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w:166|h:221|a:/chapters/20104/27/11944716340797431363]]]我之所以在又一次安下心码字的时候，没下手去码刘青霞，而是去码一部长篇小说《结草报恩记》，第一是因为，我从小就有码这部书的愿望；第二是因为，我是先码一部长篇，试试自己驾驭长篇的能力如何，如果可以，我再去写刘青霞；第三是因为（也是主要的原因），我手里没有那本文史资料，也就是刘青霞专辑。
其实，我在刚码字的时候，就想到政协去讨要那本刘青霞专辑，但我却不敢去。原因是，我凭什么去政协讨要那本文史资料？政协又凭什么可以让我拿走那本文史资料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要写刘青霞，你们政协把那本文史资料给我吧！可是，人家政协凭什么相信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会写字呢？再说了，我以前是做旅游的，我罕然跑到政协说我会写字，那我就会写字了？政协凭什么相信我？我拿什么证明我会写字？我写的字在哪里？拿出来给政协的人看看呀！
基于这些顾虑和原因，尽管我自从有了写刘青霞的想法，就日夜挂念着那本文史资料，但我真正要写刘青霞的时候，却不敢去政协索要。
尽管我在05年冬天和06六春天，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短篇，但我仍然不敢去政协索要那本让我日夜牵挂的文史资料。试想一下，我如果抱着一摞有自己作品的报刊跑到政协，以此证明我会写字，而索要文史资料的话，尽管上面的作者名都是我的真实名字，可那毕竟是名字。再说了，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那发表的文里又没有注明是尉氏的韩永明，那上面又没有我的相片来证明是我本人。
所以说，我必须码出一部长篇，然后出版，并且，上面的作者简介里，必须有我本人的名字和相片，这样，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拿着自己写的书，去政协索要那本文史资料了。
因为我从小就有码《结草报恩记》的愿望，所以，只用了几个月，我就把这部书给码了出来。这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只有十多万字。可别看这部书只有十多万字，正是它，我才把政协的那部文史资料给“钓”到手里的。
可这部书出版之后，我因为淘醉在出书的喜悦之中不能自拔，再加上07年，我因为势不可挡的灵感，以写着玩为形式，在我的写作计划里多加塞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家里丑妻》（原名是《娶个老婆是同性恋》），所以，直到07年冬天，我才抱着自己的《结草报恩记》，有目的的去政协。
其实，就是没有那本文史资料，关于刘青霞的一生，在这几年之中，我已经从多方面了解的差不多了，再加上我在九八年，已经看过那部文史资料了，如果没有文史资料做辅助，也难不倒我。但是，我的记忆，还有我搜集的刘青霞资料，毕竟不建全，如果没有那部文史资料提供出的真实年月日，我写出来的刘青霞，可能不会太厚重，也没有真实感。
所以，基于这些考虑，我才很迫切地拿到那部文史资料。
因为事先，我已经从以前的导游朋友那里打探到，原来在组织部的刘富岭部长，已经调到政协为主席了。所以，我去政协便直接在门卫那里打听刘富岭主席的办公室。
我为了拿到那本文史资料，之所以要特别去拜见刘富岭主席，是因为他在组织部的时候，我和另外一名导游，毕竟去拜见过他几次。
尽管我手里有出版的《结草报恩记》，可是，我还是对拿到那本文史资料没有信心把握。因为我毕竟是一名无业游民，毕竟是……唉！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对是否能拿到那部文史资料，没有信心和把握。
幸亏我第一次去政协，刘富岭主席正好不在。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看到他办公室的门敞开着，我当时的心里，即担心，又高兴。担心的是，害怕自己拿不到那本文史资料；高兴的是，没有白跑一趟，刘富岭主席他在办公室。
当我迈进刘富岭主席的办公室，诚慌诚恐地递上自己的《结草报恩记》，又委宛地向刘富岭主席说明了来意之后，让我想不到的时，让我激动不已的是，让我感动的想热泪盈眶的是，刘富岭主席接过我的《结草报恩记》，也是很激动的样子，他只看了看书皮，就立即按了话机上的免提，然后，是快速的抓起话筒，用命令的口气对着话筒说：“你快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
刘富岭主席放下话筒之后，仍然爱不释手地翻看我那本《结草报恩记》，直到楼梯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直到脚步声由远而近的响到了他的办公室，直到脚步声响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他才从《结草报恩记》上抬起头来，并立即指了指坐在对面的我，激动地说：“这是咱县写书的作者，她想写刘青霞，你去把关于刘青霞的资料找出来给她吧！”
