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情节完全虚构，看官切勿对号入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她所在的报社，已经连续三年给每个记者下硬性任务，搞创收、拉广告，她的任务先是30万，后来涨成了38万，第一年她没完成，第二年和第三年虽然都完成了，但是，实在太别扭了，全是她老同学陈栋梁的父母动用了所谓各种人脉、关系，生拉来的。当然，因为第二年的任务完成了，所以第三年涨了。
部门会上，领导很隆重地对她和另外一个也是连续两年全额完成任务的同事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并宣布，接下来还要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任务有增无减，并且能者多劳，静好的任务可能会变成46到52万之间的某个数字，部门总体核算后按比例来确定。另一位“模范”扛的任务更重，120万，因为那同事跑的口是一部分大企业。当然，多劳多得，完成任务也有非常可观的重奖。
每个人的任务数字，都被郑重其事地念了一遍，念到静好的时候，她浑身是汗，自己成了模范，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陈栋梁和他爸妈，动用了所有人际关系帮她完成任务，她只是不想当那个最差的。记得第一年消极对待、没完成，不仅开会时被点名批评，还少发了三分之一的年终奖。她可没希望在这个事儿上彰显个人才干。可是现在变成持久战了，真不知该怎么办。
赚来的 15%的广告提成加上部门余外发的奖励，去掉交税，一共有六万吧，她一分都没有留全部转给陈栋梁了。陈栋梁说不要，让她自己留着，她还是都给他了——哪有无本的买卖，陈栋梁也不可能一分钱不花就能搞到这些广告呀，他也要去讨好和买通别人呀。
光说是哥们儿、关系好，顶什么用？中国人说“无利不起早”，当然也不一定全指钱的利。但是这年头，逼得人现实，报社周围的房子几乎全是三万块以上一平米了，还在涨，一百平方米的房子，三百多万，一个月一万块工资的话，三百个月，得是25年不吃不喝赚来的钱，更何况从实习生开始做起，也不能月月赚到一万块吧。陈栋梁认识的那个广告公司的小哥，如果不给他好处，他能乐不颠颠地往静好报社这里送广告？再说那小哥也不易，家在乡下。还有陈栋梁的爸妈，肯定也要和熟人礼尚往来吧。静好老是觉得欠了陈栋梁全家的人情。
静好和同事起初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这事儿熬过一两年，就不会有了，或者慢慢淡化了，现在没完了，而且越来越厉害，简直成了主业了，大多数人都犯愁，更要命的是订报的人骤减。
之前她很不满地和爸爸说这个事情，爸爸和她想的一样，还乐呵呵地开玩笑开导她说，别急，咱们社会转型期，有些事儿啊一年一个样儿，哪能老这么下去，哪能让记者们带着要钱的任务出去采访？那不是沆瀣一气？人家叫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人家叫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吗？BBC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都不这样，更何况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媒体，真是这样下去，还是为人民服务的报纸吗？那不真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了？物欲横流了呀！
其实静好和同事还有静好父亲，也许没真彻底弄明白为什么让记者出去搞钱。
