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新来的吧？”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25年后，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他已经反客为主向我发问了，然而我才是记者，我才是应该提问的那个人。
同事已经告诫过我，采访史蒂夫·乔布斯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前一天晚上，我和《华尔街日报》旧金山分社的新同事们边喝酒边聊天，他们告诉我，第一次和乔布斯见面最好穿件防弹衣。其中一位半开玩笑地说，采访乔布斯更像是打仗而不是提问。当时是1986年4月，乔布斯已经成为《华尔街日报》的传奇。据传，另一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就曾被他羞辱过，乔布斯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到底理解了吗？你有听懂半个字吗？”
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中美洲采访时，是真的需要穿防弹衣。我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待过一段时间，采访的对象五花八门，有穿越战区的卡车司机，有驻扎在丛林里的美国军事顾问，有窝藏在据点里的反政府武装指挥官，还有待在宫殿里的总统。我还采访过那些桀骜不羁的亿万富翁，比如石油大亨布恩·皮肯斯（t.boone pickens）、佩罗集团创始人亨利·罗斯·佩罗（h.ross perot）和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也曾采访过诺贝尔奖得主，比如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还有摇滚巨星、影视红人、信奉一夫多妻制的教徒，甚至是刺客的祖母。我也算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没有那么容易被吓倒。我家在加州圣马特奥县（san elerator），加速器轨道就在公路下方，仿佛将大地划开了一道裂缝；沿途还会经过斯坦福校园后方那片广袤的山丘地带，射电天文望远镜矗立在山丘上，草地上点缀着棵棵橡树，白色面孔的赫里福德牛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冬日和春日的雨水将这片山丘草地浇灌得碧绿苍翠，如同高尔夫球场的草坪，而不是常见的暗黄色，草地上还点缀着橙色、紫色和黄色的小野花。我对旧金山湾区（bay area）不太熟悉，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年中景色最迷人的时候。
我在佩奇米尔路（page enture）和威尔逊–桑西尼–古奇–罗沙迪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rosati）。不过最先经过的是隶属于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绿草茵茵的园区里建了很多低矮的研发实验室，给了研发人员施展才华的空间。施乐公司（xerox）著名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就坐落在园区里，乔布斯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配备鼠标和图形界面的电脑。乔布斯把next的总部也选在了这里。
一位年轻的女公关带我走进一幢四四方方、混凝土结构、玻璃幕墙的两层办公楼，来到一间小会议室，透过会议室的窗户只能看到停车场。乔布斯已经在会议室了。他朝我点点头表示欢迎，示意那位女士出去，还没等我坐下，就抛出了刚刚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我不确定他想要的答案是简单的“是”与“否”，还是他真的好奇我究竟是谁，以前做过什么。我假设他想听的是后者，于是我开始列举在《华尔街日报》当记者时曾经去过的地方和报道过的行业。从堪萨斯大学研究生院离开后，我去了达拉斯，报道过航空业、航空公司和电子工业，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和无线电器材公司（radio shack）就在达拉斯。这期间，我还报道过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他是德州石油商人的儿子，1981年射击了里根总统，为此我还背上了骂名。
“你是哪一年高中毕业的？”他突然插话道。“1972年”，我答道，“我在大学待了7年，但最终也没拿到硕士学位。”他又插话道：“我也是1972年高中毕业的，这么说我们是同龄人。”（后来我发现他跳过一级。）
我继续解释道，我曾在中美洲待了两年，后来又去香港待了两年，为《华尔街日报》撰写地缘政治类的报道。我还在洛杉矶待过一年，最终来到了旧金山，旧金山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地。说到这，我感觉这场谈话越来越像是在面试，只不过乔布斯对我的话没任何反应。
“你对电脑有一丁点儿了解吗？”他又插话道，“那些主流刊物的记者没一个懂电脑的，屁也不懂。”他边说边摇头，流露出傲慢的神色。“上一个来采访我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连内存和软盘有什么区别都不知道！”
现在我觉得自己有点底气了。“虽然我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但上大学的时候，我编过程，做过一些小游戏，还设计过关系数据库。”他转了转眼珠。“连续好几年，我都在晚上给4家银行打工，用ncr a小型机处理银行每天的交易。”他正凝视着窗外。“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个人电脑刚上市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台，在达拉斯买的，序列号的前8位都是零。开始我装了cp/m操作系统，搬去香港之前，我把这台电脑卖了，里面只装了ms-dos（微软磁盘操作系统），因为买家只需要ms-dos。”
