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
在战车、骑兵与步兵混合军阵出动后，如地形平坦，便可多布战车，以充分发挥其冲击功效；如地形崎岖多变，则应出动更多的骑兵，以借助其机动快速特点打击对手；而在遭遇阻击、围困之际，便须以持弩步兵阵为主，以发挥弓弩杀伤力强的作用，强调军队机动灵活性的结果。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实在的，忻明的指挥手法并不弱，弱的是这个阵法。若是换为更加合适的阵法，那么就是甄谨，也定不能轻易得胜。
预先规划的阵图，只能作为一般性的布阵原则，或练兵的范式，而不能成为左右战场的准则。作为帝王，应当深谙‘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道理，赋予指挥者临阵用兵、布阵之权，对前线将帅的行动，不加干预，更不应以御赐阵法，及阵图遥控作战。
“以监军牵制主帅、使用阵图控制将帅，以及派出走马，承受公事随时汇报军情。还真的是好打算，不过水至清则无鱼，倒是给陛下您行了方便。”青书看着战场笑笑，明显是知道了弱点。
预设阵法、阵图，便是达到钳制将领的一项重要举措。所谓‘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唯其如此，将帅因无权变更计划，便难以擅自行动，更无力调动军队图谋不轨。
考究大夏朝边，防战略的演化过程，不难发现，最初承袭了开国时确立的‘先南后北‘方略。即先扫平南方诸势力，再北伐契丹，收复燕云地区。最终据守长城，掌握攻防主动权。以达到昔日，汉唐王朝国，防鼎盛的目标。
因此，夏太宗登基后，利用江南残余政权纳土的机会，开始着手主动北进战略。到了后人，虽是还有收复。却是收效甚微。
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当北方叛乱被剿灭之际，显策为了显示自己的本事，临时决定扩大战果。希望挟胜利之余威，展开伐辽战争。然而第一次幽州战役，以失利告终。
显策一方面调整战略，暂时采取守势，另一方面汲取部分将领。试图拥戴待战的教训，遂通过御赐阵法、阵图之举，约束统军将帅，执行当时的防御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显策仍未放弃。收复燕云的主动进攻战略，继续筹划各方面准备工作。雍熙三年五月，第二次北伐惨败。同年年底，匈奴军南下，夏军又在君子馆，被歼数万，于是夏军彻底终止了，北进的行动。
雍熙四年四月及之后，显策先后下诏令，文臣武将献安边策，反对主动北伐的意见，成为主政者的一致主张。因此，夏廷开始完全转变边防战略，从主动进攻，转为全面防御，由此形成‘守内虚外‘方略。
正是在此背景下，体现全面防守内容，和主旨的‘平戎万全阵‘产生，被推行于御北边防体系之中，自在情理之中。所以，可以看出随着夏廷，两次北伐的失败，其军队任务的重点转向内部。
对将帅的钳制，也成为恪守不渝的家法之一，授御制阵图，遂担负起执行新战略，和控制将帅的重要手段，以‘平戎万全阵‘为代表的防御性阵法，应运而生，即使因此造成边防被动失利的后果，也在所不惜。
“运筹于深宫中，授阵图于千里外。他想的倒好，当真是以为天上会掉馅饼，还是脑子叫狗吃了？”朝凤冷笑一声，继续观战。
剥夺将帅临阵处置的决断权，完全违背指挥作战的基本原则，其危害当时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
据红楼情报，朝臣田锡就曾经上奏：‘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因此要求‘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功成，无不破敌矣。‘
然而显策对此不予理睬，曾对心腹大将傅潜说：‘布阵乃兵家**，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其后还为自己辩护：‘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需谨此。‘
不得不说，显策御授‘平戎万全阵‘的做法，确实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造成军事将领唯命是从、无所作为的后果。然而尽管如此，拘泥阵法、滥授阵图的陋习，却还是朝嗣君所沿袭，产生更为深远的消极影响。
‘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都说明其危害长期存在的事实，可是却没有人听从。
“八阵图！列队！”高高的扬起手中的旗帜，又用力甩下，看来应该怎么做，甄谨已经胸有成竹。
八阵图，实际上就是步、弩、车、骑四个兵种相结合的混合军阵。利用战车结成以若干小方阵为单元的大方阵，步兵弩兵交错其中，阵前部设铁蒺藜，拒马，鹿砦等障碍物，当敌骑兵集团冲锋时，便利用弩兵依托战车射杀敌军；敌军靠近时则由长枪兵依托战车抵挡；敌军冲入阵内，因战车的阻碍和限制，兵力必然被分割，则乘机依托小方阵，以各种长短兵器夹击，各个击破。
这个阵法，讲究的是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内圆外方。而其构想，则与《周易》是分不开的。八阵的排列，实际是一‘文王八卦方位图’，即‘后天八卦图’。
八阵中的每一阵，都由六小阵组成，取《周易》六爻之意。八阵加中军的，总共六十四个小阵，与《周易》别卦的，六十四卦相合。至于八阵图的奇正之法，即杜牧之《孙子注》所说的“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为奇之奇，彼此相穷，循环无穷”，则更是《易》理，在布阵中的具体应用。
《周易》的精髓是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把不同质、不同态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以探讨其运行的规律。诸葛亮治国、用兵时十分注重天、地、人的综合考察。他在《将苑?智用》中写道：“顺天、因时、依人以立胜。”
