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少校给我说的那个故事，我现在尽量照我所能回忆的叙述出来：
一八六二年冬天，我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特伦布尔要塞当司令官。我们在那儿的生活也许不如在“前线”那么活跃；不过那儿有那儿的情况，其实还是够活跃的——我们的脑筋并不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来使它经常紧张而闲得发呆。光说一样事情吧，那时候北方的整个空气充满了神秘的谣言——谣传叛军的间谍到处神出鬼没，准备炸毁北方的要塞，烧毁我们的旅馆，运送带传染病的衣服到我们的城市里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你都记得吧。这一切都足以使我们保持警惕，打破驻防生活一向的沉闷。除此而外，我们那儿还是个新兵招募站——这就等于说我们简直不能浪费丝毫时间去打瞌睡，或是梦想，或是游手好闲。唉，我们尽管监视得很严，每天招来的新兵还是有百分之五十从我们手里溜掉，当天晚上就开小差了。入伍的津贴非常之大，以致一个新兵可以拿出三四百块钱贿赂看守的兵，让他逃跑，结果他所得的津贴还可以剩下不少，对于一个穷人还算是一笔财产。是呀，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生活并不沉闷。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营房里，正在写点东西，有一个十四五岁的、脸色苍白、穿得很破烂的孩子走进来，他规规矩矩鞠了一躬，说道：
“我想这儿是招新兵的吧？”
“是的。”
“您可以把我收下吧，长官？”
“哎呀，不行！你太年轻了，孩子，而且个子也太小。”
他脸上现出一种失望的神气，很快就变得更厉害，成为一种丧气的表情。他慢慢地转过身去，好像是要走似的；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又转过脸来向着我，用一种使我深深感动的声调说道：
“我没有家，而且是举目无亲，我希望您能收下我才好哩！”
可是这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极力温和地给他说明这个意思。然后我叫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来暖和暖和，并且还补上了两句：
“我马上就给你一点东西吃吃，你饿了吧？”
他没有回答，也无须回答，他那双柔和的大眼睛里的感激神情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达意。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我继续写字。偶尔我偷偷地望他一眼，我看出他的衣服和鞋子虽然又脏又破，可是样式和材料都很好。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的声音轻柔而悦耳；眼睛深沉而忧郁；态度和谈吐都很文雅；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显然是遭遇了不幸。于是我对他颇感兴趣。
可是我渐渐又专心干我的工作去了，完全忘记了那个孩子。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大工夫，后来我才偶然抬头望了一下。那孩子的背向着我，可是他的脸也稍微斜过来一点，所以我就看得见他的一边脸蛋儿——一道无声的泪泉正在顺着脸上流下来。
“哎呀，真糟糕！”我心里想道，“我忘记了这个可怜虫饿着肚子哪。”于是我为了刚才的疏忽向他表示歉意，就对他说：“跟我来吧，小朋友，你和我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就只我一人。”
