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1时，圣帕德里克大教堂的前面正下着连绵的细雨。在第五大道的五十四街至四十九街地段，除了公共汽车外，警察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这些公共汽车也只是在教堂的对面、紧靠着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人行道作单线行驶。街上到处停着经改装的、窗户遮得密不透风的豪华轿车。人行道和通往大教堂的台阶上挤满了电视摄像机、新闻记者以及怀着病态好奇心的人们——哪儿有葬礼和灾祸，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在哪儿露面。
大教堂里，所有的长条靠背椅上都坐满了身穿黑色丧服的送葬人；有些人的衣装价值连城，有些人的衣装却破烂不堪——但所有人都低头望着祭坛，把目光投向祭坛前那口装饰华丽的金色棺材，棺材的跟前只搁着一只花圈。他们等待着菲茨西蒙斯主教为死者做弥撒，脸上都显得饶有兴趣。他们想听听这位主教不得不违心地说些什么，因为他对死者一直切齿痛恨。
我坐在靠走道的第一个座位上，那是仅为死者亲属保留的一排座位。我对打开的灵柩瞥了一眼。我的伯父看上去气色红润，神态安详，事实上，比他生前显得还神气。我甚至在孩提时代就觉得，他总是绷着脸，总一刻不停考虑着问题。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当我向他的左肩后面望去时，我总是能在那儿看到死神的阴影，然而只要他开口和我说话，这个阴影就倏然而去。在长靠椅上和我坐在一起的还有其余五名家庭成员，其中有罗莎姑姑，她是我伯父和我父亲唯一的妹妹，而我父亲则是我伯父的弟弟，还有罗莎的两个已婚的女儿和她们各自的丈夫。我老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因为许多年来我们难得见几次面。我想，他们名叫克里斯蒂娜和皮埃特罗，露西安娜和托马斯；后面一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自己的孩子。
过道的那一边，也是在第一排上，坐着达官贵人和我伯父的好友。我伯父有许多朋友。他能有许多朋友，因为他是心脏病发作死在病榻，而不是像他的伙伴们那样通常是饮弹身亡，死于非命。我向通道那一头望去，认出了其中几位，他们一个个身穿黑色西服，里面是白衬衣，黑领带，神情十分严肃。紧靠过道坐着的是达尼和塞缪尔。两人年龄都不大，也许跟我差不多，四十才出头。他们是我伯父的保镖。坐在他们旁边的那一位我根据报刊杂志上刊登的照片而认出了他。他仪表堂堂，头发呈银灰色，西服的剪裁考究，上衣胸袋里插一方黑手帕，与他那条从白色丝质衬衣上整齐地垂下的领带十分相配。总经理。董事长。15年或20年前，他们会把他称作教父，他们过去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伯父的。他们过去常常吻他的手，但现在已不这样做了。总经理是第四代美国人。这不是黑手党。黑手党也许仍然在西西里岛。在美国，这是西西里人、黑人、拉丁美洲人、南美洲人和亚洲人混杂在一起的组织。但是总经理与由五个最古老的家族组成的董事会牢牢地控制着这个集团。每个家族的头领和总经理一样都坐在同一排长条椅上。在他们后面的几排椅子上坐着集团中其余的成员。拉丁美洲人、黑人、亚洲人。这种权势地位等级永远也不会改变，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主教匆匆地做着弥撒。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他对着灵柩划了个十字，然后转身离开了圣坛。就在这时候，一个身材矮小、身体单薄、身穿黑色西服、坐在大厅中间部位的男子疯狂地在头顶上空挥舞着手枪，顺着过道向灵柩冲来。
我听到罗莎姑姑高声尖叫，看到主教飞快地躲到圣坛背后，长袍拖到地上。我离开座位向那名男子跑去。我看到其他人也向他跑去。但等我们抓住他时，他已往灵柩里射完了他所有的子弹；然后他站在那儿大声嚷道：“对于叛徒，死去是便宜了他！”
