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的跨年夜，高易是同尸体一起度过的。
老高易的尸体就躺在他身旁的小床上。昏黄的烛光下，黑沉沉的阴影令人可疑的摇曳着，但如今这些已经无法激起他的任何一丝忐忑了。两次历经生死——如果今天这次也能算的话——他对一切与死亡相关的东西看淡了许多。活过，吃过，笑过，希望过，失望过，幸福过，然后死掉，这很正常。无论是何种死法，无论你有多少准备，当死亡真正到来的时刻，实际上是不会让你有丝毫觉察的，它总是那么迅速而简单，当你还在转着其他念头的时候，咔一下，就终结了。
所以又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呢？只要活着，继续吃，继续笑就得了，有什么需要纠结的呢？反正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永生不灭的，小到虫蚁，无知到草木，智慧到芸芸众生，巨大到挥洒着无穷能量的恒星，乃至整个大千世界，甚至是死亡本身，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要成为粪土、垃圾、虚无。
反倒是命运，这才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他出门在外，遭逢大难生死搏击，却仍旧活着；老高易待在家里，本该安享着宁静与平和，却已然死了。
他转过头，晃动的烛光下，老高易那张皮包着骨的苍老面孔显得更加凹陷了。他凝视着这张脸，这就是他在这个时空唯一的朋友、曾经的引路人、最初的保护者——William Cowie，一个体面过、富裕过、有过家庭，最后又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财富、失去了社会地位的苏格兰瘾君子。
很难相信，这位早上还跟他谈笑话别的老朋友就这样走到了自己的终点。太轻易了，轻得就像鸿毛，奋尽全力也没能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涟漪；太快了，快到他还没能来得及对所获得的作出任何报答。
高易偶尔会想，如果他没有遇见老高易会怎样？死或许不会，但要想轻松度过刚来到这个时空的最初几个月，则绝无可能。
他真的可以说是赤条条来到这世上，不用提身上的衣物、腕上的金表了，他甚至比新生的婴儿都要来得更加赤果果。婴儿好坏还有几根胎毛，他却连眼睫毛都在穿越过程中消失了。最要命的是他的身体失去了几乎所有脂肪，在五月天里冻得牙齿直打颤不说，形象也非常之可怖，皮肤直接包裹在肌肉上，看上去就如同人体解剖课上讲解肌肉用的实物标本。
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模样，一米九三的个子头上光光，身上一根毫毛都没有，虬张的静脉血管盘绕布满在整个躯体表面，肤色惨白，不停的打着摆子的身体佝偻着，活像一只大号格鲁姆。
所以高易一直以来都很庆幸，第一个遇见的人，是这位常年生活在现实与幻象之间的瘾君子，而不是随便哪个没见过世面的浦东乡巴佬。
虽然是冬季，虽然外面下着雪，但什么都无法妨碍到微生物们卓有成效的工作，肠道内的有机物，以及富含蛋白质的内脏，已经沿着各自的孔道率先发出了它们的气味。这些气味连同房间里经久不散的瘾君子所固有的味道，合成出一种特殊的甜腻腻的腐败气息，渐渐充斥了高易的整个鼻腔、气管与肺部。
剧烈的脑震荡所引发的贤者时间，虽然比起另一种方式得来的要长得多，但是也不可能永无休止的存在下去。高易结束了冥想状态，从床上挣扎着起身。他的小腿骨上已经肿起了乒乓球高的一块，但最多是骨裂，否则他不可能站得起来；至于头顶上的那一下，大概因为破了皮的缘故，反而肿得没有那么高；其他的肩膀上、脖颈上、模样最可怕的胳膊上到处都在疼，针扎般的、火辣辣的、切肤锥骨的、彻心彻肺的，就像是一个疼痛集中营。
