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洲在深孔调查组的人眼中，是个十足的怪人。
他非常冷静，极少出现情绪的起伏，无论他们如何审问，如何质疑，他总是在沉默过后给出有理有据的说法。这种沉稳与余洲的年纪实在完全不相称。
调查组的人从太原救助站要来监控录像，反反复复地观察录像里的余洲。余洲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实在太过怪异了，不断有人质疑：这就是个精神病吧？
但心理评估显示，余洲精神正常、稳定，不说谎，也不夸大。
宋凡尔和余洲来往较多，她以为这是个在“缝隙”和“鸟笼”里见惯了太多生死，所以冷静得近乎麻木的年轻人。
她第一次看到余洲这样表露自己的情绪，丝毫不压抑、不伪饰——或者说，余洲的情绪来得太过突然、汹涌，他根本没来得及掩饰。
他的手在发抖，随即缓慢地握紧了掌心中的半颗眼球。仿佛是为了确认手中之物并非幻想，他非常、非常用力，宋凡尔甚至要提醒他：这东西破损的一面棱角尖锐，小心别弄伤了自己。
她看见余洲流泪，把紧握的拳头按在胸口。等稍稍平静之后，余洲忽然抬头，无比认真看着宋凡尔：“谢谢。”
宋凡尔：“……什么？”
余洲说了无数个谢谢，他牵着宋凡尔的手，又哭又笑。
宋凡尔问那是什么东西，余洲擦了眼泪，笑着说：“问我有什么意义？你能把它给我，说明你们已经彻底调查过了。”
宋凡尔以沉默默认。这东西看起来像是眼球，但结构稳定，十分坚硬。他们没能分析出它的元素构成，但确认没有辐射性与特异成分，最后上级拍板决定，把它交还归来者。
“所以，能告诉我它的来历吗？”宋凡尔问。
余洲想了想，回答：“是我得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大约一年后，对余洲本人的调查、对“缝隙”“鸟笼”“意志”等名词的诠释、研讨全部完成。
余洲带回两个笔记本，一本写得密密麻麻，另一本则完全空白。
对“归来者”的调查和解读笔记的过程，最终编汇成一本珍贵的档案集。宋凡尔发愁这东西应该怎么明明，余洲知道了，强烈提议：“请叫它《灰烬记事》。”
宋凡尔：“为什么？”
余洲：“我的伙伴以为他是一吹就散的灰烬，但他留下的记录对你们而言，是最珍贵的财富。”
宋凡尔点点头。在余洲的讲述中，记录下这些内容的青年已经在“缝隙”中死去，他和樊醒的骨骼融合，成为了新的笼主，永远无法回到现实之中。他是抱着慷慨赴死的心愿牺牲自己的。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宋凡尔问，“你还是不肯说吗？”
密密麻麻的笔记像一个精彩又奇特的历险故事集，醒、洲、笑、帽哥，还有简笔画的小鱼干，以及这本笔记的持有者，他们是这个历险故事集的主人公。说服余洲说出这几个主人公的准确姓名，实在花了宋凡尔很大的力气。
直到最后一刻，余洲终于松口：“我可以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你明白我说出名字的后果吗？”
“任何接触都有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我们绝对不能干预这些人的生活轨迹。”宋凡尔说，“这些名字是高度机密，除了特定的几个人之外，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余洲：“我能相信你吗？”
宋凡尔：“我们至少已经是朋友了吧。”
在调查局后院住了一年，余洲已经完全习惯这样的生活，连同北京的寒冷与干热也全都适应了。他低头思索，片刻后看着宋凡尔：“如果我说出他们的名字、家乡，你能答应我几件事吗？”
