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有开始就有结束，就像你脱了裤子也就离穿上裤子很近了。考试终于开始了，人体解剖的试卷摊在面前，我清楚，考试很快就会结束的。
考试按惯例在解剖室里进行，鼻腔里是福尔马林的气味。考试分实物和笔试两部分。笔试和其他考试没有区别。实物考试，每人发了一张纸，用夹子夹在硬垫板上。一共十道题，考的都是人体结构。学号靠前的十个人拿了夹子，先进考场，像是端了托盘到餐厅吃自助餐。考场里十道题的实物半圆形排开，我们按逆时针方向从第一题答到第十题，每人在每道题的实物前只能停留十秒，然后向下一道题转移，不能回头看，更不许交头接耳。十道实物题，白先生没作怪，题目中规中矩。考了几块重要的肌肉，肌肉被剥离得很开，起止点以及和周围的关系一清二楚；肌腱用线绳拴了，线绳上有纸签标明题号。考了几个重要器官的主要组成部分，没有涉及生殖系统等下三路。考了股骨头，一块耳骨以及囟门。那是一个小孩的头骨，囟门还没有愈合，软软的，用粉笔圈了，旁边注了题号。大家基本上都在五秒之内答完每一道题，然后互相看看，挺得意的样子。厚朴好像总觉得题目里面有陷阱，越是看上去容易的题目，越可能暗藏杀机。厚朴使劲儿拽拴着肌肉的线绳，想看看上下左右前前后后藏着什么。白先生说：“厚朴你住手，线绳的位置变了，后面的人就没法答题了，没什么好看的了，再揪，整块肉都快被你揪下来了。”
实物考试完毕，我们被带进另外一间屋子考笔试。我们发现笔试题目挺刁钻，白先生开始胡说八道。厚朴坐在我旁边，显然是有想不出来的题目，我听见他的大脑袋吱吱作响，好像连续打开好几个大型应用程序后的计算机硬盘。杜仲讲，厚朴思考的时候，往往呈现大便干燥时的体态和神情。简单地说，就是蜷缩了身子，皱了眉头，一副刚刚死了舅舅的样子。他一只手抚摸着脸上某个正处于生长期的大包，推断着挤包的角度、力度和时机，另一只手死劲儿攥着笔，仿佛能挤出什么答案。
而且，厚朴在不停地哆嗦。厚朴和一般的胖子不一样，一般的胖子，比如王大师兄，一激动，脑门子就渗汗。厚朴紧张，不渗汗，只是哆嗦。厚朴的哆嗦，仅仅局限在下半身，上半身一动不动。这种哆嗦只让旁边的人心烦，距离远了，一点儿都不察觉。
厚朴还在哆嗦。他的脚前面，桌子底下，是个巨大的玻璃缸。我们人体解剖课快结束的时候，分配给我们的尸体已经被解剖得七零八落了。最后一个步骤是把颅骨打开，将大脑取出来，留到我们下学期上神经解剖课时使用。所有取下来的人头都存在厚朴脚前面的大玻璃缸里，浸满了福尔马林液。玻璃缸使用好多年了，一定泡过成百上千个人头，长年没人清洗，从外面看上去，黄绿、苍白而肮脏。我看着厚朴难受，正想要不要问他哪道题不会，索性将我的答案告诉他，省得他一直哆嗦。但是又想，我也不确定自己的答案一定正确，要是厚朴听了我的，把他原本正确的答案改错了，他得念叨一年。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厚朴在哆嗦的过程中突然一个膝跳反射，一脚踢在装人头的玻璃缸上。厚朴穿的是双厚重的大头鞋，使用多年已经老化的玻璃缸当即裂成五瓣，里面的人头被福尔马林液泡久了，弹性很好，像小皮球一样，连蹦带跳，散了一地。福尔马林液流了一屋子，那种特有的气味立刻让屋子里的人，鼻涕眼泪齐流。
屋子里立刻乱成一团。惹了祸的厚朴，下半身全让福尔马林弄湿了，一条裤子没几块是干净的。辛夷喊：“厚朴，你还不快去厕所换裤子？迟了，你的小和尚就会被福尔马林泡硬了，蛋白变了性，就再也软不了了。你别笑，老挺着，也是病。而且被福尔马林泡硬了的那种硬，是又硬又小的硬，不是又硬又大的硬。”白先生喊：“厚朴，又是你。赶快去地下室，我的宿舍。我有洗干净的裤子，你先穿。内裤就先别管了，先换上干裤子吧。你还嘟囔？还不赶快去！对了，我宿舍桌子上有考试答案，你不许偷看。你要是偷看，我把你剁下来泡在福尔马林里。”厚朴的嘴一直在嘟囔，谁的话也听不见。