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如铁，我爷爷叫张大拿，他是旧社会的小地主，由于他年轻时家产不多，偶尔会到到外地经商做买卖，因为我老家地处湘黔交界的舞阳县，旧社会交通不便，于是靠人走肩扛的赶路商人来回奔走，商业倒也活络了起来。 [棉花糖]
我爷爷张大拿有几亩田产和山地，那时候处在****的民国，家乡的山地上种满了罂粟，也就是鸦片。
秋收的时候忙完，农闲了，爷爷就做起了赶脚的商人，一面明着贩盐，暗地里把提炼好的鸦片拿到湘西去买，在凤凰，洪江通常能卖上个好价钱。回来时，肩上挑的是食盐，扛回家乡四周变卖。一来二去之后，想不到竟然也积累下了不少钱财。
在那个年代，有了点钱财之后就会置办田产，盖好的房子，于是我们家，成了村里面房子盖的最高最大的人家。光那对门前的石狮子，都是用船从几百里外的洪江运来的。
解放后赶上土改，家里被抄了家，积累下来的银元黄货都被充公了，还留下了顶地主的帽子，这使我家近二十年抬不起头，后来爷爷气急而死，死时唯有留下了一本从湘西赶集时，从地摊上买来的一本《易经心注》，就是靠着这本《易经心注》，爷爷白天歇息，夜间赶路，也从来没遇到过什么粽子，土匪。据说这书有辟邪，驱鬼功效，坏人见了，也要避让三分。
我小时候不懂事，父亲张文远又出生在那个年代，没认识几个字，所以《易经心注》传到我的手上的时候就只剩下半本了，听说前面半本因为上面印了些古怪的图案，父亲年轻时喜欢就撕掉去玩去了。
再后来赶上文革，父亲也长大了，知道了这本书其中有些玄妙，又加上这本残卷是家里爷爷唯一留下的东西，便大晚上在老宅堂屋挖了一个深坑埋了起来，直到八十年代，我都十八岁了父亲才把他挖出来。
挖这本书的时候，我家的老宅已经改成了大家公共的晒谷场，由于是高原山区，这晾晒稻谷的平地极难找到，我们家那幢在我爷爷时修起来的敞亮房子在破四旧时成了最先瞄准的目标，村里最好的木屋也终于在破四旧的欢呼声中，只用了短短半天就夷为平地。当然，这就有了后来天然的晒谷场。
父亲是在我十八岁时挖出这本《易经心注》残卷的。我记得那天晚上，雷声大作，初春的空气撒着丝丝的凉风，而我们村正好是一个河谷走势，吹来的晚风直直冷到心底。
父亲动手了，那铁锹几下下去，天空中就在这时落下了大如拳头的冰雹，在这个时节，下冰雹是再正常不过的，而这个当口，这冰雹却下的出奇。第二天一早起来，听村里放牛的同伴讲，好多家的屋子在那个晚上被砸了窟窿，都说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冰雹。
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蹊跷，平白无故怎么会在我们正要挖那半卷残书的时候落下这么大的冰雹。
我当时还年轻，根本没意识到，这本《易经心注》残卷，会改变我的一生，会使我走上盗墓这行当。
吃饭时我给家里开了个会，由于父亲母亲识字不多，加上我已上到的初中三年级，我觉得家里有些事是该让我做决定的时候了。
我对全家说：“这半夜挖回这本爷爷留下的《易经心注》，谁都不许说突兀了嘴，给说出去。谁要是说漏嘴了，咱们可没好果子吃。”
父亲母亲是经过那个艰难十年过来的人，知道这里面的厉害，我是家里的老二，哥哥比我父亲还老实，又加上只念了小学，我也不担心，最让我担心的，就是我这弟弟。
我家三兄弟，就我这弟弟，张如风最让人难以捉摸，比我小四岁，小学却上了足足九年。
那时候，我们小学是五年制，他在没有学前班的情况下，能读了九年，连校长都说他是个奇迹。
所以，说这话的时候，我再三叮嘱，直直的看着他。他看着我那不寒而栗的眼神，加上开始长起来的满脸胡渣，畏首畏尾道：“知道了，不就是本破书吗？”
他不爱读书，自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我拿着这本残卷，没的时候就琢磨起来。连同一起如我法眼的，还有那些经常登录报纸杂志上的诗歌。
我这张如铁的名字，也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当时我父亲还年幼，我爷爷临终前说，趁他还读过几年私塾，学过几个字，顺道把家里孙辈的名字都想好了。无论男女，都按从大到小来取名字。老大叫张如松，老二就是我叫张如铁，老三叫张如风，老四叫张如凤。
幸亏家里就我们哥三儿，都是男童，那要是女娃子呢，这名字不闹笑话了。也亏没有老四出来，要老四再是个男娃，叫张如凤，背后得多少人指指点点。
俗话说，龙生九子，九子不同，更何况还是人呢！而我这名字，还是爷爷当年看到伟人写下“雄关漫漫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特意留下给取的。
