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老牟说这句话时，已经喝了几盅白酒。在丁木山庄乌泱乌泱退休老人的群体中，老牟算是一个体面的人，五官端正，面目红润，颇有气质，他退休于重庆歌剧院，是乐队的长号手。
这个夏天，应朋友的邀请，来到丁木山庄避暑。让我有点吃惊，这个贵州桐梓县楚米镇山坳里的避暑小区，简直就是一个老人国，这里的居住者，平均年龄应该在70岁左右，绝大多数，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而像我这种60年代出生的人，在这些老人群体中，貌相尚显得年轻，在他们的眼中应该算是小弟弟了。
在一个蝉鸣鸟叫的午后，山风习习，我漫步在一片茂密的松树林里，偶遇老牟，他手持一把长号，正和一个吹萨克斯的同龄人，合奏着南斯拉夫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在他们停下来抽烟的时候，我主动上前跟他搭讪，攀谈了几句，知道他是重庆歌舞团的老人。
重庆歌舞团就是重庆歌剧院的前身，地处嘉陵江畔的观音桥。我问他认识一个叫黄熙的人吗？他说非常熟，大家都在同一个乐队，这让我有点激动，因为这人是我少年时代学小提琴的老师，让我想起了40多年前，在歌舞团职工宿舍昏暗的楼道里，跟老师学琴的情形。也因为这层关系，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晚上一块在小区的餐馆吃饭，饭桌上都是老牟在丁木山庄老年管乐队的朋友，这些70岁上下的老人，几乎都有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他们互相聊天时，也常常提起当知青时，那些偷鸡摸狗有趣的事。
“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在酒桌上，这句话，老牟已经重复的说了几次。他脸上的表情，有种过来人的沧桑，我感觉老牟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居住的这个山庄，离贵州茅台镇很近，店家售卖的酒，都是茅台镇生产的53度正宗酱香高粱酒，喝起来很爽口，不辣喉咙。几杯酒下肚，在座的老人们，都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各自稀里哗啦地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
老牟把我拽到一旁，开始碎碎叨叨的讲起他的故事，我作为一个职业撰稿人，也很想听听他的故事。
老牟说，他的父母都是重庆川剧团的职工，在民国时代学的艺，母亲唱旦角，父亲吹唢呐也是锣鼓师，他从小就跟父亲学吹唢呐，也吹笛子，弹琵琶，还能唱几折完整的川剧，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了。那个时代的男孩子，都很调皮，也很野，逃学，抽烟，喝酒，打群架是常态，学校也不正常上课，上课也就是背背领袖语录，写写批判文章。文艺单位工作的家长，常常把他们的孩子锁在家里，逼他们学点才艺。老牟说，在他十五六岁时，由于贪玩，还常被他爸用竹篾片打屁股，这种体罚被戏称为笋子炒肉。在那个苦闷的时代，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技之长，特别是学会一门乐器，那时的文艺团体是很吃香的职业。
17岁时，老牟终于逃脱了父亲的严厉管教，欢天喜地的去街道办事处报了名，到重庆下辖的綦江县当了知青。他被安排到一户农家寄宿，这是一栋干打垒石砌瓦房，一共三间屋，中间是堂屋，左右两个小屋算是睡觉的地方，一张床，一张方桌，几个木凳，一只木箱，就是这户农家的全部家具了。灶房和茅坑，都在户外的土墙茅草房里，旁边还有个猪圈，房后的土坡上是一块自留地，挖有一口水井，地里种的是自家吃的蔬菜，莴笋，莲白，藤藤菜，茄子，辣椒，南瓜，豇豆。
这栋房子独门独户，就在山坳里，掩映在一大片竹林里。房屋的男主人姓丁，老牟管他叫丁大哥，二十七八岁，是公社民兵连长，老牟因为会吹拉弹唱，一到知青点，就被公社吸纳为宣传队队员。把这个城里来的小屁孩儿，带到自己家里去住，也是丁大哥的主意。他去生产队扛回一扇门板，在自家堆粮食的那间小屋，用两根长条凳，为老牟架了一张床，再铺上厚厚的稻草，他像一个厚道的哥哥，对这个城里来的眉目俊秀的大男孩，表现出几分怜爱。