刘富岭主席说罢，又面向我，指了指急匆匆进来的那位清瘦的中年男人说：“这是吴书记！”
让我接着感动的是，吴书记立即转身出去了。不到三分钟，他便把关于刘青霞所有的资料交给了我。然后，他立即抓起刘富岭主席放在桌案上的那本《结草报恩记》，也激动地翻看起来，并且，嘴里还一直称赞说：“好！好！真好！你写的真好！”
刘富岭主席好像害怕吴书记把我给他的那本《结草报恩记》霸为己有似的，立即神色紧张地催我说：“你也送给吴书记一本书吧！”
我当然乐意了，立即又从包里掏出一本《结草报恩记》，递给了吴书记。刘富岭主席的脸上，这才露出释然的笑意。
我拿着那本久违的文史资料，也就是刘青霞专辑，激动的浑身颤栗，热血沸腾。其实，早在一九九八年，我最早在设在政协的旅行社做导游的时候，已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无数次的见到那本文史资料了。自从有了写刘青霞的念头之后，我每次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的时候，无数次都想把那本对于我来说非常宝贵的文史资料，给顺手牵半的霸为己有。但每次，我只是轻轻的抚mo一阵，又无奈地放下了。原因是，这可能是政协化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也许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给搜集整理出来的，又是冯凯军主任拿给我们老总参看的，如果我把它霸为己有，政协肯定要追究的。追究到最后，万一水落石出怎么办，万一追到我身上怎么办（嘻嘻）。
常言说的好：贼偷眼见；常言说的好：就怕贼惦记。从一九九八年冬天，到零七年冬天，我像个贼一样，时时刻刻惦记着这本书；我像一个猎人惦记猎物一样，日日夜夜惦记着这本书。特别是每次经过政协的时候，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本文史资料。可每每想起，心中都会为之一疼。
而现在，我这个“贼”终于得手了；我这个猎人终于猎到猎物了。于是，双手紧紧抱着那本书的我，连说话都语无伦次了。因为担心和害怕刘富岭主席和吴书记会突然反悔，我不敢在刘富岭主席的办公室里多停留，我立即向他和吴书记告辞。
一出刘富岭主席的办公室门，我就将那本薄薄的刘青霞专辑抱在了怀里，就像抱着无价之宝一样，就像抱着整个世界一样，我是撒腿就跑。并且，还边跑边回头看，唯恐刘富岭主席和吴书记他们因为反悔而追了出来。
其实，我在刚码字的时候，就想到政协去讨要那本刘青霞专辑，但我却不敢去。原因是，我凭什么去政协讨要那本文史资料？政协又凭什么可以让我拿走那本文史资料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要写刘青霞，你们政协把那本文史资料给我吧！可是，人家政协凭什么相信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会写字呢？再说了，我以前是做旅游的，我罕然跑到政协说我会写字，那我就会写字了？政协凭什么相信我？我拿什么证明我会写字？我写的字在哪里？拿出来给政协的人看看呀！
基于这些顾虑和原因，尽管我自从有了写刘青霞的想法，就日夜挂念着那本文史资料，但我真正要写刘青霞的时候，却不敢去政协索要。
尽管我在05年冬天和06六春天，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短篇，但我仍然不敢去政协索要那本让我日夜牵挂的文史资料。试想一下，我如果抱着一摞有自己作品的报刊跑到政协，以此证明我会写字，而索要文史资料的话，尽管上面的作者名都是我的真实名字，可那毕竟是名字。再说了，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那发表的文里又没有注明是尉氏的韩永明，那上面又没有我的相片来证明是我本人。
所以说，我必须码出一部长篇，然后出版，并且，上面的作者简介里，必须有我本人的名字和相片，这样，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拿着自己写的书，去政协索要那本文史资料了。
因为我从小就有码《结草报恩记》的愿望，所以，只用了几个月，我就把这部书给码了出来。这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只有十多万字。可别看这部书只有十多万字，正是它，我才把政协的那部文史资料给“钓”到手里的。
可这部书出版之后，我因为淘醉在出书的喜悦之中不能自拔，再加上07年，我因为势不可挡的灵感，以写着玩为形式，在我的写作计划里多加塞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家里丑妻》（原名是《娶个老婆是同性恋》），所以，直到07年冬天，我才抱着自己的《结草报恩记》，有目的的去政协。
