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寺庙之后，另外又有令他极其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在张缘一的眼前，竟然又是一座小书院。
士人之所以被称为士人，原因就在于他们认同儒家传统价值观，受到“修、齐、治、平”的熏陶。从文化学上来说，儒学使士人在社会上确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里，分散的社会个体获得优越感和归属感。
但这种优越感和归属感必须基于社会外部力量对其基本价值取向的认可和追随，方可获得。因此士人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宣扬儒家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从而主掌社会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传统的士子们多以“明道”“弘道”为己任，对他们而言，天下一直有一个永恒的“道统”传承体系，“道”明则天下太平，“明道”“弘道”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何为“道统”？“道统”一词由南宋理学家朱熹最先提出，但道统说的最有力提倡者是大唐儒家学者韩愈。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
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道”，概括地说，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儒家此道有一个传承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个传承序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道”是儒家恪守的核心价值，用一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用两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义”，用五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义礼智信”，这三种表述之间的关系，在宋代理学家看来，只是“理一而分殊”而已。
其中，仁是基础和根本，贯穿于其他价值和德目。“统”则是传道的人物谱系，孔子谓“人能弘道”，朱子弟子黄干谓道“待人而后传”，这一传道谱系便是在儒学历史上起过承前启后重要作用的圣贤和大儒。
对今人而言，“道”是我们传承和弘扬的崇高价值，“统”是我们自觉弘道的使命，无论我们个人成就大小，我们自觉去担负弘道的责任，努力完成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发展儒家文化的历史任务。
在书院大师看来，书院教育必须担负起培育人才、发明圣道、接续道统的重要使命，这是书院教育的根本目标。
宋初学者孙复创泰山书院，他本人“尽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三十年，而深通孔子之心”，最终目的是“传道授业于弟子，并将以书载之后世，则道乃大耀之”。
南宋理学家袁甫在作于绍定六年的《象山书院记》中明确表示，创建书院的目的就在于发明圣贤之道，他认为，三代以后学道沉溺，创建书院是为了振兴儒学，讲明圣道，即所谓“书院之建，为明道也”。
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书院教育家张栻认为，设立书院绝不是为了给士人提供一个群居闲谈、猎取功名利禄的场所，也不是为了给生徒传授求得文辞之功的技巧，而是为了“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他在重修岳麓书院时所作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曾写道：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圣贤者出。三代导人，教学为本，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夫子在当时虽不得施用，而兼爱万世，实开无穷之传。果何欤？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善乎！孟氏之发仁深切也。
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慈湖书院记》中称：“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闾有塾，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理义明。书院之设，意犹近古，睢阳、白鹿为称首。若周、程、朱、吕治教之地，文献尤盛，天典民彝之统纪，恃以不坠。”书院的使命是“接续圣道，成就人才”，“弘扬儒道，讲明正学”，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科举功名的以“明人伦”“赞化育”“参天地”为目标的文化理想。明代弘治年间，陕西三原士人王承裕等建弘道书院。书院以“弘道”为名，所表达的正是此意。“夫能此之谓弘道, 持此不懈，在主敬；而察此以怀之，在谨独。吾性既尽，然必尽人物之性。至于赞化育、参天地，乃为弘道之极功，而亦非吾性外事也……若独以学业为务，以科目为念，以功名显达自期待，毁方瓦合以求避世俗之笑，则安用此书院？”
书院对儒道的承续和弘扬，还可以从书院规章制度中窥见一斑。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提出了培养生徒道德主体人格的“三要”：其一为“修身之要”，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其二为“处事之要”，要求生徒正确处理好义利的关系，做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三为“接物之要”，要求生徒对此对彼一视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曾任教于诂经精舍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始于宋时。所以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顾姓名精微之理，即寄于圣贤经传中，必先析疑辩难，而后至当不易者使出，于是取而淑其身心，以求无戾于古昔圣贤之所授受。”
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宗旨就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
从历代学者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尽管各书院创建的时代、社会背景各不相同，创建的缘起、过程各有差异，创建者的身份、学术建树及特点也大相径庭，但各个书院都把明圣贤之道、扬孔孟正学、行社会教化、讲道和传道作为办学的根本宗旨。
儒、释、道在历史上一度并列为社会之文化主流，宋代以后，书院在融合佛、道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学术文化传播中心。