生产队有两头耕牛，还有十几只羊，喂牛和放羊是个轻松活，在丁大哥的提议下，队长把这活指派给了老牟。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老牟讲到这里时，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酒桌上，老牟的朋友都散去了，就我们俩人继续喝着酒，老板给我们加了一盘油酥花生米。老牟嚼着花生米，抿着酒，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夕阳西下，赶着羊群，或者骑在牛背上，吹着笛子名曲《小放牛》、《扬鞭催马运粮忙》，老牟说这是他知青生活的高光时刻。生产队的人都挺照顾他，也喜欢听他吹笛子。他还学会了用铁丝钓黄鳝，用手电筒抓青蛙田鸡的绝活，甚至还敢去逮乌梢蛇。他抓蛇的时候胆子特别大，徒手去抓蛇脖子，还扬言说，大不了它咬我一口，我就能把它吃掉。
丁大哥的女人，用自家制的豆瓣酱、菜油，干煸鳝鱼或者红烧田鸡，老母鸡炖蛇肉，那更是超级美味儿了。自留地里也有吃不完的蔬菜，老牟每顿能吃两大碗带着锅巴香的土豆糙米焖锅饭，个子一下就窜了上去，身体也变得魁梧起来。家里每个月给他寄来5元的生活费，赶场的时候，他就花几毛钱，去镇上买一份烧白扣肉吃，算是解馋，顺便也给丁大哥捎瓶苞谷酒回去。丁大哥家养的猪，春节前杀掉后，用粗盐腌好，挂在灶台的房梁上，任它烟熏火燎变成腊肉，他常常在土豆焖饭里加上几片腊肉，拌上发酵后的剁椒酱，那美味真是不摆了。就这样，很快他度过了第一年的知青生活，除了有点寂寞，有丁大哥两口子的照顾，老牟在生活上真没吃过什么苦。他烦闷的时候，就爬上房后的山梁去吹笛子，直到把月亮吹出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望着窗外的明月想心事……
丁大哥成家五六年了，还没孩子，老牟听生产队的会计说，有一年公社修水库炸石头，蹦出来的小石块，击伤了丁大哥的下体，落下了不育症。
在夏天的一个黄昏，老牟在水井旁光着身子洗澡，丁嫂把他脱下的衣裳抱去洗了。丁大哥卷好叶子烟，坐在他身边一块大石头上，吧嗒吧嗒地抽烟。晚饭时，丁嫂给他做了一碗香喷喷的蒜苗嫩胡豆炒腊肉，还点了一盆豆花。他喝了一碗苞谷酒，神情有点兴奋，也有点醉意。山坡上的夕阳，红得有点儿耀眼。他直勾勾地盯着眼前这个已发育成熟的男孩，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对老牟说，洗完澡，你去我屋里睡，今晚我睡你的板板床。老牟愣了一会儿，想起老会计给他说的那些话，才隐隐约约搞懂是什么意思，他顿时羞红了脸，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的表示拒绝。丁大哥生气了，他暴躁地从灶房拿出根劈成两半的松木棒，抓住老牟的胳膊，挥动起腱子肉凸起的手臂，用柴火棒抽打老牟的屁股，松木棒上布满木刺，每打一下，这些木刺就扎在老牟细皮嫩肉的屁股上，隆起两指宽的肿痕，疼得他嗷嗷叫，双脚乱跳。就这样，老牟被赤身裸体的逮进了丁大哥的房间。丁大哥的女人，似乎早就知晓了这种安排，她把丁大哥推出门外后，坐在床沿上，让老牟趴在她腿上，细心的用指尖，捏出一根一根扎在老牟屁股上的木刺，这一夜，老牟跟丁大哥的女人同床而眠，这个女人把他搂得紧紧的，就像搂着一只小动物，山坳里的明月，格外耀眼。
故事讲到这里，老牟的讲述戛然而止。他有点摇晃地站起身，喃喃地吐出几个字：“回去睡觉，困了。”走出几步后，他回头又对我补充了一句：“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
这之后的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在小区碰见老牟。有一个清晨，我去了第一次遇见老牟的那片松树林，看见吹萨克斯的那位老人在打太极拳，上次我们在酒桌上喝酒时，已经认识了他，我叫他许哥。许哥是重庆税务局的干部，已经退休10年，他跟老牟都是綦江的知青，并且分配在一个公社，也都是宣传队的，许哥当年擅长拉手风琴。我们就坐在松树林里聊起了天。