我比较爽快，记性好，学习当然也不赖，没辜负这名字，在家，在学校，都招人喜欢。喜欢顾城，北岛，西川，还有海子，芒克。
没事的时候，我一边拿着初中班主任家里的诗刊，一边猫在家里的小阁楼里，独自享受阅读的世界。加上爷爷这本留下来的残卷之后，我独自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的时间更多了。
我们家遗传的高个子，这或许和祖上的屯耕戍边的军户有些关系，听我族里老人讲，我们的明朝洪武年间从两湖来到这镇远的。
我们县城近四分之一是我们张家，但凡有的地名，河流，大多都会冠以张家的名字。像张家溪，张家山，张家屯，这些不过是再熟悉不过的名字。
我身高近一米八，跟我那些苗族同胞哥们比起来，我们哥几个比他们整整高了一截，所以很多时候，学校听说闹事打架，不用说，又是张家这小子犯事了。
要不是因为我脑袋瓜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偶尔还作几首模仿顾城，北岛的诗，学校早不留我了。
我跟我老爸，兄弟两个都挺像，但有一点，我又和他们不同。我满脸长了长长的胡子，还不到十六岁就不得不准备了刮胡刀。而我哥几个，加上老爸，堂叔他们几个，都没长。
小时候，其他家老人总说我不是我老爸的孩子，我老爸因为老实，又加上年轻时顶着地主后人的帽子，一直没敢还口。我长大后，见我越长越长得威猛，谁也不再敢说威猛家坏话了。我也没跟他们打过，吵过，或许是因为我这身胡须和上学的成绩吧。
挖出《易经心注》的那个冬天，我考上了县城里的师专，说是师专，用现在这个年头来讲，那就是一所中专。只要在那读上三年，跟高中几乎一样，毕业后，就可以上小学，初中教书。
我老爸很高兴，我一时兴起也报了个语文师范的专业。说是语文师范，不过也是学学画画，怎么跟学生讲课，怎么学生闹事了揍他们，怎么让他们受到体罚后还不敢回家跟家长讲，这是我上师专的时候老师最常讲的。
我们那苗族侗族占了全县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时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即使一个汉语不懂的孩子，我们也要让他上学。我们这流水线的生产，为的就是毕业后给全县的父老乡亲，给他们的娃娃启蒙开课。
我在想，我这都快成诗人的人物。去教那些连汉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不是浪费我这人才吗。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摇醒了睡在下铺的刘冬瓜，约他出去好好聊聊。
刘东是我们这所师专年龄最大的，原因是他在来师专之前，还在西藏当过三年兵。听他说在唐古拉山口站岗时的场景，整个全年级的男男女女都围了半个操场，看着他那一身的肥膘，我们一边称奇，一边感叹着这胖子怎么能去当兵的。
那个年代，当兵是无上光荣的，也还要讲究根正苗红。虽然我们哥三个海拔都占优势，但就因为这政治问题，一直是看着别人去当兵，我们苦哈哈的看着。我弟弟也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当兵，于是转而去了广东，一去近十年杳无音讯。当然，这是后话了。
还好，读书不受政治歧视，谁学习成绩牛谁上。村子里其他家看着我上了师专，背地都说地主家的就是地主家的，爷爷厉害，这娃娃也厉害。
我根本没把他们这话当做好话，因为我父亲一直说，谁在背后说我们家是地主，就跟谁急，虽然我从来没见到我父亲当着人多的面急的时候。
刘东因为一身肥膘，我们都叫他刘冬瓜，由因为在他眼里，个高和满脸胡须的我最像关公，他便跟我关系很铁，说我是关公转世。我也很义气的交了他这个兄弟。
说到义气，我也是为了兄弟两肋插刀的铮铮汉子。刘东来上师专是托舅舅刘一手的关系，刘一手是县武装部部长，年轻时是正儿八经的红卫兵，后来转业到了县城武装部。
刘一手的目的就是让他这侄子进师专念点书，顺带带个媳妇回家，毕业后给安排在县城某个单位，随随便便整个人民公仆当当。
可那毕竟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时代。
从磁带里听到了了邓丽君的歌，在县城里看到了电视机，还看到了春晚，接着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唱起来的时候。整个全民上下都暗流涌动，振奋起来了。
我总在半夜的时候，跑到县城的河边吼几嗓子：这是我们的时代。
能干什么呢！总不能老老实实上学，毕业去当孩子王吧。看我家的关系也不铁，毕业顶多也就弄个边远的农村小学去教书，想到这里，我心情就极度沮丧。
我想好了，甭管干什么都行，反正，这书是不能念下去了。
