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从加拿大匆匆返回，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母心切，另一个是岳父得了癌症。雁听到这个消息不容讨论就订了回国的机票，我坚持了几个月，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把家里的事安排好，就辞职回国了。
回来见了岳父，他的状态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不仅能买菜散步，还可以打牌。每天早上他准时和大院里的老战友相聚打牌，到吃午饭时才回家。看着岳父的样子，我怀疑岳父的病是不是误诊了。雁告诉我，癌已经确诊，并且还发生了骨转移。现在大夫对岳父的治疗也有分歧，一种说法是手术，一种是靠药物保守治疗。我开玩笑地对雁说：“你爸采取的是扑克治疗法。”
整个夏天岳父的病情都比较稳定，看着母亲和岳父的身体状况，我甚至怀疑自己回国的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
冬天到了，一场寒流过后，流感在城市中传播，先是雁染上了，接着全家都染上了。这次流感母亲和岳父的症状最严重，原先看起来还健康的老人，一下子就被流感击倒，发高烧，肺部感染，咳嗽不止。我最担心的是母亲，九十三岁的老人经不起几折腾，还好，过了十来天，母亲总算恢复了过来。
这次流感反应最烈害的是岳父，他肺部的感染老也不好。好不容易过了春节，岳父的体重骤降了二十多斤，人一下子苍老了不少。带岳父来到医院，大夫说要马上住院检查。
岳父得的是前列腺癌，属于泌尿系统疾病，泌尿科病房在十六楼。来到住院部大楼的电梯间，里面有六部电梯，每部电梯前都聚满了人，有病人，也有家属。电梯门开了，里面的人还没有出完，外面的就往里挤，岳父没有体力被挤在一边。电梯超员嘀嘀地叫着不动，里面的人谁也不愿意下来，相持了一会儿，站在边上的人只好退下来，电梯门这才慢慢地关上。
我陪着岳父等下一部电梯，这次好歹上去了。我们在十六楼下电梯，到了走廊向右拐，来到护士站，护士带着我们来到病房。
这是一间三人病房，里面两张床已经有病人，岳父在靠门的床上躺下。第一天没有什么检查，一会儿护士进来给岳父挂上吊瓶，说是抗癌的营养药。
这个吊瓶要打四五个小时，我闲着没事同另外两个床上的患者聊了起来。
中间床位的患者姓刘，有七十来岁，是膀胱癌，正在准备手术，他老伴儿和女儿坐在床边。我看老刘的老伴也穿着病号服，有些好奇，她告诉我，她是卵巢癌，住在前面那个楼，本来，她是靠老刘照顾，没想到，现在老刘也得了膀胱癌，她还得照顾老刘。
我安慰她说卵巢癌不算什么，只要发现得早，手术的早，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老刘老伴说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头上了，不过她不在乎，该吃该喝该玩，她一样也不少，她还引了毛主席的话“中国人连死都不怕，害怕困难么？”
毛主席的这句话我很熟，但以前理解不深，但近几十年觉得他老人家看的太透了，总的来看，中国人确实是不怕死的，每天面对着各种污染、令人恐怖的交通和各种致命的疾病，表现出了惊人的从容和淡定。当然了，也不是什么都不怕，最怕被人瞧不起，为了让人瞧得起，有时都干豁出命。
靠窗的那位姓王，只有五十六岁，也是膀胱癌，膀胱已经被切除了，身上一左一右挂着两个尿袋。看着大活人带着尿袋到处走，我有些不习惯，我看到岳父也皱着眉头瞥了几眼带着尿袋的小王，我知道他是担心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和小王一个命运。
小王好像左胳膊不能动，他告诉我，他是前年被诊断出了膀胱癌，肿瘤切除后，医生给他做了人造膀胱，手术效果很好。出院后，他还可以开摩托车载人挣钱。
去年夏天，他在路上正开着摩托车，一辆轿车把他撞翻了，他捡了一条命，活了过来，不过这一撞，把他的左胳膊撞断了，人造膀胱撞碎了，只好从肚子上接出两根管子往尿袋里导尿。我开玩笑地问他：“现在不敢开摩托车了吧？”他满不在乎地说：“照开不误。”