一个优秀的将领应“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 。
“夫行兵之势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势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星不殃，风气调和。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曲沃。人势者，主圣将贤，三军由礼，士卒用命，粮甲兼备。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这真是将《周易》天、地、人综合一体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八阵图要求数、理、相的统一，“数、理”通过“相”表现出来。而“数、理”则和源本自然的“心”是同一的。正如陆九渊所说，“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而中国哲学的精髓也在把握一“心”，用来感通天地，感悟人生。
正所谓“相由心生”周易的预测，正是基于“心”所外现的“相”而作出的，是非常准确而科学的。但是，人的“心”，却是可变的，“心”则“相”，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故根据过去的相，所做的预测，便不会很准确了。
但人的“心”，又并非变化无常，有一定的稳定性，是有规律的变化。故周易在总体的规律上，所做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的。和天气预报相似，只能得其大概，不能得其细节。对细节的把握，只能针对不远的时间段作出。
但同时，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算出的命，并不能肯定必然的说明未来。命运的发展，最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相由心生”，真正自己努力摆脱命运的束缚，成了贵人，“相”也变成“贵人”相了。
“以乾坤巽艮四间地，为天地风云正阵，作为正兵。西北者为乾地，乾为天阵。西南者为坤地，坤为地阵。东南之地为巽居，巽者为风阵。东北之地为艮居，艮者为山，山川出云，为云阵，以水火金木，为龙虎鸟蛇四奇阵，作为奇兵。”
布阵是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鸟，后为玄武蛇，虚其中大将居之。八阵又布于总阵中，总阵为八八六十四阵，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
“敌冲其中、两头皆救；奇正相生，循环无端；首尾相应、隐显莫测；料事如神，临机应变。到底是军神啊。”
看着甄谨，忻明苦笑了一下，似乎又回到了那一日抢亲的场景，自己终究，还是抢不来她。
在战车、骑兵与步兵混合军阵出动后，如地形平坦，便可多布战车，以充分发挥其冲击功效；如地形崎岖多变，则应出动更多的骑兵，以借助其机动快速特点打击对手；而在遭遇阻击、围困之际，便须以持弩步兵阵为主，以发挥弓弩杀伤力强的作用，强调军队机动灵活性的结果。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实在的，忻明的指挥手法并不弱，弱的是这个阵法。若是换为更加合适的阵法，那么就是甄谨，也定不能轻易得胜。
预先规划的阵图，只能作为一般性的布阵原则，或练兵的范式，而不能成为左右战场的准则。作为帝王，应当深谙‘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道理，赋予指挥者临阵用兵、布阵之权，对前线将帅的行动，不加干预，更不应以御赐阵法，及阵图遥控作战。
“以监军牵制主帅、使用阵图控制将帅，以及派出走马，承受公事随时汇报军情。还真的是好打算，不过水至清则无鱼，倒是给陛下您行了方便。”青书看着战场笑笑，明显是知道了弱点。
预设阵法、阵图，便是达到钳制将领的一项重要举措。所谓‘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唯其如此，将帅因无权变更计划，便难以擅自行动，更无力调动军队图谋不轨。
考究大夏朝边，防战略的演化过程，不难发现，最初承袭了开国时确立的‘先南后北‘方略。即先扫平南方诸势力，再北伐契丹，收复燕云地区。最终据守长城，掌握攻防主动权。以达到昔日，汉唐王朝国，防鼎盛的目标。
因此，夏太宗登基后，利用江南残余政权纳土的机会，开始着手主动北进战略。到了后人，虽是还有收复。却是收效甚微。
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当北方叛乱被剿灭之际，显策为了显示自己的本事，临时决定扩大战果。希望挟胜利之余威，展开伐辽战争。然而第一次幽州战役，以失利告终。
显策一方面调整战略，暂时采取守势，另一方面汲取部分将领。试图拥戴待战的教训，遂通过御赐阵法、阵图之举，约束统军将帅，执行当时的防御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显策仍未放弃。收复燕云的主动进攻战略，继续筹划各方面准备工作。雍熙三年五月，第二次北伐惨败。同年年底，匈奴军南下，夏军又在君子馆，被歼数万，于是夏军彻底终止了，北进的行动。
雍熙四年四月及之后，显策先后下诏令，文臣武将献安边策，反对主动北伐的意见，成为主政者的一致主张。因此，夏廷开始完全转变边防战略，从主动进攻，转为全面防御，由此形成‘守内虚外‘方略。
正是在此背景下，体现全面防守内容，和主旨的‘平戎万全阵‘产生，被推行于御北边防体系之中，自在情理之中。所以，可以看出随着夏廷，两次北伐的失败，其军队任务的重点转向内部。
对将帅的钳制，也成为恪守不渝的家法之一，授御制阵图，遂担负起执行新战略，和控制将帅的重要手段，以‘平戎万全阵‘为代表的防御性阵法，应运而生，即使因此造成边防被动失利的后果，也在所不惜。