宋凡尔等的就是这一刻。
调查局和“深孔”调查组的人无数次开会讨论，他们都感受到，余洲仍旧隐瞒着许多事实。他详细讲述了“缝隙”“鸟笼”和“意志”，以及“意志”所创造的孩子们，“鸟笼”的规律，发生在“缝隙”之中的事情……但对于自己如何进入“缝隙”，平时生活在什么地方，以及笔记中提及的人们，余洲从来紧闭嘴巴，不肯透露。
他明显在等待交易的机会。
余洲想要跟调查局做怎样的交易，即便宋凡尔也没办法打听出来。余洲是一把锁死了的旧锁头，无论如何都撬不开。
但从宋凡尔把那半个金色眼球交给余洲之后，余洲对她的态度有了明显的缓和，与其他人相比，显然他更信任宋凡尔。
宋凡尔接到的指令是：不要欺骗余洲，尽可能真诚、坦率地与余洲交流，务必从他口中获得可信的情报。
余洲并不复杂。宋凡尔常想：他只有在保护自己和笔记中提到的那些人时，才会流露出明显的迂回和心机。但很多时候，余洲只是一个比宋凡尔年轻、有时候比她更天真的年轻人。
如果说一开始调查局上级部门对余洲的说法还有些疑问，这一年中余洲身体力行地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异常：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头发不会长长，对食物、饮水不感兴趣，极少睡眠，代谢低得不可思议。
换言之：余洲整个人，处于一种明显可见的停滞状态。
进入“缝隙”的人会停滞在当时当刻的状态中，余洲的躯体里掺杂了“缝隙”的生命体，这或许正是他即便回到现实世界，也仍旧毫无变化的原因。
宋凡尔有时候看余洲，带着好奇，也带着难以掩饰的同情。由于体质产生变化，任何一个人口数据库里都找不到和眼前年轻人相符的信息。广阔大地上，十二亿人中，名为“余洲”的足足有6034人。但没有一个属于眼前的归来者。
他没有户口，没有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过任何可考的痕迹。有时候宋凡尔甚至怀疑：他真的是我们这个时空的人吗？他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回不了家？当一切顺利解决，这个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永远停留在这个年纪的年轻人，能去什么地方？
“你说。”宋凡尔回答，“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一定满足。”
“首先，我有另一个名字。”余洲笑了笑，“我叫文斯渊。”
调查局迅速在失踪人口数据库里找到了“文斯渊”的名字，神秘的“归来者”终于向他们敞开了自己。
父亲文锋，母亲季春月，七个月时失踪，至今十年，始终下落不明。
不仅如此，余洲还说出了姜笑、付云聪、柳英年和自己的来历。调查局迅速查到了这几个孩子的所在地，秘密展开了调查行动。
余洲的要求是：调查局给他自由。
宋凡尔：“我们只能给你有限的自由。”
余洲：“监视我？”
宋凡尔：“你的身份始终非常特殊。”
余洲点头，他理解。“负责监视我的人是你吗？”他问。
“差不多。”宋凡尔回答，“我已经接到了命令，我会和你一起出发。”
“出发？”余洲一怔，“你怎么知道我想去哪里？”
“回家，不是么？”宋凡尔打量他，“文斯渊，你还有一个奶奶。”
宋凡尔为余洲争取了最大限度的自由：他只需要居住在调查局安排的房子里，僻静，远离市郊，定期向宋凡尔汇报行踪。当然，宋凡尔也会秘密安排人监视余洲。
“对我这么放心？”余洲笑着问。
“没有谁比你更害怕扰乱时间线，所以你不会轻易跟任何人接触。”宋凡尔正开车，和余洲一起前往文家。两人与随行的调查组成员刚刚下飞机，一次马不停蹄的远行。