我们正聊着，小护士进来了，她掀起小王的衣服，看了看肚子上的导尿口，说伤口挺好的，又帮着小王换了新的尿袋，把旧尿袋拎走。新尿袋比原先的那个大，制作也很漂亮，上面印了漂亮的图案，不注意看，还以为小王左右手各拎着一个时装袋子呢。
我正看着尿袋发呆，岳父叫我，吊瓶不滴水了。我去找护士，小护士来了，她调了一下吊瓶控制阀，药水滴了下来。小护士刚走，吊瓶又不滴了。小王告诉我，刚才那个小护士是新来的，业务不熟，让我去找那个老一点的护士，所谓老一点的那个护士也不过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在这些护士里长得是最好看的。
岳父看见她来了，开始抱怨。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命令岳父闭嘴，她说她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她俯身抬起岳父插着输液针头的手看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针头顶在血管壁上了。”她把针头往外拔出了一点，吊瓶里的药水均匀地滴下来。护士快活地冲岳父一笑：“老爷爷，好了吧，别着急，不会有问题，放心休息吧。”岳父也还了她一个宽慰的微笑。我心里一阵感动，很敬佩这些美丽的白衣天使，用自己的青春岁月照顾陪伴着这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对于我自己，在这种危重病房度过每一分钟都感到一种压力，一种看着生命在眼前慢慢逝去的压力。
第二天上午做b超检查，刘姐走进病房招呼岳父跟她走。刘姐五十五六岁，个子不高，人显得很干练。她是病房的导诊员，专门负责安排病人做各种检查，她是临时工，每个月医院给她一千六百元工资。现在病人特别多，如果没有导诊员，可能排一天队也检查不上。医生希望早一点得到自己病人的检查结果，病人希望快一点得到检查，所以刘姐的工作非常重要。
我们跟着刘姐挤进电梯来到三层，出了电梯，刘姐快步地往前走，走几步发现我们没跟上，她停下脚步，回头笑着等着我们。我们加快脚步跟上来，转了几个弯，来到b超检查中心。检查中心挤满了人，刘姐迅速挤到前面与检查中心的导诊员嘻嘻哈哈地说了几句，然后挤到我们身边，高兴地把嘴凑到岳父耳边嘀咕了几句。岳父耳背，听不见她说什么，岳父大声地嚷嚷说他听不见。刘姐哭笑不得，又神秘地凑到我耳边悄声说：“今天检查都排满了，我跟她们说老爷子明天手术才排上的。”
刘姐回病房了，我和岳父找椅子坐下来。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头看到一个有些熟悉的面孔在对我笑，我终于辨认出是袁老师，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我问袁老师来干什么袁老师苦笑了一下说：“我得了肺癌。”
袁老师消瘦的很烈害，已经是皮包骨了，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我握着袁老师干瘦如柴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袁老师嘀嘀咕咕地说：“如今环境污染太严重了，人体内好的细胞为了适应恶的环境产生了恶变，这些变坏了的细胞迅速发展，最后把自己的本体搞垮，自己也同归于尽。”
我想安慰袁老师：“我身边太多的人得了癌症，我是陪我岳父来，他是前列腺癌，我还有个同事，才四十来岁得了直肠癌。”
袁老师不无感慨地说：“你们上学那时候，环境多好，那时候谁家出了个癌症就像听到天塌下来一样，现在癌症太普通了，你看看吧,这医院里，有多少癌症患者，大家都习惯了。病人、家属、医生都不把癌症当回事儿了。”
我也深有同感：“这和战争一样，身边死的伤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这时导诊员叫了岳父的名字，我和袁老师又紧紧地握了握手，这也许是永别了。我回过身搀扶着岳父走进b超检查室。
岳父的检查差不多用了一个星期，b超、彩超、ect、磁共振，到星期四晚上才结束，星期五一整天没事，一家人陪着岳父等在病房。岳父的主治医生今天全天都有手术，这几天的检查结果要等主治医生手术结束才能给出诊断意见。
