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说：“一个人的寿天穷通，贵贱贫富，正是我力所能及的。
”命听了随即反驳道：“彭祖的智慧不及尧舜，而活了八百岁。颜回的才华超出众人，可寿只三十二岁。
孔老夫子的德不比诸侯来得差，却在陈、蔡等国遭了难。
商纣王的行够不上仁人，但坐上了帝王的宝座。
吴国贤公子季札没能在吴国做上官，坏蛋田恒却篡了齐国的政。
商朝忠臣叔齐和伯夷饿死在首阳山，鲁国权臣季氏的钱又远远超过了贤士展禽。
假如说你力能发挥作用，又为什么要让彭祖长寿颜回夭折，孔子困厄纣王登基，季札低贱田恒高升，伯夷叔齐展禽贫困而季氏富贵呢？
”力被命一驳，楞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按照你的说法，我虽然对世间事物没有功劳，可社会上搞得这般模样，你又为什么不出来制止呢？
”命从容回答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得听凭他们自己去变化，长寿的长寿，夭折的夭折，困厄的困厄，通达的通达，贵的贵，贱的贱，富的富，穷的穷，又难道是我所能够改变的吗？”
通过这段风趣的对话，列子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世界上种种不合情理的事，都不是人力所能够解决的，因为在命运安排面前，人力原是很渺小有限的。
此外，先秦诸子信命的还很多，而以儒家的势力为最大。这种思想发展到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风行天下，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就更深入人心了。
淮南王刘安认为，“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扬雄<法言>也说：“遇不遇，命也。
”有人向他问命，他说：“命是上天决定的，不是人为的。
人为的称不上命，上天决定的命是逃避不了的。”
王充是东汉著名学者，他不信鬼神，一生反对迷信，可是对于命运，他却坚决主张是客观存在着的。
他说：“凡人過偶(碰上好话)及遭累害(遭受灾祸)，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天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
”在他所著<论衡一书的<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偶会>、<初禀》等篇章里，随时都可碰上对于命运的论述。
可见，人们对于命运的信仰，不只是后来算命家们故弄玄虚所捣的鬼，这里面还有一批大学问家的参与、坚信和鼓吹，可谓盘根错节，阵容坚强。
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上人们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不该飞黄腾达的反而飞黄腾达，不该久处人下的反而久处人下，不该富贵荣华的反而富贵荣华，不该穷困潦倒的反而穷困潦倒，以及自己难以把握自己的未来、难以把握自己的生活、难以把握自己的生命等种种困惑，得不到使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因此便就很自然地信奉起那些大知识分子的说教来。
而统治阶级为了坐稳他们的交椅，也乐于接受这一套，并且不择手段地加以推广利用。
从此以后，那些时运不济的达人，常常会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乐天知命”的话来安慰自己，安于现状。
而那些想不通的，除了怨天尤人之外，只好自讨不服命的苦吃了。
天命观经过先秦学者的一阵鼓吹，其时从上到下，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信命的风气一时很盛。还早在股商时期，迷信的统治者们，就已习惯于在每做一件事之前，总要先占卜一下天意如何，是凶是吉？
后来，又由于人与天地相应观念的影响，更使得人们普遍认为，整个天下的命运和每个个人的命运，都和天时星象有关。
《周礼·春官>记载.“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这是说冯相氏和保章氏，是专管岁时星象，并从而推测人间吉凶祸福的一种职官。
用占卜、占量来测候人事的吉凶祸福，这种方法，只能根据已经发生了的现象进行分析，并且测候的事情，也只能局限在近阶段所要做的事里。
随着人们对预知术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大的胃口，这种原始占卜和占星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要求预知一生吉凶祸福，贵贱寿天的难填欲壑。
于是，标榜着能预测人们一生征途，包括过去未来的算命术就应运而生了。算命术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只不过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罢了。
算命的产生既然有着这种历史的必然性，那末，中国算命术产生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自先秦两汉以来，伴随着哲学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盛行，哲学家们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阴阳对立平衡，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生发制约的结果。
既然天地间事物的发生、发展和阴阳五行有关，那末，作为一个小天地的人身，假如有可能推知他与生俱来的五行禀赋，不就可以测知他一生的发展前途了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阴阳五行便就自然成了算命家算命的重要理论依据了。
在时间上说确切点，我国算命术的真正起源，大概始于两汉。
这反映在文字上的，主要见载在<白虎通义>和王充<论衡>等著作里。
王充就曾说过“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作万事。
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贼害，不成为用。
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
“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气，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五行)之操，以及“寅木也，其禽(生肖)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宋禽羊也。
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
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
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
“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贼妻，妻害夫。
’非相贼害，命自然也”(见<物势>、<偶会>等篇)等一系列有关算命的话。
这里，王充不但提出了五行算命的根据，并且还进一步触及到了生肖相克和夫妻贼害都是命的理论实践，从而成了我国算命发展史中实际上的先驱者。