曾经的书院虽然有很高的学术自由度，但书院的一大特征是其学术倾向往往与讲学者或山长的学术流派密切相关。
在儒家占传统文化主流的社会中，书院往往与儒家学术文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吕祖谦与丽泽书院，陆九渊与象山书院，王守仁与姚江书院，东林党与无锡东林书院，阮元与学海堂、诂经精舍，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等等。
这些书院不仅延续和弘扬了儒家的学术传统，也为儒家学术的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讲学是书院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对于书院而言，讲学是传播儒家学术文化、培养人才和开发民智的主要途径。“书院在发展历程中，始终以学术研究为主轴。”
许多书院人才济济，他们或在院内潜心钻研，或与不同学派及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学术辩论。讲会（又称会讲）是书院讲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书院讲会的状况、水平，是学术思潮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朱熹与张栻的“岳麓之会”，它与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吕祖谦等人在江西信州的“鹅湖之会”，以及陆九渊与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义利之辩”，为史上著名的三大讲会事件。
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次学术辩论与交流都发生在书院，这足以说明书院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书院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又有巨量的藏书资源，这为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书院虽然各有所属的学派，但殊途同归，大多以传播孔孟之道为己任，维护传统道统为底线。正如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所指出的那样：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学也，吕（祖谦）学也，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书院把学术研究和教学两者紧紧结合起来，一方面，学术研究是书院教学的基础，这既提高了生徒钻研学术的能力，又培育了学术种子，壮大了学术队伍。
另一方面，教学和研究推广了书院的学术成果和各派的学术思想。以象山书院为例，陆九渊向弟子传授陆学后，其门人积极宣传师学，如杨简在碧沚书院讲学，袁燮在城南楼氏精舍讲学，沈焕在月湖竹洲讲学等，扩大了其学术影响。
又譬如清代学者黄宗羲，他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讲学内容，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面不断扩大，逐渐形成闻名遐迩的浙东经史学派，并把学术思想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大多数书院还致力于普及文化知识和以儒家道统对社会进行教化，推动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朱熹曾说：“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
王守仁也非常重视对平民大众的教育，他认为应“教之歌诗习礼，申以孝悌，导之礼让”。对平民百姓的教育内容虽然浅显易懂，但这也是一种儒家道德的教育，目的就是淳厚世风，传播儒家文化。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并以“书”为名，显然与它的藏书功能是分不开的。书院的教育功能是以藏书功能为前提的，“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
首先，书院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无论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都是弥足珍贵的。
比如钟山、紫阳、敷文三所书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经”“二十二史”等，以及白鹿洞、岳麓两书院珍藏的《御纂日讲解义》等古籍，为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另外，由于书院与学派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故而许多学术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过书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来。
其次，书院的刻书与印书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而且促进了文化的下沉和知识的大众化，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活动。
如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论语要义》《近思录》《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方面，使理学成为学术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扩大了理学的影响面。又如阮元在主政学海堂和诂经精舍期间，刊刻了《朱子大全集》《十三经注疏》《诂经精舍》等一大批儒家文献。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藏书不仅仅服务于书院的师生，而且可以外借，使书院成为“公共图书馆”，直接服务于儒家文化的传播。
益阳箴言书院允许院外士人借阅书籍：“凡院外之人愿读某书者，自具薪水蔬油来院，呈明监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许出院门。”
江宁惜阴书院也是如此，“俾本籍士子无书者得诣书院借读”
书院是七星大陆之上，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不同于宗门却又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它集教学、学术、藏书为一体。
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其时， “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书院在宋、明时期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