我急于知道岳父的身体状况，来到医生办公室，找到马主任的助理小罗，罗助理是主治医生马主任带的研究生，不到三十岁的样子，长得小小的，很有点学者的味道。
罗助理打开电脑，调出岳父的检查结果，发现肿瘤已经严重压迫双侧输尿管，导致双肾积水，必须做输尿管截流手术。我把罗助理的看法跟岳父说了，岳父很不喜欢罗助理的诊断结果，他说罗助理不懂，没有经验，等主治医生回来后再说。
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岳父的主治医生马主任才从手术室出来，我到医生办公室时，看到他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马主任大约四十来岁，一米七八的个子，人长得很帅，有博士学位，还带研究生，目前是市里这方面的权威，他对癌症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对癌症病人，最主要的是想法儿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
我悄声走到他旁边，马主任睁开眼，看是我，他打起精神，打开电脑，快速浏览了一下岳父的检验报告，回头对我说：“现在肿瘤压迫输尿管，影响肾功能，要尽快做输尿管截流手术。”
我回到病房向岳父转达了马主任的诊断，岳父听了诊断还是不理解：“我的病灶在前列腺，离输尿管和肾还有很远的距离，怎么会压迫到输尿管和肾脏？我看我的病还是感冒影响的，再观察一下，看看感冒好了以后怎么样。”
我知道岳父是怕动手术，特别是戴上尿袋。他当了一辈子兵，形象非常重要。我回到医生办公室，马主任看到我，眉头稍稍皱起，他问我：“老爷子，还是不肯做手术？”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您猜着了，他还是不理解。”接着，我把岳父的理论跟马主任讲了，我求马主任亲自走一趟，把岳父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当面和岳父说一说，岳父是搞技术的，如果理论上通了，思想问题才会解决，行动才能跟得上。马主任拒绝了我的请求：“你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你们病人和家属只要知道要做什么就可以了。如果老爷子认为需要观察，再观察一段也不是不行。”
回来见了岳父，他的状态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不仅能买菜散步，还可以打牌。每天早上他准时和大院里的老战友相聚打牌，到吃午饭时才回家。看着岳父的样子，我怀疑岳父的病是不是误诊了。雁告诉我，癌已经确诊，并且还发生了骨转移。现在大夫对岳父的治疗也有分歧，一种说法是手术，一种是靠药物保守治疗。我开玩笑地对雁说：“你爸采取的是扑克治疗法。”
整个夏天岳父的病情都比较稳定，看着母亲和岳父的身体状况，我甚至怀疑自己回国的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
冬天到了，一场寒流过后，流感在城市中传播，先是雁染上了，接着全家都染上了。这次流感母亲和岳父的症状最严重，原先看起来还健康的老人，一下子就被流感击倒，发高烧，肺部感染，咳嗽不止。我最担心的是母亲，九十三岁的老人经不起几折腾，还好，过了十来天，母亲总算恢复了过来。
这次流感反应最烈害的是岳父，他肺部的感染老也不好。好不容易过了春节，岳父的体重骤降了二十多斤，人一下子苍老了不少。带岳父来到医院，大夫说要马上住院检查。
岳父得的是前列腺癌，属于泌尿系统疾病，泌尿科病房在十六楼。来到住院部大楼的电梯间，里面有六部电梯，每部电梯前都聚满了人，有病人，也有家属。电梯门开了，里面的人还没有出完，外面的就往里挤，岳父没有体力被挤在一边。电梯超员嘀嘀地叫着不动，里面的人谁也不愿意下来，相持了一会儿，站在边上的人只好退下来，电梯门这才慢慢地关上。
我陪着岳父等下一部电梯，这次好歹上去了。我们在十六楼下电梯，到了走廊向右拐，来到护士站，护士带着我们来到病房。
这是一间三人病房，里面两张床已经有病人，岳父在靠门的床上躺下。第一天没有什么检查，一会儿护士进来给岳父挂上吊瓶，说是抗癌的营养药。
这个吊瓶要打四五个小时，我闲着没事同另外两个床上的患者聊了起来。