同事已经告诫过我，采访史蒂夫·乔布斯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前一天晚上，我和《华尔街日报》旧金山分社的新同事们边喝酒边聊天，他们告诉我，第一次和乔布斯见面最好穿件防弹衣。其中一位半开玩笑地说，采访乔布斯更像是打仗而不是提问。当时是1986年4月，乔布斯已经成为《华尔街日报》的传奇。据传，另一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就曾被他羞辱过，乔布斯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到底理解了吗？你有听懂半个字吗？”
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中美洲采访时，是真的需要穿防弹衣。我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待过一段时间，采访的对象五花八门，有穿越战区的卡车司机，有驻扎在丛林里的美国军事顾问，有窝藏在据点里的反政府武装指挥官，还有待在宫殿里的总统。我还采访过那些桀骜不羁的亿万富翁，比如石油大亨布恩·皮肯斯（t.boone pickens）、佩罗集团创始人亨利·罗斯·佩罗（h.ross perot）和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也曾采访过诺贝尔奖得主，比如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还有摇滚巨星、影视红人、信奉一夫多妻制的教徒，甚至是刺客的祖母。我也算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没有那么容易被吓倒。我家在加州圣马特奥县（san elerator），加速器轨道就在公路下方，仿佛将大地划开了一道裂缝；沿途还会经过斯坦福校园后方那片广袤的山丘地带，射电天文望远镜矗立在山丘上，草地上点缀着棵棵橡树，白色面孔的赫里福德牛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冬日和春日的雨水将这片山丘草地浇灌得碧绿苍翠，如同高尔夫球场的草坪，而不是常见的暗黄色，草地上还点缀着橙色、紫色和黄色的小野花。我对旧金山湾区（bay area）不太熟悉，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年中景色最迷人的时候。
我在佩奇米尔路（page enture）和威尔逊–桑西尼–古奇–罗沙迪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rosati）。不过最先经过的是隶属于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绿草茵茵的园区里建了很多低矮的研发实验室，给了研发人员施展才华的空间。施乐公司（xerox）著名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就坐落在园区里，乔布斯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配备鼠标和图形界面的电脑。乔布斯把next的总部也选在了这里。
一位年轻的女公关带我走进一幢四四方方、混凝土结构、玻璃幕墙的两层办公楼，来到一间小会议室，透过会议室的窗户只能看到停车场。乔布斯已经在会议室了。他朝我点点头表示欢迎，示意那位女士出去，还没等我坐下，就抛出了刚刚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我不确定他想要的答案是简单的“是”与“否”，还是他真的好奇我究竟是谁，以前做过什么。我假设他想听的是后者，于是我开始列举在《华尔街日报》当记者时曾经去过的地方和报道过的行业。从堪萨斯大学研究生院离开后，我去了达拉斯，报道过航空业、航空公司和电子工业，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和无线电器材公司（radio shack）就在达拉斯。这期间，我还报道过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他是德州石油商人的儿子，1981年射击了里根总统，为此我还背上了骂名。
“你是哪一年高中毕业的？”他突然插话道。“1972年”，我答道，“我在大学待了7年，但最终也没拿到硕士学位。”他又插话道：“我也是1972年高中毕业的，这么说我们是同龄人。”（后来我发现他跳过一级。）
我继续解释道，我曾在中美洲待了两年，后来又去香港待了两年，为《华尔街日报》撰写地缘政治类的报道。我还在洛杉矶待过一年，最终来到了旧金山，旧金山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地。说到这，我感觉这场谈话越来越像是在面试，只不过乔布斯对我的话没任何反应。
“你对电脑有一丁点儿了解吗？”他又插话道，“那些主流刊物的记者没一个懂电脑的，屁也不懂。”他边说边摇头，流露出傲慢的神色。“上一个来采访我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连内存和软盘有什么区别都不知道！”
现在我觉得自己有点底气了。“虽然我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但上大学的时候，我编过程，做过一些小游戏，还设计过关系数据库。”他转了转眼珠。“连续好几年，我都在晚上给4家银行打工，用ncr a小型机处理银行每天的交易。”他正凝视着窗外。“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个人电脑刚上市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台，在达拉斯买的，序列号的前8位都是零。开始我装了cp/m操作系统，搬去香港之前，我把这台电脑卖了，里面只装了ms-dos（微软磁盘操作系统），因为买家只需要ms-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