我伯父的保镖把那名男子摔倒在地上。我看到他们刚要扭断他的脖子，这时总经理已经到了那儿，他做了个手势。摇摇头。“别这样，”他说道。
保镖站起身来，就在这时候，身穿制服的警察围住了灵柩。两名便衣警探指挥着他们。一名指了指还躺在地上的小个子男子。“把他带走。”另一名拣起地上的手枪。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因为我离灵柩最近，他便向我转过身来。“这儿谁主持？”
我扫视了一下四周。总经理和我伯父的保镖已回到了前排靠椅上。我姑姑正在大声哭泣。她摆脱两名女婿的阻拦，向灵柩跑来，看到灵柩里不成样子便又尖叫起来。我伯父的头部几乎被打得稀巴烂，脸部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衬垫的绸子上溅着脑浆，沾着破碎的皮肤，还有一种淡粉红的液体，那是防腐师用来替代伯父体内的血液用的。
我把她拽回来，推到她女婿跟前，让他们拉住她。“带她离开这儿，”我说道。
罗莎姑姑做出了一个适时的举动。她晕了过去，当她的两个女儿也急忙过来帮忙时，两位女婿把她架到了长条椅上。至少她如今安静了下来。我对一名殡仪员说道：“盖上灵柩。”
“你不希望我们把他拖出来搞干净吗？”一名殡仪员问道。
“不要，”我回答说，“我们立即去公墓。”
“可是他的模样太难看。”那位殡仪员反驳道。
“现在这无所谓啦，”我回答说，“我相信，上帝会认出他的模样。”
那名警探看着我。“你是谁？”他问道。
“我是他的侄子。我父亲是他兄弟。”
“我不认识你嘛，”那名警探寻根究底地说道，“我认为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我全知道。”
“我住在加利福尼亚，刚赴来参加葬礼。”我取出业务名片，递给了他。“现在，请让我把葬礼安排上路，今天晚上你们要是希望和我联系，我会去沃多尔夫大厦的。”
“只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你对这个哗众取宠的疯子是否有所了解？”
“一无所知。”我回答说。
主教向我们走来。他的脸色苍白，神情紧张。“亵渎神圣。”他嗓门嘶哑地说道。
“一点不错，阁下。”我应道。
“真叫我心烦意乱，”主教继续说道，“这儿像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呢。”
“很抱歉，阁下。”我表示歉意，“不过，要是这儿损坏了什么，请给我清单，我会考虑赔偿的。”
“谢谢，孩子。”主教看着我。“我从未见过你。是吗？”他又问道。
“是的，阁下，”我回答道，“我是个在外游荡的浪子。我住在加利福尼亚。”
“不过，我想你是他的侄子。”他说道。
“不错，”我回答说，“然而我从未受洗礼。我的母亲是犹太人。”
“可是你的父亲是天主教徒嘛，”主教说道，“你现在恢复信仰还为时不晚。”
“谢谢你，阁下，”我说道，“不过这里谈不上什么恢复信仰，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个天主教徒。”
主教满腹疑虑地望着我。“你相信古犹太教吗？”
“不，阁下。”我回答道。
“那么你信仰什么？”他问道。
我笑了。“我是个无神论者。”
他悲哀地摇摇头。“我为你感到遗憾。”他停了一下，又招招手，示意一名年轻教士走过来。“这是布兰尼根神甫，他将陪同你们去公墓。”
两辆装花圈的小车和五辆豪华轿车跟着灵柩上了第二大道，穿过第一耶稣受难像门，来到长岛。在正午的阳光里，家族陵园发出耀眼的光芒，装有铁栅栏的门上安着彩色玻璃，门前是白色的大理石柱子，门的上方砌着白色的意大利大理石，上面刻有家族的姓：迪·斯蒂芬诺。当送葬的队伍在狭窄的车道上停下时，陵园大门洞开。
我们下了车，等待殡仪人员把灵柩送上一辆四轮车，再把它推到通往陵园的道上。花圈立即被卸下，跟着灵柩上了道。罗莎姑姑和她的全家刚才坐的是第一辆车，布兰尼根神甫领着他们向灵柩走去。我和我伯父的保镖坐的是第二辆车，我们便跟在罗莎姑姑和她的家人后面，从后面三辆车里走出了总经理，他的保镖，我伯父的律师和会计师们，还有六个人跟在他们后面，全是上年岁的意大利人，也许是伯父的朋友。