余洲很紧张，眼看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他忽然说：“算了吧。”
宋凡尔不应。
“宋姐，我不去了。”余洲说，“我们回北京吧，谢谢。我，我下次再来，我做好准备再……”
“年轻人啊。”宋凡尔忽然说。
余洲：“嗯？”
“太年轻了，你以为现在不想做的事情以后还可以再面对。但是有的事情，一旦错过了就永远没有重来的机会。”宋凡尔说，“你的奶奶年纪已经很大，身体也不好。她突然之间失去了家里的三个人，你觉得她会变成什么样？”
余洲说不出话。
宋凡尔目视前方：“去见见老人家吧。其实，她根本认不得你。”
老人岂止认不得余洲，她认不得许多人。
社区的人早早在路口等着，好奇打量宋凡尔身后那戴着口罩的年轻人。宋凡尔亮出上级机构的函件，一行人进了小区，上楼、敲门，等屋里的人回应。
“是调查季老师的失踪吗？”上了年纪的社区干部忍不住问，“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消息吗？”
“有消息。”宋凡尔微微点头，“是好消息，不过我们还得再跟老人问一些情况。”
“怎么问啊？”干部不解，“她记不得很多事情了。”
“没有监护人吗？”宋凡尔问。
“老文有个堂妹，一周大概来两三次，其余时间都是老人家自己住。她不肯走啊，她说季老师他们还会回来的，她走了没人开门。”
门开了，白发凌乱的老人站在门内，佝偻着腰。她浑浊的眼睛看着眼前人，有些害怕，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
家里的陈设几乎没有变过，跟余洲在小十制造的幻境里看见的一模一样，他听见房间里有铃铛的声音，扭头去看，那串婴儿用的小铃铛坏得只剩下一个，用线系着，挂在窗户上。
柜子上摆着照片，受潮了，画面洇化严重。余洲拿起一张，是自己戴着军帽躺在床上的照片。老人忽然冲过来，从他手里夺下照片，凶狠地吼：“别碰！”
随行的人把社区干部们请出门外，屋里只剩余洲、宋凡尔和老人。余洲摘了口罩，一直很犹豫。宋凡尔鼓励他：“喊一声。”
余洲喊不出来。他二十多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奶奶”这个亲人。
倒是老人看到他，浑浊的眼睛猛地睁圆了，欢天喜地拉着他手：“阿锋，你几时回来的？”
余洲口讷，勉强应了句：“哎。”
“小季呢？”老人看余洲身后，“小季怎么不来？哎呀，我特地炖好了鸡汤……”
她高高兴兴往厨房里走。厨房里灶冷锅冷，老人茫然站了片刻，回头看到厨房门口的余洲，又高高兴兴：“阿锋，你几时回来的？”
她吃了一惊：“哭什么？”说着用皱巴巴的手去擦余洲的眼泪。她越是擦，余洲哭得越是厉害。老人也哽咽了：“哎呀，妈妈知道你不容易，当兵辛苦啊。”
她说话颠三倒四，一直把余洲认作文锋。余洲看见墙上挂着文锋和季春月的结婚照，乍一看，他和父亲其实并不十分相似。坐在这弥漫着中药和某种陈旧气味的屋子里，余洲静静地听老人说了许多许多的话。
老人吃了药，昏昏沉沉，余洲陪着她直到她入睡。老人忽然抓住余洲的手，眼睛清明，双手有力：“我们家久久呢？你要找到他。”
从没人喊过这个小名，余洲跪在床边，握住老人的手。老人短暂地清醒了一会儿，很快在药效作用下睡了过去。余洲不舍得放开她的手。
“奶奶，久久回来了。”他喃喃低语，“久久在这里。”
回去路上余洲一直沉默。后座的调查组人员给他递一张纸巾，他含糊地说谢谢，仍看着窗外。
宋凡尔等到他平静，提醒：“距离回程飞机还有几个小时，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
半小时后，车子在废品收购站门口缓缓停下。