“运筹于深宫中，授阵图于千里外。他想的倒好，当真是以为天上会掉馅饼，还是脑子叫狗吃了？”朝凤冷笑一声，继续观战。
剥夺将帅临阵处置的决断权，完全违背指挥作战的基本原则，其危害当时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
据红楼情报，朝臣田锡就曾经上奏：‘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因此要求‘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功成，无不破敌矣。‘
然而显策对此不予理睬，曾对心腹大将傅潜说：‘布阵乃兵家**，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其后还为自己辩护：‘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需谨此。‘
不得不说，显策御授‘平戎万全阵‘的做法，确实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造成军事将领唯命是从、无所作为的后果。然而尽管如此，拘泥阵法、滥授阵图的陋习，却还是朝嗣君所沿袭，产生更为深远的消极影响。
‘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都说明其危害长期存在的事实，可是却没有人听从。
“八阵图！列队！”高高的扬起手中的旗帜，又用力甩下，看来应该怎么做，甄谨已经胸有成竹。
八阵图，实际上就是步、弩、车、骑四个兵种相结合的混合军阵。利用战车结成以若干小方阵为单元的大方阵，步兵弩兵交错其中，阵前部设铁蒺藜，拒马，鹿砦等障碍物，当敌骑兵集团冲锋时，便利用弩兵依托战车射杀敌军；敌军靠近时则由长枪兵依托战车抵挡；敌军冲入阵内，因战车的阻碍和限制，兵力必然被分割，则乘机依托小方阵，以各种长短兵器夹击，各个击破。
这个阵法，讲究的是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内圆外方。而其构想，则与《周易》是分不开的。八阵的排列，实际是一‘文王八卦方位图’，即‘后天八卦图’。
八阵中的每一阵，都由六小阵组成，取《周易》六爻之意。八阵加中军的，总共六十四个小阵，与《周易》别卦的，六十四卦相合。至于八阵图的奇正之法，即杜牧之《孙子注》所说的“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为奇之奇，彼此相穷，循环无穷”，则更是《易》理，在布阵中的具体应用。
《周易》的精髓是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把不同质、不同态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以探讨其运行的规律。诸葛亮治国、用兵时十分注重天、地、人的综合考察。他在《将苑?智用》中写道：“顺天、因时、依人以立胜。”
一个优秀的将领应“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 。
“夫行兵之势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势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星不殃，风气调和。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曲沃。人势者，主圣将贤，三军由礼，士卒用命，粮甲兼备。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这真是将《周易》天、地、人综合一体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八阵图要求数、理、相的统一，“数、理”通过“相”表现出来。而“数、理”则和源本自然的“心”是同一的。正如陆九渊所说，“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而中国哲学的精髓也在把握一“心”，用来感通天地，感悟人生。
正所谓“相由心生”周易的预测，正是基于“心”所外现的“相”而作出的，是非常准确而科学的。但是，人的“心”，却是可变的，“心”则“相”，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故根据过去的相，所做的预测，便不会很准确了。
但人的“心”，又并非变化无常，有一定的稳定性，是有规律的变化。故周易在总体的规律上，所做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的。和天气预报相似，只能得其大概，不能得其细节。对细节的把握，只能针对不远的时间段作出。
但同时，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算出的命，并不能肯定必然的说明未来。命运的发展，最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相由心生”，真正自己努力摆脱命运的束缚，成了贵人，“相”也变成“贵人”相了。
“以乾坤巽艮四间地，为天地风云正阵，作为正兵。西北者为乾地，乾为天阵。西南者为坤地，坤为地阵。东南之地为巽居，巽者为风阵。东北之地为艮居，艮者为山，山川出云，为云阵，以水火金木，为龙虎鸟蛇四奇阵，作为奇兵。”
布阵是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鸟，后为玄武蛇，虚其中大将居之。八阵又布于总阵中，总阵为八八六十四阵，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
“敌冲其中、两头皆救；奇正相生，循环无端；首尾相应、隐显莫测；料事如神，临机应变。到底是军神啊。”
看着甄谨，忻明苦笑了一下，似乎又回到了那一日抢亲的场景，自己终究，还是抢不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