冬瓜也常和我有一样的苦恼，他根本就不是念书那块料，在学校他如坐针毡。连追我们班的班花，那情诗都是我帮他写的。
我爷爷张大拿有几亩田产和山地，那时候处在****的民国，家乡的山地上种满了罂粟，也就是鸦片。
秋收的时候忙完，农闲了，爷爷就做起了赶脚的商人，一面明着贩盐，暗地里把提炼好的鸦片拿到湘西去买，在凤凰，洪江通常能卖上个好价钱。回来时，肩上挑的是食盐，扛回家乡四周变卖。一来二去之后，想不到竟然也积累下了不少钱财。
在那个年代，有了点钱财之后就会置办田产，盖好的房子，于是我们家，成了村里面房子盖的最高最大的人家。光那对门前的石狮子，都是用船从几百里外的洪江运来的。
解放后赶上土改，家里被抄了家，积累下来的银元黄货都被充公了，还留下了顶地主的帽子，这使我家近二十年抬不起头，后来爷爷气急而死，死时唯有留下了一本从湘西赶集时，从地摊上买来的一本《易经心注》，就是靠着这本《易经心注》，爷爷白天歇息，夜间赶路，也从来没遇到过什么粽子，土匪。据说这书有辟邪，驱鬼功效，坏人见了，也要避让三分。
我小时候不懂事，父亲张文远又出生在那个年代，没认识几个字，所以《易经心注》传到我的手上的时候就只剩下半本了，听说前面半本因为上面印了些古怪的图案，父亲年轻时喜欢就撕掉去玩去了。
再后来赶上文革，父亲也长大了，知道了这本书其中有些玄妙，又加上这本残卷是家里爷爷唯一留下的东西，便大晚上在老宅堂屋挖了一个深坑埋了起来，直到八十年代，我都十八岁了父亲才把他挖出来。
挖这本书的时候，我家的老宅已经改成了大家公共的晒谷场，由于是高原山区，这晾晒稻谷的平地极难找到，我们家那幢在我爷爷时修起来的敞亮房子在破四旧时成了最先瞄准的目标，村里最好的木屋也终于在破四旧的欢呼声中，只用了短短半天就夷为平地。当然，这就有了后来天然的晒谷场。
父亲是在我十八岁时挖出这本《易经心注》残卷的。我记得那天晚上，雷声大作，初春的空气撒着丝丝的凉风，而我们村正好是一个河谷走势，吹来的晚风直直冷到心底。
父亲动手了，那铁锹几下下去，天空中就在这时落下了大如拳头的冰雹，在这个时节，下冰雹是再正常不过的，而这个当口，这冰雹却下的出奇。第二天一早起来，听村里放牛的同伴讲，好多家的屋子在那个晚上被砸了窟窿，都说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冰雹。
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蹊跷，平白无故怎么会在我们正要挖那半卷残书的时候落下这么大的冰雹。
我当时还年轻，根本没意识到，这本《易经心注》残卷，会改变我的一生，会使我走上盗墓这行当。
吃饭时我给家里开了个会，由于父亲母亲识字不多，加上我已上到的初中三年级，我觉得家里有些事是该让我做决定的时候了。
我对全家说：“这半夜挖回这本爷爷留下的《易经心注》，谁都不许说突兀了嘴，给说出去。谁要是说漏嘴了，咱们可没好果子吃。”
父亲母亲是经过那个艰难十年过来的人，知道这里面的厉害，我是家里的老二，哥哥比我父亲还老实，又加上只念了小学，我也不担心，最让我担心的，就是我这弟弟。
我家三兄弟，就我这弟弟，张如风最让人难以捉摸，比我小四岁，小学却上了足足九年。
那时候，我们小学是五年制，他在没有学前班的情况下，能读了九年，连校长都说他是个奇迹。
所以，说这话的时候，我再三叮嘱，直直的看着他。他看着我那不寒而栗的眼神，加上开始长起来的满脸胡渣，畏首畏尾道：“知道了，不就是本破书吗？”
他不爱读书，自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我拿着这本残卷，没的时候就琢磨起来。连同一起如我法眼的，还有那些经常登录报纸杂志上的诗歌。
我这张如铁的名字，也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当时我父亲还年幼，我爷爷临终前说，趁他还读过几年私塾，学过几个字，顺道把家里孙辈的名字都想好了。无论男女，都按从大到小来取名字。老大叫张如松，老二就是我叫张如铁，老三叫张如风，老四叫张如凤。
幸亏家里就我们哥三儿，都是男童，那要是女娃子呢，这名字不闹笑话了。也亏没有老四出来，要老四再是个男娃，叫张如凤，背后得多少人指指点点。
俗话说，龙生九子，九子不同，更何况还是人呢！而我这名字，还是爷爷当年看到伟人写下“雄关漫漫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特意留下给取的。
我比较爽快，记性好，学习当然也不赖，没辜负这名字，在家，在学校，都招人喜欢。喜欢顾城，北岛，西川，还有海子，芒克。
没事的时候，我一边拿着初中班主任家里的诗刊，一边猫在家里的小阁楼里，独自享受阅读的世界。加上爷爷这本留下来的残卷之后，我独自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的时间更多了。
