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鸣看他爸爸走出房间后，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他轻手轻脚走到门边儿，栓上门栓。他走到窗边放洗脸盆的架上，取下一个圆镜，他脱下白色运动短裤，扭着脖子用镜子照着屁股看，边看边嘟噜说，疼死我了，疼死我了。他把镜子递给了我，我也看了看，两个屁股蛋子上，全是一道又一道红紫色的肿痕，手摸起来一棱一棱的发硬，这种肿痕在重庆土话里被称为猪儿杠杠。
孙叔叔这次是有点手下留情，只是把我俩的屁股，打出一道一道的猪儿杠杠。如果抽下的竹条，带着“呼”“呼”“呼”刺耳的响声，那就是手臂使上了劲，挨上三五十下，屁股就会被打破皮了，像刀割一样钻心的疼，没有几个男孩能够忍受这种疼痛。
我和孙晓鸣趴在床上，觉得屁股蛋子火辣辣的疼，手摸上去觉得发烫。我俩扯下短裤露出屁股，这样会好受一点。孙晓鸣用肘子轻轻捣捣我说，每次挨打，前面十下是最疼的，打到二三十下时，屁股就有点麻木了，反而就不那么疼了。我点了点头，我觉得我也是这种感觉。
我问他，你上次说挨完打觉得挺舒服的？他伸出手揉了揉屁股，很坦白地说，真的很疼，但真的也感觉有点舒服。我也伸手揉了揉屁股，想找到他所说的那种舒服的感觉，热热烫烫的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他又接着说，挨打的时候，有人陪着就没那么难受了。我用肘子捣了他一下说，这可是我第二次陪你挨打了。他抬起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脸贴着我的脸说，哥，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比孙晓鸣只大一两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叫哥，我心里一暖，有种爱意在心中飘荡，顿时觉得屁股不那么疼了。
孙晓鸣突然溜下了床，到他哥的床前蹲下，伸手在床垫下摸来摸去的，最后摸出一个薄薄的小铁皮盒。他蹑手蹑脚的走到门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走到窗前向我招招手，我走了过去。窗外是一片清灰瓦顶，有几只灰色的鸽子飞来飞去，还有一只瘦猫在瓦顶上踱着步，整个世界都那么安安静静，只有这两个少年站立在窗前。瓦顶的对面，就是二十九中的教学楼，灰白色的楼体，破旧的木窗，因为是假期，教室里空无一人。
孙晓鸣吱、吱、吱地笑着，满脸调皮捣蛋的表情，他打开那个薄铁皮烟盒，里面有几支烟，几根火柴，还有一片从火柴盒上剪下的磷纸。他挤眉弄眼地说，这可是我哥藏的私货。我们俩把头探出窗外，各自点上一支烟。我好奇地问，你哥抽烟挨不挨打？我心里想和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男孩不一样，他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孙晓鸣说，我哥也是躲着偷偷抽烟。
他接着说，我们还在大渡口的时候，有一次我哥从乡下回来，还带了两个朋友，我妈在外地出差，没人做饭，他们就下馆子去打牙祭，还喝了酒。晚上我哥带着他朋友来家里玩，因为喝了酒很兴奋，坐着聊天的时候，每人都点着一支烟。后来我爸下班回来了，看见满屋烟雾弥漫，他皱了皱眉头，走到我哥跟前，把他嘴上叼的烟夺下，扔在地上用脚踩熄，我哥的两个朋友见状溜走了，我哥觉得很没面子，坐在一旁生闷气，挑衅似的又点上一支烟。
我哥的行为惹恼了我爸，他拎着那根罗汉竹小棍走到我哥跟前，夺下他的烟，叫我哥到床前趴下。我哥猛地站起来，耿着脖子，气呼呼地喘着粗气。我爸扬起小棍，朝我哥的屁股和大腿上猛抽，我哥倔强地站着，也不躲避，我爸也不停手，一下一下用小棍抽他，最后把我哥打哭了，也把他打屈服了，那天晚上他还是乖乖地趴在床上，光着屁股挨了一顿打。
挨完打后，我哥问我爸，我都20岁了，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不再打我屁股？我爸淡淡地说，等你什么时候结婚离开这个家后，我就不再打你了。我看见我哥一脸绝望的表情。
我们正一边抽烟一边聊着天，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俩齐刷刷条件反射似的，把烟头扔向窗外的瓦顶。咚，咚，咚咚——，孙晓鸣笑了，他说这是我哥，两短一长，标准的摩斯电码。我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如果是孙叔叔，他进来闻见了烟味，我们可又要挨一次打。无论孙晓鸣怎么描绘挨完打以后的舒服，但竹条抽在屁股上，那可是真的疼，尤其是那根布满竹节的罗汉竹。