我知道他肯定没责怪自己，他要是有这种自责之心，成不了现在这样的胖子。厚朴一定在抱怨，为什么题目那么难，否则我会哆嗦吗？否则我会踢破人头大缸吗？我的女友是班长，她从门后拿了墩布把地上的福尔马林擦干净。魏妍去了趟女厕所，浸湿了手绢，捂了鼻子，抢时间，继续答题。几个男生、女生满屋子找人头，捡回来，找个新玻璃缸，重新装了。人头金贵，太难找了。缺了太多，以后的神经解剖就没法上好了。好些医学院教学没有真货，就拿塑胶教具替代。真正的人头和塑胶教具是有区别的，就像鲜花和塑料花，这种区别是天壤之别。塑胶教具教出来的外科医生，上了手术台神经和血管都分不清楚，把输尿管、输精管当成结缔组织一刀切断，在所难免。塑料花用多了，必然自私自利，不懂怜香惜玉，对大自然缺少敬畏。有的男生一手拿了一个人头，有的女生两手却捧回了三个，跟白先生邀功：“白老师，我捡了两个！”“白老师，我捡了三个！”
这种认真大气的态度要归功于我们从小接受的平民教育。我们从小就讲“五讲四美三热爱”，小学的时候讲到讲卫生，老师们就动员我们去消灭方圆五里的苍蝇，显示学校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小学老师从来不相信我们能主动做任何有益于社会的正经事儿，我们也从来没给老师任何可以相信我们的理由。我们考试作弊，上课说话，下课打架，议论女生的乳房发育，互相充当彼此的爸妈模仿家长签字。小学老师讲，既然要消灭苍蝇，就要落到实处，就要严格把关，就不能像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一样搞浮夸，打死一只苍蝇，就收集一只苍蝇的尸体，带到学校给老师检查。在上午第二节课后，加餐前，清点数目，有十只苍蝇尸体的，得一面小红旗；有一百只苍蝇尸体的，课间操的时候，上领操台站立五分钟，接受大家的景仰；有一千只苍蝇尸体的，戴大红花，扭送到区里介绍灭蝇经验，学期结束的时候，评选三好学生优先考虑。我们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了，各家的火柴盒和味精桶都被腾空了装苍蝇尸体了，每天的前两节课都没心思上了，就等两节课后，当着老师的面，手把手，一只一只点苍蝇。明面上的苍蝇很快就被消灭光了，我才得了一面小红旗，我们楼下的三妞子都上领操台站了三回了。家长下班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看着灰头土脸的人、没头没脸的人污泱污泱地从起重机械厂、通用机械厂、光华木材厂、内燃机厂、齿轮厂、轧辊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机床厂、人民机械厂、化工机械厂、化工二厂拥过我家楼下，我热切地遗憾，为什么他们不是苍蝇呀？苍蝇尸体的黑市已经形成，可以用话梅、弹球、绷弓子交换苍蝇尸体，但是常常有价无市。我老爸是精工机械的专家，用铁丝和纱网给我做了个招蝇罩，苍蝇飞进去就休想飞出来。为了吸引苍蝇飞进去，我把全家的臭东西都搜罗来了：老爸的鞋垫、哥哥的袜子、我的大脚趾泥（当时我还不认识厚朴）、拾掇鱼剩下来的鱼头和内脏。但是还是没有多少苍蝇来，我很快发现了问题的结症：三妞子家太臭了，方圆五里，没有什么地方比三妞子家更臭了，苍蝇都去她们家了。她家三个女孩，没房子住，就着公共厕所的一面墙盖的临时房，三妞子家就是厕所呀。三妞子家的三个姑娘都是当男孩子养的，个个彪悍，以三妞子为甚，三妞子如狼似虎的两个姐姐，见了三妞子都只有低眉顺眼的份儿。三妞子从小小便不蹲下，觉得那样太丢份儿，她总岔开腿站着撒尿，时至今日，柔韧性都很好，横叉一劈就下去。三妞子常常受同学笑话，说她长年一身厕所味道，三妞子再打那些笑话她的人，还是这种名声，人心是不屈于强暴的。如今号召消灭苍蝇了，三妞子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她绝对不放过。