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报道一字未改地在报纸头版头条刊发，并配发了一篇评论——《刘成栋也是“受害者”》。评论写道：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杀人。药家鑫是因为怕被农村人缠上而连捅受害人八刀，那大学生刘成栋是由于什么走上杀人路的呢？
表面上看，刘成栋是为了送姐姐一部iphone手机而去抢劫、杀人。也许有人会问，他不会自己去买吗，干吗要抢？是啊，刘成栋也想自己去买，但他出身农村家庭贫困，没有钱买。那他不会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吗？是啊，刘成栋也想自己去挣，他发挥“特长”辛辛苦苦打了两个多星期的游戏，想卖游戏装备来挣钱买部iphone，可是天真的他被人骗了，换来的只是一摞假钞。
通过正常渠道挣不到钱，买不来iphone手机，刘成栋便走上了“歪门邪道”，打起抢劫的主意。他本来只想抢手机，可被抢者对金钱毫不在乎的态度激怒了他，让他产生了满腹怨恨。正是这股怨恨之气，让他失去理智疯狂杀人，结束了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生命，也断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
可以看出，怨恨是刘成栋从抢劫走向杀人的主要动因。怨恨？刘成栋怨恨什么呢？他怨恨的其实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都是年轻人，凭什么她那么有钱对钱毫不在乎，我却这么穷连部iphone都买不起？凭什么啊，凭什么？”
是啊，凭什么？刘成栋的话是在质问我们这个社会，都是人，都是国人，凭什么你出门去买苹果四代，我却连四袋苹果都买不起？凭什么？当前社会进步发展成就巨大，但贫富悬殊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古人早就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历来是人类社会最大的隐疾，使民生涂炭哀号遍野，也“逼良为娼”为非作歹。从这个层面上讲，刘成栋何尝不是“受害者”？他也是被贫穷被不公“逼”上杀人路的。药家鑫杀人案让我们感到震惊，震惊于人性的残忍；刘成栋杀人案则让我们感到悲痛，悲痛于社会的残酷。我们知道，刘成栋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们但愿，这样的“受害者”越来越少。
————————
这篇评论道出了刘成栋杀人的真正原因，也道出了我的心声，看得我心痛不已。
报纸出版后，全国舆论哗然，反响比药家鑫案还热烈。
与药案全国一片喊杀不同的是，舆论给予刘成栋更多的是同情。
就连一向偏激的“愤怒的小鸟”也评论道：“刘成栋是‘被杀人’，罪不至死。该判死刑的是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如果判刘成栋死刑，那就是不公上的不公。”
很多网友则说从刘成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面对黑暗，自己有时也会产生杀人越货的冲动。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有网民在我微博上评论道：“现在社会越来越仇富仇官了，媒体不应该再煽动这些声音。”
我“回敬”道：“仇富仇官无疑是客观存在的，但应该反思的是人们为什么会仇富仇官，从而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应将板子打到媒体身上，媒体的天职就是报道真相。人们其实仇的不是官，而是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仇的是不能选择、监督、制约；人们也不仇富，仇的是财富来路不明、为富不仁、仇的是垄断、关系、特权。总而言之，我们仇的是不平等、不公正。”
原来我微博上的粉丝只有六万多，我的报道出来后，一天之间，我的粉丝突破十万。
很多博友称我为“小王克勤”，就连张叔叔也发信表扬我“离王克勤越来越近了”。
这些夸奖让既我感到高兴，也感到惶恐。王克勤，那可是我的偶像啊，我怎敢与他相提并论。
王克勤被称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更被我们媒体同行誉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上世纪初新闻界“扒粪运动”中最著名的揭黑记者）。
2001年，他的成名作《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引发证券业大地震。
2002年，他历时半年调查完成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再度震惊全国，不仅引爆了整个出租车市场的整治，而且启蒙、强化了出租车行业从业者的维权意识。
随后，《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煤毒”》等重磅作品陆续出炉，因王克勤的报道有好几百人锒铛入狱。
王克勤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人曾出价500万买他的人头，还被原单位无辜开除公职。
2010年，王克勤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和《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调查》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彰显了新闻报道的威力。
因此，王克勤是我们很多调查记者的标杆，我们都渴望能像他一样“笔下有千军万马，有惊涛骇浪”。
我更是一直视王克勤为自己的榜样，在我做调查记者感到疲惫、沮丧、无力时常会去看看王克勤的作品，想想他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便重新有了力量。
除了王克勤的作品外，他的新闻理念“把人当人，将心比心；说人话，做人事”也深深影响了我，让我时刻提醒自己“如果你对所有的受难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王克勤还认为舆论监督有三个层面的作用：第一从微观上讲，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直接帮助到特定的受害者；第二从中观上讲，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第三从宏观上讲，揭黑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告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这个作用是渐进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这些话使我明白了调查记者的价值、使命所在，体悟到了记者的“光荣与梦想”，让我踌躇满志斗志大增。
现在网友称我为“小王克勤”，我怎能不高兴和惶恐？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更知道我离王克勤还差得很远。
我在回张叔叔的信中写道：“谢谢张叔叔的夸奖和鼓励，梦想尚未实现，我会继续努力。”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杀人。药家鑫是因为怕被农村人缠上而连捅受害人八刀，那大学生刘成栋是由于什么走上杀人路的呢？
