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回上邦昌自缢平楚楼
却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登极称帝，即为宋高宗。其时处境最为尴尬的莫过于金人所立的大楚皇帝张邦昌了。
初时，宋宗室淮宁府知府赵子崧闻听二帝北迁，与江淮经制使翁彦国登坛歃血盟众，誓扶王室。并移书痛斥张邦昌道:“人臣当见危致命，今议者藉藉，谓劫请倾危之计，实由阁下。不然，金人为何却要坚拒孙傅之请，而急归于阁下呢?敌人既然已经远去，宜速返正。若少迟疑，则天下共诛逆节。那时就虽悔无及了。”又遗书王时雍道:“诸公相与亡人之国，还以为是佐命功臣而沾沾自喜，真不知平日所学何事。”
张邦昌心中不安，打算派人往迎康王赵构，王时雍从旁说道：“人言‘骑虎者势不得下。’所为之事，还望深思熟虑。他日有噬脐之祸，悔之何及！’”
徐秉哲从旁极力赞成，张邦昌看到人心不服，遂不听王时雍等人之言。派蒋师愈、蔡琳持书往见康王赵构以自陈。
其书到：“邦昌伏自拜达。已而北去，所遭祸难，不可备详。惟王慈必蒙矜悯。昨至燕山九月朔日金师再举之后，杳无闻耗。主去冬腊月二十日还阙，以今年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国难之酷，主上蒙尘于郊。凡使回一行，尽留不遣。二月七日，闻宣金酋之令，遂迁二帝。后妃皆出，六宫遂空。又欲洗城，焚烧宗庙、社稷。百万生灵，皆为鱼肉。俾推异姓，方免屠城。寻奉少帝御笔付孙傅等，今依指挥，方为长计。兹时公卿大臣，号恸军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对二太子哀号擗踴，以身投地，绝而复苏。虏执酋命，终莫能回。度非口舌可争，则以首触柱，求死不能。忽刘彦宗賚城中文字御吴并、莫俦俱至，对众诃责，不复饮食。又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陈述祸福，力劝从权，以济大事，故遂隐忍于此。兹幸虏骑已还，道路可通。故差师愈賚此，以明本心。伏惟殿下圣德在恭，四海系望。愿宽悲痛，以幸臣民。”
之后，呵得康王赵构已在应天府登极称帝，张邦昌即由汴京前往应天府觐见宋高宗，伏地请死。宋高宗以好言抚慰，以张邦昌为太尉、奉****节度使，并封同安郡王，一月两至都堂，参决大事。
张邦昌至此已经从皇帝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作了人臣。按理来说，他的心中也该是踏踏实实的了。然而，其结果却并非如此。他整日整夜都是心神不定，寝食难安。
原来，他心中有一桩难以了却的心事。他在前年担任少宰时奉使金营，那次在金营停留的时间颇长。有一天晚上，作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术士为他作卦影，写了十六个字道：“六六三十六，阳数自然足。二二二，不坠地。”如今屈指算来，他从被金人立为大楚皇帝那一天算起，到离开宫中，还政于孟太后的那一天为止，恰好是六六三十六天。前两句话十个字已经得到了验证，而后两句话，六个字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他的心中有一种预感，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却说李纲受当时主和者的排挤，贬至宁江。金兵再至，宋钦宗这才恍然醒悟过来，认为被和议所误。追思往日之事，又想起了李纲。即时颁诏召李纲返回，并任以开封尹之职。
李纲行至长沙，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行至半途，闻之京城已为金兵所破。继而又接到宋高宗诏书，任其为右丞相之职，李纲当下又改道奔应天府而来。
中丞颜岐奏道：“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封为三公郡王，应当更加以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为金人所恶，虽然已经委以右相之职，还在途中。应该赶在他没有到来之前，即请罢之。”
初时宋高宗置之不理，但这个颜岐并不知趣，连连上了五道请罢李纲的奏疏。
宋高宗冷冷地对他说道：“李纲为金人所恶，这是事实。象朕这样竟然胆敢继承宗祠，自立为皇帝的人，大概也不会被金人所喜欢吧。”
颜岐听了，一时语塞。满脸顿时涨的通红，无言以对。但颜岐并不死心，又遣人持其奏书送于正在旅途中的李纲，欲图将其阻于半途之中。
右谏议大夫范中尹上疏以为李纲志大才疏，名不符实，有震主之威，宋高宗亦置之不理。而被任为中书侍郎的黄潜善和直学士的汪伯参自谓有攀附之劳，必为宰相。及诏李纲于外，两个人心中大为不喜。李纲还未到来，已经与他们有了隔阂。
李纲行至太平县境，即伏笔上书道：“兴衰拨乱之主，非英哲不足以当之。英则用心刚，足以莅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哲则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愿陛下以汉之高、光，唐之太宗、国朝之艺祖、太宗为法。”
六月初，李纲至应天府，入见宋高宗于内殿。涕泪交集，悲痛之至。宋高宗见了，也深受感动。
李纲奏道：“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不悟，一切堕其计中。赖天命未改，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还二圣而抚万邦，责在陛下与宰相。臣自视阙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寝成命。且臣在道，颜岐曾封事论臣章。谓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民，不知有金人，宜为所恶。然谓臣才不足以为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遂力辞不就。
宋高宗为了安李纲之心，使范宗尹及颜岐出任外职，李纲犹然推辞不就。
宋高宗说道：“朕久知卿之大名，忠义智略，足以使敌国威服，四方安宁。因此，非相卿不可，卿勿推辞。”