70岁左右的老人，都有个特点，特别渴望倾诉，尤其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也许他们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人生剩下的时光不多了，就像回忆录一样，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事，讲给别人听。
许哥出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经是重庆日报的主笔，母亲在中学教书。他的曾祖父是重庆桐君阁的创始人，重庆渝中区下半城有一栋很气派的白色洋楼，就是他家的祖屋。
说起桐君阁，这可是重庆著名药企，跟北京的同仁堂有一拼，在我小时候，父亲有个干女儿，是烈士遗孤，从部队转业后就在这单位上班，当时叫重庆制药八厂，我经常去那里玩儿，这个干姐姐，后来也成了厂里的工会主席。
“我的曾祖父在发家前，曾经在药房当过学徒”。许哥慢悠悠的讲着他的故事。
清末年间，光绪帝颁旨禁鸦片，许哥的曾祖父生产戒烟丸，发了财。1908年，他投资一万两银子，办起了桐君阁熟药房，安宫牛黄丸，大活络丹，乌鸡白凤丸，阿胶等中成药制品，享誉重庆街头。那时的桐君阁店堂房柱上，悬挂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
重庆解放后，传到许哥爷爷手上的这份产业，因为公私合营，等于是无偿的送给政府了。许哥的父亲，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50年代就进入了新政府创办的报业，成为重庆日报的骨干记者。1968年被打入了牛棚。
1971年，许哥去綦江当了知青，1975年被公社推荐去重庆财贸校读书，1978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商业局上班。80年代改革开放后，去了重庆税务局，在体制内的单位待了30年，混到正科级，2014年退休，现在，每个月能领到七八千的退休工资，再加上每年两三万的康养费，年收入也有十多万了。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平平淡淡，但晚年生活很幸福，每天除了吹吹萨克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麻将桌上度过。
许哥这人，快人快语，说话干净利索，不兜圈子，几句话，就把他人生的简历说清楚了。
我忍不住向他打探老牟的一些事情，想听一些他们在綦江当知青时的故事。
许哥说，老牟跟丁家大嫂的事儿，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老牟在綦江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下乡才一年多，重庆歌舞团学员队招人时，作为文艺单位子弟，他就返城了，据说是丁大哥帮了很大的忙，还给公社书记和县知青办的干部送了礼。
千禧年的时候，许哥和几个当年在綦江县插过队的重庆知青，结伴返乡，他们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老牟意外地在县城的集市上，碰到了当年生产队的会计，这个蔫老头悄悄告诉老牟，在他返城后不久，丁大哥家就生下了一个胖胖的男孩。生产队人人皆知，这个男孩儿是向城里来的知青借种生下来的。
听了会计的话，老牟目瞪口呆，更离奇的是，当晚，就在县城他们住宿的县委招待所，这个蔫蔫儿的老会计，拽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来见老牟，这青年人的模样，简直就是老牟的克隆。这青年人仿佛知道他跟老牟的关系，他亲热腼腆的望着这个城里来的中年人，老会计去外面的小摊，切回一包猪头肉，还拎了一瓶苞谷酒，这爷仨就关在房间里喝酒唠嗑，喝到半夜，三人就挤在一张大床上，打着呼噜睡着了。