他又那么含着感激的神情向我望了一眼，脸上露出一道快乐的光辉。到了餐桌前面，他把手扶着椅背站着，一直等我坐定了，他才坐下来。我拿起刀叉——唉，我只好拿着不动，因为这孩子低下了头，默默地祈祷谢饭。无数关于老家和童年的圣洁回忆涌上我的心头，我不禁叹息地想起我已经飘离宗教很远，它对受了创伤的心灵的医疗作用，以及它的安慰、解脱，和鼓舞的作用，都与我无缘了。
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我看出了小威克鲁——他的全名是罗伯特·威克鲁——知道怎样使用餐巾；还有——噢，总而言之，我看出他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详细情形就不消说了。他还有一种纯朴的坦白态度，这也使我很中意。我们谈的主要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毫无困难地向他问清楚了他的来历。当他谈到他生长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显然对他更表同情，因为我在那地方住过一些时候，我对密西西比河近海一带都很熟悉，而且喜欢那带地方，离开那儿也不算太久，所以我对它的兴趣还没有开始淡下来。连他嘴里说出来的一些名字都叫我听了很痛快——正因为觉得非常痛快，所以我就故意把话题引到某些方面，使他多说出一些这类名字来：巴敦鲁日、普拉魁明、端纳桑维尔、六十哩点、邦尼开尔、大码头、卡罗敦、轮船码头、汽划子码头、新奥尔良、周毕都拉街、斜堤、好孩子街、圣查理士旅馆、第阜利圆场、贝壳路、庞查特伦湖；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再听到“李将军号”“那折兹号”“日蚀号”“魁德门将军号”“邓肯·堪纳号”，以及从前一向熟悉的其他汽船的名字，那几乎就好像是回到了那个地方那么痛快，这些名字使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很生动地重新活现在我心头。简单地说，小威克鲁的来历是这样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和他有病的姑母和他的父亲住在巴敦鲁日附近一个富庶的大农场上，这个农场属于他们这一家已经五十年了。父亲是个联邦统一派。他受尽各式各样的迫害，可是始终坚持他的主张。后来终于有一天晚上，一批蒙面的歹徒烧毁了他的大房子，这一家人就不得不逃命。他们被人到处追踪，尝尽了一切贫穷、饥饿和苦难的滋味。害病的姑母终于得到了解脱——困苦和风吹雨打的流浪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她像一个流浪汉似的死在露天的田野里，雨飘在她身上，雷在头上轰隆轰隆地响。不久以后，他的父亲又被一个武装的队伍俘虏了；儿子一面在旁边哀告求饶，牺牲者一面在他面前被人勒死了。（说到这里，这小伙子眼睛里闪出悲惨的光，他以自言自语的神气说道：“我要是当不成兵，也不要紧——我总会想得出办法——我总会想得出办法。”）那些人宣布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之后，马上就对他说，他要是不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那个地方，就要遭殃。当天晚上他就悄悄地跑到河边，在一个大农场的码头上隐藏起来。后来“邓肯·堪纳号”在那儿停下来了，他就泅水过去，藏到它后面所拖的一只小艇上。天还没有亮，船就开到了大码头，他偷偷地上了岸。那地方离新奥尔良有三英里远，他徒步走了这段路，走到好孩子街他的一个叔父家里，这下子他的苦难暂时结束了。可是这个叔父也是一个联邦统一派，过了不久，他就打定主意，还是离开南方为好。于是他就和威克鲁搭上一只帆船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地方，不久就到了纽约。他们在阿斯托尔旅馆住下来。小威克鲁暂时过了一段痛快的生活，常到百老汇去逛来逛去，看了不少北方的稀奇景物。可是后来又发生了变化——而且并不是好转。他的叔父起初还很高兴，现在却开始显得发愁和丧气；此外他还变得脾气很怪，动辄生气；老是谈到钱只有花出去，而没有办法再赚进来——“剩下的钱连一个人都养不活，两个人就更不消说了。”后来有一天早上，他失踪了——没有来吃早饭。这孩子到账房一问，据说叔叔头一天晚上就付清了账走了——旅馆里的职员猜想他是到波士顿去了，可是没有把握。