追溯回去，静好所在的报社最早那可是纯政府养着，也就是全额拨款单位。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后，渐渐开始有找上门来的广告，后来经济发展快、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广告也越来越多，连一些奢侈品品牌进驻当地，也找他们报社做过整版，广告的收入就成了大家的奖金外快，日子过得很美。当年广告部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主动出去拉广告和抢广告的意识，他们天天就是喝茶、看报，坐在办公室等，丰衣足食，客户排着队来送钱，想要及时给安排上，还得请他们广告部的人吃饭呢。
导致变化最关键的几件事情是：近十年前，一家省里的报纸来抢滩，静好所在的这家报社，受到冲击，广告锐减，但是由于一段时间里报社经营创收比较好，再加上运营制度改革等原因，报社从政府得到的资金支持一年一年在减少，早已经由全额拨款变成差额，差额比例也一再变化，当然是拨款越来越少。静好还算赶上了一年两年的好光景，刚开始工作的那年，最高的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万六，年底发奖金，四五万。相比之下，她来英国前，月收入连六千也拿不到了，前后这才跨了七个年头而已。
后来，政府对报社的拨款虽然还保留一部分，但是整个报社已经改制成为报业集团公司，以前的总编辑、副总编辑，现在名片上印的是总经理、副总经理。而屋漏偏逢连阴雨，省级报社在这里落地的那份报纸，如狼似虎，来势愈加凶猛，这才几年功夫，就几乎抢去了静好所在报社百分之八十的广告收入，紧接着网络媒体的冲击愈演愈烈，静好所在的这种官方纸媒，代表政府立场，又缺乏市场意识，以前发行量就不大，现在订报的人更是少得可怜，简直快要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报社只能鼓励全员创收，记者拉广告也就不新鲜了，他们认识人多，门路最广嘛，他们不出去跑钱，谁去？难道都坐等喝西北风？
开会时，报社最大的领导，敬爱的总编辑，抑扬顿挫地动员大家说：“我嘛，也是从当记者过来的，同志们，现在可谓是共患难，咱们不当排头兵，谁往上冲？这不是为一己私利，这是为荣誉而战啊！”大家心里不乐意，但掌声雷鸣，当然不少人使劲儿鼓掌也有点发泄情绪的意思。
静好父亲是个大学教书匠，虽然是学科带头人、院系负责人，但是他也没主动研究过这个和自己工作关系不太大的事儿，他还以为报社和大学一样，国家还给拨款呢。
这个拉广告的事儿确实挺折磨人，但并没促使她萌生来英国读几年书，真正的原因，和拉广告也有关，不过确切说是她感觉得罪了一个报社的重要领导。她曾听一个消息灵通的女同事说，按惯例，几个副职领导会轮流换岗到周边县级市挂个副职，好留出位置来给更年轻的领导干部大展身手，据说老郑还有两年换岗。静好真是盼着自己此去英伦，回来时他就换岗了，自己也就不必隔三差五地看见他，甚至莫名其妙挨批了。
为什么得罪了他呢？说来是个笑话。
有一回她所在部门派了她和另外部门的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同事参加一个报社做东组织的晚上吃饭活动，就是所谓饭局，正是这位报社副局级领导带队。当晚他西装革履，梳着大背头，领着她们三个，还有另外一个部门的女主任，一群帅哥美女的，皮鞋咯噔咯噔，气场十足地步入一家高级海鲜酒楼，约的是当地某银行的几位男领导一起吃饭。
吃饭为什么叫上她们几个年轻女孩子，不言而喻，去陪一陪领导吃饭，助兴呗，那家银行是报社在当地的最大广告客户之一，副总在车上就说了，这可是去和财神爷吃饭，一定要把人家照顾好了，确保合同到期后能顺利续签，这个合同300万呢，属于战略合作，可不敢掉以轻心，这个饭吃得，要既有价值又有意义。大家听了都乐呵呵地笑。
这是去当陪酒女郎吗？也不能说的那么难听。静好心里根本没怎么太介意，反正大家好几个人嘛，也不是说单独叫谁一个人去，再一个，也没有别的，就是吃饭，也算为单位尽一份绵薄之力嘛。
副总还和大家说起，广告部主任现如今天天出去喝酒，一晚上跑三个饭局，那人家为了啥？不也是为了全报社的人吃饭吗？
静好想起自己教授爸爸说过一句话：“中国人，酒桌上的关系仅次于床上的关系。没办法，这是文化，也是积习。”她不由笑了笑。
落座，各自介绍自己的队伍，猛夸自己人，简直今晚来的非龙即凤；接下来互递名片、寒暄、又互相猛夸吹捧对方一番。之后，举杯、开吃。