许哥沉思了一会儿，继续讲述。那次他们回去，老会计是背着丁大哥，带那青年人来见的老牟。就在他们打算回重庆的时候，丁大哥出现了，开着一辆装有苞谷杆的农用车，他带着这几个当年的知青去了一家餐馆。50出头的丁大哥，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皱纹纵横，胡子拉碴，满脸的沧桑感。跟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说是他的孙子。丁大哥拍着老牟微微发福的肚皮，很亲昵地说，你都有啤酒肚了，当年瘦得像个猴儿，挑担粪都要掉进田里去。然后他又把那小男孩拽到老牟跟前说叫爷爷，很耐心的跟男孩解释说，我是大爷爷，他是小爷爷。
那次跟丁大哥的见面，非常自然和亲切，炒菜上桌的时候，丁大哥的儿子，急匆匆从外面赶来，提着一加仑桶的苞谷酒，他给每人倒了一碗酒。丁大哥说，他带儿子在重庆主城区的建筑工地上班，每人每月能开2000块钱的工资，很明显，他对这份收入特别满意。在2000年的中国，对于基层民众来说，这份收入也算高工资了，大多数国企职工也才 1000多元的工资。
丁大哥的儿子，大名叫丁磊，就坐在老牟身边，不断的往老牟碗里夹菜，表现得殷勤倍至。他的身体健硕，留着港台片里那种小分头，穿着也跟城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那天的菜品特别丰富，看得出丁大哥是用心点的菜，整鸡整鱼，鳝鱼，青蛙，腊肉，香肠，豆花。隐隐约约能够感到，他对老牟有点儿愧疚和感激的复杂心态。
吃到最后，大家都有点醉了，丁大哥的儿子，很亲昵地搂着老穆的脖子，对他耳语道，我知道你是我爸，但我不能叫你爸爸。在座的知青看到这种情形，差点流下眼泪，丁大哥则低着头，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
我的一个发小朋友，刚刑满释放，是一个死缓囚犯，在监狱里被关了25年。他曾经是派出所的一个户籍小片警，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喝酒时跟人发生口角，他敲碎了啤酒瓶捅了对方的脖子，导致那人颈动脉血管破裂致死。他入狱后，妻子跟他离了婚，并带走了孩子。他出狱的时候一无所有，他的哥哥多年前，在丁木山庄给他父母购置了一套两居室的避暑房，父母去世后，这套房子就一直空置着。我的朋友觉得生活在重庆市区内，愧对过去的熟人故友，于是索性搬到这贵州山里来居住。
这个夏天，应朋友的邀请，来到丁木山庄避暑。让我有点吃惊，这个贵州桐梓县楚米镇山坳里的避暑小区，简直就是一个老人国，这里的居住者，平均年龄应该在70岁左右，绝大多数，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而像我这种60年代出生的人，在这些老人群体中，貌相尚显得年轻，在他们的眼中应该算是小弟弟了。
在一个蝉鸣鸟叫的午后，山风习习，我漫步在一片茂密的松树林里，偶遇老牟，他手持一把长号，正和一个吹萨克斯的同龄人，合奏着南斯拉夫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在他们停下来抽烟的时候，我主动上前跟他搭讪，攀谈了几句，知道他是重庆歌舞团的老人。
重庆歌舞团就是重庆歌剧院的前身，地处嘉陵江畔的观音桥。我问他认识一个叫黄熙的人吗？他说非常熟，大家都在同一个乐队，这让我有点激动，因为这人是我少年时代学小提琴的老师，让我想起了40多年前，在歌舞团职工宿舍昏暗的楼道里，跟老师学琴的情形。也因为这层关系，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晚上一块在小区的餐馆吃饭，饭桌上都是老牟在丁木山庄老年管乐队的朋友，这些70岁上下的老人，几乎都有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他们互相聊天时，也常常提起当知青时，那些偷鸡摸狗有趣的事。
“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在酒桌上，这句话，老牟已经重复的说了几次。他脸上的表情，有种过来人的沧桑，我感觉老牟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居住的这个山庄，离贵州茅台镇很近，店家售卖的酒，都是茅台镇生产的53度正宗酱香高粱酒，喝起来很爽口，不辣喉咙。几杯酒下肚，在座的老人们，都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各自稀里哗啦地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