这是余洲叙述过的地方，在城市边缘，并不容易找。余洲没有走进去。烈日当空，他隔着口罩也能闻见浓烈的酸腐味。自己在这里长大，但他实在喜欢不起来。
白天的时候余洲不会在收购站里呆着。太臭也太热，他会四处乱蹦，跑到商场里享受空调。
沿着收购站外面的路往前走，余洲看见一个小吃店门口围了一堆人。
在看清楚店铺名称的瞬间，他一个激灵，忽然朝人群冲过去。
小店门口垂挂隔绝冷气与热气的塑料帘子，放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孩反剪双手，被捆在椅背上。
孩子低着头，穿的是明显不合身的背心和裤子，脚上两只球鞋，大小和颜色都不一样。他低着头，背在身后的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一言不发，裸露的皮肤上大大小小都是被蚊虫叮咬的痕迹。
“几岁啊？你几岁！”店老板拍拍他脸，“学人偷东西，你爹妈呢？”
男孩扭头朝他吐一口口水。
老板怒了，直接上手甩了个耳光，连人带椅子扇在地上。围观人群发出惋惜只剩，有大妈喊：“不要打呀，这么小，骂几句就行了。”
“有娘生没爹教，不打不行！”老板把小孩拎起来，掏出块菜牌挂在孩子颈上，菜牌背面空白，老板用红色马克笔写了个大字：贼。
“识字吗？”老板声音忽然缓和，“不识字我教你，这是贼字。懂吗？”
小孩头也不抬。
“你跟我念，我就放了你。”老板说，“大声点，贼！”
小孩被日头烤得站不住，耳朵额头通红，已经有些摇摇晃晃。他半信半疑，很小声：“贼。”
老板：“听不见。”
小孩声音提高了一点：“贼。”
“哎！贼！”老板拍打大腿，“记住了，你就是这种东西，你一辈子都是这种东西。没爹没妈，只能当贼。”
人群起初哄笑，后来笑声渐消。那孩子咬紧下唇哭了，没出声，只是用一种狰狞凶恶的目光死死盯着老板，大眼睛红得像兔子。
算啦。不要欺负他了。没人管也可怜。人堆里三三两两有人出声。
余洲站在人群里，看着十岁的自己第一次因为太过饥饿偷窃，而被晾在街上示众。
他掏出一张一百元递给老板：“放了他。”
老板没接，打量他：“你谁啊？”
“放了他！”余洲低吼。
老板拧劲上来，但抬眼看到余洲身后有三个看起来颇有架势的人，便顺坡下驴，收了钞票，剪开小孩手上的铁丝。
孩子几乎立刻就跳了起来。他一手摘下菜牌扔地上，一手抓住老板手里的百元大钞。老板一怒，举手打过来，不料孩子顺势在他手背狠狠一咬。场面瞬间混乱，等余洲扶起那老板，孩子已经没了踪影。
余洲已经不记得自己在这一天接受过什么人的帮助。他当时心里全是恨，恨胖乎乎的老板，恨眼前围观的人，甚至连出声帮忙的人也恨。他恨所有人，恨这灿烂天地，恨热闹快乐的人间，恨生了他、丢了他的所有人。
他跑到河边，疯狂往河里扔能捡到的一切东西。又因为太饿，石头垃圾全都扔不远。
余洲追上小孩时，远远就听见哭声。小小的他坐在河边放声大哭，上气不接下气，肩膀抽搐。
“……余洲。”余洲走到河岸边，喊了一声。
小孩吃了一惊，条件反射地拔腿就跑。余洲眼疾手快抓住他的胳膊，心头暗暗一惊：十岁的余洲，手腕细得跟久久一样。
他想跟自己说说话，可是一瞬间，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也早忘了那天是否遇见过自己这样古怪的、戴着蓝色大口罩的年轻人。记得的只是放声大哭时痛苦的悲戚：没有人管他，没有人爱他。
小孩张口又要咬下来，余洲没有躲开，孩子在他手上咬得用力，他忍着疼，揉了揉孩子乱糟糟的头发。
小余洲又吃了一惊，被这陌生人莫名其妙的温情。他拼命挣扎，终于摆脱钳制，猴子一般飞快跑上河岸，一路狂奔。
“……会有的，未来会有的。”余洲只能用谁都听不见的声音，宽慰过去的自己。