明面上的苍蝇被歼灭了，厕所成了苍蝇唯一的集散地。三妞子下了学就往自家厕所跑，一边自己打苍蝇，把尸体装进火柴盒里，计下数目，一边赶走偷猎者。别的小孩，上厕所可以，但是不能带苍蝇拍进去。为了确保没人带苍蝇拍进厕所，三妞子常常尾随别人进厕所，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以防他们从兜里掏出个折叠蝇拍或是背后藏着个什么。我明显打不过三妞子，我爸好像也不是三妞子她爸的对手，我老妈当时的势力还远没有现在这样强盛，对于三妞子，我不可能力取。我也实在不想让三妞子看我在厕所里大小便，智取也就算了。我在家里的厨房找了一小条瘦肉，切碎了在锅里炒，我加了很多黄酱和金狮酱油，又用锅铲刮了很多黑锅底下来。炒得差不多了，我灭了火，把一粒一粒黑不溜秋的碎肉放进空火柴盒充当苍蝇尸体，上面再点缀三四只从招蝇罩得来的真正苍蝇尸体，第二天带到学校，妄图骗取两面小红旗，摆脱落后面貌。结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硬说我的苍蝇是假的。我说我只不过是拍苍蝇拍得狠了些，把苍蝇们拍变了形，不好辨认。群众们说，苍蝇再变形也不应该有京酱肉丝的气味。结果是我被班主任当场擒获，扭送校长办公室，以前所得那面小红旗被三妞子按照老师命令撕掉，上课间操的时候在领操台上罚站五分钟，接受全校同学的羞辱。最后三妞子也没戴成大红花，到区里介绍灭蝇经验。她的智力水平有限，灭蝇经验只能总结出一条，家一定要住在公共厕所旁边。但是这种经验不具备推广性，区里领导不感兴趣。
玻璃缸被踢爆十分钟后，白先生重新控制了局面，考试继续进行。厚朴穿着白先生的裤子，还是一副死了舅舅的样子，继续做不出来题。白先生的裤子上有三四个被烟头烙出来的窟窿，透过窟窿，看得见厚朴大腿上的肉。福尔马林的气味依旧浓郁，我受不了，觉着待下去也不见得多答出多少。我签上名字，看了我女友一眼，走出解剖室。
事情有开始就有结束，考试就这样完了，一种流逝感在瞬间将我占据。这种流逝感与生俱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强烈。花开的时候，我就清楚地感到花谢、花败的样子。月圆的时候，我就清楚地想象月缺、月残的黯淡。拿着电影票进场，电影会在瞬间结束。然后一个人抽闷烟，然后计算后果，然后盘算如何解脱。拿着往返机票，飞往一个城市，坐在飞机上，我经常分不清，我是在去呢还是在往回赶？如果我分不清是往是返，那中间发生的种种，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回到宿舍，桌子上还堆着王大嗑的瓜子皮，瓜子皮里埋着厚朴借解剖室的五色头骨。这些天，王大还在跟我们口来口去，但是一转眼，王大就会回到美国，在佛罗里达某个不知名的大学当个校医，用他饱含天机的传奇的手抱着他们班花或某个洋姑娘。王大开着大吉普车，他的大狗站在吉普车后座，探出脑袋、耷拉着舌头看窗外的风景。同样一转眼，厚朴就成了大教授，天天上手术，出门诊，和其他教授争风吃醋，抢科研基金、出国名额，沾药厂好处，摸女医药代表的屁股。同样一转眼，几十年过去，有一天在路上遇见我的初恋，她的头发白了，奶子垮了，屁股塌了，我说找个地方喝个东西吧，她可能已经记不得我是唯一知道她身上唯一一块痒痒肉存在何处的人，我们之间可能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有好几天的空闲时间铺在我面前，我可以做些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辛夷说国贸展览中心有个国际医疗仪器展览下午开幕，不如一起去看，看看有什么好拿的，或许还能碰上我们倒卖医疗仪器起家的毛大师兄。