老牟把我拽到一旁，开始碎碎叨叨的讲起他的故事，我作为一个职业撰稿人，也很想听听他的故事。
老牟说，他的父母都是重庆川剧团的职工，在民国时代学的艺，母亲唱旦角，父亲吹唢呐也是锣鼓师，他从小就跟父亲学吹唢呐，也吹笛子，弹琵琶，还能唱几折完整的川剧，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了。那个时代的男孩子，都很调皮，也很野，逃学，抽烟，喝酒，打群架是常态，学校也不正常上课，上课也就是背背领袖语录，写写批判文章。文艺单位工作的家长，常常把他们的孩子锁在家里，逼他们学点才艺。老牟说，在他十五六岁时，由于贪玩，还常被他爸用竹篾片打屁股，这种体罚被戏称为笋子炒肉。在那个苦闷的时代，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技之长，特别是学会一门乐器，那时的文艺团体是很吃香的职业。
17岁时，老牟终于逃脱了父亲的严厉管教，欢天喜地的去街道办事处报了名，到重庆下辖的綦江县当了知青。他被安排到一户农家寄宿，这是一栋干打垒石砌瓦房，一共三间屋，中间是堂屋，左右两个小屋算是睡觉的地方，一张床，一张方桌，几个木凳，一只木箱，就是这户农家的全部家具了。灶房和茅坑，都在户外的土墙茅草房里，旁边还有个猪圈，房后的土坡上是一块自留地，挖有一口水井，地里种的是自家吃的蔬菜，莴笋，莲白，藤藤菜，茄子，辣椒，南瓜，豇豆。
这栋房子独门独户，就在山坳里，掩映在一大片竹林里。房屋的男主人姓丁，老牟管他叫丁大哥，二十七八岁，是公社民兵连长，老牟因为会吹拉弹唱，一到知青点，就被公社吸纳为宣传队队员。把这个城里来的小屁孩儿，带到自己家里去住，也是丁大哥的主意。他去生产队扛回一扇门板，在自家堆粮食的那间小屋，用两根长条凳，为老牟架了一张床，再铺上厚厚的稻草，他像一个厚道的哥哥，对这个城里来的眉目俊秀的大男孩，表现出几分怜爱。
生产队有两头耕牛，还有十几只羊，喂牛和放羊是个轻松活，在丁大哥的提议下，队长把这活指派给了老牟。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老牟讲到这里时，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酒桌上，老牟的朋友都散去了，就我们俩人继续喝着酒，老板给我们加了一盘油酥花生米。老牟嚼着花生米，抿着酒，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夕阳西下，赶着羊群，或者骑在牛背上，吹着笛子名曲《小放牛》、《扬鞭催马运粮忙》，老牟说这是他知青生活的高光时刻。生产队的人都挺照顾他，也喜欢听他吹笛子。他还学会了用铁丝钓黄鳝，用手电筒抓青蛙田鸡的绝活，甚至还敢去逮乌梢蛇。他抓蛇的时候胆子特别大，徒手去抓蛇脖子，还扬言说，大不了它咬我一口，我就能把它吃掉。
丁大哥的女人，用自家制的豆瓣酱、菜油，干煸鳝鱼或者红烧田鸡，老母鸡炖蛇肉，那更是超级美味儿了。自留地里也有吃不完的蔬菜，老牟每顿能吃两大碗带着锅巴香的土豆糙米焖锅饭，个子一下就窜了上去，身体也变得魁梧起来。家里每个月给他寄来5元的生活费，赶场的时候，他就花几毛钱，去镇上买一份烧白扣肉吃，算是解馋，顺便也给丁大哥捎瓶苞谷酒回去。丁大哥家养的猪，春节前杀掉后，用粗盐腌好，挂在灶台的房梁上，任它烟熏火燎变成腊肉，他常常在土豆焖饭里加上几片腊肉，拌上发酵后的剁椒酱，那美味真是不摆了。就这样，很快他度过了第一年的知青生活，除了有点寂寞，有丁大哥两口子的照顾，老牟在生活上真没吃过什么苦。他烦闷的时候，就爬上房后的山梁去吹笛子，直到把月亮吹出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望着窗外的明月想心事……
丁大哥成家五六年了，还没孩子，老牟听生产队的会计说，有一年公社修水库炸石头，蹦出来的小石块，击伤了丁大哥的下体，落下了不育症。