他非常冷静，极少出现情绪的起伏，无论他们如何审问，如何质疑，他总是在沉默过后给出有理有据的说法。这种沉稳与余洲的年纪实在完全不相称。
调查组的人从太原救助站要来监控录像，反反复复地观察录像里的余洲。余洲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实在太过怪异了，不断有人质疑：这就是个精神病吧？
但心理评估显示，余洲精神正常、稳定，不说谎，也不夸大。
宋凡尔和余洲来往较多，她以为这是个在“缝隙”和“鸟笼”里见惯了太多生死，所以冷静得近乎麻木的年轻人。
她第一次看到余洲这样表露自己的情绪，丝毫不压抑、不伪饰——或者说，余洲的情绪来得太过突然、汹涌，他根本没来得及掩饰。
他的手在发抖，随即缓慢地握紧了掌心中的半颗眼球。仿佛是为了确认手中之物并非幻想，他非常、非常用力，宋凡尔甚至要提醒他：这东西破损的一面棱角尖锐，小心别弄伤了自己。
她看见余洲流泪，把紧握的拳头按在胸口。等稍稍平静之后，余洲忽然抬头，无比认真看着宋凡尔：“谢谢。”
宋凡尔：“……什么？”
余洲说了无数个谢谢，他牵着宋凡尔的手，又哭又笑。
宋凡尔问那是什么东西，余洲擦了眼泪，笑着说：“问我有什么意义？你能把它给我，说明你们已经彻底调查过了。”
宋凡尔以沉默默认。这东西看起来像是眼球，但结构稳定，十分坚硬。他们没能分析出它的元素构成，但确认没有辐射性与特异成分，最后上级拍板决定，把它交还归来者。
“所以，能告诉我它的来历吗？”宋凡尔问。
余洲想了想，回答：“是我得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大约一年后，对余洲本人的调查、对“缝隙”“鸟笼”“意志”等名词的诠释、研讨全部完成。
余洲带回两个笔记本，一本写得密密麻麻，另一本则完全空白。
对“归来者”的调查和解读笔记的过程，最终编汇成一本珍贵的档案集。宋凡尔发愁这东西应该怎么明明，余洲知道了，强烈提议：“请叫它《灰烬记事》。”
宋凡尔：“为什么？”
余洲：“我的伙伴以为他是一吹就散的灰烬，但他留下的记录对你们而言，是最珍贵的财富。”
宋凡尔点点头。在余洲的讲述中，记录下这些内容的青年已经在“缝隙”中死去，他和樊醒的骨骼融合，成为了新的笼主，永远无法回到现实之中。他是抱着慷慨赴死的心愿牺牲自己的。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宋凡尔问，“你还是不肯说吗？”
密密麻麻的笔记像一个精彩又奇特的历险故事集，醒、洲、笑、帽哥，还有简笔画的小鱼干，以及这本笔记的持有者，他们是这个历险故事集的主人公。说服余洲说出这几个主人公的准确姓名，实在花了宋凡尔很大的力气。
直到最后一刻，余洲终于松口：“我可以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你明白我说出名字的后果吗？”
“任何接触都有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我们绝对不能干预这些人的生活轨迹。”宋凡尔说，“这些名字是高度机密，除了特定的几个人之外，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余洲：“我能相信你吗？”
宋凡尔：“我们至少已经是朋友了吧。”
在调查局后院住了一年，余洲已经完全习惯这样的生活，连同北京的寒冷与干热也全都适应了。他低头思索，片刻后看着宋凡尔：“如果我说出他们的名字、家乡，你能答应我几件事吗？”
宋凡尔等的就是这一刻。
