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表嫂开车送我到蒙特利尔机场，表嫂送我进机场，表哥找地方泊车。托运了行李，我劝表嫂赶快回去，临别时表嫂问我：“这些年你们吃了不少苦，这次回去不会再回来了吧？”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胡乱地答了一句：“不知道”。
别了表哥表嫂，希里糊涂地办完了安检手续，在登机口的等待区坐了下来。在加拿大呆了五年了，冷丁要回国，这一段时间都没有休息好，这会儿有点累了。刚打了个盹，就听到身边有人似乎在对我说话。
我睁开眼看到一对中年中国夫妇，那男士看着我：“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也是到多伦多转机回国的吧？”
“对呀，来得太早了，还得再等一个小时，”我回答道。
那对中年夫妇放心地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我呆着没事，看他们同我年龄相仿，就同他们聊了起来。
“你们是哪儿的？”我问。
“回福州，”那女士问。
“来加拿大几年了？”那女士问。
“五年了，”我回答道。
“那是老移民了。”话语中带着一丝敬意。
“你们来多久了？”看起来他们是才来的，我也有些好奇。
“我们来了两个多星期了，我们这次是短登，趁春节假期过来。”那女士操着带有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她挺热情，愿意说话，人长得好，举止得体，穿着品位也不错，应该属于国内的成功女士。
“你们是投资移民吧？”我问。
“我们是企业家移民，”那男士回答。
“我听说加拿大已经停止办理企业家移民了，”我问。
“我们是以前办的，”那男士回答。
“中国现在发展的多好，你们到加拿大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主要是为了女儿，我们想让她在加拿大受教育，”那男士回答。
“女儿呢？”我环顾四周问道。
“女儿留在蒙特利尔考雅思，考加拿大大学要雅思成绩，”那女士说。
“听说企业家移民要在加拿大开企业，还要有两个以上的雇员？”我追问。
女士听到我的问话后很自信地回答：“我们准备把弟弟的企业买下来。”
听说他有弟弟在这里，并且还有企业，我挺感兴趣：“你弟弟开什么企业？”
“一个超市，”那女士说。
刚从国内来的人对加拿大的超市概念不是很准确，我又问：“你弟弟的超市有多少人？你弟弟多少钱卖给你？”
“现在就我弟弟和他媳妇干，他们钱挣够了，也累啦，不想干了。他们也就十三四万把超市转让给我们，”那女士回答道。
我明白了，所谓的企业，超市，无非就是一个大多数华人开的杂货铺，法语叫做depanneure，翻译过来就是便利店。这种店放在以前，虽然干起来辛苦，但收入还不错，现在随着大超市遍地开花，这种小便利店的生存空间基本上快没了。
这些年从中国来的新移民越来越多，来了以后又找不到工作，这种便利店的价格反而炒上了天。看着这个容光焕发，体体面面的中年妇人可能很快就要一天十六七个小时呆在像牢房一样的小铺子里变成满头白发，面色苍白，委琐佝偻的怨妇，不仅心中生出一丝怜悯。
想到这儿，我想提醒一下这对夫妇：“听说现在杂货铺生意不太好呀。”
“钱无所谓，我们主要是买个企业，保住身份，”那女士马上答道。
“你们两口子干呐？”我问道。
“我不干，她干，我语言也不好，再说我现在国内的单位也不错，坐办公室。”一直听我们讲话的丈夫插了进来。
“我干就我干，再说了，咱们可以晚点开门，早点关门，”那女士蛮自信地说。
五年前，我们比他们还自信，我连短登这个过程都没有就留了下来，满心以为在亲戚的帮助下开个小店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真是太天真了，我们移民到一个新国家，那里的文化和我们的母体文化完全不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概念，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逻辑，总之我们赖以生活和判断的一切都变了，我们用母体文化的经验和概念进行判断，出错的可能太大。不过，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多说也没用，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听，像一首歌中唱的“生活像一杯黑咖啡，没喝过的，你不懂。”
开始登机了，我登上了从蒙特利尔到多伦多的飞机。五年了，我没有坐过飞机，如今我又坐到了舒适的飞机座椅里，又接受优雅漂亮的空中小姐的服务，又能俯瞰地球，心里的感觉酸酸的，有点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犯人。五年了，好像每一天神经都是绷紧的，能在这么舒适的飞机里得到阳光的抚慰，得到一刻安宁，对我真是莫大的享受。
大约一个小时，飞机在多伦多降落，我来到多伦多机场候机厅，还有五个小时，到北京的飞机才能起飞。
我和福建夫妇在登机口前坐下来。没多久，我们周围陆陆续续聚满了到北京的乘客，几乎全是回国的中国人。我右手边的座位上坐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是从珠海来的；后面坐了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北京人。时间还早，大家闲聊起来。
珠海女人是来看老公的，老公带着孩子移民蒙特利尔，她还留在国内，她是设计师，每年有一到两次飞来加拿大与家人团聚。我问她：“为什么不来？”她说：“在国内工资很高，年薪三四十万，她外语不好，在加拿大找不到工作。”
后面那个北京男人是投资移民，他这次来是坐移民监的，加拿大规定移民每五年必须在加拿大住满两年，他说他在多伦多刚住了一年就受不了，太寂寞，不是人呆的地方。我问他：“你回国，移民身份不就丢了么？”他说：“丢就丢呗，现在政策放开了，可以办一个十年签证。”我又问：“你以后到加拿大要买高额医疗保险，每年保险金差不多要一万多加币。”他满不在乎地说：“那点钱对我不算钱。我要亲自管理我的企业，我要我的关系，两年移民监快把我毁了。”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胡乱地答了一句：“不知道”。