辛夷和我到了国贸的时候，展览中心已经旌旗招展、彩带飞扬、人山人海了。辛夷说，我们好像来晚了。然后拉了我的手就往展览馆里冲。
考试按惯例在解剖室里进行，鼻腔里是福尔马林的气味。考试分实物和笔试两部分。笔试和其他考试没有区别。实物考试，每人发了一张纸，用夹子夹在硬垫板上。一共十道题，考的都是人体结构。学号靠前的十个人拿了夹子，先进考场，像是端了托盘到餐厅吃自助餐。考场里十道题的实物半圆形排开，我们按逆时针方向从第一题答到第十题，每人在每道题的实物前只能停留十秒，然后向下一道题转移，不能回头看，更不许交头接耳。十道实物题，白先生没作怪，题目中规中矩。考了几块重要的肌肉，肌肉被剥离得很开，起止点以及和周围的关系一清二楚；肌腱用线绳拴了，线绳上有纸签标明题号。考了几个重要器官的主要组成部分，没有涉及生殖系统等下三路。考了股骨头，一块耳骨以及囟门。那是一个小孩的头骨，囟门还没有愈合，软软的，用粉笔圈了，旁边注了题号。大家基本上都在五秒之内答完每一道题，然后互相看看，挺得意的样子。厚朴好像总觉得题目里面有陷阱，越是看上去容易的题目，越可能暗藏杀机。厚朴使劲儿拽拴着肌肉的线绳，想看看上下左右前前后后藏着什么。白先生说：“厚朴你住手，线绳的位置变了，后面的人就没法答题了，没什么好看的了，再揪，整块肉都快被你揪下来了。”
实物考试完毕，我们被带进另外一间屋子考笔试。我们发现笔试题目挺刁钻，白先生开始胡说八道。厚朴坐在我旁边，显然是有想不出来的题目，我听见他的大脑袋吱吱作响，好像连续打开好几个大型应用程序后的计算机硬盘。杜仲讲，厚朴思考的时候，往往呈现大便干燥时的体态和神情。简单地说，就是蜷缩了身子，皱了眉头，一副刚刚死了舅舅的样子。他一只手抚摸着脸上某个正处于生长期的大包，推断着挤包的角度、力度和时机，另一只手死劲儿攥着笔，仿佛能挤出什么答案。
而且，厚朴在不停地哆嗦。厚朴和一般的胖子不一样，一般的胖子，比如王大师兄，一激动，脑门子就渗汗。厚朴紧张，不渗汗，只是哆嗦。厚朴的哆嗦，仅仅局限在下半身，上半身一动不动。这种哆嗦只让旁边的人心烦，距离远了，一点儿都不察觉。
厚朴还在哆嗦。他的脚前面，桌子底下，是个巨大的玻璃缸。我们人体解剖课快结束的时候，分配给我们的尸体已经被解剖得七零八落了。最后一个步骤是把颅骨打开，将大脑取出来，留到我们下学期上神经解剖课时使用。所有取下来的人头都存在厚朴脚前面的大玻璃缸里，浸满了福尔马林液。玻璃缸使用好多年了，一定泡过成百上千个人头，长年没人清洗，从外面看上去，黄绿、苍白而肮脏。我看着厚朴难受，正想要不要问他哪道题不会，索性将我的答案告诉他，省得他一直哆嗦。但是又想，我也不确定自己的答案一定正确，要是厚朴听了我的，把他原本正确的答案改错了，他得念叨一年。忽然一声巨响，原来厚朴在哆嗦的过程中突然一个膝跳反射，一脚踢在装人头的玻璃缸上。厚朴穿的是双厚重的大头鞋，使用多年已经老化的玻璃缸当即裂成五瓣，里面的人头被福尔马林液泡久了，弹性很好，像小皮球一样，连蹦带跳，散了一地。福尔马林液流了一屋子，那种特有的气味立刻让屋子里的人，鼻涕眼泪齐流。
屋子里立刻乱成一团。惹了祸的厚朴，下半身全让福尔马林弄湿了，一条裤子没几块是干净的。辛夷喊：“厚朴，你还不快去厕所换裤子？迟了，你的小和尚就会被福尔马林泡硬了，蛋白变了性，就再也软不了了。你别笑，老挺着，也是病。而且被福尔马林泡硬了的那种硬，是又硬又小的硬，不是又硬又大的硬。”白先生喊：“厚朴，又是你。赶快去地下室，我的宿舍。我有洗干净的裤子，你先穿。内裤就先别管了，先换上干裤子吧。你还嘟囔？还不赶快去！对了，我宿舍桌子上有考试答案，你不许偷看。你要是偷看，我把你剁下来泡在福尔马林里。”厚朴的嘴一直在嘟囔，谁的话也听不见。我知道他肯定没责怪自己，他要是有这种自责之心，成不了现在这样的胖子。厚朴一定在抱怨，为什么题目那么难，否则我会哆嗦吗？否则我会踢破人头大缸吗？我的女友是班长，她从门后拿了墩布把地上的福尔马林擦干净。