调查局和“深孔”调查组的人无数次开会讨论，他们都感受到，余洲仍旧隐瞒着许多事实。他详细讲述了“缝隙”“鸟笼”和“意志”，以及“意志”所创造的孩子们，“鸟笼”的规律，发生在“缝隙”之中的事情……但对于自己如何进入“缝隙”，平时生活在什么地方，以及笔记中提及的人们，余洲从来紧闭嘴巴，不肯透露。
他明显在等待交易的机会。
余洲想要跟调查局做怎样的交易，即便宋凡尔也没办法打听出来。余洲是一把锁死了的旧锁头，无论如何都撬不开。
但从宋凡尔把那半个金色眼球交给余洲之后，余洲对她的态度有了明显的缓和，与其他人相比，显然他更信任宋凡尔。
宋凡尔接到的指令是：不要欺骗余洲，尽可能真诚、坦率地与余洲交流，务必从他口中获得可信的情报。
余洲并不复杂。宋凡尔常想：他只有在保护自己和笔记中提到的那些人时，才会流露出明显的迂回和心机。但很多时候，余洲只是一个比宋凡尔年轻、有时候比她更天真的年轻人。
如果说一开始调查局上级部门对余洲的说法还有些疑问，这一年中余洲身体力行地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异常：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头发不会长长，对食物、饮水不感兴趣，极少睡眠，代谢低得不可思议。
换言之：余洲整个人，处于一种明显可见的停滞状态。
进入“缝隙”的人会停滞在当时当刻的状态中，余洲的躯体里掺杂了“缝隙”的生命体，这或许正是他即便回到现实世界，也仍旧毫无变化的原因。
宋凡尔有时候看余洲，带着好奇，也带着难以掩饰的同情。由于体质产生变化，任何一个人口数据库里都找不到和眼前年轻人相符的信息。广阔大地上，十二亿人中，名为“余洲”的足足有6034人。但没有一个属于眼前的归来者。
他没有户口，没有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过任何可考的痕迹。有时候宋凡尔甚至怀疑：他真的是我们这个时空的人吗？他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回不了家？当一切顺利解决，这个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永远停留在这个年纪的年轻人，能去什么地方？
“你说。”宋凡尔回答，“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一定满足。”
“首先，我有另一个名字。”余洲笑了笑，“我叫文斯渊。”
调查局迅速在失踪人口数据库里找到了“文斯渊”的名字，神秘的“归来者”终于向他们敞开了自己。
父亲文锋，母亲季春月，七个月时失踪，至今十年，始终下落不明。
不仅如此，余洲还说出了姜笑、付云聪、柳英年和自己的来历。调查局迅速查到了这几个孩子的所在地，秘密展开了调查行动。
余洲的要求是：调查局给他自由。
宋凡尔：“我们只能给你有限的自由。”
余洲：“监视我？”
宋凡尔：“你的身份始终非常特殊。”
余洲点头，他理解。“负责监视我的人是你吗？”他问。
“差不多。”宋凡尔回答，“我已经接到了命令，我会和你一起出发。”
“出发？”余洲一怔，“你怎么知道我想去哪里？”
“回家，不是么？”宋凡尔打量他，“文斯渊，你还有一个奶奶。”
宋凡尔为余洲争取了最大限度的自由：他只需要居住在调查局安排的房子里，僻静，远离市郊，定期向宋凡尔汇报行踪。当然，宋凡尔也会秘密安排人监视余洲。
“对我这么放心？”余洲笑着问。
“没有谁比你更害怕扰乱时间线，所以你不会轻易跟任何人接触。”宋凡尔正开车，和余洲一起前往文家。两人与随行的调查组成员刚刚下飞机，一次马不停蹄的远行。
余洲很紧张，眼看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他忽然说：“算了吧。”