别了表哥表嫂，希里糊涂地办完了安检手续，在登机口的等待区坐了下来。在加拿大呆了五年了，冷丁要回国，这一段时间都没有休息好，这会儿有点累了。刚打了个盹，就听到身边有人似乎在对我说话。
我睁开眼看到一对中年中国夫妇，那男士看着我：“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也是到多伦多转机回国的吧？”
“对呀，来得太早了，还得再等一个小时，”我回答道。
那对中年夫妇放心地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我呆着没事，看他们同我年龄相仿，就同他们聊了起来。
“你们是哪儿的？”我问。
“回福州，”那女士问。
“来加拿大几年了？”那女士问。
“五年了，”我回答道。
“那是老移民了。”话语中带着一丝敬意。
“你们来多久了？”看起来他们是才来的，我也有些好奇。
“我们来了两个多星期了，我们这次是短登，趁春节假期过来。”那女士操着带有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她挺热情，愿意说话，人长得好，举止得体，穿着品位也不错，应该属于国内的成功女士。
“你们是投资移民吧？”我问。
“我们是企业家移民，”那男士回答。
“我听说加拿大已经停止办理企业家移民了，”我问。
“我们是以前办的，”那男士回答。
“中国现在发展的多好，你们到加拿大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主要是为了女儿，我们想让她在加拿大受教育，”那男士回答。
“女儿呢？”我环顾四周问道。
“女儿留在蒙特利尔考雅思，考加拿大大学要雅思成绩，”那女士说。
“听说企业家移民要在加拿大开企业，还要有两个以上的雇员？”我追问。
女士听到我的问话后很自信地回答：“我们准备把弟弟的企业买下来。”
听说他有弟弟在这里，并且还有企业，我挺感兴趣：“你弟弟开什么企业？”
“一个超市，”那女士说。
刚从国内来的人对加拿大的超市概念不是很准确，我又问：“你弟弟的超市有多少人？你弟弟多少钱卖给你？”
“现在就我弟弟和他媳妇干，他们钱挣够了，也累啦，不想干了。他们也就十三四万把超市转让给我们，”那女士回答道。
我明白了，所谓的企业，超市，无非就是一个大多数华人开的杂货铺，法语叫做depanneure，翻译过来就是便利店。这种店放在以前，虽然干起来辛苦，但收入还不错，现在随着大超市遍地开花，这种小便利店的生存空间基本上快没了。
这些年从中国来的新移民越来越多，来了以后又找不到工作，这种便利店的价格反而炒上了天。看着这个容光焕发，体体面面的中年妇人可能很快就要一天十六七个小时呆在像牢房一样的小铺子里变成满头白发，面色苍白，委琐佝偻的怨妇，不仅心中生出一丝怜悯。
想到这儿，我想提醒一下这对夫妇：“听说现在杂货铺生意不太好呀。”
“钱无所谓，我们主要是买个企业，保住身份，”那女士马上答道。
“你们两口子干呐？”我问道。
“我不干，她干，我语言也不好，再说我现在国内的单位也不错，坐办公室。”一直听我们讲话的丈夫插了进来。
“我干就我干，再说了，咱们可以晚点开门，早点关门，”那女士蛮自信地说。
五年前，我们比他们还自信，我连短登这个过程都没有就留了下来，满心以为在亲戚的帮助下开个小店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真是太天真了，我们移民到一个新国家，那里的文化和我们的母体文化完全不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概念，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逻辑，总之我们赖以生活和判断的一切都变了，我们用母体文化的经验和概念进行判断，出错的可能太大。不过，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多说也没用，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听，像一首歌中唱的“生活像一杯黑咖啡，没喝过的，你不懂。”
开始登机了，我登上了从蒙特利尔到多伦多的飞机。五年了，我没有坐过飞机，如今我又坐到了舒适的飞机座椅里，又接受优雅漂亮的空中小姐的服务，又能俯瞰地球，心里的感觉酸酸的，有点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犯人。五年了，好像每一天神经都是绷紧的，能在这么舒适的飞机里得到阳光的抚慰，得到一刻安宁，对我真是莫大的享受。
大约一个小时，飞机在多伦多降落，我来到多伦多机场候机厅，还有五个小时，到北京的飞机才能起飞。
我和福建夫妇在登机口前坐下来。没多久，我们周围陆陆续续聚满了到北京的乘客，几乎全是回国的中国人。我右手边的座位上坐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是从珠海来的；后面坐了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北京人。时间还早，大家闲聊起来。
珠海女人是来看老公的，老公带着孩子移民蒙特利尔，她还留在国内，她是设计师，每年有一到两次飞来加拿大与家人团聚。我问她：“为什么不来？”她说：“在国内工资很高，年薪三四十万，她外语不好，在加拿大找不到工作。”
后面那个北京男人是投资移民，他这次来是坐移民监的，加拿大规定移民每五年必须在加拿大住满两年，他说他在多伦多刚住了一年就受不了，太寂寞，不是人呆的地方。我问他：“你回国，移民身份不就丢了么？”他说：“丢就丢呗，现在政策放开了，可以办一个十年签证。”我又问：“你以后到加拿大要买高额医疗保险，每年保险金差不多要一万多加币。”他满不在乎地说：“那点钱对我不算钱。我要亲自管理我的企业，我要我的关系，两年移民监快把我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