我们走进清凉的陵墓时，敞开的门旁高高地堆满鲜花。灵柩正在屋子中央，还放在车上。远处的角落里是一个圣坛，圣坛的上方基督正悲哀地俯视着十字架下的灵柩，他自己也在十字架上承受煎熬。
神甫对着灵柩迅速地做完圣餐礼和最后的仪式——他的声音在屋子里嗡嗡作响，然后划了个十字便朝后退去。一名殡仪员给我们每人一朵玫瑰花，罗莎姑姑把玫瑰放到灵柩的上面，我们也用各自的鲜花照此仿效。
四个人静静地抬起灵柩，利索地把它放到墙里一个规定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钉好了入口处上方的黄铜饰板。借着透过彩色玻璃射来的光线，我可以看到刻在板上的字迹。罗科·迪·斯蒂芬诺。生于1908年。死于——。愿他安息。
罗莎姑姑又哭了起来，她的女婿们护送她走出了屋子。我扫视了一下陵墓四周的墙，看到了其他一些我从不知道的亲戚的名字。但这上面没有我父亲和母亲的名字。他们葬在位于哈得逊河河岸、纽约城北面的跨教派的公墓中。
我最后一个离开陵墓。当一名墓地人员转动巨大的铜钥匙锁上大门时，我在那儿注视了一阵子。他也朝我望着。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拿出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塞在他手中。他举起手来碰了下帽子表示谢意。然后我顺着小路来到车道。
灵车和运花圈的小车已开走。我走到罗莎姑姑跟前，吻了一下她的脸颊。“我明天给你去电话。”
她点点头，双眼仍然饱噙着泪水。我和她的两位女婿握握手，又亲了亲两位表姐妹的脸颊，然后便在一旁等着，直到她们的轿车开走。
我转向自己的轿车，两名保镖正在那儿等着。其中一名恭敬地替我把车门打开，这时我身后传来了总经理那平静的声音。“我带你进城去。”
我望着他。
“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商议。”他说道。
我点点头，做了个手势要那两名保镖先走，然后跟着总经理往他那辆改装过的豪华轿车走去。这是他的私人轿车，车身呈黑色，乘客座位的四周全是茶色玻璃。我随他上了车，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男人为我关上车门，然后又从前门上车，在司机身旁的座位坐定下来。轿车慢慢地启动了。
总经理按了下电钮，乘客与前排人员间的茶色玻璃窗关了起来。“现在我们可以谈话了，”总经理说道，“我们这儿是隔音的，他们听不到我们说些什么。”
我一声不吭地望着他。
大教堂里，所有的长条靠背椅上都坐满了身穿黑色丧服的送葬人；有些人的衣装价值连城，有些人的衣装却破烂不堪——但所有人都低头望着祭坛，把目光投向祭坛前那口装饰华丽的金色棺材，棺材的跟前只搁着一只花圈。他们等待着菲茨西蒙斯主教为死者做弥撒，脸上都显得饶有兴趣。他们想听听这位主教不得不违心地说些什么，因为他对死者一直切齿痛恨。
我坐在靠走道的第一个座位上，那是仅为死者亲属保留的一排座位。我对打开的灵柩瞥了一眼。我的伯父看上去气色红润，神态安详，事实上，比他生前显得还神气。我甚至在孩提时代就觉得，他总是绷着脸，总一刻不停考虑着问题。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当我向他的左肩后面望去时，我总是能在那儿看到死神的阴影，然而只要他开口和我说话，这个阴影就倏然而去。在长靠椅上和我坐在一起的还有其余五名家庭成员，其中有罗莎姑姑，她是我伯父和我父亲唯一的妹妹，而我父亲则是我伯父的弟弟，还有罗莎的两个已婚的女儿和她们各自的丈夫。我老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因为许多年来我们难得见几次面。我想，他们名叫克里斯蒂娜和皮埃特罗，露西安娜和托马斯；后面一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自己的孩子。