这孩子独自一人无依无靠。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最好是跟上去找一找他的叔父。他跑到轮船码头，才知道他口袋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钱不够他到波士顿去的路费，可是到新伦敦去是够的；所以他就买了船票到那儿去，决定靠老天保佑，让他能有办法度过其余一段路程。现在他已经在新伦敦的街上晃来晃去，游荡了三天三夜，靠人家的慈悲到处讨点东西吃，随便找个地方打打瞌睡。可是后来他终于灰了心，勇气和希望都完了。要是能让他当兵，谁也不比他更加感激了；如果他当兵不合格，叫他当个鼓手行不行呢？啊，他情愿拼命地干，使人满意，并且还感激不尽！
小威克鲁的来历就是这样，除了细节之外，都是和他对我说的一样。我说：
“孩子，你现在到了朋友当中了——你再也不用发愁了。”这下子他的眼睛可发出闪光来了！我把约翰·瑞本上士叫进来——他是哈特阜人，现在还住在哈特阜；你也许认识他——我对他说：“瑞本，叫这个孩子和军乐队的弟兄们住在一起吧。我打算收下他来当个鼓手，我托你照顾他，千万注意别叫他受到委屈吧。”
说到这里，要塞司令官和小鼓手之间的交涉当然是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小家伙仍旧在我心头萦绕着。我随时注意，老希望看见他快活起来，变得兴高采烈；可是枉然，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和谁都不发生关系，老是心不在焉，老是在想心事，他的脸色老是忧郁的。有一天早上瑞本请求我和他单独谈话。他说：
“我希望您不会见怪，司令官。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军乐队的弟兄们简直着急得要命，好像非有人出来说话不可似的。”
“咦，怎么回事？”
“是威克鲁那孩子，司令官。军乐队的弟兄们把他腻味透了，您想不到到了什么地步。”
“好吧，你说下去，说下去。他在干什么？”
“老在祷告哩，司令官。”
“祷告！”
“是呀，司令官，这孩子老在祷告，弄得军乐队的弟兄们一点也得不到安宁。清早第一桩事，他也是干这个；中午也是干这个；夜里——唉，夜里他就像是让魔鬼缠住了似的，把人家闹得鬼神不安！睡觉吗？天哪，他们简直睡不着；照一句俗话说，他打开话匣子了，他那苦心祈祷的风车一转开了头，就没有个完。他先从乐队长下手，给他祷告；跟着就找到号手头儿，又给他祷告；再往后就是低音鼓手，他甚至引着他也祷告起来了；一个一个地，整个乐队都要轮到，个个都给大大地祷告一番，而且他那种认真的样子会使你觉得他自己以为在人间活不了多久，想着他升了天的时候如果不带一个乐队同去，就不会快活，所以他要给他自己挑选乐队，好让他们在天上叫他信得过，奏起国歌来奏得能配上那儿的场面。唉，司令官，往他那儿丢靴子也没有用，屋子里是黑的，并且他又不光明正大地干，老是跪在大鼓后面，所以大家一齐把靴子像一阵暴雨样地丢过去也没有关系，他满不在乎——照样颤悠悠地祷告，就好像那是人家给他喝彩似的。他们大声嚷起来，‘啊，住嘴吧！’‘让我们歇一歇吧！’‘枪毙这小子！’‘啊，滚出去！’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那有什么用？简直就打搅不了他，他干脆就不睬。”停了一会儿又说，“是个乖乖的小傻子，清早起来就把那满地的靴子搬回去，一双一双地挑出来，把每人的一双放到原处。这些靴子丢过去打他已经丢得次数太多了，所以全队的靴子他通通认识——他闭上眼睛也能把它们一双双挑出来。”
又停了一会儿，我忍住没有打岔。
“可是最叫人受不了的是他祷告完了的时候——他要是居然有个完的话——他就调一调嗓子唱起歌来。唉，您知道他说话的声音多么好听，您知道他那种声音简直可以引得一只铁铸的狗从门口台阶上跑下来舔他的手。可是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司令官，那比他唱歌的声调可还差得远！比起这个孩子的歌声来，吹笛子的声音都显得刺耳。啊，他就在那黑暗中像轻柔的流水似的唱，低低的声音是那么柔和悦耳，简直叫你觉得自己好像在天上似的。”