书院有着深厚的私学传统，宋书院与官学相比，体现了一种更为尊重学术、倡导争鸣的教育精神和气象，正是这种精神和气象，代表和促进了儒学教育发展的新高度。
书院对儒学的推动，在宋明时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即广义的“宋明理学”的发展，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明理学与政治的结合，发扬了儒学教育关切世俗民生的勇气和精神，三是促进了地域性学术中心的形成。
书院自产生后，便与儒学自身的每一次蜕变如影随形，成为儒学学理衍生、阐发和传播的重要场所。书院开办者的初衷大多在于兴理学、明节义，朱熹在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时就曾说过：“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书院极大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发展，前者代表人物有程颢、程颐、朱熹等，后者则以陆九渊、王守仁等为代表，这些人都是当时主持各大书院的著名学者，书院是他们研究学问和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场所，他们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是南教学讲义整理而来，如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陆九渊的《语录》等，这些讲义立足于儒家经典，却又能脱出训诂，着重从中发掘新的义理，通过对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人与世界等关系的探讨与诠释，把儒学推进到了进行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考的阶段。
“鹅湖之会”发生在鹅湖书院，以为学之本应是“道问学”还是“尊德性”的争论为契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开始了全面交锋的历程口]。
正是在这些讲学和辩道的过程中，宋明理学先后经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繁荣，在逻辑结构、价值方向等各方面都改变了传统儒学的面貌。
另一方面，儒学历来以“济世”为追求，作为儒学发展新阶段的宋明理学也借助书院来实现它与政治的结合。宋、明书院培养了大量具有儒家理学思想的儒生，这些儒生在官学尚不完备时期足封建官员的主要来源；一些主持书院的著名学者本身就是封建王朝任命的官员。
随着宋、明中期以后对书院控制的加强，许多书院更是几乎由学术研究和传播的机构沦为生们的仕进工具，在科举制度和官学的渗透和挤压下走向萎缩和变异。
但无论是兴盛还是变异时期，书院教育都力图通过向、王朝输送人才及其学术观点和政治理念，使理学在宋明时期成为强化礼教、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吏治败坏、科场腐化的时期，书院还发挥其讽时议政的功能，书院师生不屈不挠地与腐败官吏和封建朝廷进行斗争，宣扬政治改良的会理想。
当然，书院儒学教育的发达不仅仅表现在新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的产生上，还表现在区域性学术中心的形成上。
宋明理学按学术思想的不同又分为濂、洛、关、闽四大流派，这四大流派是根据当时学者居住讲学的地域名称来划分的。周敦颐居濂溪，称濂学；程颢、程颐是洛阳人，称洛学；张载曾讲学关中，称关学；朱熹讲学福建(简称闽)，称闽学，四地也因此而成为当时的学术重地。
宋明时期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包括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一带，以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为中心的江西，以丽泽书院、茅山书院为中心的江南等。教育的发达、学术的繁荣、儒学大师的聚集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地区文化教育中心的形成。
二、书院本身所具备和创造的适合儒学发展的因素，包括丰富的藏书、云集的理学大师、成熟的办学体制以及自由的学术氛围和传统。
第一，藏书既是书院的内在功能之一，又是其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的物质条件。书院的藏书以儒家经典为主，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是官府赐书。这是封建朝廷彰显其崇儒重教的文教政策的重要手段。
著名书院大多都曾获得过朝廷赐书。如宋淳熙八年，朝廷赐白鹿洞书院御书石经和监本《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岳麓书院在咸平四年也得到朝廷以诸经释文义疏等相赐。
二是私人捐赠。这也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有的学者还捐赠个人新著，这些对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三是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宋明时期经济比较繁荣，印刷业展迅速，这为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印书籍提供了物质基础。
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及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等是当时为学人们必备的教材，也是书院购置刊印的主要部分。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书院的藏书数量极为可观，如北宋时期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聚书千卷。
第二，儒学大师是书院的灵魂和支柱。书院的诞生自儒家学者开坛讲学、坐而论道始，书院的兴盛发达也始终与当世著名的理学、心学大师的参与息息相关。
全祖望在《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贴子》中说：“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朱子而盛；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说明了当世大儒对书院发展的重要性。
明以后，朝政极为腐败，勇于担当社会道义的、批判社会黑暗面的学者如顾宪成、高攀龙等据于东林书院，讲习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使“庙堂亦有畏忌”，尽管后来书院遭到了禁毁，许多书院学者被迫害致死，但是它所传达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以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大任的儒家学者们，其是代表了儒学发展新高度的宋明性理之学的大师们保证了书院教育的学术水平，形成了书院特殊的人格和气象，是书院成为精神提升的殿堂而不是为官求学的工具和保障，也是以求义理、明明德为追求的儒学教育得以存延发扬的基础和保障。