报社领导示意她们敬酒，她们就敬酒。静好观察仔细，对方银行的人，喝酒时无非会凑得近一点，她看到其中最不得体的行为，也不过是某个领导色眯眯地捏了一下她漂亮女同事露肩装下的小白肩膀，低声嘟哝了句什么，那女同事表情一直很淡定。静好猜测，不会是什么难听的话，弄不好还是赞美。也就如此。毕竟她们是新闻单位的，是记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党的喉舌，在西方还被叫无冕之王呢，一般来说，对方真想耍流氓，也得三思吧。
尽管部门主任跟静好提前几天就打招呼说让她捯饬得“俊一点”，静好还是穿着一件包腚大衬衣、黑色牛仔裤就来了，也挺好看的，二十六七岁的人，她又显小，穿什么都好。另外两位美貌同事，还有另外部门的女主任，都穿了裙装。不过也都得体，基本到膝盖位置，不是大街上那种“稍微一翘就露出后腚”的短裙。这是静好爸爸形容的，爸爸严厉禁止她穿那么短的裙子，认为那种衣服简直让人“丢得脸不知往哪里搁”。也奇怪，这几年，短得夸张的裙子，真的是“稍微一翘就露出后腚”，满大街都是，到处跑着些明晃晃的大腿。更让人纳闷的是，肥的瘦的、长的短的身材，似乎都不畏惧这种几乎刚刚遮住腹股沟的衣服。要说性感，也不是人人穿上就性感，要说美，更谈不上了。所以静好妈妈说：我看穿那种短裙的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露出的腿越多越好，而不是追求好不好看。
酒桌上，“银行家”们表现得都挺斯文，倒是这位自己报社的副总，从安排座位的时候，就主动让静好挨着自己，吃完了饭，又主动表示他的车顺路，正好可以送静好回家，还周到地安排其他几个人都跟着那位女主任的车走了。
静好先等老郑上了他的奥迪A6，以为他会坐到前面副驾驶位置，宽敞些嘛，但是大梁给他拉开车门，他坐到了副驾驶后面的座位。似乎大梁和他，都习惯了。
静好问司机大梁：“大梁老师，我坐副驾驶？”
大梁回答：“我副驾驶座上放了两个包，你也坐后面吧。”
于是，静好和老郑两个人都坐在了后面。
车启动，走了一两分钟，静好突然感觉到有一只肉乎乎的手在自己腰后面游动，速度很快，马上就要搂到侧面了。静好先确定是他的手，又确定他不是在摸座位上的东西偶然碰到自己，真是在楼自己的腰，并且越搂越紧。
她所在的报社，已经连续三年给每个记者下硬性任务，搞创收、拉广告，她的任务先是30万，后来涨成了38万，第一年她没完成，第二年和第三年虽然都完成了，但是，实在太别扭了，全是她老同学陈栋梁的父母动用了所谓各种人脉、关系，生拉来的。当然，因为第二年的任务完成了，所以第三年涨了。
部门会上，领导很隆重地对她和另外一个也是连续两年全额完成任务的同事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并宣布，接下来还要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任务有增无减，并且能者多劳，静好的任务可能会变成46到52万之间的某个数字，部门总体核算后按比例来确定。另一位“模范”扛的任务更重，120万，因为那同事跑的口是一部分大企业。当然，多劳多得，完成任务也有非常可观的重奖。
每个人的任务数字，都被郑重其事地念了一遍，念到静好的时候，她浑身是汗，自己成了模范，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陈栋梁和他爸妈，动用了所有人际关系帮她完成任务，她只是不想当那个最差的。记得第一年消极对待、没完成，不仅开会时被点名批评，还少发了三分之一的年终奖。她可没希望在这个事儿上彰显个人才干。可是现在变成持久战了，真不知该怎么办。
赚来的 15%的广告提成加上部门余外发的奖励，去掉交税，一共有六万吧，她一分都没有留全部转给陈栋梁了。陈栋梁说不要，让她自己留着，她还是都给他了——哪有无本的买卖，陈栋梁也不可能一分钱不花就能搞到这些广告呀，他也要去讨好和买通别人呀。
光说是哥们儿、关系好，顶什么用？中国人说“无利不起早”，当然也不一定全指钱的利。但是这年头，逼得人现实，报社周围的房子几乎全是三万块以上一平米了，还在涨，一百平方米的房子，三百多万，一个月一万块工资的话，三百个月，得是25年不吃不喝赚来的钱，更何况从实习生开始做起，也不能月月赚到一万块吧。陈栋梁认识的那个广告公司的小哥，如果不给他好处，他能乐不颠颠地往静好报社这里送广告？再说那小哥也不易，家在乡下。还有陈栋梁的爸妈，肯定也要和熟人礼尚往来吧。静好老是觉得欠了陈栋梁全家的人情。