“那又怎么会‘叫人受不了’呢？”
“啊，问题就在这儿，司令官。您听他唱吧。”
就像我这样——贫穷、倒霉、眼睛又看不见——
“您听了他唱这个，只要听一次，看您是不是浑身都发酥，眼睛里迸出泪水来！不管他唱什么，都是一直钻进你心窝里——深深地打中你的要害——每回都叫你神魂颠倒。您只要听听他唱。”
有罪的、伤心的人儿，恐怖充满了你的心，
不要等到明天，你今天就要归顺天主；
不要辜负那种慈爱，
因为那种慈爱来自天主——
“这些歌词，真叫人听了就觉得自己是天下心眼最坏、最不知好歹的人。他唱起他那些关于家乡、关于母亲、关于童年、关于从前的回忆、关于烟消云散了的事情和关于死去了的老朋友的歌来，就把你一生怀念难忘的一去不复返的往事都引到你面前来了——那才真是唱得漂亮，唱得神妙，叫人爱听哩！司令官——可是，天哪，那真叫人伤心透了！军乐队——唉，他们大家都哭起来——这些家伙个个都哭出声来，而且并不掩饰；您知道吧，正是起先丢靴子过去打那孩子的那些人一下子又从床铺上跳下来，在黑暗中跑过去拥抱他！是呀，他们就是这样——还拼命和他亲吻，弄得他浑身都是唾沫，并且还用亲爱的名字叫他，求他饶恕他们。赶上这种时候，要是有一团人想去伤害这个小把戏一根头发，他们也会和这一团人拼命，哪怕是整整的一个军团！”
又停了一会儿。
“就是这些话吗？”我说。
“是的，司令官。”
“哎呀，原来如此，那有什么可埋怨的！他们想要怎么办呀？”
“怎么办？唉，天哪，他们想要请您叫他不要再唱了，司令官。”
“这是怎么说的！你刚才还说他的歌唱得很神妙哪。”
“问题就在这儿。唱得太神妙了。一般凡人简直受不了。他唱的歌太叫人感动，简直把人的心都挖出来了；它把人的感情捣得粉碎，使他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有罪过，除了到地狱去受永世之苦而外，什么地方都不配去。他的歌叫人老是忏悔个没完，什么都显得不对劲，好像人生一点安慰也没有似的。还有那个哭劲，您瞧——每天早上他们都不好意思彼此对面看一看。”
“噢，这倒是个新鲜事，告状也告得古怪。那么他们当真要叫他不再唱了吗？”
一八六二年冬天，我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特伦布尔要塞当司令官。我们在那儿的生活也许不如在“前线”那么活跃；不过那儿有那儿的情况，其实还是够活跃的——我们的脑筋并不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来使它经常紧张而闲得发呆。光说一样事情吧，那时候北方的整个空气充满了神秘的谣言——谣传叛军的间谍到处神出鬼没，准备炸毁北方的要塞，烧毁我们的旅馆，运送带传染病的衣服到我们的城市里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你都记得吧。这一切都足以使我们保持警惕，打破驻防生活一向的沉闷。除此而外，我们那儿还是个新兵招募站——这就等于说我们简直不能浪费丝毫时间去打瞌睡，或是梦想，或是游手好闲。唉，我们尽管监视得很严，每天招来的新兵还是有百分之五十从我们手里溜掉，当天晚上就开小差了。入伍的津贴非常之大，以致一个新兵可以拿出三四百块钱贿赂看守的兵，让他逃跑，结果他所得的津贴还可以剩下不少，对于一个穷人还算是一笔财产。是呀，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生活并不沉闷。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营房里，正在写点东西，有一个十四五岁的、脸色苍白、穿得很破烂的孩子走进来，他规规矩矩鞠了一躬，说道：
“我想这儿是招新兵的吧？”
“是的。”
“您可以把我收下吧，长官？”
“哎呀，不行！你太年轻了，孩子，而且个子也太小。”
他脸上现出一种失望的神气，很快就变得更厉害，成为一种丧气的表情。他慢慢地转过身去，好像是要走似的；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又转过脸来向着我，用一种使我深深感动的声调说道：
“我没有家，而且是举目无亲，我希望您能收下我才好哩！”