士人之所以被称为士人，原因就在于他们认同儒家传统价值观，受到“修、齐、治、平”的熏陶。从文化学上来说，儒学使士人在社会上确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里，分散的社会个体获得优越感和归属感。
但这种优越感和归属感必须基于社会外部力量对其基本价值取向的认可和追随，方可获得。因此士人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宣扬儒家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从而主掌社会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传统的士子们多以“明道”“弘道”为己任，对他们而言，天下一直有一个永恒的“道统”传承体系，“道”明则天下太平，“明道”“弘道”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何为“道统”？“道统”一词由南宋理学家朱熹最先提出，但道统说的最有力提倡者是大唐儒家学者韩愈。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
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道”，概括地说，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儒家此道有一个传承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个传承序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道”是儒家恪守的核心价值，用一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用两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义”，用五个字概括的话，便是“仁义礼智信”，这三种表述之间的关系，在宋代理学家看来，只是“理一而分殊”而已。
其中，仁是基础和根本，贯穿于其他价值和德目。“统”则是传道的人物谱系，孔子谓“人能弘道”，朱子弟子黄干谓道“待人而后传”，这一传道谱系便是在儒学历史上起过承前启后重要作用的圣贤和大儒。
对今人而言，“道”是我们传承和弘扬的崇高价值，“统”是我们自觉弘道的使命，无论我们个人成就大小，我们自觉去担负弘道的责任，努力完成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发展儒家文化的历史任务。
在书院大师看来，书院教育必须担负起培育人才、发明圣道、接续道统的重要使命，这是书院教育的根本目标。
宋初学者孙复创泰山书院，他本人“尽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三十年，而深通孔子之心”，最终目的是“传道授业于弟子，并将以书载之后世，则道乃大耀之”。
南宋理学家袁甫在作于绍定六年的《象山书院记》中明确表示，创建书院的目的就在于发明圣贤之道，他认为，三代以后学道沉溺，创建书院是为了振兴儒学，讲明圣道，即所谓“书院之建，为明道也”。
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书院教育家张栻认为，设立书院绝不是为了给士人提供一个群居闲谈、猎取功名利禄的场所，也不是为了给生徒传授求得文辞之功的技巧，而是为了“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他在重修岳麓书院时所作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曾写道：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圣贤者出。三代导人，教学为本，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夫子在当时虽不得施用，而兼爱万世，实开无穷之传。果何欤？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善乎！孟氏之发仁深切也。
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慈湖书院记》中称：“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闾有塾，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理义明。书院之设，意犹近古，睢阳、白鹿为称首。若周、程、朱、吕治教之地，文献尤盛，天典民彝之统纪，恃以不坠。”书院的使命是“接续圣道，成就人才”，“弘扬儒道，讲明正学”，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科举功名的以“明人伦”“赞化育”“参天地”为目标的文化理想。明代弘治年间，陕西三原士人王承裕等建弘道书院。书院以“弘道”为名，所表达的正是此意。“夫能此之谓弘道, 持此不懈，在主敬；而察此以怀之，在谨独。吾性既尽，然必尽人物之性。至于赞化育、参天地，乃为弘道之极功，而亦非吾性外事也……若独以学业为务，以科目为念，以功名显达自期待，毁方瓦合以求避世俗之笑，则安用此书院？”
书院对儒道的承续和弘扬，还可以从书院规章制度中窥见一斑。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提出了培养生徒道德主体人格的“三要”：其一为“修身之要”，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其二为“处事之要”，要求生徒正确处理好义利的关系，做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三为“接物之要”，要求生徒对此对彼一视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曾任教于诂经精舍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始于宋时。所以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顾姓名精微之理，即寄于圣贤经传中，必先析疑辩难，而后至当不易者使出，于是取而淑其身心，以求无戾于古昔圣贤之所授受。”
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宗旨就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
从历代学者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尽管各书院创建的时代、社会背景各不相同，创建的缘起、过程各有差异，创建者的身份、学术建树及特点也大相径庭，但各个书院都把明圣贤之道、扬孔孟正学、行社会教化、讲道和传道作为办学的根本宗旨。
儒、释、道在历史上一度并列为社会之文化主流，宋代以后，书院在融合佛、道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学术文化传播中心。
曾经的书院虽然有很高的学术自由度，但书院的一大特征是其学术倾向往往与讲学者或山长的学术流派密切相关。