表面上看，刘成栋是为了送姐姐一部iphone手机而去抢劫、杀人。也许有人会问，他不会自己去买吗，干吗要抢？是啊，刘成栋也想自己去买，但他出身农村家庭贫困，没有钱买。那他不会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吗？是啊，刘成栋也想自己去挣，他发挥“特长”辛辛苦苦打了两个多星期的游戏，想卖游戏装备来挣钱买部iphone，可是天真的他被人骗了，换来的只是一摞假钞。
通过正常渠道挣不到钱，买不来iphone手机，刘成栋便走上了“歪门邪道”，打起抢劫的主意。他本来只想抢手机，可被抢者对金钱毫不在乎的态度激怒了他，让他产生了满腹怨恨。正是这股怨恨之气，让他失去理智疯狂杀人，结束了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生命，也断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
可以看出，怨恨是刘成栋从抢劫走向杀人的主要动因。怨恨？刘成栋怨恨什么呢？他怨恨的其实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都是年轻人，凭什么她那么有钱对钱毫不在乎，我却这么穷连部iphone都买不起？凭什么啊，凭什么？”
是啊，凭什么？刘成栋的话是在质问我们这个社会，都是人，都是国人，凭什么你出门去买苹果四代，我却连四袋苹果都买不起？凭什么？当前社会进步发展成就巨大，但贫富悬殊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古人早就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历来是人类社会最大的隐疾，使民生涂炭哀号遍野，也“逼良为娼”为非作歹。从这个层面上讲，刘成栋何尝不是“受害者”？他也是被贫穷被不公“逼”上杀人路的。药家鑫杀人案让我们感到震惊，震惊于人性的残忍；刘成栋杀人案则让我们感到悲痛，悲痛于社会的残酷。我们知道，刘成栋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们但愿，这样的“受害者”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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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评论道出了刘成栋杀人的真正原因，也道出了我的心声，看得我心痛不已。
报纸出版后，全国舆论哗然，反响比药家鑫案还热烈。
与药案全国一片喊杀不同的是，舆论给予刘成栋更多的是同情。
就连一向偏激的“愤怒的小鸟”也评论道：“刘成栋是‘被杀人’，罪不至死。该判死刑的是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如果判刘成栋死刑，那就是不公上的不公。”
很多网友则说从刘成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面对黑暗，自己有时也会产生杀人越货的冲动。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有网民在我微博上评论道：“现在社会越来越仇富仇官了，媒体不应该再煽动这些声音。”
我“回敬”道：“仇富仇官无疑是客观存在的，但应该反思的是人们为什么会仇富仇官，从而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应将板子打到媒体身上，媒体的天职就是报道真相。人们其实仇的不是官，而是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仇的是不能选择、监督、制约；人们也不仇富，仇的是财富来路不明、为富不仁、仇的是垄断、关系、特权。总而言之，我们仇的是不平等、不公正。”
原来我微博上的粉丝只有六万多，我的报道出来后，一天之间，我的粉丝突破十万。
很多博友称我为“小王克勤”，就连张叔叔也发信表扬我“离王克勤越来越近了”。
这些夸奖让既我感到高兴，也感到惶恐。王克勤，那可是我的偶像啊，我怎敢与他相提并论。
王克勤被称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更被我们媒体同行誉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上世纪初新闻界“扒粪运动”中最著名的揭黑记者）。
2001年，他的成名作《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引发证券业大地震。
2002年，他历时半年调查完成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再度震惊全国，不仅引爆了整个出租车市场的整治，而且启蒙、强化了出租车行业从业者的维权意识。
随后，《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煤毒”》等重磅作品陆续出炉，因王克勤的报道有好几百人锒铛入狱。
王克勤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人曾出价500万买他的人头，还被原单位无辜开除公职。
2010年，王克勤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和《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调查》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彰显了新闻报道的威力。
因此，王克勤是我们很多调查记者的标杆，我们都渴望能像他一样“笔下有千军万马，有惊涛骇浪”。
我更是一直视王克勤为自己的榜样，在我做调查记者感到疲惫、沮丧、无力时常会去看看王克勤的作品，想想他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便重新有了力量。
除了王克勤的作品外，他的新闻理念“把人当人，将心比心；说人话，做人事”也深深影响了我，让我时刻提醒自己“如果你对所有的受难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王克勤还认为舆论监督有三个层面的作用：第一从微观上讲，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直接帮助到特定的受害者；第二从中观上讲，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第三从宏观上讲，揭黑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告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这个作用是渐进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这些话使我明白了调查记者的价值、使命所在，体悟到了记者的“光荣与梦想”，让我踌躇满志斗志大增。
现在网友称我为“小王克勤”，我怎能不高兴和惶恐？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更知道我离王克勤还差得很远。
我在回张叔叔的信中写道：“谢谢张叔叔的夸奖和鼓励，梦想尚未实现，我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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