魏妍去了趟女厕所，浸湿了手绢，捂了鼻子，抢时间，继续答题。几个男生、女生满屋子找人头，捡回来，找个新玻璃缸，重新装了。人头金贵，太难找了。缺了太多，以后的神经解剖就没法上好了。好些医学院教学没有真货，就拿塑胶教具替代。真正的人头和塑胶教具是有区别的，就像鲜花和塑料花，这种区别是天壤之别。塑胶教具教出来的外科医生，上了手术台神经和血管都分不清楚，把输尿管、输精管当成结缔组织一刀切断，在所难免。塑料花用多了，必然自私自利，不懂怜香惜玉，对大自然缺少敬畏。有的男生一手拿了一个人头，有的女生两手却捧回了三个，跟白先生邀功：“白老师，我捡了两个！”“白老师，我捡了三个！”
这种认真大气的态度要归功于我们从小接受的平民教育。我们从小就讲“五讲四美三热爱”，小学的时候讲到讲卫生，老师们就动员我们去消灭方圆五里的苍蝇，显示学校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小学老师从来不相信我们能主动做任何有益于社会的正经事儿，我们也从来没给老师任何可以相信我们的理由。我们考试作弊，上课说话，下课打架，议论女生的乳房发育，互相充当彼此的爸妈模仿家长签字。小学老师讲，既然要消灭苍蝇，就要落到实处，就要严格把关，就不能像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一样搞浮夸，打死一只苍蝇，就收集一只苍蝇的尸体，带到学校给老师检查。在上午第二节课后，加餐前，清点数目，有十只苍蝇尸体的，得一面小红旗；有一百只苍蝇尸体的，课间操的时候，上领操台站立五分钟，接受大家的景仰；有一千只苍蝇尸体的，戴大红花，扭送到区里介绍灭蝇经验，学期结束的时候，评选三好学生优先考虑。我们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了，各家的火柴盒和味精桶都被腾空了装苍蝇尸体了，每天的前两节课都没心思上了，就等两节课后，当着老师的面，手把手，一只一只点苍蝇。明面上的苍蝇很快就被消灭光了，我才得了一面小红旗，我们楼下的三妞子都上领操台站了三回了。家长下班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看着灰头土脸的人、没头没脸的人污泱污泱地从起重机械厂、通用机械厂、光华木材厂、内燃机厂、齿轮厂、轧辊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机床厂、人民机械厂、化工机械厂、化工二厂拥过我家楼下，我热切地遗憾，为什么他们不是苍蝇呀？苍蝇尸体的黑市已经形成，可以用话梅、弹球、绷弓子交换苍蝇尸体，但是常常有价无市。我老爸是精工机械的专家，用铁丝和纱网给我做了个招蝇罩，苍蝇飞进去就休想飞出来。为了吸引苍蝇飞进去，我把全家的臭东西都搜罗来了：老爸的鞋垫、哥哥的袜子、我的大脚趾泥（当时我还不认识厚朴）、拾掇鱼剩下来的鱼头和内脏。但是还是没有多少苍蝇来，我很快发现了问题的结症：三妞子家太臭了，方圆五里，没有什么地方比三妞子家更臭了，苍蝇都去她们家了。她家三个女孩，没房子住，就着公共厕所的一面墙盖的临时房，三妞子家就是厕所呀。三妞子家的三个姑娘都是当男孩子养的，个个彪悍，以三妞子为甚，三妞子如狼似虎的两个姐姐，见了三妞子都只有低眉顺眼的份儿。三妞子从小小便不蹲下，觉得那样太丢份儿，她总岔开腿站着撒尿，时至今日，柔韧性都很好，横叉一劈就下去。三妞子常常受同学笑话，说她长年一身厕所味道，三妞子再打那些笑话她的人，还是这种名声，人心是不屈于强暴的。如今号召消灭苍蝇了，三妞子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她绝对不放过。明面上的苍蝇被歼灭了，厕所成了苍蝇唯一的集散地。三妞子下了学就往自家厕所跑，一边自己打苍蝇，把尸体装进火柴盒里，计下数目，一边赶走偷猎者。