宋凡尔不应。
“宋姐，我不去了。”余洲说，“我们回北京吧，谢谢。我，我下次再来，我做好准备再……”
“年轻人啊。”宋凡尔忽然说。
余洲：“嗯？”
“太年轻了，你以为现在不想做的事情以后还可以再面对。但是有的事情，一旦错过了就永远没有重来的机会。”宋凡尔说，“你的奶奶年纪已经很大，身体也不好。她突然之间失去了家里的三个人，你觉得她会变成什么样？”
余洲说不出话。
宋凡尔目视前方：“去见见老人家吧。其实，她根本认不得你。”
老人岂止认不得余洲，她认不得许多人。
社区的人早早在路口等着，好奇打量宋凡尔身后那戴着口罩的年轻人。宋凡尔亮出上级机构的函件，一行人进了小区，上楼、敲门，等屋里的人回应。
“是调查季老师的失踪吗？”上了年纪的社区干部忍不住问，“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消息吗？”
“有消息。”宋凡尔微微点头，“是好消息，不过我们还得再跟老人问一些情况。”
“怎么问啊？”干部不解，“她记不得很多事情了。”
“没有监护人吗？”宋凡尔问。
“老文有个堂妹，一周大概来两三次，其余时间都是老人家自己住。她不肯走啊，她说季老师他们还会回来的，她走了没人开门。”
门开了，白发凌乱的老人站在门内，佝偻着腰。她浑浊的眼睛看着眼前人，有些害怕，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
家里的陈设几乎没有变过，跟余洲在小十制造的幻境里看见的一模一样，他听见房间里有铃铛的声音，扭头去看，那串婴儿用的小铃铛坏得只剩下一个，用线系着，挂在窗户上。
柜子上摆着照片，受潮了，画面洇化严重。余洲拿起一张，是自己戴着军帽躺在床上的照片。老人忽然冲过来，从他手里夺下照片，凶狠地吼：“别碰！”
随行的人把社区干部们请出门外，屋里只剩余洲、宋凡尔和老人。余洲摘了口罩，一直很犹豫。宋凡尔鼓励他：“喊一声。”
余洲喊不出来。他二十多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奶奶”这个亲人。
倒是老人看到他，浑浊的眼睛猛地睁圆了，欢天喜地拉着他手：“阿锋，你几时回来的？”
余洲口讷，勉强应了句：“哎。”
“小季呢？”老人看余洲身后，“小季怎么不来？哎呀，我特地炖好了鸡汤……”
她高高兴兴往厨房里走。厨房里灶冷锅冷，老人茫然站了片刻，回头看到厨房门口的余洲，又高高兴兴：“阿锋，你几时回来的？”
她吃了一惊：“哭什么？”说着用皱巴巴的手去擦余洲的眼泪。她越是擦，余洲哭得越是厉害。老人也哽咽了：“哎呀，妈妈知道你不容易，当兵辛苦啊。”
她说话颠三倒四，一直把余洲认作文锋。余洲看见墙上挂着文锋和季春月的结婚照，乍一看，他和父亲其实并不十分相似。坐在这弥漫着中药和某种陈旧气味的屋子里，余洲静静地听老人说了许多许多的话。
老人吃了药，昏昏沉沉，余洲陪着她直到她入睡。老人忽然抓住余洲的手，眼睛清明，双手有力：“我们家久久呢？你要找到他。”
从没人喊过这个小名，余洲跪在床边，握住老人的手。老人短暂地清醒了一会儿，很快在药效作用下睡了过去。余洲不舍得放开她的手。
“奶奶，久久回来了。”他喃喃低语，“久久在这里。”
回去路上余洲一直沉默。后座的调查组人员给他递一张纸巾，他含糊地说谢谢，仍看着窗外。
宋凡尔等到他平静，提醒：“距离回程飞机还有几个小时，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
半小时后，车子在废品收购站门口缓缓停下。
这是余洲叙述过的地方，在城市边缘，并不容易找。余洲没有走进去。烈日当空，他隔着口罩也能闻见浓烈的酸腐味。自己在这里长大，但他实在喜欢不起来。