几天后，我和孙晓鸣的友谊，经历了一次考验。成都的冬天很冷，我们班的辅导员每天都要巡夜，新生入校的时候，我们班有十几个十六七岁的应届毕业生。那个时候中小学10年一贯制，高中毕业生岁数都不大。我们班当然也有其它老知青老三届大龄学生。学校要求辅导员把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应届高中生监管好，夜里不能外出，也不能抽烟喝酒。有一天我看见巡夜的辅导员冻得哆哆嗦嗦的，我就对他说，开学后我给他带一件军大衣来。那个时代，军衣，军帽，军大衣，就像如今的名牌时装一样，是最时髦的东西。
我爸有个战友，是重庆警备区司令员，他家有5个孩子，排行老四的叫王晓，跟我同龄，还有个妹妹叫王倩，比我们小一岁。小时候，我跟这兄妹俩经常一块玩。有一天，我跟孙晓鸣说，我要去警备区替辅导员要件军大衣，我叫他跟我一块去，他说跟人家不熟他就没去。
到了警备区司令员家后，我就被扣下了。王晓因为没有考上大学，正在家复习功课，准备继续参加高考。他的妈妈董阿姨，明确指示我，要我陪王晓复习功课。她说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好喝的东西。王倩考上了部队文工团，很快就要去报到。董阿姨暗示我，我和王茜是青梅竹马，应该继续交往下去。因为小时候，我跟王倩一块儿在重庆歌舞团学过小提琴，那会儿也经常在一起练琴。
就这样，我在董阿姨家住了三天，我突然想起了孙晓鸣，抱着董阿姨早就给我准备好的军大衣，不辞而别。不是我没有礼貌，董阿姨跟我妈关系特别好，他一直跟我妈开玩笑说，要让我成为她家的女婿，这种大人的意志，让我觉得害怕。
当我找到孙晓鸣的时候，他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很冷淡。我拉着他去临江门江边玩儿，他就沿着江岸闷头自个往前走，对我不理不睬。他走到江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我沉默地站在他身后。他突然开口说，我去警备区大院找过你两次，一次看见你和一个男孩在打篮球，第二天我又去找你，看见你和一个女孩在树下拉小提琴。你完全把我忘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应该默默离开你。他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
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来，紧紧搂着他的肩膀。江对岸的山峦，硕大的残阳缓缓下坠，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空，江中有一只木船顺流而下。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个下午，草包刘司令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支烟，孙晓鸣被手中的烟卷，呛得又咳嗽又流眼泪……
孙叔叔这次是有点手下留情，只是把我俩的屁股，打出一道一道的猪儿杠杠。如果抽下的竹条，带着“呼”“呼”“呼”刺耳的响声，那就是手臂使上了劲，挨上三五十下，屁股就会被打破皮了，像刀割一样钻心的疼，没有几个男孩能够忍受这种疼痛。
我和孙晓鸣趴在床上，觉得屁股蛋子火辣辣的疼，手摸上去觉得发烫。我俩扯下短裤露出屁股，这样会好受一点。孙晓鸣用肘子轻轻捣捣我说，每次挨打，前面十下是最疼的，打到二三十下时，屁股就有点麻木了，反而就不那么疼了。我点了点头，我觉得我也是这种感觉。
我问他，你上次说挨完打觉得挺舒服的？他伸出手揉了揉屁股，很坦白地说，真的很疼，但真的也感觉有点舒服。我也伸手揉了揉屁股，想找到他所说的那种舒服的感觉，热热烫烫的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他又接着说，挨打的时候，有人陪着就没那么难受了。我用肘子捣了他一下说，这可是我第二次陪你挨打了。他抬起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脸贴着我的脸说，哥，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比孙晓鸣只大一两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叫哥，我心里一暖，有种爱意在心中飘荡，顿时觉得屁股不那么疼了。
孙晓鸣突然溜下了床，到他哥的床前蹲下，伸手在床垫下摸来摸去的，最后摸出一个薄薄的小铁皮盒。他蹑手蹑脚的走到门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走到窗前向我招招手，我走了过去。窗外是一片清灰瓦顶，有几只灰色的鸽子飞来飞去，还有一只瘦猫在瓦顶上踱着步，整个世界都那么安安静静，只有这两个少年站立在窗前。瓦顶的对面，就是二十九中的教学楼，灰白色的楼体，破旧的木窗，因为是假期，教室里空无一人。
孙晓鸣吱、吱、吱地笑着，满脸调皮捣蛋的表情，他打开那个薄铁皮烟盒，里面有几支烟，几根火柴，还有一片从火柴盒上剪下的磷纸。他挤眉弄眼地说，这可是我哥藏的私货。我们俩把头探出窗外，各自点上一支烟。我好奇地问，你哥抽烟挨不挨打？我心里想和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男孩不一样，他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孙晓鸣说，我哥也是躲着偷偷抽烟。