李纲听了，顿首泣谢，又进言道：“昔日唐明皇欲相姚崇，姚崇以十事要讫，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上于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赐之施行，乃敢受命。”
接着，又奏其事，一曰论国是，谓“中国之御四夷，淮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变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牵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三曰议赦令，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祖宗。”
四曰议潜逆。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宜正典利，垂戒万世。”
五曰议伪官，谓“国家更大变，鲜有使节死义之士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污伪官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厉士风”。
六曰议战，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振其气。”
七曰议守，谓“敌性狡狯势必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冲。”
八曰议本政，谓“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
九曰议大任，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择而大任之，以责成功。”
十曰议修德，谓“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
次日，以李纲所上十事议之于朝，唯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纲又对宋高宗说道：“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当道本轻。在政府者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异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意。以威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动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不得已而后元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谓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银之扰。元帅府恕邦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愤妒邦昌者，则谓其建号易姓，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帅恕之，私也。天下愤妒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故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得之以不死。邦昌以臣议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
其时在执政之中，有与李纲持议不同的人。宋高宗又召黄潜善等语之，黄潜善一个劲地为张邦昌说好话。宋高宗又顾问吕好问道；“卿在围城之中，必知其故，以为何如？”吕好闻附黄潜善之言，态度暧昧，语持两端。说道：“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唯陛下裁处。”
李纲说道：“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之上？使道路之人见而指目说道：‘此亦一天子呀！’”说罢，又泣拜于地道：“臣不能与张邦昌同列，如若见面，当以笏击之。陛下如果一心要用邦昌，就请罢免了臣。”
宋高宗看到李纲嫉恶如仇，义正词严，当下也受到感染，变得十分激动。汪伯承见状，因风转舵。说道：“李纲之直，臣等不及。”
当时在金营之中留居有五十日之久的还有邓肃，张邦昌僭越，邓肃不为所屈。先是闭门不出，既而又投奔宋高宗，任之以左正言之职。宋高宗以为邓肃对金人围城前后的情况亲目所见，亲耳所闻。要他一一具奏，酌情治罪。
邓肃奏道：“叛臣之中，罪恶大的，有五等：诸侍从而为执政的有王时雍、徐秉哲、吴并、莫俦、吕好问为一等；由庶官及宫观使而起为侍从的有胡思、朱宗、周懿文、卢襄、李擢、范宗尹等人为二等；撰写劝进文与赦书的有颜博文，王诏等人为三等；由朝臣而为事务官者，私结十友讲册立张邦昌之仪者为四等；因张邦昌而改名者为何昌言和何昌辰兄弟二人，何昌言改为善言，何昌辰改为知辰，此为第五等。而叛臣之次者，依其罪恶轻重又分为三等：诸执政、侍从、台谏称臣于伪庭，如执政冯澥、曹辅等人，为一等；侍从者已行遣，独李会尚为中书舍人，台谏之中有被金人根括金银而被杖者，或以病得免者，其余之人无不在伪楚庭中听人号召，此为第二等；以庶官而被升迁者，不可胜数，这为第三等。其余的人也不过是苟守禄位，以求活命而已。这些人就可不必追究了，但也不可以委之一官职。”
至此，宋高宗在邓肃的奏疏中亲笔批文道:“邦昌僭逆，理合诛夷。原其初心，处于迫胁，可特与勉贷。责授昭化军节度使，谭州安置。而王时雍、徐秉哲、吴并、莫俦、李擢、孙觌在此之前已经因为反逆之罪分别被贬往高，梅，永，金，柳，归等州。此时，所有犯了通敌、助逆之罪的，如帮助金人搜刮金银的，凌侮劫夺的，还有系济王夫人，收乔贵妃侍儿，取宫人唱曲饮酒等种种不端行为的，也得被治以罪。”
张邦昌到了谭州，居于天宁寺中，日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他似乎觉得，那位梦中术士所作卦影中的“二二二，不登地”的预言似乎离他已经不远了。