他挪动着步子，绕过躺着老高易的小床，走到窗边打开窗户。一股积雪特有的凛冽味道夹杂着清新的冷空气，扑了进来，把床头隔板上的两支蜡烛吹得不停的摇曳。
窗外，雪未歇，月如钩，已经是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的凌晨了。
高易记忆中还从未在朔日前后看到过月亮，更不用提雪中的月色了。只见大雪仍旧纷纷扬扬，但夜空已被下得澄澈，一弯新月明明白白挂在西天，如吴钩，如长弓，如娥眉，如浅笑，纤若游丝，却挥洒出无尽清辉，让再绵密的雪花都无法遮挡，月华铺地，雪映辉光，更添光华，让本来不甚明亮的新月光芒，如水般演漾，照入窗户之中，流淌在案上床头，以此光鉴物，虽不堪盈手，却犹有余辉。
一阵风卷着雪粒扑打入窗棂，翻动了窗下樟木箱上的日记本。这只中式的樟木箱是老高易拿来当书桌用的，上面总是搁着日记本、书写工具以及烟枪和烟灯。一张摇椅摆放在樟木箱的旁边，这是老高易唯一的奢侈品。每天下午，他总会在这把摇椅上安享饭后的闲逸时光，所有心爱的东西都在垂手可及的地方。今天，或者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昨天，他就是在这把椅子上离开的人世，神色安然，至少对高易来说，这算得上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情。
两张照片被风从日记本里掀了出来，高易艰难的追上了它们，然后又同样历经艰辛回到窗口旁，他呼哧呼哧喘着气，忍着痛缓缓躺倒在摇椅上。
照片有些年头了，一张照片里老高易正襟危坐，旁边是一名怀抱着婴儿的妇人。另一张则是这位妇人的半身像，中式的打扮，手中拿着一把团扇，身子微侧，不知是拍摄者技术的问题，还是像中人的鼻子本来就太过扁平，整张脸看起来面目模糊，令人印象深刻的唯有一双眼睛，当中间隔分得很开，可见老外们对东方女性的审美观，即便是历经百年也并没有多大改变。
高易把照片翻转过来，全家福背面标注着“Nov.20，1887”的字样，应该是婴儿周岁时所摄。半身相反面则只是简单的写了个“May”，这应该并非拍摄日期，而是老高易妻子中文名字的谐音。老高易称呼他妻子为“梅”，但具体是否真的是“梅”字就不清楚了，也有可能是“玫”，反倒是“美”字不太可能。他的妻子是广东人，粤语里“梅”、“美”发音不同。老高易提起妻子名字的时候，发的音总是带着ui的韵，而不是纯粹的may。
这两张照片高易还是第一次看到。关于生命中这段最幸福的时光，老高易平常聊天中反倒极少提及。高易也只是通过偶尔的几次交谈，零星了解到梅和他儿子都死于1894年那一次疫史上闻名的广东鼠疫大爆发。当时广州城十室九丧，光是棺材半年内就卖出去十万具。等疫症扩散到86公里外的香港之后，困扰人类数百年之久的鼠疫杆菌，终于首次自死者的淋巴腺中被分离了出来。
高易拿起箱盖上的日记本，准备把照片重新夹回去，但却发现这是本他从未见过的日记。
老高易写的日记他以前也曾读过几段，通常都是些充满烟土味的呓语，诸如“随着眼睛创造性的状态的增长，在大脑的醒着的状态和睡着的状态之间的某一点似乎产生了一种交感力，因此我不论向黑暗召唤什么或者描绘什么，它都会转移到我的睡梦中来”、“在黑暗的中心，心象建造了城市和宇宙，它精巧的艺术超过了菲蒂亚斯和普拉克希特利，堂皇的程度超过了巴比伦和西卡托皮洛斯”、或者“那久埋地下的美人，在洗净了墓中不洁之后，都召回到光天化日之下，只有你才能把这一切礼物赠给人，只有你才掌握着天堂的钥匙”之类。
然而这本日记中，在被风吹开的那一页上却清醒的写着：
“周遭还有其他人，全都横躺在席榻上，具体有多少，我看不太清楚，因为店堂几近昏暗。但知道隔壁有着志同道合之士与我同时沉浸于飘飘然的醉意之中，这使我的灵魂充满了博爱的愉悦，情感的安全。这是我新的祖国，新的宗教。强烈又愉悦的连带，紧紧接近人与人的距离，比起我的出生地爱丁堡，或者伦敦、巴黎之类的腐朽都市，我觉得自己和这些在福州路吸烟的亚洲兄弟在一起更自在。”