可是这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极力温和地给他说明这个意思。然后我叫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来暖和暖和，并且还补上了两句：
“我马上就给你一点东西吃吃，你饿了吧？”
他没有回答，也无须回答，他那双柔和的大眼睛里的感激神情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达意。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我继续写字。偶尔我偷偷地望他一眼，我看出他的衣服和鞋子虽然又脏又破，可是样式和材料都很好。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的声音轻柔而悦耳；眼睛深沉而忧郁；态度和谈吐都很文雅；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显然是遭遇了不幸。于是我对他颇感兴趣。
可是我渐渐又专心干我的工作去了，完全忘记了那个孩子。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大工夫，后来我才偶然抬头望了一下。那孩子的背向着我，可是他的脸也稍微斜过来一点，所以我就看得见他的一边脸蛋儿——一道无声的泪泉正在顺着脸上流下来。
“哎呀，真糟糕！”我心里想道，“我忘记了这个可怜虫饿着肚子哪。”于是我为了刚才的疏忽向他表示歉意，就对他说：“跟我来吧，小朋友，你和我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就只我一人。”
他又那么含着感激的神情向我望了一眼，脸上露出一道快乐的光辉。到了餐桌前面，他把手扶着椅背站着，一直等我坐定了，他才坐下来。我拿起刀叉——唉，我只好拿着不动，因为这孩子低下了头，默默地祈祷谢饭。无数关于老家和童年的圣洁回忆涌上我的心头，我不禁叹息地想起我已经飘离宗教很远，它对受了创伤的心灵的医疗作用，以及它的安慰、解脱，和鼓舞的作用，都与我无缘了。
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我看出了小威克鲁——他的全名是罗伯特·威克鲁——知道怎样使用餐巾；还有——噢，总而言之，我看出他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详细情形就不消说了。他还有一种纯朴的坦白态度，这也使我很中意。我们谈的主要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毫无困难地向他问清楚了他的来历。当他谈到他生长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显然对他更表同情，因为我在那地方住过一些时候，我对密西西比河近海一带都很熟悉，而且喜欢那带地方，离开那儿也不算太久，所以我对它的兴趣还没有开始淡下来。连他嘴里说出来的一些名字都叫我听了很痛快——正因为觉得非常痛快，所以我就故意把话题引到某些方面，使他多说出一些这类名字来：巴敦鲁日、普拉魁明、端纳桑维尔、六十哩点、邦尼开尔、大码头、卡罗敦、轮船码头、汽划子码头、新奥尔良、周毕都拉街、斜堤、好孩子街、圣查理士旅馆、第阜利圆场、贝壳路、庞查特伦湖；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再听到“李将军号”“那折兹号”“日蚀号”“魁德门将军号”“邓肯·堪纳号”，以及从前一向熟悉的其他汽船的名字，那几乎就好像是回到了那个地方那么痛快，这些名字使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很生动地重新活现在我心头。简单地说，小威克鲁的来历是这样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和他有病的姑母和他的父亲住在巴敦鲁日附近一个富庶的大农场上，这个农场属于他们这一家已经五十年了。父亲是个联邦统一派。他受尽各式各样的迫害，可是始终坚持他的主张。