在儒家占传统文化主流的社会中，书院往往与儒家学术文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吕祖谦与丽泽书院，陆九渊与象山书院，王守仁与姚江书院，东林党与无锡东林书院，阮元与学海堂、诂经精舍，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等等。
这些书院不仅延续和弘扬了儒家的学术传统，也为儒家学术的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讲学是书院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对于书院而言，讲学是传播儒家学术文化、培养人才和开发民智的主要途径。“书院在发展历程中，始终以学术研究为主轴。”
许多书院人才济济，他们或在院内潜心钻研，或与不同学派及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学术辩论。讲会（又称会讲）是书院讲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书院讲会的状况、水平，是学术思潮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朱熹与张栻的“岳麓之会”，它与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吕祖谦等人在江西信州的“鹅湖之会”，以及陆九渊与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义利之辩”，为史上著名的三大讲会事件。
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次学术辩论与交流都发生在书院，这足以说明书院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书院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又有巨量的藏书资源，这为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书院虽然各有所属的学派，但殊途同归，大多以传播孔孟之道为己任，维护传统道统为底线。正如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所指出的那样：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学也，吕（祖谦）学也，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书院把学术研究和教学两者紧紧结合起来，一方面，学术研究是书院教学的基础，这既提高了生徒钻研学术的能力，又培育了学术种子，壮大了学术队伍。
另一方面，教学和研究推广了书院的学术成果和各派的学术思想。以象山书院为例，陆九渊向弟子传授陆学后，其门人积极宣传师学，如杨简在碧沚书院讲学，袁燮在城南楼氏精舍讲学，沈焕在月湖竹洲讲学等，扩大了其学术影响。
又譬如清代学者黄宗羲，他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讲学内容，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面不断扩大，逐渐形成闻名遐迩的浙东经史学派，并把学术思想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大多数书院还致力于普及文化知识和以儒家道统对社会进行教化，推动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朱熹曾说：“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
王守仁也非常重视对平民大众的教育，他认为应“教之歌诗习礼，申以孝悌，导之礼让”。对平民百姓的教育内容虽然浅显易懂，但这也是一种儒家道德的教育，目的就是淳厚世风，传播儒家文化。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并以“书”为名，显然与它的藏书功能是分不开的。书院的教育功能是以藏书功能为前提的，“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
首先，书院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无论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都是弥足珍贵的。
比如钟山、紫阳、敷文三所书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经”“二十二史”等，以及白鹿洞、岳麓两书院珍藏的《御纂日讲解义》等古籍，为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另外，由于书院与学派的发展存在密切联系，故而许多学术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过书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来。
其次，书院的刻书与印书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而且促进了文化的下沉和知识的大众化，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活动。
如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论语要义》《近思录》《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方面，使理学成为学术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扩大了理学的影响面。又如阮元在主政学海堂和诂经精舍期间，刊刻了《朱子大全集》《十三经注疏》《诂经精舍》等一大批儒家文献。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藏书不仅仅服务于书院的师生，而且可以外借，使书院成为“公共图书馆”，直接服务于儒家文化的传播。
益阳箴言书院允许院外士人借阅书籍：“凡院外之人愿读某书者，自具薪水蔬油来院，呈明监院，限以日月而借之。仍不许出院门。”
江宁惜阴书院也是如此，“俾本籍士子无书者得诣书院借读”
书院是七星大陆之上，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不同于宗门却又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它集教学、学术、藏书为一体。
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其时， “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书院在宋、明时期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
书院有着深厚的私学传统，宋书院与官学相比，体现了一种更为尊重学术、倡导争鸣的教育精神和气象，正是这种精神和气象，代表和促进了儒学教育发展的新高度。