日期写的是Fri Jun，某个六月的星期五。高易又朝前翻了几页，终于在类似份商情摘要的一页上发现了年份，是1867年。那时候老高易应该才刚满20岁。
老高易年轻时是江海关（上海海关）诸多苏格兰籍雇员中的一员。大清海关在罗伯特·赫德治理下，采用的是全球招聘制度，老高易正是通过了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公开选拔考试，这才来到了远东。
高易随手翻看着日记，一个全新的不为他所知的老高易渐渐跃然纸上。
他之前一直主观的认为老高易是在失去妻儿之后才染上烟瘾的，烟瘾又使他事业失败、同原先所处的主流阶层隔绝，从而才沦落到了社会底层。
但根据这本日记，老高易事实上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瘾君子，一个天生的超越阶级、国别、种族的博爱主义者，从本性上就具有自我毁灭与反社会倾向。与自身阶级的决裂完全是出于他自发性的选择。
老高易在江海关服务了五年，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之后，他先是北上天津，参与到了采矿机械、铁路机械的交易中，然后他又独立经营起羽毛、毛皮生意。在这上面他干得很不错，业务扩展到汉口、哈尔滨，也逐步开始拥有一些码头、货栈之类的不动产。
然而他积极进取的生活到此就戛然而止了，天性中消极的部分占据了上风。三十五岁那一年，也就是1882年，他已经结束了北方的所有生意，迁居到广州，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又过了三年，在跟育婴堂出身的梅结婚之后，他更是同原先的圈子几乎完全断开了关系，彻头彻尾成了一名隐士，直到坏运气不断袭来，逼迫他不得不重返社会从新开始讨生活为止。
小小一册日记本，浓缩了一个人的大半生。高易直到天亮都在读着日记，倒是让他暂时忘却了身上的疼痛。
老高易的尸体就躺在他身旁的小床上。昏黄的烛光下，黑沉沉的阴影令人可疑的摇曳着，但如今这些已经无法激起他的任何一丝忐忑了。两次历经生死——如果今天这次也能算的话——他对一切与死亡相关的东西看淡了许多。活过，吃过，笑过，希望过，失望过，幸福过，然后死掉，这很正常。无论是何种死法，无论你有多少准备，当死亡真正到来的时刻，实际上是不会让你有丝毫觉察的，它总是那么迅速而简单，当你还在转着其他念头的时候，咔一下，就终结了。
所以又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呢？只要活着，继续吃，继续笑就得了，有什么需要纠结的呢？反正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永生不灭的，小到虫蚁，无知到草木，智慧到芸芸众生，巨大到挥洒着无穷能量的恒星，乃至整个大千世界，甚至是死亡本身，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要成为粪土、垃圾、虚无。
反倒是命运，这才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他出门在外，遭逢大难生死搏击，却仍旧活着；老高易待在家里，本该安享着宁静与平和，却已然死了。
他转过头，晃动的烛光下，老高易那张皮包着骨的苍老面孔显得更加凹陷了。他凝视着这张脸，这就是他在这个时空唯一的朋友、曾经的引路人、最初的保护者——William Cowie，一个体面过、富裕过、有过家庭，最后又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财富、失去了社会地位的苏格兰瘾君子。
很难相信，这位早上还跟他谈笑话别的老朋友就这样走到了自己的终点。太轻易了，轻得就像鸿毛，奋尽全力也没能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涟漪；太快了，快到他还没能来得及对所获得的作出任何报答。