静好和同事起初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这事儿熬过一两年，就不会有了，或者慢慢淡化了，现在没完了，而且越来越厉害，简直成了主业了，大多数人都犯愁，更要命的是订报的人骤减。
之前她很不满地和爸爸说这个事情，爸爸和她想的一样，还乐呵呵地开玩笑开导她说，别急，咱们社会转型期，有些事儿啊一年一个样儿，哪能老这么下去，哪能让记者们带着要钱的任务出去采访？那不是沆瀣一气？人家叫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人家叫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吗？BBC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都不这样，更何况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媒体，真是这样下去，还是为人民服务的报纸吗？那不真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了？物欲横流了呀！
其实静好和同事还有静好父亲，也许没真彻底弄明白为什么让记者出去搞钱。
追溯回去，静好所在的报社最早那可是纯政府养着，也就是全额拨款单位。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后，渐渐开始有找上门来的广告，后来经济发展快、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广告也越来越多，连一些奢侈品品牌进驻当地，也找他们报社做过整版，广告的收入就成了大家的奖金外快，日子过得很美。当年广告部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主动出去拉广告和抢广告的意识，他们天天就是喝茶、看报，坐在办公室等，丰衣足食，客户排着队来送钱，想要及时给安排上，还得请他们广告部的人吃饭呢。
导致变化最关键的几件事情是：近十年前，一家省里的报纸来抢滩，静好所在的这家报社，受到冲击，广告锐减，但是由于一段时间里报社经营创收比较好，再加上运营制度改革等原因，报社从政府得到的资金支持一年一年在减少，早已经由全额拨款变成差额，差额比例也一再变化，当然是拨款越来越少。静好还算赶上了一年两年的好光景，刚开始工作的那年，最高的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万六，年底发奖金，四五万。相比之下，她来英国前，月收入连六千也拿不到了，前后这才跨了七个年头而已。
后来，政府对报社的拨款虽然还保留一部分，但是整个报社已经改制成为报业集团公司，以前的总编辑、副总编辑，现在名片上印的是总经理、副总经理。而屋漏偏逢连阴雨，省级报社在这里落地的那份报纸，如狼似虎，来势愈加凶猛，这才几年功夫，就几乎抢去了静好所在报社百分之八十的广告收入，紧接着网络媒体的冲击愈演愈烈，静好所在的这种官方纸媒，代表政府立场，又缺乏市场意识，以前发行量就不大，现在订报的人更是少得可怜，简直快要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报社只能鼓励全员创收，记者拉广告也就不新鲜了，他们认识人多，门路最广嘛，他们不出去跑钱，谁去？难道都坐等喝西北风？
开会时，报社最大的领导，敬爱的总编辑，抑扬顿挫地动员大家说：“我嘛，也是从当记者过来的，同志们，现在可谓是共患难，咱们不当排头兵，谁往上冲？这不是为一己私利，这是为荣誉而战啊！”大家心里不乐意，但掌声雷鸣，当然不少人使劲儿鼓掌也有点发泄情绪的意思。
静好父亲是个大学教书匠，虽然是学科带头人、院系负责人，但是他也没主动研究过这个和自己工作关系不太大的事儿，他还以为报社和大学一样，国家还给拨款呢。
