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仁富是刘巧英的同桌，却对吴甜甜似乎有点儿那个意思。
刘巧英的高中时代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课外书籍，更多的也是读小说，差不多能够借到手的书都要反复读，实在没有办法，就到赵家舍小街尽头的那座水泥拱桥上的书摊旁，花一分钱租一本连环画过过瘾――那个书摊大概也只有连环画才属于文艺书籍。刘巧英们如饥似渴，却总是常常苦于无书可读，苦于没有多少能够满足他们那些十七八岁的男女高中生阅读欲望的书可读。
刘巧英高中时代阅读的小说里边几乎都没有谈恋爱的情节，尽管那个时代人口暴涨到要搞“晚、稀、少”的计划生育了――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经过逐步发展，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3年以上。那个时候青年男女交往叫做“处对象”，或者找“革命伴侣”。关系密切的男女被说成是“好上了”，试探着接近的男女可能是“有那个意思了”。就是没有被称作“谈恋爱”的，似乎那个时候，词典里与生活中，本来就没有“爱情”“恋爱”这类词语，因为据说它们起码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
韦仁富对吴甜甜，也只能算是有点儿那个意思。
韦仁富的强项是学习成绩，无论刘巧英怎么花功夫，数理化都不能望其项背。
韦仁富有两大：大嘴，大脑袋。男同学因此送给他两个绰号：“韦大嘴”，“韦大头”。嘴大，大概就能说，韦仁富喜欢抢嘴抢舌，头大，大概就善学，韦仁富听课都不记笔记，玩得比谁都多，理科却常常拿一百分。
高中女生最头疼数学、物理，刘巧英的理科成绩差强人意，吴甜甜的理科则常常挂红灯。
韦仁富经常自告奋勇辅导吴甜甜，尽管吴甜甜总是瞪大眼睛，一脸茫然。
韦仁富总是班上第一个完成数理化作业的人，差不多所有女生和那些跟不上趟的男生都争着要抢韦仁富的作业本抄作业，但韦仁富又总是能像投篮那样，把作业本从围拢在他身旁的同学的头顶之上，准确地投掷到课间常常独自坐在座位上默默想着自己心思的吴甜甜面前的学桌上，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作业本还是会被再哄向吴甜甜座位的同学抢走。
同学们都把这些当成了韦仁富对吴甜甜有那个意思的明证。
“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韦大嘴。”
“韦大头，小心你那个童养媳薅你的毛啊!”
面对同学们的取笑调侃，韦仁富不急不恼，不承认也不否认，一样大大咧咧，谈笑风生。
吴甜甜当然同样明白同学们的意思，但既没有显示出一脸无辜，也并不脸红，并没有哪怕一言半语的自我开脱。
班内班外，对吴甜甜有这意思的同学多的是，吴甜甜对韦仁富，比对其他同学，并没有多看一眼，多说一句话。
吴甜甜在她家下放来农村之前，从小就不缺少想读的书，即使在现在的青春大队她的新家里，大凡是能读的书，吴甜甜也还能够读得上的。下放户和知青，起码，属于那个时代的书籍报刊，拥有的绝对是所有农民家庭的无数倍。刘巧英从小到大，就没有拥有过属于她自己的哪怕是一本连环画之类的课外书籍，即使是如今早已如愿以偿当上了保卫小学代课教师的她哥哥刘胜龙，也依然只能靠借，才可以读上他们的父母亲所认为的又不能当饭吃的闲书。
吴甜甜的身体要比她的这些农村同学早成熟许多年，吴甜甜的心智更比她的这些农村同学高出一大截子。
这个班级里，只有吴甜甜这样的本来的城里学生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爱情，才知道谈恋爱可能是怎么一回事。
已经十九岁的吴甜甜，自然对爱情充满了神秘的遐想，但这想入非非，从来就与韦仁富无关，也从来不会属于韦仁富之外的班内班外的那些对吴甜甜有那意思的同学们。
他们才情窦初开。
他们都是自作多情，他们都是自寻烦恼；他们都是单相思，他们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这个时候的刘巧英，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内心里也会有些酸酸的。