别的小孩，上厕所可以，但是不能带苍蝇拍进去。为了确保没人带苍蝇拍进厕所，三妞子常常尾随别人进厕所，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以防他们从兜里掏出个折叠蝇拍或是背后藏着个什么。我明显打不过三妞子，我爸好像也不是三妞子她爸的对手，我老妈当时的势力还远没有现在这样强盛，对于三妞子，我不可能力取。我也实在不想让三妞子看我在厕所里大小便，智取也就算了。我在家里的厨房找了一小条瘦肉，切碎了在锅里炒，我加了很多黄酱和金狮酱油，又用锅铲刮了很多黑锅底下来。炒得差不多了，我灭了火，把一粒一粒黑不溜秋的碎肉放进空火柴盒充当苍蝇尸体，上面再点缀三四只从招蝇罩得来的真正苍蝇尸体，第二天带到学校，妄图骗取两面小红旗，摆脱落后面貌。结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硬说我的苍蝇是假的。我说我只不过是拍苍蝇拍得狠了些，把苍蝇们拍变了形，不好辨认。群众们说，苍蝇再变形也不应该有京酱肉丝的气味。结果是我被班主任当场擒获，扭送校长办公室，以前所得那面小红旗被三妞子按照老师命令撕掉，上课间操的时候在领操台上罚站五分钟，接受全校同学的羞辱。最后三妞子也没戴成大红花，到区里介绍灭蝇经验。她的智力水平有限，灭蝇经验只能总结出一条，家一定要住在公共厕所旁边。但是这种经验不具备推广性，区里领导不感兴趣。
玻璃缸被踢爆十分钟后，白先生重新控制了局面，考试继续进行。厚朴穿着白先生的裤子，还是一副死了舅舅的样子，继续做不出来题。白先生的裤子上有三四个被烟头烙出来的窟窿，透过窟窿，看得见厚朴大腿上的肉。福尔马林的气味依旧浓郁，我受不了，觉着待下去也不见得多答出多少。我签上名字，看了我女友一眼，走出解剖室。
事情有开始就有结束，考试就这样完了，一种流逝感在瞬间将我占据。这种流逝感与生俱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强烈。花开的时候，我就清楚地感到花谢、花败的样子。月圆的时候，我就清楚地想象月缺、月残的黯淡。拿着电影票进场，电影会在瞬间结束。然后一个人抽闷烟，然后计算后果，然后盘算如何解脱。拿着往返机票，飞往一个城市，坐在飞机上，我经常分不清，我是在去呢还是在往回赶？如果我分不清是往是返，那中间发生的种种，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回到宿舍，桌子上还堆着王大嗑的瓜子皮，瓜子皮里埋着厚朴借解剖室的五色头骨。这些天，王大还在跟我们口来口去，但是一转眼，王大就会回到美国，在佛罗里达某个不知名的大学当个校医，用他饱含天机的传奇的手抱着他们班花或某个洋姑娘。王大开着大吉普车，他的大狗站在吉普车后座，探出脑袋、耷拉着舌头看窗外的风景。同样一转眼，厚朴就成了大教授，天天上手术，出门诊，和其他教授争风吃醋，抢科研基金、出国名额，沾药厂好处，摸女医药代表的屁股。同样一转眼，几十年过去，有一天在路上遇见我的初恋，她的头发白了，奶子垮了，屁股塌了，我说找个地方喝个东西吧，她可能已经记不得我是唯一知道她身上唯一一块痒痒肉存在何处的人，我们之间可能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有好几天的空闲时间铺在我面前，我可以做些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辛夷说国贸展览中心有个国际医疗仪器展览下午开幕，不如一起去看，看看有什么好拿的，或许还能碰上我们倒卖医疗仪器起家的毛大师兄。
辛夷和我到了国贸的时候，展览中心已经旌旗招展、彩带飞扬、人山人海了。辛夷说，我们好像来晚了。然后拉了我的手就往展览馆里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