高易偶尔会想，如果他没有遇见老高易会怎样？死或许不会，但要想轻松度过刚来到这个时空的最初几个月，则绝无可能。
他真的可以说是赤条条来到这世上，不用提身上的衣物、腕上的金表了，他甚至比新生的婴儿都要来得更加赤果果。婴儿好坏还有几根胎毛，他却连眼睫毛都在穿越过程中消失了。最要命的是他的身体失去了几乎所有脂肪，在五月天里冻得牙齿直打颤不说，形象也非常之可怖，皮肤直接包裹在肌肉上，看上去就如同人体解剖课上讲解肌肉用的实物标本。
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模样，一米九三的个子头上光光，身上一根毫毛都没有，虬张的静脉血管盘绕布满在整个躯体表面，肤色惨白，不停的打着摆子的身体佝偻着，活像一只大号格鲁姆。
所以高易一直以来都很庆幸，第一个遇见的人，是这位常年生活在现实与幻象之间的瘾君子，而不是随便哪个没见过世面的浦东乡巴佬。
虽然是冬季，虽然外面下着雪，但什么都无法妨碍到微生物们卓有成效的工作，肠道内的有机物，以及富含蛋白质的内脏，已经沿着各自的孔道率先发出了它们的气味。这些气味连同房间里经久不散的瘾君子所固有的味道，合成出一种特殊的甜腻腻的腐败气息，渐渐充斥了高易的整个鼻腔、气管与肺部。
剧烈的脑震荡所引发的贤者时间，虽然比起另一种方式得来的要长得多，但是也不可能永无休止的存在下去。高易结束了冥想状态，从床上挣扎着起身。他的小腿骨上已经肿起了乒乓球高的一块，但最多是骨裂，否则他不可能站得起来；至于头顶上的那一下，大概因为破了皮的缘故，反而肿得没有那么高；其他的肩膀上、脖颈上、模样最可怕的胳膊上到处都在疼，针扎般的、火辣辣的、切肤锥骨的、彻心彻肺的，就像是一个疼痛集中营。
他挪动着步子，绕过躺着老高易的小床，走到窗边打开窗户。一股积雪特有的凛冽味道夹杂着清新的冷空气，扑了进来，把床头隔板上的两支蜡烛吹得不停的摇曳。
窗外，雪未歇，月如钩，已经是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的凌晨了。
高易记忆中还从未在朔日前后看到过月亮，更不用提雪中的月色了。只见大雪仍旧纷纷扬扬，但夜空已被下得澄澈，一弯新月明明白白挂在西天，如吴钩，如长弓，如娥眉，如浅笑，纤若游丝，却挥洒出无尽清辉，让再绵密的雪花都无法遮挡，月华铺地，雪映辉光，更添光华，让本来不甚明亮的新月光芒，如水般演漾，照入窗户之中，流淌在案上床头，以此光鉴物，虽不堪盈手，却犹有余辉。
一阵风卷着雪粒扑打入窗棂，翻动了窗下樟木箱上的日记本。这只中式的樟木箱是老高易拿来当书桌用的，上面总是搁着日记本、书写工具以及烟枪和烟灯。一张摇椅摆放在樟木箱的旁边，这是老高易唯一的奢侈品。每天下午，他总会在这把摇椅上安享饭后的闲逸时光，所有心爱的东西都在垂手可及的地方。今天，或者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昨天，他就是在这把椅子上离开的人世，神色安然，至少对高易来说，这算得上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情。
两张照片被风从日记本里掀了出来，高易艰难的追上了它们，然后又同样历经艰辛回到窗口旁，他呼哧呼哧喘着气，忍着痛缓缓躺倒在摇椅上。
照片有些年头了，一张照片里老高易正襟危坐，旁边是一名怀抱着婴儿的妇人。另一张则是这位妇人的半身像，中式的打扮，手中拿着一把团扇，身子微侧，不知是拍摄者技术的问题，还是像中人的鼻子本来就太过扁平，整张脸看起来面目模糊，令人印象深刻的唯有一双眼睛，当中间隔分得很开，可见老外们对东方女性的审美观，即便是历经百年也并没有多大改变。