中间床位的患者姓刘，有七十来岁，是膀胱癌，正在准备手术，他老伴儿和女儿坐在床边。我看老刘的老伴也穿着病号服，有些好奇，她告诉我，她是卵巢癌，住在前面那个楼，本来，她是靠老刘照顾，没想到，现在老刘也得了膀胱癌，她还得照顾老刘。
我安慰她说卵巢癌不算什么，只要发现得早，手术的早，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老刘老伴说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头上了，不过她不在乎，该吃该喝该玩，她一样也不少，她还引了毛主席的话“中国人连死都不怕，害怕困难么？”
毛主席的这句话我很熟，但以前理解不深，但近几十年觉得他老人家看的太透了，总的来看，中国人确实是不怕死的，每天面对着各种污染、令人恐怖的交通和各种致命的疾病，表现出了惊人的从容和淡定。当然了，也不是什么都不怕，最怕被人瞧不起，为了让人瞧得起，有时都干豁出命。
靠窗的那位姓王，只有五十六岁，也是膀胱癌，膀胱已经被切除了，身上一左一右挂着两个尿袋。看着大活人带着尿袋到处走，我有些不习惯，我看到岳父也皱着眉头瞥了几眼带着尿袋的小王，我知道他是担心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和小王一个命运。
小王好像左胳膊不能动，他告诉我，他是前年被诊断出了膀胱癌，肿瘤切除后，医生给他做了人造膀胱，手术效果很好。出院后，他还可以开摩托车载人挣钱。
去年夏天，他在路上正开着摩托车，一辆轿车把他撞翻了，他捡了一条命，活了过来，不过这一撞，把他的左胳膊撞断了，人造膀胱撞碎了，只好从肚子上接出两根管子往尿袋里导尿。我开玩笑地问他：“现在不敢开摩托车了吧？”他满不在乎地说：“照开不误。”
我们正聊着，小护士进来了，她掀起小王的衣服，看了看肚子上的导尿口，说伤口挺好的，又帮着小王换了新的尿袋，把旧尿袋拎走。新尿袋比原先的那个大，制作也很漂亮，上面印了漂亮的图案，不注意看，还以为小王左右手各拎着一个时装袋子呢。
我正看着尿袋发呆，岳父叫我，吊瓶不滴水了。我去找护士，小护士来了，她调了一下吊瓶控制阀，药水滴了下来。小护士刚走，吊瓶又不滴了。小王告诉我，刚才那个小护士是新来的，业务不熟，让我去找那个老一点的护士，所谓老一点的那个护士也不过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在这些护士里长得是最好看的。
岳父看见她来了，开始抱怨。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命令岳父闭嘴，她说她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她俯身抬起岳父插着输液针头的手看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针头顶在血管壁上了。”她把针头往外拔出了一点，吊瓶里的药水均匀地滴下来。护士快活地冲岳父一笑：“老爷爷，好了吧，别着急，不会有问题，放心休息吧。”岳父也还了她一个宽慰的微笑。我心里一阵感动，很敬佩这些美丽的白衣天使，用自己的青春岁月照顾陪伴着这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对于我自己，在这种危重病房度过每一分钟都感到一种压力，一种看着生命在眼前慢慢逝去的压力。
第二天上午做b超检查，刘姐走进病房招呼岳父跟她走。刘姐五十五六岁，个子不高，人显得很干练。她是病房的导诊员，专门负责安排病人做各种检查，她是临时工，每个月医院给她一千六百元工资。现在病人特别多，如果没有导诊员，可能排一天队也检查不上。医生希望早一点得到自己病人的检查结果，病人希望快一点得到检查，所以刘姐的工作非常重要。
我们跟着刘姐挤进电梯来到三层，出了电梯，刘姐快步地往前走，走几步发现我们没跟上，她停下脚步，回头笑着等着我们。我们加快脚步跟上来，转了几个弯，来到b超检查中心。检查中心挤满了人，刘姐迅速挤到前面与检查中心的导诊员嘻嘻哈哈地说了几句，然后挤到我们身边，高兴地把嘴凑到岳父耳边嘀咕了几句。岳父耳背，听不见她说什么，岳父大声地嚷嚷说他听不见。刘姐哭笑不得，又神秘地凑到我耳边悄声说：“今天检查都排满了，我跟她们说老爷子明天手术才排上的。”