过道的那一边，也是在第一排上，坐着达官贵人和我伯父的好友。我伯父有许多朋友。他能有许多朋友，因为他是心脏病发作死在病榻，而不是像他的伙伴们那样通常是饮弹身亡，死于非命。我向通道那一头望去，认出了其中几位，他们一个个身穿黑色西服，里面是白衬衣，黑领带，神情十分严肃。紧靠过道坐着的是达尼和塞缪尔。两人年龄都不大，也许跟我差不多，四十才出头。他们是我伯父的保镖。坐在他们旁边的那一位我根据报刊杂志上刊登的照片而认出了他。他仪表堂堂，头发呈银灰色，西服的剪裁考究，上衣胸袋里插一方黑手帕，与他那条从白色丝质衬衣上整齐地垂下的领带十分相配。总经理。董事长。15年或20年前，他们会把他称作教父，他们过去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伯父的。他们过去常常吻他的手，但现在已不这样做了。总经理是第四代美国人。这不是黑手党。黑手党也许仍然在西西里岛。在美国，这是西西里人、黑人、拉丁美洲人、南美洲人和亚洲人混杂在一起的组织。但是总经理与由五个最古老的家族组成的董事会牢牢地控制着这个集团。每个家族的头领和总经理一样都坐在同一排长条椅上。在他们后面的几排椅子上坐着集团中其余的成员。拉丁美洲人、黑人、亚洲人。这种权势地位等级永远也不会改变，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主教匆匆地做着弥撒。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他对着灵柩划了个十字，然后转身离开了圣坛。就在这时候，一个身材矮小、身体单薄、身穿黑色西服、坐在大厅中间部位的男子疯狂地在头顶上空挥舞着手枪，顺着过道向灵柩冲来。
我听到罗莎姑姑高声尖叫，看到主教飞快地躲到圣坛背后，长袍拖到地上。我离开座位向那名男子跑去。我看到其他人也向他跑去。但等我们抓住他时，他已往灵柩里射完了他所有的子弹；然后他站在那儿大声嚷道：“对于叛徒，死去是便宜了他！”
我伯父的保镖把那名男子摔倒在地上。我看到他们刚要扭断他的脖子，这时总经理已经到了那儿，他做了个手势。摇摇头。“别这样，”他说道。
保镖站起身来，就在这时候，身穿制服的警察围住了灵柩。两名便衣警探指挥着他们。一名指了指还躺在地上的小个子男子。“把他带走。”另一名拣起地上的手枪。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因为我离灵柩最近，他便向我转过身来。“这儿谁主持？”
我扫视了一下四周。总经理和我伯父的保镖已回到了前排靠椅上。我姑姑正在大声哭泣。她摆脱两名女婿的阻拦，向灵柩跑来，看到灵柩里不成样子便又尖叫起来。我伯父的头部几乎被打得稀巴烂，脸部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衬垫的绸子上溅着脑浆，沾着破碎的皮肤，还有一种淡粉红的液体，那是防腐师用来替代伯父体内的血液用的。
我把她拽回来，推到她女婿跟前，让他们拉住她。“带她离开这儿，”我说道。
罗莎姑姑做出了一个适时的举动。她晕了过去，当她的两个女儿也急忙过来帮忙时，两位女婿把她架到了长条椅上。至少她如今安静了下来。我对一名殡仪员说道：“盖上灵柩。”
“你不希望我们把他拖出来搞干净吗？”一名殡仪员问道。
“不要，”我回答说，“我们立即去公墓。”
“可是他的模样太难看。”那位殡仪员反驳道。
“现在这无所谓啦，”我回答说，“我相信，上帝会认出他的模样。”
那名警探看着我。“你是谁？”他问道。
“我是他的侄子。我父亲是他兄弟。”
“我不认识你嘛，”那名警探寻根究底地说道，“我认为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我全知道。”
“我住在加利福尼亚，刚赴来参加葬礼。”我取出业务名片，递给了他。“现在，请让我把葬礼安排上路，今天晚上你们要是希望和我联系，我会去沃多尔夫大厦的。”
“只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你对这个哗众取宠的疯子是否有所了解？”
“一无所知。”我回答说。
主教向我们走来。他的脸色苍白，神情紧张。“亵渎神圣。”他嗓门嘶哑地说道。
“一点不错，阁下。”我应道。
“真叫我心烦意乱，”主教继续说道，“这儿像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呢。”
“很抱歉，阁下。”我表示歉意，“不过，要是这儿损坏了什么，请给我清单，我会考虑赔偿的。”
“谢谢，孩子。”主教看着我。“我从未见过你。是吗？”他又问道。