高易把照片翻转过来，全家福背面标注着“Nov.20，1887”的字样，应该是婴儿周岁时所摄。半身相反面则只是简单的写了个“May”，这应该并非拍摄日期，而是老高易妻子中文名字的谐音。老高易称呼他妻子为“梅”，但具体是否真的是“梅”字就不清楚了，也有可能是“玫”，反倒是“美”字不太可能。他的妻子是广东人，粤语里“梅”、“美”发音不同。老高易提起妻子名字的时候，发的音总是带着ui的韵，而不是纯粹的may。
这两张照片高易还是第一次看到。关于生命中这段最幸福的时光，老高易平常聊天中反倒极少提及。高易也只是通过偶尔的几次交谈，零星了解到梅和他儿子都死于1894年那一次疫史上闻名的广东鼠疫大爆发。当时广州城十室九丧，光是棺材半年内就卖出去十万具。等疫症扩散到86公里外的香港之后，困扰人类数百年之久的鼠疫杆菌，终于首次自死者的淋巴腺中被分离了出来。
高易拿起箱盖上的日记本，准备把照片重新夹回去，但却发现这是本他从未见过的日记。
老高易写的日记他以前也曾读过几段，通常都是些充满烟土味的呓语，诸如“随着眼睛创造性的状态的增长，在大脑的醒着的状态和睡着的状态之间的某一点似乎产生了一种交感力，因此我不论向黑暗召唤什么或者描绘什么，它都会转移到我的睡梦中来”、“在黑暗的中心，心象建造了城市和宇宙，它精巧的艺术超过了菲蒂亚斯和普拉克希特利，堂皇的程度超过了巴比伦和西卡托皮洛斯”、或者“那久埋地下的美人，在洗净了墓中不洁之后，都召回到光天化日之下，只有你才能把这一切礼物赠给人，只有你才掌握着天堂的钥匙”之类。
然而这本日记中，在被风吹开的那一页上却清醒的写着：
“周遭还有其他人，全都横躺在席榻上，具体有多少，我看不太清楚，因为店堂几近昏暗。但知道隔壁有着志同道合之士与我同时沉浸于飘飘然的醉意之中，这使我的灵魂充满了博爱的愉悦，情感的安全。这是我新的祖国，新的宗教。强烈又愉悦的连带，紧紧接近人与人的距离，比起我的出生地爱丁堡，或者伦敦、巴黎之类的腐朽都市，我觉得自己和这些在福州路吸烟的亚洲兄弟在一起更自在。”
日期写的是Fri Jun，某个六月的星期五。高易又朝前翻了几页，终于在类似份商情摘要的一页上发现了年份，是1867年。那时候老高易应该才刚满20岁。
老高易年轻时是江海关（上海海关）诸多苏格兰籍雇员中的一员。大清海关在罗伯特·赫德治理下，采用的是全球招聘制度，老高易正是通过了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公开选拔考试，这才来到了远东。
高易随手翻看着日记，一个全新的不为他所知的老高易渐渐跃然纸上。
他之前一直主观的认为老高易是在失去妻儿之后才染上烟瘾的，烟瘾又使他事业失败、同原先所处的主流阶层隔绝，从而才沦落到了社会底层。
但根据这本日记，老高易事实上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瘾君子，一个天生的超越阶级、国别、种族的博爱主义者，从本性上就具有自我毁灭与反社会倾向。与自身阶级的决裂完全是出于他自发性的选择。
老高易在江海关服务了五年，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之后，他先是北上天津，参与到了采矿机械、铁路机械的交易中，然后他又独立经营起羽毛、毛皮生意。在这上面他干得很不错，业务扩展到汉口、哈尔滨，也逐步开始拥有一些码头、货栈之类的不动产。
然而他积极进取的生活到此就戛然而止了，天性中消极的部分占据了上风。三十五岁那一年，也就是1882年，他已经结束了北方的所有生意，迁居到广州，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又过了三年，在跟育婴堂出身的梅结婚之后，他更是同原先的圈子几乎完全断开了关系，彻头彻尾成了一名隐士，直到坏运气不断袭来，逼迫他不得不重返社会从新开始讨生活为止。
小小一册日记本，浓缩了一个人的大半生。高易直到天亮都在读着日记，倒是让他暂时忘却了身上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