在夏天的一个黄昏，老牟在水井旁光着身子洗澡，丁嫂把他脱下的衣裳抱去洗了。丁大哥卷好叶子烟，坐在他身边一块大石头上，吧嗒吧嗒地抽烟。晚饭时，丁嫂给他做了一碗香喷喷的蒜苗嫩胡豆炒腊肉，还点了一盆豆花。他喝了一碗苞谷酒，神情有点兴奋，也有点醉意。山坡上的夕阳，红得有点儿耀眼。他直勾勾地盯着眼前这个已发育成熟的男孩，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对老牟说，洗完澡，你去我屋里睡，今晚我睡你的板板床。老牟愣了一会儿，想起老会计给他说的那些话，才隐隐约约搞懂是什么意思，他顿时羞红了脸，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的表示拒绝。丁大哥生气了，他暴躁地从灶房拿出根劈成两半的松木棒，抓住老牟的胳膊，挥动起腱子肉凸起的手臂，用柴火棒抽打老牟的屁股，松木棒上布满木刺，每打一下，这些木刺就扎在老牟细皮嫩肉的屁股上，隆起两指宽的肿痕，疼得他嗷嗷叫，双脚乱跳。就这样，老牟被赤身裸体的逮进了丁大哥的房间。丁大哥的女人，似乎早就知晓了这种安排，她把丁大哥推出门外后，坐在床沿上，让老牟趴在她腿上，细心的用指尖，捏出一根一根扎在老牟屁股上的木刺，这一夜，老牟跟丁大哥的女人同床而眠，这个女人把他搂得紧紧的，就像搂着一只小动物，山坳里的明月，格外耀眼。
故事讲到这里，老牟的讲述戛然而止。他有点摇晃地站起身，喃喃地吐出几个字：“回去睡觉，困了。”走出几步后，他回头又对我补充了一句：“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来到这个世界的。”
这之后的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在小区碰见老牟。有一个清晨，我去了第一次遇见老牟的那片松树林，看见吹萨克斯的那位老人在打太极拳，上次我们在酒桌上喝酒时，已经认识了他，我叫他许哥。许哥是重庆税务局的干部，已经退休10年，他跟老牟都是綦江的知青，并且分配在一个公社，也都是宣传队的，许哥当年擅长拉手风琴。我们就坐在松树林里聊起了天。
70岁左右的老人，都有个特点，特别渴望倾诉，尤其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也许他们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人生剩下的时光不多了，就像回忆录一样，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事，讲给别人听。
许哥出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经是重庆日报的主笔，母亲在中学教书。他的曾祖父是重庆桐君阁的创始人，重庆渝中区下半城有一栋很气派的白色洋楼，就是他家的祖屋。
说起桐君阁，这可是重庆著名药企，跟北京的同仁堂有一拼，在我小时候，父亲有个干女儿，是烈士遗孤，从部队转业后就在这单位上班，当时叫重庆制药八厂，我经常去那里玩儿，这个干姐姐，后来也成了厂里的工会主席。
“我的曾祖父在发家前，曾经在药房当过学徒”。许哥慢悠悠的讲着他的故事。
清末年间，光绪帝颁旨禁鸦片，许哥的曾祖父生产戒烟丸，发了财。1908年，他投资一万两银子，办起了桐君阁熟药房，安宫牛黄丸，大活络丹，乌鸡白凤丸，阿胶等中成药制品，享誉重庆街头。那时的桐君阁店堂房柱上，悬挂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
重庆解放后，传到许哥爷爷手上的这份产业，因为公私合营，等于是无偿的送给政府了。许哥的父亲，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50年代就进入了新政府创办的报业，成为重庆日报的骨干记者。1968年被打入了牛棚。
1971年，许哥去綦江当了知青，1975年被公社推荐去重庆财贸校读书，1978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商业局上班。80年代改革开放后，去了重庆税务局，在体制内的单位待了30年，混到正科级，2014年退休，现在，每个月能领到七八千的退休工资，再加上每年两三万的康养费，年收入也有十多万了。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平平淡淡，但晚年生活很幸福，每天除了吹吹萨克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麻将桌上度过。
