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四章新的架构（二十）
听了黎华的话，毕文谦喝着水，琢磨了好一会儿，才把玻璃杯放在茶几上。
“如果要谈教育问题，那就得结合最后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导向问题来说了。古时候所谓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就是一种导向，很功利，很现实。无论上一辈的起点如何，教育都是让个人命运更上一层楼的最好途径，对于大多数来自底层没有什么退路的人来说，教育，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这样的情况，既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教育的确有那么重要，中国人如此重视教育，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所凝结的最宝贵的文化传统之一；说它不对，是因为现今的教育体系和评判标准，以及掌握着这个体系的群体里的人，有许多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需求，落后于新中国发展的需求。所谓读书改变命运，为什么教育的概念会和读书等同起来？这对吗？显然是不对的。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不断螺旋上升，读书却侧重于系统的、高效的理论学习，它仅仅是教育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在现在，决定大多数人命运的，是家庭经济水平和考试成绩能不能读上高中，以及高考能不能考上大学——且不是经济方面的公平问题，它首先就对于实践能力的评判存在缺失。可我们现在有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吗？很显然，没有。国家还很穷，太穷了。”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问题所在，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力所能及的极限。就像我强调过的，我们能够保证的，只是公正和公开，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强求绝对的公平——我们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的方向，不是给予大多数人公平，而是在公正和公开的基础之上，建立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价值导向。就像赵恒以官方的身份写下那首《劝学》，把‘六经’写进去一样。宋朝对于教育的价值导向贯彻着重文轻武的理念，这既一定程度上铸就了宋朝内部的繁荣，也一定程度上注定了它灭亡于外敌。那么，我们现在，该推行怎样的价值导向呢？”
说到这儿，毕文谦不禁回想起当初在申城的时候，脸上荡漾起笑容来。
“所谓利出多孔，殊途同归，教育领域的价值导向，理所应当要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具有一致性。这个答案，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思考过，从江州到前线，那时候，见闻着点点滴滴，我就在思考。后来，和长者邂逅的时候，我就说过了……”
黎华突然抬起头，一脸惊讶地看来：“那时候……就说过了？”
“是啊，当时，和长者，还有那位孙经理一起吃饭，我就说过了，作为领导，作为带领发展的人，应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应该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毕文谦慢慢仰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的吊灯，“话，我是在谈论流行音乐的话题时对孙经理说的。长者却认为，这三点，不仅仅是孙经理，而是所有的党员，都应该如此代表。事过境迁，快3年了。在这三年里，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点，不应该只针对个人，也不应该只针对党员，而是应该成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
“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一种社会制度以及代表和维系这种社会制度的利益集体赖以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保持凝聚力、认同感、归属感的必要条件；而代表自身主体阶级的根本利益，则是保证一个政权长期稳定的必要条件，而我们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其他社会制度不同，我们的主体阶级就是人民，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像我昨晚说过的，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论上却不止一条，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最适合的道路。而我们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圈三位一体的以自身体量有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大国，我们理应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但最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一定是不太适合别人的道路。所以，要推行这三点所代表的价值导向，我们该怎么做呢？”
毕文谦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坐正，缓缓说道：“这既简单，也困难。首先，从身份证开始。”
黎华又一次惊讶了：“身份证？”
“没错。”毕文谦点点头，语速刻意慢了许多，“我们可以给予建国后出生的中国人一个自主选择机会，把身份证上民族那一栏，改为中华民族。这显然是简单的事情。困难之处则在于，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由虚变实。所谓中华民族，最早是1902年，由梁启超创造提出的。之后，杨度、孙文、常凯申等一批批人都先后继承、认同并发展着这个概念，正如我们的国歌，创作于1935年，就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国时代，大力宣传着中华民族的单一性民族，而真正在全国人民心中确立和牢固这个概念的，则是惨烈的抗日战争。而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在接受苏联的工业援建的同时，也吸收着苏联关于民族的定义。而这，其实是不适合我们中国的。不，严格地说，这不是不适合，而是我们和苏联的国情不同，历史脉络不同，我们有着比苏联更先进的选择方向——苏联是继承于沙俄帝国，辽阔的领土大多数是血腥粗暴的武力征服列多而来，众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在历史中既不够和平也不够充分，何况，沙俄帝国长期处于古罗马文化圈的鄙视链的底端，所以，适合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民族社·会主义，也不是文化圈社会主·义。而我们新中国，则和他们很不一样。我们的大多数民族之间有着长久的文化交流，有过长期的和平和稳定，在历史长河中，我们长期处于文化圈的顶端，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这种多难兴邦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当时最该做的，其实是顺应天时把全国人民凝聚成一个真正的国家、民族、文化统一的实体。”