我们家遗传的高个子，这或许和祖上的屯耕戍边的军户有些关系，听我族里老人讲，我们的明朝洪武年间从两湖来到这镇远的。
我们县城近四分之一是我们张家，但凡有的地名，河流，大多都会冠以张家的名字。像张家溪，张家山，张家屯，这些不过是再熟悉不过的名字。
我身高近一米八，跟我那些苗族同胞哥们比起来，我们哥几个比他们整整高了一截，所以很多时候，学校听说闹事打架，不用说，又是张家这小子犯事了。
要不是因为我脑袋瓜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偶尔还作几首模仿顾城，北岛的诗，学校早不留我了。
我跟我老爸，兄弟两个都挺像，但有一点，我又和他们不同。我满脸长了长长的胡子，还不到十六岁就不得不准备了刮胡刀。而我哥几个，加上老爸，堂叔他们几个，都没长。
小时候，其他家老人总说我不是我老爸的孩子，我老爸因为老实，又加上年轻时顶着地主后人的帽子，一直没敢还口。我长大后，见我越长越长得威猛，谁也不再敢说威猛家坏话了。我也没跟他们打过，吵过，或许是因为我这身胡须和上学的成绩吧。
挖出《易经心注》的那个冬天，我考上了县城里的师专，说是师专，用现在这个年头来讲，那就是一所中专。只要在那读上三年，跟高中几乎一样，毕业后，就可以上小学，初中教书。
我老爸很高兴，我一时兴起也报了个语文师范的专业。说是语文师范，不过也是学学画画，怎么跟学生讲课，怎么学生闹事了揍他们，怎么让他们受到体罚后还不敢回家跟家长讲，这是我上师专的时候老师最常讲的。
我们那苗族侗族占了全县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时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即使一个汉语不懂的孩子，我们也要让他上学。我们这流水线的生产，为的就是毕业后给全县的父老乡亲，给他们的娃娃启蒙开课。
我在想，我这都快成诗人的人物。去教那些连汉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不是浪费我这人才吗。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摇醒了睡在下铺的刘冬瓜，约他出去好好聊聊。
刘东是我们这所师专年龄最大的，原因是他在来师专之前，还在西藏当过三年兵。听他说在唐古拉山口站岗时的场景，整个全年级的男男女女都围了半个操场，看着他那一身的肥膘，我们一边称奇，一边感叹着这胖子怎么能去当兵的。
那个年代，当兵是无上光荣的，也还要讲究根正苗红。虽然我们哥三个海拔都占优势，但就因为这政治问题，一直是看着别人去当兵，我们苦哈哈的看着。我弟弟也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当兵，于是转而去了广东，一去近十年杳无音讯。当然，这是后话了。
还好，读书不受政治歧视，谁学习成绩牛谁上。村子里其他家看着我上了师专，背地都说地主家的就是地主家的，爷爷厉害，这娃娃也厉害。
我根本没把他们这话当做好话，因为我父亲一直说，谁在背后说我们家是地主，就跟谁急，虽然我从来没见到我父亲当着人多的面急的时候。
刘东因为一身肥膘，我们都叫他刘冬瓜，由因为在他眼里，个高和满脸胡须的我最像关公，他便跟我关系很铁，说我是关公转世。我也很义气的交了他这个兄弟。
说到义气，我也是为了兄弟两肋插刀的铮铮汉子。刘东来上师专是托舅舅刘一手的关系，刘一手是县武装部部长，年轻时是正儿八经的红卫兵，后来转业到了县城武装部。
刘一手的目的就是让他这侄子进师专念点书，顺带带个媳妇回家，毕业后给安排在县城某个单位，随随便便整个人民公仆当当。
可那毕竟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时代。
从磁带里听到了了邓丽君的歌，在县城里看到了电视机，还看到了春晚，接着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唱起来的时候。整个全民上下都暗流涌动，振奋起来了。
我总在半夜的时候，跑到县城的河边吼几嗓子：这是我们的时代。
能干什么呢！总不能老老实实上学，毕业去当孩子王吧。看我家的关系也不铁，毕业顶多也就弄个边远的农村小学去教书，想到这里，我心情就极度沮丧。
我想好了，甭管干什么都行，反正，这书是不能念下去了。
冬瓜也常和我有一样的苦恼，他根本就不是念书那块料，在学校他如坐针毡。连追我们班的班花，那情诗都是我帮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