白天的时候余洲不会在收购站里呆着。太臭也太热，他会四处乱蹦，跑到商场里享受空调。
沿着收购站外面的路往前走，余洲看见一个小吃店门口围了一堆人。
在看清楚店铺名称的瞬间，他一个激灵，忽然朝人群冲过去。
小店门口垂挂隔绝冷气与热气的塑料帘子，放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孩反剪双手，被捆在椅背上。
孩子低着头，穿的是明显不合身的背心和裤子，脚上两只球鞋，大小和颜色都不一样。他低着头，背在身后的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一言不发，裸露的皮肤上大大小小都是被蚊虫叮咬的痕迹。
“几岁啊？你几岁！”店老板拍拍他脸，“学人偷东西，你爹妈呢？”
男孩扭头朝他吐一口口水。
老板怒了，直接上手甩了个耳光，连人带椅子扇在地上。围观人群发出惋惜只剩，有大妈喊：“不要打呀，这么小，骂几句就行了。”
“有娘生没爹教，不打不行！”老板把小孩拎起来，掏出块菜牌挂在孩子颈上，菜牌背面空白，老板用红色马克笔写了个大字：贼。
“识字吗？”老板声音忽然缓和，“不识字我教你，这是贼字。懂吗？”
小孩头也不抬。
“你跟我念，我就放了你。”老板说，“大声点，贼！”
小孩被日头烤得站不住，耳朵额头通红，已经有些摇摇晃晃。他半信半疑，很小声：“贼。”
老板：“听不见。”
小孩声音提高了一点：“贼。”
“哎！贼！”老板拍打大腿，“记住了，你就是这种东西，你一辈子都是这种东西。没爹没妈，只能当贼。”
人群起初哄笑，后来笑声渐消。那孩子咬紧下唇哭了，没出声，只是用一种狰狞凶恶的目光死死盯着老板，大眼睛红得像兔子。
算啦。不要欺负他了。没人管也可怜。人堆里三三两两有人出声。
余洲站在人群里，看着十岁的自己第一次因为太过饥饿偷窃，而被晾在街上示众。
他掏出一张一百元递给老板：“放了他。”
老板没接，打量他：“你谁啊？”
“放了他！”余洲低吼。
老板拧劲上来，但抬眼看到余洲身后有三个看起来颇有架势的人，便顺坡下驴，收了钞票，剪开小孩手上的铁丝。
孩子几乎立刻就跳了起来。他一手摘下菜牌扔地上，一手抓住老板手里的百元大钞。老板一怒，举手打过来，不料孩子顺势在他手背狠狠一咬。场面瞬间混乱，等余洲扶起那老板，孩子已经没了踪影。
余洲已经不记得自己在这一天接受过什么人的帮助。他当时心里全是恨，恨胖乎乎的老板，恨眼前围观的人，甚至连出声帮忙的人也恨。他恨所有人，恨这灿烂天地，恨热闹快乐的人间，恨生了他、丢了他的所有人。
他跑到河边，疯狂往河里扔能捡到的一切东西。又因为太饿，石头垃圾全都扔不远。
余洲追上小孩时，远远就听见哭声。小小的他坐在河边放声大哭，上气不接下气，肩膀抽搐。
“……余洲。”余洲走到河岸边，喊了一声。
小孩吃了一惊，条件反射地拔腿就跑。余洲眼疾手快抓住他的胳膊，心头暗暗一惊：十岁的余洲，手腕细得跟久久一样。
他想跟自己说说话，可是一瞬间，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也早忘了那天是否遇见过自己这样古怪的、戴着蓝色大口罩的年轻人。记得的只是放声大哭时痛苦的悲戚：没有人管他，没有人爱他。
小孩张口又要咬下来，余洲没有躲开，孩子在他手上咬得用力，他忍着疼，揉了揉孩子乱糟糟的头发。
小余洲又吃了一惊，被这陌生人莫名其妙的温情。他拼命挣扎，终于摆脱钳制，猴子一般飞快跑上河岸，一路狂奔。
“……会有的，未来会有的。”余洲只能用谁都听不见的声音，宽慰过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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