“所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们那些处于历史进行时的先辈眼看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硕果，抱着学习的心态，既学了值得学的，也学了不值得学的。这是他们当时难以100%正确判断的事情，作为后辈，我们无可厚非，也不会去否定他们的功绩。但在认识到问题之后，我们就应该着手解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事半功倍的时候，在50年代也许大体上传檄而定的事情，我们却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
“身份证上改成中华民族，不难。改成中华民族，有着怎样利益和要求？这就和价值导向的三点论述相匹配了——今后，法理上的中华民族，将不再仅仅是新中国诸多民族的统称，更将代表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意味着先进。考虑到很多政策在落实中的幺蛾子，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能让这项改革在地方基层的执行中被搞成一种任务，而是要让人们觉得这是一种荣誉，一种肯定，一种利益，是一种具有一定稀缺性的奢侈品。我们可以规定，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要成为党员，首先需要身份证上是中华民族，申请选择成为中华民族的人，在高考中，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加分，在各种选拔中，也将具有优先性。对于1950年之后出生的人，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对于建国前出生的人，就只需要进行概念上的宣传，不必做政策性的导向规定了，当然，如果有人出于价值观的认同而非利益的驱使希望改成中华民族，我们也持欢迎的原则。”
“既然在身份证上改成中华民族会有诸多好处，自然，就应该有相应的要求。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书同文、话同音，是显然的基本要求。所以，语文水平和普通话水平，是必要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了解民族历史，也是理所当然。所以，历史水平，也是必要的要求。像这样的许多细节的要求，计较起来，可以说很多，但考虑到落实的成本和难度，我们只能简单粗暴一点儿：从明年，或者后年开始，把普通话水平的考试纳入高中毕业考试之中，并且允许没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申请参加每年的高中毕业统考，同时加大高中毕业考试的难度。在高中毕业考试中各科都及格并且总分到达一定程度的人，将具备申请改为中华民族的资格。这样的要求，对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具有普遍性，对于1950年-1970年之间出生的人，也可以这么承认，但即使没有通过改革之后的考试，但只要成为过县级及以上先进工作者，或者立过个人三等功，也将具备申请资格。而对于建国前出生的人，我们都没有利益相关的政策，自然也不必设置申请的门槛了。”
“这些，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而在将来，随着不断的发展，对于更晚出生的人，我们将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那，就不是我们今天具体说的了。”
“身份证上的民族选择，是这个时代价值导向的一种具体的基础改革。而具体到教育领域，我们则可以在方向一致的原则上，配套更为具体的措施。”
一口气说到这儿，毕文谦不禁联想起了上辈子的许多见闻，又露出了微妙的笑容。
为了高考改户口本儿什么的，人民群众用脚投票什么的，“历史”上上演过，在这条世界线，也可以换一个方向，再上演一遍嘛！
听了黎华的话，毕文谦喝着水，琢磨了好一会儿，才把玻璃杯放在茶几上。
“如果要谈教育问题，那就得结合最后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导向问题来说了。古时候所谓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就是一种导向，很功利，很现实。无论上一辈的起点如何，教育都是让个人命运更上一层楼的最好途径，对于大多数来自底层没有什么退路的人来说，教育，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这样的情况，既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教育的确有那么重要，中国人如此重视教育，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所凝结的最宝贵的文化传统之一；说它不对，是因为现今的教育体系和评判标准，以及掌握着这个体系的群体里的人，有许多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需求，落后于新中国发展的需求。所谓读书改变命运，为什么教育的概念会和读书等同起来？这对吗？显然是不对的。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不断螺旋上升，读书却侧重于系统的、高效的理论学习，它仅仅是教育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在现在，决定大多数人命运的，是家庭经济水平和考试成绩能不能读上高中，以及高考能不能考上大学——且不是经济方面的公平问题，它首先就对于实践能力的评判存在缺失。可我们现在有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吗？很显然，没有。国家还很穷，太穷了。”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问题所在，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力所能及的极限。就像我强调过的，我们能够保证的，只是公正和公开，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强求绝对的公平——我们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的方向，不是给予大多数人公平，而是在公正和公开的基础之上，建立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价值导向。就像赵恒以官方的身份写下那首《劝学》，把‘六经’写进去一样。宋朝对于教育的价值导向贯彻着重文轻武的理念，这既一定程度上铸就了宋朝内部的繁荣，也一定程度上注定了它灭亡于外敌。那么，我们现在，该推行怎样的价值导向呢？”
说到这儿，毕文谦不禁回想起当初在申城的时候，脸上荡漾起笑容来。
“所谓利出多孔，殊途同归，教育领域的价值导向，理所应当要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具有一致性。这个答案，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思考过，从江州到前线，那时候，见闻着点点滴滴，我就在思考。后来，和长者邂逅的时候，我就说过了……”
黎华突然抬起头，一脸惊讶地看来：“那时候……就说过了？”
“是啊，当时，和长者，还有那位孙经理一起吃饭，我就说过了，作为领导，作为带领发展的人，应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应该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毕文谦慢慢仰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的吊灯，“话，我是在谈论流行音乐的话题时对孙经理说的。长者却认为，这三点，不仅仅是孙经理，而是所有的党员，都应该如此代表。事过境迁，快3年了。在这三年里，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点，不应该只针对个人，也不应该只针对党员，而是应该成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