这个拉广告的事儿确实挺折磨人，但并没促使她萌生来英国读几年书，真正的原因，和拉广告也有关，不过确切说是她感觉得罪了一个报社的重要领导。她曾听一个消息灵通的女同事说，按惯例，几个副职领导会轮流换岗到周边县级市挂个副职，好留出位置来给更年轻的领导干部大展身手，据说老郑还有两年换岗。静好真是盼着自己此去英伦，回来时他就换岗了，自己也就不必隔三差五地看见他，甚至莫名其妙挨批了。
为什么得罪了他呢？说来是个笑话。
有一回她所在部门派了她和另外部门的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同事参加一个报社做东组织的晚上吃饭活动，就是所谓饭局，正是这位报社副局级领导带队。当晚他西装革履，梳着大背头，领着她们三个，还有另外一个部门的女主任，一群帅哥美女的，皮鞋咯噔咯噔，气场十足地步入一家高级海鲜酒楼，约的是当地某银行的几位男领导一起吃饭。
吃饭为什么叫上她们几个年轻女孩子，不言而喻，去陪一陪领导吃饭，助兴呗，那家银行是报社在当地的最大广告客户之一，副总在车上就说了，这可是去和财神爷吃饭，一定要把人家照顾好了，确保合同到期后能顺利续签，这个合同300万呢，属于战略合作，可不敢掉以轻心，这个饭吃得，要既有价值又有意义。大家听了都乐呵呵地笑。
这是去当陪酒女郎吗？也不能说的那么难听。静好心里根本没怎么太介意，反正大家好几个人嘛，也不是说单独叫谁一个人去，再一个，也没有别的，就是吃饭，也算为单位尽一份绵薄之力嘛。
副总还和大家说起，广告部主任现如今天天出去喝酒，一晚上跑三个饭局，那人家为了啥？不也是为了全报社的人吃饭吗？
静好想起自己教授爸爸说过一句话：“中国人，酒桌上的关系仅次于床上的关系。没办法，这是文化，也是积习。”她不由笑了笑。
落座，各自介绍自己的队伍，猛夸自己人，简直今晚来的非龙即凤；接下来互递名片、寒暄、又互相猛夸吹捧对方一番。之后，举杯、开吃。
报社领导示意她们敬酒，她们就敬酒。静好观察仔细，对方银行的人，喝酒时无非会凑得近一点，她看到其中最不得体的行为，也不过是某个领导色眯眯地捏了一下她漂亮女同事露肩装下的小白肩膀，低声嘟哝了句什么，那女同事表情一直很淡定。静好猜测，不会是什么难听的话，弄不好还是赞美。也就如此。毕竟她们是新闻单位的，是记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党的喉舌，在西方还被叫无冕之王呢，一般来说，对方真想耍流氓，也得三思吧。
尽管部门主任跟静好提前几天就打招呼说让她捯饬得“俊一点”，静好还是穿着一件包腚大衬衣、黑色牛仔裤就来了，也挺好看的，二十六七岁的人，她又显小，穿什么都好。另外两位美貌同事，还有另外部门的女主任，都穿了裙装。不过也都得体，基本到膝盖位置，不是大街上那种“稍微一翘就露出后腚”的短裙。这是静好爸爸形容的，爸爸严厉禁止她穿那么短的裙子，认为那种衣服简直让人“丢得脸不知往哪里搁”。也奇怪，这几年，短得夸张的裙子，真的是“稍微一翘就露出后腚”，满大街都是，到处跑着些明晃晃的大腿。更让人纳闷的是，肥的瘦的、长的短的身材，似乎都不畏惧这种几乎刚刚遮住腹股沟的衣服。要说性感，也不是人人穿上就性感，要说美，更谈不上了。所以静好妈妈说：我看穿那种短裙的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露出的腿越多越好，而不是追求好不好看。
酒桌上，“银行家”们表现得都挺斯文，倒是这位自己报社的副总，从安排座位的时候，就主动让静好挨着自己，吃完了饭，又主动表示他的车顺路，正好可以送静好回家，还周到地安排其他几个人都跟着那位女主任的车走了。
静好先等老郑上了他的奥迪A6，以为他会坐到前面副驾驶位置，宽敞些嘛，但是大梁给他拉开车门，他坐到了副驾驶后面的座位。似乎大梁和他，都习惯了。
静好问司机大梁：“大梁老师，我坐副驾驶？”
大梁回答：“我副驾驶座上放了两个包，你也坐后面吧。”
于是，静好和老郑两个人都坐在了后面。
车启动，走了一两分钟，静好突然感觉到有一只肉乎乎的手在自己腰后面游动，速度很快，马上就要搂到侧面了。静好先确定是他的手，又确定他不是在摸座位上的东西偶然碰到自己，真是在楼自己的腰，并且越搂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