他接着说，我们还在大渡口的时候，有一次我哥从乡下回来，还带了两个朋友，我妈在外地出差，没人做饭，他们就下馆子去打牙祭，还喝了酒。晚上我哥带着他朋友来家里玩，因为喝了酒很兴奋，坐着聊天的时候，每人都点着一支烟。后来我爸下班回来了，看见满屋烟雾弥漫，他皱了皱眉头，走到我哥跟前，把他嘴上叼的烟夺下，扔在地上用脚踩熄，我哥的两个朋友见状溜走了，我哥觉得很没面子，坐在一旁生闷气，挑衅似的又点上一支烟。
我哥的行为惹恼了我爸，他拎着那根罗汉竹小棍走到我哥跟前，夺下他的烟，叫我哥到床前趴下。我哥猛地站起来，耿着脖子，气呼呼地喘着粗气。我爸扬起小棍，朝我哥的屁股和大腿上猛抽，我哥倔强地站着，也不躲避，我爸也不停手，一下一下用小棍抽他，最后把我哥打哭了，也把他打屈服了，那天晚上他还是乖乖地趴在床上，光着屁股挨了一顿打。
挨完打后，我哥问我爸，我都20岁了，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不再打我屁股？我爸淡淡地说，等你什么时候结婚离开这个家后，我就不再打你了。我看见我哥一脸绝望的表情。
我们正一边抽烟一边聊着天，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俩齐刷刷条件反射似的，把烟头扔向窗外的瓦顶。咚，咚，咚咚——，孙晓鸣笑了，他说这是我哥，两短一长，标准的摩斯电码。我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如果是孙叔叔，他进来闻见了烟味，我们可又要挨一次打。无论孙晓鸣怎么描绘挨完打以后的舒服，但竹条抽在屁股上，那可是真的疼，尤其是那根布满竹节的罗汉竹。
几天后，我和孙晓鸣的友谊，经历了一次考验。成都的冬天很冷，我们班的辅导员每天都要巡夜，新生入校的时候，我们班有十几个十六七岁的应届毕业生。那个时候中小学10年一贯制，高中毕业生岁数都不大。我们班当然也有其它老知青老三届大龄学生。学校要求辅导员把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应届高中生监管好，夜里不能外出，也不能抽烟喝酒。有一天我看见巡夜的辅导员冻得哆哆嗦嗦的，我就对他说，开学后我给他带一件军大衣来。那个时代，军衣，军帽，军大衣，就像如今的名牌时装一样，是最时髦的东西。
我爸有个战友，是重庆警备区司令员，他家有5个孩子，排行老四的叫王晓，跟我同龄，还有个妹妹叫王倩，比我们小一岁。小时候，我跟这兄妹俩经常一块玩。有一天，我跟孙晓鸣说，我要去警备区替辅导员要件军大衣，我叫他跟我一块去，他说跟人家不熟他就没去。
到了警备区司令员家后，我就被扣下了。王晓因为没有考上大学，正在家复习功课，准备继续参加高考。他的妈妈董阿姨，明确指示我，要我陪王晓复习功课。她说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好喝的东西。王倩考上了部队文工团，很快就要去报到。董阿姨暗示我，我和王茜是青梅竹马，应该继续交往下去。因为小时候，我跟王倩一块儿在重庆歌舞团学过小提琴，那会儿也经常在一起练琴。
就这样，我在董阿姨家住了三天，我突然想起了孙晓鸣，抱着董阿姨早就给我准备好的军大衣，不辞而别。不是我没有礼貌，董阿姨跟我妈关系特别好，他一直跟我妈开玩笑说，要让我成为她家的女婿，这种大人的意志，让我觉得害怕。
当我找到孙晓鸣的时候，他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很冷淡。我拉着他去临江门江边玩儿，他就沿着江岸闷头自个往前走，对我不理不睬。他走到江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我沉默地站在他身后。他突然开口说，我去警备区大院找过你两次，一次看见你和一个男孩在打篮球，第二天我又去找你，看见你和一个女孩在树下拉小提琴。你完全把我忘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应该默默离开你。他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
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来，紧紧搂着他的肩膀。江对岸的山峦，硕大的残阳缓缓下坠，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空，江中有一只木船顺流而下。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个下午，草包刘司令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支烟，孙晓鸣被手中的烟卷，呛得又咳嗽又流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