书院对儒学的推动，在宋明时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即广义的“宋明理学”的发展，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明理学与政治的结合，发扬了儒学教育关切世俗民生的勇气和精神，三是促进了地域性学术中心的形成。
书院自产生后，便与儒学自身的每一次蜕变如影随形，成为儒学学理衍生、阐发和传播的重要场所。书院开办者的初衷大多在于兴理学、明节义，朱熹在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时就曾说过：“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书院极大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发展，前者代表人物有程颢、程颐、朱熹等，后者则以陆九渊、王守仁等为代表，这些人都是当时主持各大书院的著名学者，书院是他们研究学问和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场所，他们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是南教学讲义整理而来，如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陆九渊的《语录》等，这些讲义立足于儒家经典，却又能脱出训诂，着重从中发掘新的义理，通过对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人与世界等关系的探讨与诠释，把儒学推进到了进行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考的阶段。
“鹅湖之会”发生在鹅湖书院，以为学之本应是“道问学”还是“尊德性”的争论为契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开始了全面交锋的历程口]。
正是在这些讲学和辩道的过程中，宋明理学先后经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繁荣，在逻辑结构、价值方向等各方面都改变了传统儒学的面貌。
另一方面，儒学历来以“济世”为追求，作为儒学发展新阶段的宋明理学也借助书院来实现它与政治的结合。宋、明书院培养了大量具有儒家理学思想的儒生，这些儒生在官学尚不完备时期足封建官员的主要来源；一些主持书院的著名学者本身就是封建王朝任命的官员。
随着宋、明中期以后对书院控制的加强，许多书院更是几乎由学术研究和传播的机构沦为生们的仕进工具，在科举制度和官学的渗透和挤压下走向萎缩和变异。
但无论是兴盛还是变异时期，书院教育都力图通过向、王朝输送人才及其学术观点和政治理念，使理学在宋明时期成为强化礼教、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吏治败坏、科场腐化的时期，书院还发挥其讽时议政的功能，书院师生不屈不挠地与腐败官吏和封建朝廷进行斗争，宣扬政治改良的会理想。
当然，书院儒学教育的发达不仅仅表现在新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的产生上，还表现在区域性学术中心的形成上。
宋明理学按学术思想的不同又分为濂、洛、关、闽四大流派，这四大流派是根据当时学者居住讲学的地域名称来划分的。周敦颐居濂溪，称濂学；程颢、程颐是洛阳人，称洛学；张载曾讲学关中，称关学；朱熹讲学福建(简称闽)，称闽学，四地也因此而成为当时的学术重地。
宋明时期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包括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一带，以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为中心的江西，以丽泽书院、茅山书院为中心的江南等。教育的发达、学术的繁荣、儒学大师的聚集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地区文化教育中心的形成。
二、书院本身所具备和创造的适合儒学发展的因素，包括丰富的藏书、云集的理学大师、成熟的办学体制以及自由的学术氛围和传统。
第一，藏书既是书院的内在功能之一，又是其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的物质条件。书院的藏书以儒家经典为主，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是官府赐书。这是封建朝廷彰显其崇儒重教的文教政策的重要手段。
著名书院大多都曾获得过朝廷赐书。如宋淳熙八年，朝廷赐白鹿洞书院御书石经和监本《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岳麓书院在咸平四年也得到朝廷以诸经释文义疏等相赐。
二是私人捐赠。这也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有的学者还捐赠个人新著，这些对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三是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宋明时期经济比较繁荣，印刷业展迅速，这为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印书籍提供了物质基础。
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及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等是当时为学人们必备的教材，也是书院购置刊印的主要部分。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书院的藏书数量极为可观，如北宋时期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聚书千卷。
第二，儒学大师是书院的灵魂和支柱。书院的诞生自儒家学者开坛讲学、坐而论道始，书院的兴盛发达也始终与当世著名的理学、心学大师的参与息息相关。
全祖望在《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贴子》中说：“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朱子而盛；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说明了当世大儒对书院发展的重要性。
明以后，朝政极为腐败，勇于担当社会道义的、批判社会黑暗面的学者如顾宪成、高攀龙等据于东林书院，讲习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使“庙堂亦有畏忌”，尽管后来书院遭到了禁毁，许多书院学者被迫害致死，但是它所传达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以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大任的儒家学者们，其是代表了儒学发展新高度的宋明性理之学的大师们保证了书院教育的学术水平，形成了书院特殊的人格和气象，是书院成为精神提升的殿堂而不是为官求学的工具和保障，也是以求义理、明明德为追求的儒学教育得以存延发扬的基础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