刘姐回病房了，我和岳父找椅子坐下来。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头看到一个有些熟悉的面孔在对我笑，我终于辨认出是袁老师，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我问袁老师来干什么袁老师苦笑了一下说：“我得了肺癌。”
袁老师消瘦的很烈害，已经是皮包骨了，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我握着袁老师干瘦如柴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袁老师嘀嘀咕咕地说：“如今环境污染太严重了，人体内好的细胞为了适应恶的环境产生了恶变，这些变坏了的细胞迅速发展，最后把自己的本体搞垮，自己也同归于尽。”
我想安慰袁老师：“我身边太多的人得了癌症，我是陪我岳父来，他是前列腺癌，我还有个同事，才四十来岁得了直肠癌。”
袁老师不无感慨地说：“你们上学那时候，环境多好，那时候谁家出了个癌症就像听到天塌下来一样，现在癌症太普通了，你看看吧,这医院里，有多少癌症患者，大家都习惯了。病人、家属、医生都不把癌症当回事儿了。”
我也深有同感：“这和战争一样，身边死的伤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这时导诊员叫了岳父的名字，我和袁老师又紧紧地握了握手，这也许是永别了。我回过身搀扶着岳父走进b超检查室。
岳父的检查差不多用了一个星期，b超、彩超、ect、磁共振，到星期四晚上才结束，星期五一整天没事，一家人陪着岳父等在病房。岳父的主治医生今天全天都有手术，这几天的检查结果要等主治医生手术结束才能给出诊断意见。
我急于知道岳父的身体状况，来到医生办公室，找到马主任的助理小罗，罗助理是主治医生马主任带的研究生，不到三十岁的样子，长得小小的，很有点学者的味道。
罗助理打开电脑，调出岳父的检查结果，发现肿瘤已经严重压迫双侧输尿管，导致双肾积水，必须做输尿管截流手术。我把罗助理的看法跟岳父说了，岳父很不喜欢罗助理的诊断结果，他说罗助理不懂，没有经验，等主治医生回来后再说。
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岳父的主治医生马主任才从手术室出来，我到医生办公室时，看到他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马主任大约四十来岁，一米七八的个子，人长得很帅，有博士学位，还带研究生，目前是市里这方面的权威，他对癌症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对癌症病人，最主要的是想法儿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
我悄声走到他旁边，马主任睁开眼，看是我，他打起精神，打开电脑，快速浏览了一下岳父的检验报告，回头对我说：“现在肿瘤压迫输尿管，影响肾功能，要尽快做输尿管截流手术。”
我回到病房向岳父转达了马主任的诊断，岳父听了诊断还是不理解：“我的病灶在前列腺，离输尿管和肾还有很远的距离，怎么会压迫到输尿管和肾脏？我看我的病还是感冒影响的，再观察一下，看看感冒好了以后怎么样。”
我知道岳父是怕动手术，特别是戴上尿袋。他当了一辈子兵，形象非常重要。我回到医生办公室，马主任看到我，眉头稍稍皱起，他问我：“老爷子，还是不肯做手术？”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您猜着了，他还是不理解。”接着，我把岳父的理论跟马主任讲了，我求马主任亲自走一趟，把岳父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当面和岳父说一说，岳父是搞技术的，如果理论上通了，思想问题才会解决，行动才能跟得上。马主任拒绝了我的请求：“你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你们病人和家属只要知道要做什么就可以了。如果老爷子认为需要观察，再观察一段也不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