却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登极称帝，即为宋高宗。其时处境最为尴尬的莫过于金人所立的大楚皇帝张邦昌了。
初时，宋宗室淮宁府知府赵子崧闻听二帝北迁，与江淮经制使翁彦国登坛歃血盟众，誓扶王室。并移书痛斥张邦昌道:“人臣当见危致命，今议者藉藉，谓劫请倾危之计，实由阁下。不然，金人为何却要坚拒孙傅之请，而急归于阁下呢?敌人既然已经远去，宜速返正。若少迟疑，则天下共诛逆节。那时就虽悔无及了。”又遗书王时雍道:“诸公相与亡人之国，还以为是佐命功臣而沾沾自喜，真不知平日所学何事。”
张邦昌心中不安，打算派人往迎康王赵构，王时雍从旁说道：“人言‘骑虎者势不得下。’所为之事，还望深思熟虑。他日有噬脐之祸，悔之何及！’”
徐秉哲从旁极力赞成，张邦昌看到人心不服，遂不听王时雍等人之言。派蒋师愈、蔡琳持书往见康王赵构以自陈。
其书到：“邦昌伏自拜达。已而北去，所遭祸难，不可备详。惟王慈必蒙矜悯。昨至燕山九月朔日金师再举之后，杳无闻耗。主去冬腊月二十日还阙，以今年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国难之酷，主上蒙尘于郊。凡使回一行，尽留不遣。二月七日，闻宣金酋之令，遂迁二帝。后妃皆出，六宫遂空。又欲洗城，焚烧宗庙、社稷。百万生灵，皆为鱼肉。俾推异姓，方免屠城。寻奉少帝御笔付孙傅等，今依指挥，方为长计。兹时公卿大臣，号恸军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对二太子哀号擗踴，以身投地，绝而复苏。虏执酋命，终莫能回。度非口舌可争，则以首触柱，求死不能。忽刘彦宗賚城中文字御吴并、莫俦俱至，对众诃责，不复饮食。又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陈述祸福，力劝从权，以济大事，故遂隐忍于此。兹幸虏骑已还，道路可通。故差师愈賚此，以明本心。伏惟殿下圣德在恭，四海系望。愿宽悲痛，以幸臣民。”
之后，呵得康王赵构已在应天府登极称帝，张邦昌即由汴京前往应天府觐见宋高宗，伏地请死。宋高宗以好言抚慰，以张邦昌为太尉、奉****节度使，并封同安郡王，一月两至都堂，参决大事。
张邦昌至此已经从皇帝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作了人臣。按理来说，他的心中也该是踏踏实实的了。然而，其结果却并非如此。他整日整夜都是心神不定，寝食难安。
原来，他心中有一桩难以了却的心事。他在前年担任少宰时奉使金营，那次在金营停留的时间颇长。有一天晚上，作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术士为他作卦影，写了十六个字道：“六六三十六，阳数自然足。二二二，不坠地。”如今屈指算来，他从被金人立为大楚皇帝那一天算起，到离开宫中，还政于孟太后的那一天为止，恰好是六六三十六天。前两句话十个字已经得到了验证，而后两句话，六个字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他的心中有一种预感，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却说李纲受当时主和者的排挤，贬至宁江。金兵再至，宋钦宗这才恍然醒悟过来，认为被和议所误。追思往日之事，又想起了李纲。即时颁诏召李纲返回，并任以开封尹之职。
李纲行至长沙，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行至半途，闻之京城已为金兵所破。继而又接到宋高宗诏书，任其为右丞相之职，李纲当下又改道奔应天府而来。
中丞颜岐奏道：“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封为三公郡王，应当更加以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为金人所恶，虽然已经委以右相之职，还在途中。应该赶在他没有到来之前，即请罢之。”
初时宋高宗置之不理，但这个颜岐并不知趣，连连上了五道请罢李纲的奏疏。
宋高宗冷冷地对他说道：“李纲为金人所恶，这是事实。象朕这样竟然胆敢继承宗祠，自立为皇帝的人，大概也不会被金人所喜欢吧。”
颜岐听了，一时语塞。满脸顿时涨的通红，无言以对。但颜岐并不死心，又遣人持其奏书送于正在旅途中的李纲，欲图将其阻于半途之中。
右谏议大夫范中尹上疏以为李纲志大才疏，名不符实，有震主之威，宋高宗亦置之不理。而被任为中书侍郎的黄潜善和直学士的汪伯参自谓有攀附之劳，必为宰相。及诏李纲于外，两个人心中大为不喜。李纲还未到来，已经与他们有了隔阂。
李纲行至太平县境，即伏笔上书道：“兴衰拨乱之主，非英哲不足以当之。英则用心刚，足以莅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哲则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愿陛下以汉之高、光，唐之太宗、国朝之艺祖、太宗为法。”
六月初，李纲至应天府，入见宋高宗于内殿。涕泪交集，悲痛之至。宋高宗见了，也深受感动。
李纲奏道：“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不悟，一切堕其计中。赖天命未改，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还二圣而抚万邦，责在陛下与宰相。臣自视阙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寝成命。且臣在道，颜岐曾封事论臣章。谓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民，不知有金人，宜为所恶。然谓臣才不足以为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遂力辞不就。
宋高宗为了安李纲之心，使范宗尹及颜岐出任外职，李纲犹然推辞不就。
宋高宗说道：“朕久知卿之大名，忠义智略，足以使敌国威服，四方安宁。因此，非相卿不可，卿勿推辞。”
李纲听了，顿首泣谢，又进言道：“昔日唐明皇欲相姚崇，姚崇以十事要讫，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上于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赐之施行，乃敢受命。”