”命听了随即反驳道：“彭祖的智慧不及尧舜，而活了八百岁。颜回的才华超出众人，可寿只三十二岁。
孔老夫子的德不比诸侯来得差，却在陈、蔡等国遭了难。
商纣王的行够不上仁人，但坐上了帝王的宝座。
吴国贤公子季札没能在吴国做上官，坏蛋田恒却篡了齐国的政。
商朝忠臣叔齐和伯夷饿死在首阳山，鲁国权臣季氏的钱又远远超过了贤士展禽。
假如说你力能发挥作用，又为什么要让彭祖长寿颜回夭折，孔子困厄纣王登基，季札低贱田恒高升，伯夷叔齐展禽贫困而季氏富贵呢？
”力被命一驳，楞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按照你的说法，我虽然对世间事物没有功劳，可社会上搞得这般模样，你又为什么不出来制止呢？
”命从容回答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得听凭他们自己去变化，长寿的长寿，夭折的夭折，困厄的困厄，通达的通达，贵的贵，贱的贱，富的富，穷的穷，又难道是我所能够改变的吗？”
通过这段风趣的对话，列子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世界上种种不合情理的事，都不是人力所能够解决的，因为在命运安排面前，人力原是很渺小有限的。
此外，先秦诸子信命的还很多，而以儒家的势力为最大。这种思想发展到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风行天下，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就更深入人心了。
淮南王刘安认为，“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扬雄<法言>也说：“遇不遇，命也。
”有人向他问命，他说：“命是上天决定的，不是人为的。
人为的称不上命，上天决定的命是逃避不了的。”
王充是东汉著名学者，他不信鬼神，一生反对迷信，可是对于命运，他却坚决主张是客观存在着的。
他说：“凡人過偶(碰上好话)及遭累害(遭受灾祸)，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天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
”在他所著<论衡一书的<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偶会>、<初禀》等篇章里，随时都可碰上对于命运的论述。
可见，人们对于命运的信仰，不只是后来算命家们故弄玄虚所捣的鬼，这里面还有一批大学问家的参与、坚信和鼓吹，可谓盘根错节，阵容坚强。
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上人们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不该飞黄腾达的反而飞黄腾达，不该久处人下的反而久处人下，不该富贵荣华的反而富贵荣华，不该穷困潦倒的反而穷困潦倒，以及自己难以把握自己的未来、难以把握自己的生活、难以把握自己的生命等种种困惑，得不到使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因此便就很自然地信奉起那些大知识分子的说教来。
而统治阶级为了坐稳他们的交椅，也乐于接受这一套，并且不择手段地加以推广利用。
从此以后，那些时运不济的达人，常常会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乐天知命”的话来安慰自己，安于现状。
而那些想不通的，除了怨天尤人之外，只好自讨不服命的苦吃了。
天命观经过先秦学者的一阵鼓吹，其时从上到下，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信命的风气一时很盛。还早在股商时期，迷信的统治者们，就已习惯于在每做一件事之前，总要先占卜一下天意如何，是凶是吉？
后来，又由于人与天地相应观念的影响，更使得人们普遍认为，整个天下的命运和每个个人的命运，都和天时星象有关。
《周礼·春官>记载.“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这是说冯相氏和保章氏，是专管岁时星象，并从而推测人间吉凶祸福的一种职官。
用占卜、占量来测候人事的吉凶祸福，这种方法，只能根据已经发生了的现象进行分析，并且测候的事情，也只能局限在近阶段所要做的事里。
随着人们对预知术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大的胃口，这种原始占卜和占星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要求预知一生吉凶祸福，贵贱寿天的难填欲壑。
于是，标榜着能预测人们一生征途，包括过去未来的算命术就应运而生了。算命术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只不过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罢了。
算命的产生既然有着这种历史的必然性，那末，中国算命术产生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自先秦两汉以来，伴随着哲学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盛行，哲学家们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阴阳对立平衡，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生发制约的结果。
既然天地间事物的发生、发展和阴阳五行有关，那末，作为一个小天地的人身，假如有可能推知他与生俱来的五行禀赋，不就可以测知他一生的发展前途了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阴阳五行便就自然成了算命家算命的重要理论依据了。
在时间上说确切点，我国算命术的真正起源，大概始于两汉。
这反映在文字上的，主要见载在<白虎通义>和王充<论衡>等著作里。
王充就曾说过“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作万事。
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贼害，不成为用。
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
“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气，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五行)之操，以及“寅木也，其禽(生肖)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宋禽羊也。
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
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
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
“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贼妻，妻害夫。
’非相贼害，命自然也”(见<物势>、<偶会>等篇)等一系列有关算命的话。
这里，王充不但提出了五行算命的根据，并且还进一步触及到了生肖相克和夫妻贼害都是命的理论实践，从而成了我国算命发展史中实际上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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