许哥这人，快人快语，说话干净利索，不兜圈子，几句话，就把他人生的简历说清楚了。
我忍不住向他打探老牟的一些事情，想听一些他们在綦江当知青时的故事。
许哥说，老牟跟丁家大嫂的事儿，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老牟在綦江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下乡才一年多，重庆歌舞团学员队招人时，作为文艺单位子弟，他就返城了，据说是丁大哥帮了很大的忙，还给公社书记和县知青办的干部送了礼。
千禧年的时候，许哥和几个当年在綦江县插过队的重庆知青，结伴返乡，他们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老牟意外地在县城的集市上，碰到了当年生产队的会计，这个蔫老头悄悄告诉老牟，在他返城后不久，丁大哥家就生下了一个胖胖的男孩。生产队人人皆知，这个男孩儿是向城里来的知青借种生下来的。
听了会计的话，老牟目瞪口呆，更离奇的是，当晚，就在县城他们住宿的县委招待所，这个蔫蔫儿的老会计，拽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来见老牟，这青年人的模样，简直就是老牟的克隆。这青年人仿佛知道他跟老牟的关系，他亲热腼腆的望着这个城里来的中年人，老会计去外面的小摊，切回一包猪头肉，还拎了一瓶苞谷酒，这爷仨就关在房间里喝酒唠嗑，喝到半夜，三人就挤在一张大床上，打着呼噜睡着了。
许哥沉思了一会儿，继续讲述。那次他们回去，老会计是背着丁大哥，带那青年人来见的老牟。就在他们打算回重庆的时候，丁大哥出现了，开着一辆装有苞谷杆的农用车，他带着这几个当年的知青去了一家餐馆。50出头的丁大哥，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皱纹纵横，胡子拉碴，满脸的沧桑感。跟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说是他的孙子。丁大哥拍着老牟微微发福的肚皮，很亲昵地说，你都有啤酒肚了，当年瘦得像个猴儿，挑担粪都要掉进田里去。然后他又把那小男孩拽到老牟跟前说叫爷爷，很耐心的跟男孩解释说，我是大爷爷，他是小爷爷。
那次跟丁大哥的见面，非常自然和亲切，炒菜上桌的时候，丁大哥的儿子，急匆匆从外面赶来，提着一加仑桶的苞谷酒，他给每人倒了一碗酒。丁大哥说，他带儿子在重庆主城区的建筑工地上班，每人每月能开2000块钱的工资，很明显，他对这份收入特别满意。在2000年的中国，对于基层民众来说，这份收入也算高工资了，大多数国企职工也才 1000多元的工资。
丁大哥的儿子，大名叫丁磊，就坐在老牟身边，不断的往老牟碗里夹菜，表现得殷勤倍至。他的身体健硕，留着港台片里那种小分头，穿着也跟城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那天的菜品特别丰富，看得出丁大哥是用心点的菜，整鸡整鱼，鳝鱼，青蛙，腊肉，香肠，豆花。隐隐约约能够感到，他对老牟有点儿愧疚和感激的复杂心态。
吃到最后，大家都有点醉了，丁大哥的儿子，很亲昵地搂着老穆的脖子，对他耳语道，我知道你是我爸，但我不能叫你爸爸。在座的知青看到这种情形，差点流下眼泪，丁大哥则低着头，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
我的一个发小朋友，刚刑满释放，是一个死缓囚犯，在监狱里被关了25年。他曾经是派出所的一个户籍小片警，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喝酒时跟人发生口角，他敲碎了啤酒瓶捅了对方的脖子，导致那人颈动脉血管破裂致死。他入狱后，妻子跟他离了婚，并带走了孩子。他出狱的时候一无所有，他的哥哥多年前，在丁木山庄给他父母购置了一套两居室的避暑房，父母去世后，这套房子就一直空置着。我的朋友觉得生活在重庆市区内，愧对过去的熟人故友，于是索性搬到这贵州山里来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