挂一个人是件好事情。可以把你变得更温柔，更坚强，变得比原来的你更好。当你看着他打篮球的时候，你没有告诉他他奔跑的样子让你想“要”；当他一言不发紧紧抱住你的时候，你没有告诉他就算是吵架的时候你也在欣赏他的脸庞；当你们静静地坐在一起看冬天结了冰的湖面的时候，他抓着你细细的手腕，他的手指缠绕着你的，皮肤与皮肤之间微妙的摩擦让你明白了一个汉语词汇：缠绵。——什么叫幸福呢？幸福就是：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在这幸福中你可以是一个俯视这片草原的眼神，你也可以是众多野花中的一朵，都无所谓。在这幸福中你蜕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安静、悠然、满足、认命的十五岁的女人，尽管你们从来没有“做过”。
不过，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忘了我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他。我就在这项风险系数超高的投资里倾其所有。那只小狼，居住在我身体里的小狼不时地骚动着，撕扯着，提醒我这件事，但我置若罔闻。直到有一天——宝贝，来，把信用卡插进来，密码是他的生日，好好看看，你自己已经透支了多少热情？
黎明，我在灰色的晨曦中醒来，不不的大眼睛乖乖地看着我的脸。“今天是我俩醒得最早。”我对他说。他表示同意。“所以我们要去给全家人买早点。”听到这儿他笑了。——不不最喜欢的事就是买早点，豆浆、烧饼、油条对于他来讲都是最有趣的新鲜玩意儿。
我牵着他的小手出现在七点钟的清晨，这个城市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有新鲜的空气。“空气不错，对不对？”我问他。他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我倒是觉得他更喜欢昨天刮过的那场沙尘暴。他就像我小时候一样，饶有兴致地把脸贴在玻璃上，鼻子压得扁扁的，黄沙散漫，一阵呼啸声响起，他转过脸惊喜地对我说：“魔鬼来了。”真是生活在别处。
周雷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家伙最近总是从天而降。“嗨。”他对我们笑笑。“一大早跑来干什么？”我故意问他。“我是来看你奶奶她老人家的。”他嬉皮笑脸。“你好。”他转向了不不，“我是周雷哥哥。”“不不，”我对他说，“跟他打个招呼。”“你好。”不不终于开了口，一副“我是看你可怜”的神情。
“你叫什么名字？”小孩子永远让周雷兴趣盎然。
“不不，”我说，“我们的大名叫宋天栎。爷爷昨天起的。”
“好。”周雷说，“宋天栎你将来长大一定是个少女杀手。”
宋天栎的目光落到了不远处的一棵树上，将装酷进行到底。
“怎么给点阳光你就要灿烂？”周雷瞪大了眼睛。
这时候太阳真的已经出来了，暖暖地照在这个城市的上空，短暂的温柔。我知道再过一会儿，这城就会变得像平时那样污浊不堪，嘈杂不堪。温柔不是它的常态。
“天杨，”我听见周雷在跟我说话，“我那天忘了你的生日了。那我就现在祝你生日快乐，还来得及吧？”
[江东和天杨]
小的时候我就认识方可寒。那时筒子楼里的小男孩总是喜欢在放学以后簇拥在她家的门口，怪叫：“都说方可寒学习好，出门就把对象搞，搞的对象我知道，钟楼街，十八号。”然后门一响，她怒冲冲地站在门口，“一群流氓，你们！”她的声音响彻整个楼道。男孩们坏笑着一哄而散，在各个角落里偷偷趁她走回去关上门的那几秒钟看她一眼。我也一样。
那时候她的发型就和《杀手莱昂》里的小女孩一样，大大的眼睛。比《城南旧事》里的小英子漂亮太多了。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她，她才七岁，就已风情万种。印象里我妈妈曾说过一句话，当时大人们都这么叫她“小可寒”，妈妈说：“小可寒，小可寒是个美人胚子，只可惜命不好。”
她命不好还有谁命好？据我所知，筒子楼里的女孩子快要恨死她了。她从没有伙伴，从来都是一个人。我妈妈因此总是对她很热情，“小可寒有空就来阿姨家玩吧。”据我看，那热情里颇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女人。
后来我们离开了筒子楼，只是听说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引得子弟中学的一票人和离堤岸不远的升学率几乎是零的七十二中的另一票人打起一场盛况空前的群架。——后来我才知道，肖强同志就是七十二中毕业的，不过那场群架倒是没他的份儿——他那时已经在工读学校里待着了。
再后来的事情我自己也很糊涂，说真的。
在北明中学的走廊里，我突然看见了她。她眼睛一亮：“梁东！”我有些尴尬地朝她笑笑，说：“方可寒。”然后擦肩而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已经十五岁脸上却还是七岁时的表情，或者是她七岁的时候脸上就已经有了一种少女的表情——反正都一样。很快，她知道了我现在叫“江东”；很快，我也知道了她念书之外的课余生活又刺激又丰富——还能让她自食其力。
张宇良在我耳朵边说：“你知道吗？五十块钱就能跟她睡一次。熟客还可以赊账。这娘们儿，不错。”这个下贱的人。不知为什么他还总愿意跟我推心置腹，也许是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看出来他的下贱的人之一，跟我相处比较有挑战性。“张宇良，”邻座一个小美眉红着脸走过来，“能给我讲一道题吗？”“当然可以。”他文质彬彬地微笑。我则怜悯地看着那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小丫头。
那年冬天，我有了生平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宋天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