后来终于有一天晚上，一批蒙面的歹徒烧毁了他的大房子，这一家人就不得不逃命。他们被人到处追踪，尝尽了一切贫穷、饥饿和苦难的滋味。害病的姑母终于得到了解脱——困苦和风吹雨打的流浪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她像一个流浪汉似的死在露天的田野里，雨飘在她身上，雷在头上轰隆轰隆地响。不久以后，他的父亲又被一个武装的队伍俘虏了；儿子一面在旁边哀告求饶，牺牲者一面在他面前被人勒死了。（说到这里，这小伙子眼睛里闪出悲惨的光，他以自言自语的神气说道：“我要是当不成兵，也不要紧——我总会想得出办法——我总会想得出办法。”）那些人宣布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之后，马上就对他说，他要是不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那个地方，就要遭殃。当天晚上他就悄悄地跑到河边，在一个大农场的码头上隐藏起来。后来“邓肯·堪纳号”在那儿停下来了，他就泅水过去，藏到它后面所拖的一只小艇上。天还没有亮，船就开到了大码头，他偷偷地上了岸。那地方离新奥尔良有三英里远，他徒步走了这段路，走到好孩子街他的一个叔父家里，这下子他的苦难暂时结束了。可是这个叔父也是一个联邦统一派，过了不久，他就打定主意，还是离开南方为好。于是他就和威克鲁搭上一只帆船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地方，不久就到了纽约。他们在阿斯托尔旅馆住下来。小威克鲁暂时过了一段痛快的生活，常到百老汇去逛来逛去，看了不少北方的稀奇景物。可是后来又发生了变化——而且并不是好转。他的叔父起初还很高兴，现在却开始显得发愁和丧气；此外他还变得脾气很怪，动辄生气；老是谈到钱只有花出去，而没有办法再赚进来——“剩下的钱连一个人都养不活，两个人就更不消说了。”后来有一天早上，他失踪了——没有来吃早饭。这孩子到账房一问，据说叔叔头一天晚上就付清了账走了——旅馆里的职员猜想他是到波士顿去了，可是没有把握。
这孩子独自一人无依无靠。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最好是跟上去找一找他的叔父。他跑到轮船码头，才知道他口袋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钱不够他到波士顿去的路费，可是到新伦敦去是够的；所以他就买了船票到那儿去，决定靠老天保佑，让他能有办法度过其余一段路程。现在他已经在新伦敦的街上晃来晃去，游荡了三天三夜，靠人家的慈悲到处讨点东西吃，随便找个地方打打瞌睡。可是后来他终于灰了心，勇气和希望都完了。要是能让他当兵，谁也不比他更加感激了；如果他当兵不合格，叫他当个鼓手行不行呢？啊，他情愿拼命地干，使人满意，并且还感激不尽！
小威克鲁的来历就是这样，除了细节之外，都是和他对我说的一样。我说：
“孩子，你现在到了朋友当中了——你再也不用发愁了。”这下子他的眼睛可发出闪光来了！我把约翰·瑞本上士叫进来——他是哈特阜人，现在还住在哈特阜；你也许认识他——我对他说：“瑞本，叫这个孩子和军乐队的弟兄们住在一起吧。我打算收下他来当个鼓手，我托你照顾他，千万注意别叫他受到委屈吧。”
说到这里，要塞司令官和小鼓手之间的交涉当然是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小家伙仍旧在我心头萦绕着。我随时注意，老希望看见他快活起来，变得兴高采烈；可是枉然，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和谁都不发生关系，老是心不在焉，老是在想心事，他的脸色老是忧郁的。有一天早上瑞本请求我和他单独谈话。他说：
“我希望您不会见怪，司令官。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军乐队的弟兄们简直着急得要命，好像非有人出来说话不可似的。”
“咦，怎么回事？”
“是威克鲁那孩子，司令官。军乐队的弟兄们把他腻味透了，您想不到到了什么地步。”
“好吧，你说下去，说下去。他在干什么？”
“老在祷告哩，司令官。”
“祷告！”