其实，就是没有那本文史资料，关于刘青霞的一生，在这几年之中，我已经从多方面了解的差不多了，再加上我在九八年，已经看过那部文史资料了，如果没有文史资料做辅助，也难不倒我。但是，我的记忆，还有我搜集的刘青霞资料，毕竟不建全，如果没有那部文史资料提供出的真实年月日，我写出来的刘青霞，可能不会太厚重，也没有真实感。
所以，基于这些考虑，我才很迫切地拿到那部文史资料。
因为事先，我已经从以前的导游朋友那里打探到，原来在组织部的刘富岭部长，已经调到政协为主席了。所以，我去政协便直接在门卫那里打听刘富岭主席的办公室。
我为了拿到那本文史资料，之所以要特别去拜见刘富岭主席，是因为他在组织部的时候，我和另外一名导游，毕竟去拜见过他几次。
尽管我手里有出版的《结草报恩记》，可是，我还是对拿到那本文史资料没有信心把握。因为我毕竟是一名无业游民，毕竟是……唉！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对是否能拿到那部文史资料，没有信心和把握。
幸亏我第一次去政协，刘富岭主席正好不在。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看到他办公室的门敞开着，我当时的心里，即担心，又高兴。担心的是，害怕自己拿不到那本文史资料；高兴的是，没有白跑一趟，刘富岭主席他在办公室。
当我迈进刘富岭主席的办公室，诚慌诚恐地递上自己的《结草报恩记》，又委宛地向刘富岭主席说明了来意之后，让我想不到的时，让我激动不已的是，让我感动的想热泪盈眶的是，刘富岭主席接过我的《结草报恩记》，也是很激动的样子，他只看了看书皮，就立即按了话机上的免提，然后，是快速的抓起话筒，用命令的口气对着话筒说：“你快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
刘富岭主席放下话筒之后，仍然爱不释手地翻看我那本《结草报恩记》，直到楼梯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直到脚步声由远而近的响到了他的办公室，直到脚步声响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他才从《结草报恩记》上抬起头来，并立即指了指坐在对面的我，激动地说：“这是咱县写书的作者，她想写刘青霞，你去把关于刘青霞的资料找出来给她吧！”
刘富岭主席说罢，又面向我，指了指急匆匆进来的那位清瘦的中年男人说：“这是吴书记！”
让我接着感动的是，吴书记立即转身出去了。不到三分钟，他便把关于刘青霞所有的资料交给了我。然后，他立即抓起刘富岭主席放在桌案上的那本《结草报恩记》，也激动地翻看起来，并且，嘴里还一直称赞说：“好！好！真好！你写的真好！”
刘富岭主席好像害怕吴书记把我给他的那本《结草报恩记》霸为己有似的，立即神色紧张地催我说：“你也送给吴书记一本书吧！”
我当然乐意了，立即又从包里掏出一本《结草报恩记》，递给了吴书记。刘富岭主席的脸上，这才露出释然的笑意。
我拿着那本久违的文史资料，也就是刘青霞专辑，激动的浑身颤栗，热血沸腾。其实，早在一九九八年，我最早在设在政协的旅行社做导游的时候，已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无数次的见到那本文史资料了。自从有了写刘青霞的念头之后，我每次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的时候，无数次都想把那本对于我来说非常宝贵的文史资料，给顺手牵半的霸为己有。但每次，我只是轻轻的抚mo一阵，又无奈地放下了。原因是，这可能是政协化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也许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给搜集整理出来的，又是冯凯军主任拿给我们老总参看的，如果我把它霸为己有，政协肯定要追究的。追究到最后，万一水落石出怎么办，万一追到我身上怎么办（嘻嘻）。
常言说的好：贼偷眼见；常言说的好：就怕贼惦记。从一九九八年冬天，到零七年冬天，我像个贼一样，时时刻刻惦记着这本书；我像一个猎人惦记猎物一样，日日夜夜惦记着这本书。特别是每次经过政协的时候，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本文史资料。可每每想起，心中都会为之一疼。
而现在，我这个“贼”终于得手了；我这个猎人终于猎到猎物了。于是，双手紧紧抱着那本书的我，连说话都语无伦次了。因为担心和害怕刘富岭主席和吴书记会突然反悔，我不敢在刘富岭主席的办公室里多停留，我立即向他和吴书记告辞。
一出刘富岭主席的办公室门，我就将那本薄薄的刘青霞专辑抱在了怀里，就像抱着无价之宝一样，就像抱着整个世界一样，我是撒腿就跑。并且，还边跑边回头看，唯恐刘富岭主席和吴书记他们因为反悔而追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