刘巧英心细，善于观颜察色，在刘巧英看起来，同桌的韦仁富，对吴甜甜有那个意思，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刘巧英又觉得，韦仁富似乎本来还是不该如此的。
刘巧英也知道，韦仁富的那个“童养媳”是怎么一回事。
韦仁富的家里大概出奇地贫穷，他的父辈里就有打光棍的。韦仁富的父母，生怕因为这延续而来的晦气加贫穷，在他们的手上，断了韦家的香火。所以，还没有等到韦仁富小学毕业，就举整个韦家之力，为韦仁富早早敲定了一门娃娃亲。娃娃亲当然算不得“童养媳”，只是在轰轰烈烈触及灵魂的“忆苦思甜”教育活动中，“童养媳”的故事听多了，韦仁富又是班级甚至全校里小学就有了对象的唯一的人，还又那么“嘴尖皮厚腹中空”，同学们就习惯拿这“童养媳”来斗韦仁富的大嘴了。
每当逢年过节，韦仁富就少不得肩扛背挎，带上几样茶食看亲，暑假大伏天，还有男女两头跑着息夏的玩意儿，而在男女同学面前总能喋喋不休的韦仁富，面对自己的娃娃亲，却又都是丧魂落魄似的，不大说得出话来。
那娃娃亲女孩比韦仁富大两岁，个头比韦仁富高出一头还要多――据说韦仁富和那娃娃亲女孩，当年到紫云山老街照相馆里拍订亲照，照相馆的师傅，只得在韦仁富瘦得尖削的臀部位置的长板凳上，连续加垫了两块长方体红砖头，才拍成了他们的一张加彩合照，而已经因那两块红砖头垫得一般高的两个少男少女，却坐在一条长凳的两头，中间空着一段相当长的距离。
那女孩没有进过一天学校门，还在韦仁富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生产队的大劳力，能轻易就拿到全工分了。
刘巧英的高中时代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课外书籍，更多的也是读小说，差不多能够借到手的书都要反复读，实在没有办法，就到赵家舍小街尽头的那座水泥拱桥上的书摊旁，花一分钱租一本连环画过过瘾――那个书摊大概也只有连环画才属于文艺书籍。刘巧英们如饥似渴，却总是常常苦于无书可读，苦于没有多少能够满足他们那些十七八岁的男女高中生阅读欲望的书可读。
刘巧英高中时代阅读的小说里边几乎都没有谈恋爱的情节，尽管那个时代人口暴涨到要搞“晚、稀、少”的计划生育了――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经过逐步发展，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3年以上。那个时候青年男女交往叫做“处对象”，或者找“革命伴侣”。关系密切的男女被说成是“好上了”，试探着接近的男女可能是“有那个意思了”。就是没有被称作“谈恋爱”的，似乎那个时候，词典里与生活中，本来就没有“爱情”“恋爱”这类词语，因为据说它们起码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
韦仁富对吴甜甜，也只能算是有点儿那个意思。
韦仁富的强项是学习成绩，无论刘巧英怎么花功夫，数理化都不能望其项背。
韦仁富有两大：大嘴，大脑袋。男同学因此送给他两个绰号：“韦大嘴”，“韦大头”。嘴大，大概就能说，韦仁富喜欢抢嘴抢舌，头大，大概就善学，韦仁富听课都不记笔记，玩得比谁都多，理科却常常拿一百分。
高中女生最头疼数学、物理，刘巧英的理科成绩差强人意，吴甜甜的理科则常常挂红灯。
韦仁富经常自告奋勇辅导吴甜甜，尽管吴甜甜总是瞪大眼睛，一脸茫然。
韦仁富总是班上第一个完成数理化作业的人，差不多所有女生和那些跟不上趟的男生都争着要抢韦仁富的作业本抄作业，但韦仁富又总是能像投篮那样，把作业本从围拢在他身旁的同学的头顶之上，准确地投掷到课间常常独自坐在座位上默默想着自己心思的吴甜甜面前的学桌上，当然，多数情况下，这作业本还是会被再哄向吴甜甜座位的同学抢走。
同学们都把这些当成了韦仁富对吴甜甜有那个意思的明证。
“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韦大嘴。”
“韦大头，小心你那个童养媳薅你的毛啊!”