“是呀，司令官，这孩子老在祷告，弄得军乐队的弟兄们一点也得不到安宁。清早第一桩事，他也是干这个；中午也是干这个；夜里——唉，夜里他就像是让魔鬼缠住了似的，把人家闹得鬼神不安！睡觉吗？天哪，他们简直睡不着；照一句俗话说，他打开话匣子了，他那苦心祈祷的风车一转开了头，就没有个完。他先从乐队长下手，给他祷告；跟着就找到号手头儿，又给他祷告；再往后就是低音鼓手，他甚至引着他也祷告起来了；一个一个地，整个乐队都要轮到，个个都给大大地祷告一番，而且他那种认真的样子会使你觉得他自己以为在人间活不了多久，想着他升了天的时候如果不带一个乐队同去，就不会快活，所以他要给他自己挑选乐队，好让他们在天上叫他信得过，奏起国歌来奏得能配上那儿的场面。唉，司令官，往他那儿丢靴子也没有用，屋子里是黑的，并且他又不光明正大地干，老是跪在大鼓后面，所以大家一齐把靴子像一阵暴雨样地丢过去也没有关系，他满不在乎——照样颤悠悠地祷告，就好像那是人家给他喝彩似的。他们大声嚷起来，‘啊，住嘴吧！’‘让我们歇一歇吧！’‘枪毙这小子！’‘啊，滚出去！’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那有什么用？简直就打搅不了他，他干脆就不睬。”停了一会儿又说，“是个乖乖的小傻子，清早起来就把那满地的靴子搬回去，一双一双地挑出来，把每人的一双放到原处。这些靴子丢过去打他已经丢得次数太多了，所以全队的靴子他通通认识——他闭上眼睛也能把它们一双双挑出来。”
又停了一会儿，我忍住没有打岔。
“可是最叫人受不了的是他祷告完了的时候——他要是居然有个完的话——他就调一调嗓子唱起歌来。唉，您知道他说话的声音多么好听，您知道他那种声音简直可以引得一只铁铸的狗从门口台阶上跑下来舔他的手。可是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司令官，那比他唱歌的声调可还差得远！比起这个孩子的歌声来，吹笛子的声音都显得刺耳。啊，他就在那黑暗中像轻柔的流水似的唱，低低的声音是那么柔和悦耳，简直叫你觉得自己好像在天上似的。”
“那又怎么会‘叫人受不了’呢？”
“啊，问题就在这儿，司令官。您听他唱吧。”
就像我这样——贫穷、倒霉、眼睛又看不见——
“您听了他唱这个，只要听一次，看您是不是浑身都发酥，眼睛里迸出泪水来！不管他唱什么，都是一直钻进你心窝里——深深地打中你的要害——每回都叫你神魂颠倒。您只要听听他唱。”
有罪的、伤心的人儿，恐怖充满了你的心，
不要等到明天，你今天就要归顺天主；
不要辜负那种慈爱，
因为那种慈爱来自天主——
“这些歌词，真叫人听了就觉得自己是天下心眼最坏、最不知好歹的人。他唱起他那些关于家乡、关于母亲、关于童年、关于从前的回忆、关于烟消云散了的事情和关于死去了的老朋友的歌来，就把你一生怀念难忘的一去不复返的往事都引到你面前来了——那才真是唱得漂亮，唱得神妙，叫人爱听哩！司令官——可是，天哪，那真叫人伤心透了！军乐队——唉，他们大家都哭起来——这些家伙个个都哭出声来，而且并不掩饰；您知道吧，正是起先丢靴子过去打那孩子的那些人一下子又从床铺上跳下来，在黑暗中跑过去拥抱他！是呀，他们就是这样——还拼命和他亲吻，弄得他浑身都是唾沫，并且还用亲爱的名字叫他，求他饶恕他们。赶上这种时候，要是有一团人想去伤害这个小把戏一根头发，他们也会和这一团人拼命，哪怕是整整的一个军团！”
又停了一会儿。
“就是这些话吗？”我说。
“是的，司令官。”
“哎呀，原来如此，那有什么可埋怨的！他们想要怎么办呀？”
“怎么办？唉，天哪，他们想要请您叫他不要再唱了，司令官。”
“这是怎么说的！你刚才还说他的歌唱得很神妙哪。”
“问题就在这儿。唱得太神妙了。一般凡人简直受不了。他唱的歌太叫人感动，简直把人的心都挖出来了；它把人的感情捣得粉碎，使他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有罪过，除了到地狱去受永世之苦而外，什么地方都不配去。他的歌叫人老是忏悔个没完，什么都显得不对劲，好像人生一点安慰也没有似的。还有那个哭劲，您瞧——每天早上他们都不好意思彼此对面看一看。”
“噢，这倒是个新鲜事，告状也告得古怪。那么他们当真要叫他不再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