“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一种社会制度以及代表和维系这种社会制度的利益集体赖以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保持凝聚力、认同感、归属感的必要条件；而代表自身主体阶级的根本利益，则是保证一个政权长期稳定的必要条件，而我们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其他社会制度不同，我们的主体阶级就是人民，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像我昨晚说过的，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论上却不止一条，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最适合的道路。而我们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圈三位一体的以自身体量有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大国，我们理应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但最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一定是不太适合别人的道路。所以，要推行这三点所代表的价值导向，我们该怎么做呢？”
毕文谦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坐正，缓缓说道：“这既简单，也困难。首先，从身份证开始。”
黎华又一次惊讶了：“身份证？”
“没错。”毕文谦点点头，语速刻意慢了许多，“我们可以给予建国后出生的中国人一个自主选择机会，把身份证上民族那一栏，改为中华民族。这显然是简单的事情。困难之处则在于，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由虚变实。所谓中华民族，最早是1902年，由梁启超创造提出的。之后，杨度、孙文、常凯申等一批批人都先后继承、认同并发展着这个概念，正如我们的国歌，创作于1935年，就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国时代，大力宣传着中华民族的单一性民族，而真正在全国人民心中确立和牢固这个概念的，则是惨烈的抗日战争。而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在接受苏联的工业援建的同时，也吸收着苏联关于民族的定义。而这，其实是不适合我们中国的。不，严格地说，这不是不适合，而是我们和苏联的国情不同，历史脉络不同，我们有着比苏联更先进的选择方向——苏联是继承于沙俄帝国，辽阔的领土大多数是血腥粗暴的武力征服列多而来，众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在历史中既不够和平也不够充分，何况，沙俄帝国长期处于古罗马文化圈的鄙视链的底端，所以，适合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民族社·会主义，也不是文化圈社会主·义。而我们新中国，则和他们很不一样。我们的大多数民族之间有着长久的文化交流，有过长期的和平和稳定，在历史长河中，我们长期处于文化圈的顶端，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这种多难兴邦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当时最该做的，其实是顺应天时把全国人民凝聚成一个真正的国家、民族、文化统一的实体。”
“所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们那些处于历史进行时的先辈眼看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硕果，抱着学习的心态，既学了值得学的，也学了不值得学的。这是他们当时难以100%正确判断的事情，作为后辈，我们无可厚非，也不会去否定他们的功绩。但在认识到问题之后，我们就应该着手解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事半功倍的时候，在50年代也许大体上传檄而定的事情，我们却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
“身份证上改成中华民族，不难。改成中华民族，有着怎样利益和要求？这就和价值导向的三点论述相匹配了——今后，法理上的中华民族，将不再仅仅是新中国诸多民族的统称，更将代表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意味着先进。考虑到很多政策在落实中的幺蛾子，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能让这项改革在地方基层的执行中被搞成一种任务，而是要让人们觉得这是一种荣誉，一种肯定，一种利益，是一种具有一定稀缺性的奢侈品。我们可以规定，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要成为党员，首先需要身份证上是中华民族，申请选择成为中华民族的人，在高考中，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加分，在各种选拔中，也将具有优先性。对于1950年之后出生的人，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对于建国前出生的人，就只需要进行概念上的宣传，不必做政策性的导向规定了，当然，如果有人出于价值观的认同而非利益的驱使希望改成中华民族，我们也持欢迎的原则。”
“既然在身份证上改成中华民族会有诸多好处，自然，就应该有相应的要求。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书同文、话同音，是显然的基本要求。所以，语文水平和普通话水平，是必要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了解民族历史，也是理所当然。所以，历史水平，也是必要的要求。像这样的许多细节的要求，计较起来，可以说很多，但考虑到落实的成本和难度，我们只能简单粗暴一点儿：从明年，或者后年开始，把普通话水平的考试纳入高中毕业考试之中，并且允许没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申请参加每年的高中毕业统考，同时加大高中毕业考试的难度。在高中毕业考试中各科都及格并且总分到达一定程度的人，将具备申请改为中华民族的资格。这样的要求，对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具有普遍性，对于1950年-1970年之间出生的人，也可以这么承认，但即使没有通过改革之后的考试，但只要成为过县级及以上先进工作者，或者立过个人三等功，也将具备申请资格。而对于建国前出生的人，我们都没有利益相关的政策，自然也不必设置申请的门槛了。”
“这些，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而在将来，随着不断的发展，对于更晚出生的人，我们将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那，就不是我们今天具体说的了。”
“身份证上的民族选择，是这个时代价值导向的一种具体的基础改革。而具体到教育领域，我们则可以在方向一致的原则上，配套更为具体的措施。”
一口气说到这儿，毕文谦不禁联想起了上辈子的许多见闻，又露出了微妙的笑容。
为了高考改户口本儿什么的，人民群众用脚投票什么的，“历史”上上演过，在这条世界线，也可以换一个方向，再上演一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