面对同学们的取笑调侃，韦仁富不急不恼，不承认也不否认，一样大大咧咧，谈笑风生。
吴甜甜当然同样明白同学们的意思，但既没有显示出一脸无辜，也并不脸红，并没有哪怕一言半语的自我开脱。
班内班外，对吴甜甜有这意思的同学多的是，吴甜甜对韦仁富，比对其他同学，并没有多看一眼，多说一句话。
吴甜甜在她家下放来农村之前，从小就不缺少想读的书，即使在现在的青春大队她的新家里，大凡是能读的书，吴甜甜也还能够读得上的。下放户和知青，起码，属于那个时代的书籍报刊，拥有的绝对是所有农民家庭的无数倍。刘巧英从小到大，就没有拥有过属于她自己的哪怕是一本连环画之类的课外书籍，即使是如今早已如愿以偿当上了保卫小学代课教师的她哥哥刘胜龙，也依然只能靠借，才可以读上他们的父母亲所认为的又不能当饭吃的闲书。
吴甜甜的身体要比她的这些农村同学早成熟许多年，吴甜甜的心智更比她的这些农村同学高出一大截子。
这个班级里，只有吴甜甜这样的本来的城里学生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爱情，才知道谈恋爱可能是怎么一回事。
已经十九岁的吴甜甜，自然对爱情充满了神秘的遐想，但这想入非非，从来就与韦仁富无关，也从来不会属于韦仁富之外的班内班外的那些对吴甜甜有那意思的同学们。
他们才情窦初开。
他们都是自作多情，他们都是自寻烦恼；他们都是单相思，他们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这个时候的刘巧英，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内心里也会有些酸酸的。
刘巧英心细，善于观颜察色，在刘巧英看起来，同桌的韦仁富，对吴甜甜有那个意思，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刘巧英又觉得，韦仁富似乎本来还是不该如此的。
刘巧英也知道，韦仁富的那个“童养媳”是怎么一回事。
韦仁富的家里大概出奇地贫穷，他的父辈里就有打光棍的。韦仁富的父母，生怕因为这延续而来的晦气加贫穷，在他们的手上，断了韦家的香火。所以，还没有等到韦仁富小学毕业，就举整个韦家之力，为韦仁富早早敲定了一门娃娃亲。娃娃亲当然算不得“童养媳”，只是在轰轰烈烈触及灵魂的“忆苦思甜”教育活动中，“童养媳”的故事听多了，韦仁富又是班级甚至全校里小学就有了对象的唯一的人，还又那么“嘴尖皮厚腹中空”，同学们就习惯拿这“童养媳”来斗韦仁富的大嘴了。
每当逢年过节，韦仁富就少不得肩扛背挎，带上几样茶食看亲，暑假大伏天，还有男女两头跑着息夏的玩意儿，而在男女同学面前总能喋喋不休的韦仁富，面对自己的娃娃亲，却又都是丧魂落魄似的，不大说得出话来。
那娃娃亲女孩比韦仁富大两岁，个头比韦仁富高出一头还要多――据说韦仁富和那娃娃亲女孩，当年到紫云山老街照相馆里拍订亲照，照相馆的师傅，只得在韦仁富瘦得尖削的臀部位置的长板凳上，连续加垫了两块长方体红砖头，才拍成了他们的一张加彩合照，而已经因那两块红砖头垫得一般高的两个少男少女，却坐在一条长凳的两头，中间空着一段相当长的距离。
那女孩没有进过一天学校门，还在韦仁富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生产队的大劳力，能轻易就拿到全工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