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是真有的点儿被李睿的话给吓住了。
亲亲相隐这个制度，可真配得上自古以来这四字儿。
能配上这四个字儿的东西，都不是说着玩玩的。
这一项制度之所以能贯穿不同的王朝、不同的制度流传这么久，当然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为，亲亲相隐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儿，实质上是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于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
而对这三权的维护，本质上又是对秩序这两个字儿的维护。
而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如果取消了亲亲相隐，任凭妻告夫、子告父、臣告君的话，等于大家遵从了几千年的规矩，瞬间没了。
到那个时候，社会会乱成什么样，谁也不敢想象。
反正，刘禅是想象不出来。
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觉得李睿实在是过于大胆。
正在他因为李睿的话而惊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之时，他的脑海中突然一道亮光闪过。
不对，朕被自己吓住了。
从自己开始识字起，父皇就一直教导自己。
天下，有德者居之。
不仅父皇是这么说的，历朝历代的典籍之中，也是这么说的。
当时自己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任何的怀疑。
因为，当年正是因为秦二世暴虐无道，项王无德，自家的高祖才得了天下。
可后来的事实却又证明了，这句话也并不一定总是对的。
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公认最有仁德的人，乃是他的父皇。
但实际得到天下的，却是曹贼。
还有就是大汉的举孝廉。
前一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来了这大宋之后，却发现科举比举孝廉要好的多。
这两件事情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没有任何事情，是永远正确的！
即使一开始是正确的，也可能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慢慢变成错的。
既然天下有德者居之和举孝廉，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成错的，那亲亲相隐又为什么不可能是错的？
既然他有可能是错的，朕为什么不能改？
想到这里，他瞅了瞅岳飞和赵鼎，又往后宫的方向瞅了一眼。
相父当年仅有巴蜀方寸之地，都敢大胆的革除时弊。
朕现在武力有岳飞，文治有赵鼎，搞钱有爱妃。
除了这些之外，朕还有已经远超大汉的土地和百姓，朕怕个屁呀！
这么富裕的仗，朕要是再不敢打，估计相父知道了，肯定要揍我。
改，必须改！
不过，到底该怎么改呢？
毫无头绪啊！
不行，朕得再听听这李睿肚子里到底有多少东西。
要是他肚子里真有东西，那就按他说的来。
要是他只有想法而没有办法的话，朕再找岳爱卿和赵鼎好好商量。
等商量好了之后，再行动。
嗯，对，就这么办。
相父可是教过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心里打定了主意之后，他便看向了李睿，语气淡定的问道：
“爱卿既然说要取消亲亲相隐之政，那可有想过取消了之后怎么办啊？”
听见刘禅这么淡定的问话，李睿一时间有点儿呆住了。
作为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他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份量有多重。
做为一个标准的士大夫，他对于大宋自立国以来的积弊，以及绍兴十一年以来，大宋高速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新问题，其实都有过深入的思考。
所以，他很清楚，要解决大宋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办法。
把刀往自己头上砍。
或者说，把刀往以他为代表士大夫阶层的身上砍。
他刚才所提的两个建议，其实都是在这么做。
但无论是将士大夫的言行规范写入律法，还是大兴官学，都是治标之法。
因为法律再规范，执行起来肯定有漏洞。
官学再兴盛，士大夫阶层的先发优势是抹除不掉的。
至少几十年内，大宋的高官，绝大部分仍然会来自于世家大族。
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算他闯过了科举那一关，进入了官场。
但面对着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人给他指导的情况下，仅仅熟悉情况可能就要三五年。
要是悟性再稍微差点儿，等他们彻底了解了官场的规则，可能大半生都已经过去了。
这其中当然会有一些天赋异禀之人，但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可能也就是个八品七品，甚至是九品官。
但一个世家大族出来的孩子呢？
人家的长辈哪怕同样是个九品八品的官员，但人家在官场上浸淫了一辈子，对于一切规则早就谙熟于心。
人家的孩子在入仕了以后，每一步该干什么，人家早就规划的明明白白，只需要按步就班的去做就行。
这样的情况下，人家的进步怎么可能会慢呢？
正是因为知道这个，李睿才把前面的两个办法，称为治标之法。
而他最后提出的建议，才是他心中的治本之法。
因为亲亲相隐发展到现在，早已经不再局限于君权、父权、夫权。
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民告官！
相比于之前的朝代，大宋朝对于民告官的事儿，其实宽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因为，大宋专门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用来处理百姓的诉状。
而且，这些诉状能直接递到皇帝的手里。
相比于前朝，尤其是相比于几百年后的某鞭子朝，这项制度简直先进到不像是在同一个世界。
毕竟，某鞭子朝的民想要告官，无论能不能告赢，可是都要先打五十大板的。
试问，有几个人的身板儿，能顶得住五十大板？
碰上有经验的狱卒，一板子，就能要你的命。
但就算是这样，大宋的民告官依然有非常多的限制。
比如，只有‘官典犯赃、袄讹劫杀、灼然抑屈’这一类严重的事情，才能直接到鼓院或者检院告状。
至于其他事情，则必须一级一级的上告。
如果越级上告，就会有专门的‘越诉法’等着你。
为什么在民告官如此宽松的大宋，依然对民告官有这么多的限制？
因为，官大于民乃是社会的共识。
这些限制，就是在维护这个共识。
而他的建议，则是要摧毁这个共识。
他当然明白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他还真怕官家不敢答应。
所以，他把这个建议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有赌的成分。
甚至，他已经做好了被否决的心理准备。
可是，让他没想的是，官家只是犹豫了短短一瞬间，就开始淡定的询问他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这说明了什么？
亲亲相隐这个制度，可真配得上自古以来这四字儿。