接着，又奏其事，一曰论国是，谓“中国之御四夷，淮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变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牵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三曰议赦令，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祖宗。”
四曰议潜逆。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宜正典利，垂戒万世。”
五曰议伪官，谓“国家更大变，鲜有使节死义之士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污伪官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厉士风”。
六曰议战，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振其气。”
七曰议守，谓“敌性狡狯势必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冲。”
八曰议本政，谓“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
九曰议大任，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择而大任之，以责成功。”
十曰议修德，谓“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
次日，以李纲所上十事议之于朝，唯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纲又对宋高宗说道：“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当道本轻。在政府者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异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意。以威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动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不得已而后元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谓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银之扰。元帅府恕邦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愤妒邦昌者，则谓其建号易姓，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帅恕之，私也。天下愤妒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故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得之以不死。邦昌以臣议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
其时在执政之中，有与李纲持议不同的人。宋高宗又召黄潜善等语之，黄潜善一个劲地为张邦昌说好话。宋高宗又顾问吕好问道；“卿在围城之中，必知其故，以为何如？”吕好闻附黄潜善之言，态度暧昧，语持两端。说道：“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唯陛下裁处。”
李纲说道：“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之上？使道路之人见而指目说道：‘此亦一天子呀！’”说罢，又泣拜于地道：“臣不能与张邦昌同列，如若见面，当以笏击之。陛下如果一心要用邦昌，就请罢免了臣。”
宋高宗看到李纲嫉恶如仇，义正词严，当下也受到感染，变得十分激动。汪伯承见状，因风转舵。说道：“李纲之直，臣等不及。”
当时在金营之中留居有五十日之久的还有邓肃，张邦昌僭越，邓肃不为所屈。先是闭门不出，既而又投奔宋高宗，任之以左正言之职。宋高宗以为邓肃对金人围城前后的情况亲目所见，亲耳所闻。要他一一具奏，酌情治罪。
邓肃奏道：“叛臣之中，罪恶大的，有五等：诸侍从而为执政的有王时雍、徐秉哲、吴并、莫俦、吕好问为一等；由庶官及宫观使而起为侍从的有胡思、朱宗、周懿文、卢襄、李擢、范宗尹等人为二等；撰写劝进文与赦书的有颜博文，王诏等人为三等；由朝臣而为事务官者，私结十友讲册立张邦昌之仪者为四等；因张邦昌而改名者为何昌言和何昌辰兄弟二人，何昌言改为善言，何昌辰改为知辰，此为第五等。而叛臣之次者，依其罪恶轻重又分为三等：诸执政、侍从、台谏称臣于伪庭，如执政冯澥、曹辅等人，为一等；侍从者已行遣，独李会尚为中书舍人，台谏之中有被金人根括金银而被杖者，或以病得免者，其余之人无不在伪楚庭中听人号召，此为第二等；以庶官而被升迁者，不可胜数，这为第三等。其余的人也不过是苟守禄位，以求活命而已。这些人就可不必追究了，但也不可以委之一官职。”
至此，宋高宗在邓肃的奏疏中亲笔批文道:“邦昌僭逆，理合诛夷。原其初心，处于迫胁，可特与勉贷。责授昭化军节度使，谭州安置。而王时雍、徐秉哲、吴并、莫俦、李擢、孙觌在此之前已经因为反逆之罪分别被贬往高，梅，永，金，柳，归等州。此时，所有犯了通敌、助逆之罪的，如帮助金人搜刮金银的，凌侮劫夺的，还有系济王夫人，收乔贵妃侍儿，取宫人唱曲饮酒等种种不端行为的，也得被治以罪。”
张邦昌到了谭州，居于天宁寺中，日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他似乎觉得，那位梦中术士所作卦影中的“二二二，不登地”的预言似乎离他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