“是的，阁下，”我回答道，“我是个在外游荡的浪子。我住在加利福尼亚。”
“不过，我想你是他的侄子。”他说道。
“不错，”我回答说，“然而我从未受洗礼。我的母亲是犹太人。”
“可是你的父亲是天主教徒嘛，”主教说道，“你现在恢复信仰还为时不晚。”
“谢谢你，阁下，”我说道，“不过这里谈不上什么恢复信仰，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个天主教徒。”
主教满腹疑虑地望着我。“你相信古犹太教吗？”
“不，阁下。”我回答道。
“那么你信仰什么？”他问道。
我笑了。“我是个无神论者。”
他悲哀地摇摇头。“我为你感到遗憾。”他停了一下，又招招手，示意一名年轻教士走过来。“这是布兰尼根神甫，他将陪同你们去公墓。”
两辆装花圈的小车和五辆豪华轿车跟着灵柩上了第二大道，穿过第一耶稣受难像门，来到长岛。在正午的阳光里，家族陵园发出耀眼的光芒，装有铁栅栏的门上安着彩色玻璃，门前是白色的大理石柱子，门的上方砌着白色的意大利大理石，上面刻有家族的姓：迪·斯蒂芬诺。当送葬的队伍在狭窄的车道上停下时，陵园大门洞开。
我们下了车，等待殡仪人员把灵柩送上一辆四轮车，再把它推到通往陵园的道上。花圈立即被卸下，跟着灵柩上了道。罗莎姑姑和她的全家刚才坐的是第一辆车，布兰尼根神甫领着他们向灵柩走去。我和我伯父的保镖坐的是第二辆车，我们便跟在罗莎姑姑和她的家人后面，从后面三辆车里走出了总经理，他的保镖，我伯父的律师和会计师们，还有六个人跟在他们后面，全是上年岁的意大利人，也许是伯父的朋友。
我们走进清凉的陵墓时，敞开的门旁高高地堆满鲜花。灵柩正在屋子中央，还放在车上。远处的角落里是一个圣坛，圣坛的上方基督正悲哀地俯视着十字架下的灵柩，他自己也在十字架上承受煎熬。
神甫对着灵柩迅速地做完圣餐礼和最后的仪式——他的声音在屋子里嗡嗡作响，然后划了个十字便朝后退去。一名殡仪员给我们每人一朵玫瑰花，罗莎姑姑把玫瑰放到灵柩的上面，我们也用各自的鲜花照此仿效。
四个人静静地抬起灵柩，利索地把它放到墙里一个规定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钉好了入口处上方的黄铜饰板。借着透过彩色玻璃射来的光线，我可以看到刻在板上的字迹。罗科·迪·斯蒂芬诺。生于1908年。死于——。愿他安息。
罗莎姑姑又哭了起来，她的女婿们护送她走出了屋子。我扫视了一下陵墓四周的墙，看到了其他一些我从不知道的亲戚的名字。但这上面没有我父亲和母亲的名字。他们葬在位于哈得逊河河岸、纽约城北面的跨教派的公墓中。
我最后一个离开陵墓。当一名墓地人员转动巨大的铜钥匙锁上大门时，我在那儿注视了一阵子。他也朝我望着。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拿出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塞在他手中。他举起手来碰了下帽子表示谢意。然后我顺着小路来到车道。
灵车和运花圈的小车已开走。我走到罗莎姑姑跟前，吻了一下她的脸颊。“我明天给你去电话。”
她点点头，双眼仍然饱噙着泪水。我和她的两位女婿握握手，又亲了亲两位表姐妹的脸颊，然后便在一旁等着，直到她们的轿车开走。
我转向自己的轿车，两名保镖正在那儿等着。其中一名恭敬地替我把车门打开，这时我身后传来了总经理那平静的声音。“我带你进城去。”
我望着他。
“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商议。”他说道。
我点点头，做了个手势要那两名保镖先走，然后跟着总经理往他那辆改装过的豪华轿车走去。这是他的私人轿车，车身呈黑色，乘客座位的四周全是茶色玻璃。我随他上了车，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男人为我关上车门，然后又从前门上车，在司机身旁的座位坐定下来。轿车慢慢地启动了。
总经理按了下电钮，乘客与前排人员间的茶色玻璃窗关了起来。“现在我们可以谈话了，”总经理说道，“我们这儿是隔音的，他们听不到我们说些什么。”
我一声不吭地望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