能配上这四个字儿的东西，都不是说着玩玩的。
这一项制度之所以能贯穿不同的王朝、不同的制度流传这么久，当然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为，亲亲相隐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儿，实质上是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于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
而对这三权的维护，本质上又是对秩序这两个字儿的维护。
而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如果取消了亲亲相隐，任凭妻告夫、子告父、臣告君的话，等于大家遵从了几千年的规矩，瞬间没了。
到那个时候，社会会乱成什么样，谁也不敢想象。
反正，刘禅是想象不出来。
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觉得李睿实在是过于大胆。
正在他因为李睿的话而惊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之时，他的脑海中突然一道亮光闪过。
不对，朕被自己吓住了。
从自己开始识字起，父皇就一直教导自己。
天下，有德者居之。
不仅父皇是这么说的，历朝历代的典籍之中，也是这么说的。
当时自己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任何的怀疑。
因为，当年正是因为秦二世暴虐无道，项王无德，自家的高祖才得了天下。
可后来的事实却又证明了，这句话也并不一定总是对的。
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公认最有仁德的人，乃是他的父皇。
但实际得到天下的，却是曹贼。
还有就是大汉的举孝廉。
前一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来了这大宋之后，却发现科举比举孝廉要好的多。
这两件事情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没有任何事情，是永远正确的！
即使一开始是正确的，也可能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慢慢变成错的。
既然天下有德者居之和举孝廉，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成错的，那亲亲相隐又为什么不可能是错的？
既然他有可能是错的，朕为什么不能改？
想到这里，他瞅了瞅岳飞和赵鼎，又往后宫的方向瞅了一眼。
相父当年仅有巴蜀方寸之地，都敢大胆的革除时弊。
朕现在武力有岳飞，文治有赵鼎，搞钱有爱妃。
除了这些之外，朕还有已经远超大汉的土地和百姓，朕怕个屁呀！
这么富裕的仗，朕要是再不敢打，估计相父知道了，肯定要揍我。
改，必须改！
不过，到底该怎么改呢？
毫无头绪啊！
不行，朕得再听听这李睿肚子里到底有多少东西。
要是他肚子里真有东西，那就按他说的来。
要是他只有想法而没有办法的话，朕再找岳爱卿和赵鼎好好商量。
等商量好了之后，再行动。
嗯，对，就这么办。
相父可是教过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心里打定了主意之后，他便看向了李睿，语气淡定的问道：
“爱卿既然说要取消亲亲相隐之政，那可有想过取消了之后怎么办啊？”
听见刘禅这么淡定的问话，李睿一时间有点儿呆住了。
作为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他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份量有多重。
做为一个标准的士大夫，他对于大宋自立国以来的积弊，以及绍兴十一年以来，大宋高速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新问题，其实都有过深入的思考。
所以，他很清楚，要解决大宋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办法。
把刀往自己头上砍。
或者说，把刀往以他为代表士大夫阶层的身上砍。
他刚才所提的两个建议，其实都是在这么做。
但无论是将士大夫的言行规范写入律法，还是大兴官学，都是治标之法。
因为法律再规范，执行起来肯定有漏洞。
官学再兴盛，士大夫阶层的先发优势是抹除不掉的。
至少几十年内，大宋的高官，绝大部分仍然会来自于世家大族。
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算他闯过了科举那一关，进入了官场。
但面对着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人给他指导的情况下，仅仅熟悉情况可能就要三五年。
要是悟性再稍微差点儿，等他们彻底了解了官场的规则，可能大半生都已经过去了。
这其中当然会有一些天赋异禀之人，但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可能也就是个八品七品，甚至是九品官。
但一个世家大族出来的孩子呢？
人家的长辈哪怕同样是个九品八品的官员，但人家在官场上浸淫了一辈子，对于一切规则早就谙熟于心。
人家的孩子在入仕了以后，每一步该干什么，人家早就规划的明明白白，只需要按步就班的去做就行。
这样的情况下，人家的进步怎么可能会慢呢？
正是因为知道这个，李睿才把前面的两个办法，称为治标之法。
而他最后提出的建议，才是他心中的治本之法。
因为亲亲相隐发展到现在，早已经不再局限于君权、父权、夫权。
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民告官！
相比于之前的朝代，大宋朝对于民告官的事儿，其实宽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因为，大宋专门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用来处理百姓的诉状。
而且，这些诉状能直接递到皇帝的手里。
相比于前朝，尤其是相比于几百年后的某鞭子朝，这项制度简直先进到不像是在同一个世界。
毕竟，某鞭子朝的民想要告官，无论能不能告赢，可是都要先打五十大板的。
试问，有几个人的身板儿，能顶得住五十大板？
碰上有经验的狱卒，一板子，就能要你的命。
但就算是这样，大宋的民告官依然有非常多的限制。
比如，只有‘官典犯赃、袄讹劫杀、灼然抑屈’这一类严重的事情，才能直接到鼓院或者检院告状。
至于其他事情，则必须一级一级的上告。
如果越级上告，就会有专门的‘越诉法’等着你。
为什么在民告官如此宽松的大宋，依然对民告官有这么多的限制？
因为，官大于民乃是社会的共识。
这些限制，就是在维护这个共识。
而他的建议，则是要摧毁这个共识。
他当然明白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他还真怕官家不敢答应。
所以，他把这个建议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有赌的成分。
甚至，他已经做好了被否决的心理准备。
可是，让他没想的是，官家只是犹豫了短短一瞬间，就开始淡定的询问他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这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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