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柳溪跟习正言打了一个电话，一接电话习正言就知道她情绪不好。汤柳溪说：“你明天来不来江滩？我都想死了。你信不信明天我跳江淹死算了？”说完汤柳溪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习正言就找他母亲要钱，说要把做五天工的那四百块钱全给他。他母亲问他要那么多钱干嘛？他说去省里同学那里。看着他母亲递给他的二百块钱，习正言一下子就来气了。不耐烦的用力抓过那钱气嘟嘟的不说话。习正言的母亲边做家务边说：“你爸做事赚点钱那么辛苦，要是我们全跟你一样。有多少钱花多少钱，那这家早完了。同样850块钱，你想的是怎么全花完了，一分都不剩，而我想的是要怎样再攒150块钱；凑一千整。”
习正言听不下去这唠叨就出去了。懒得听。他去问村里的玩伴怎么坐车去江滩？玩伴跟他说要坐两个小时的车。并说他这次去，他和汤柳溪的感情一定又会增加一点。
香港人瞧不起大陆人，北京人上海人瞧不起外省人，省会城市人瞧不起市级城市的人。习正言在问了很多人的情况下来到了江滩。一到，他就在电话亭打汤柳溪给他的手机号码。可一直都没人接，他每过半个小时去打一次。一直到天都快黑了，可都没人接。习正言不知道汤柳溪是在干什么，他想她估计是不会来了。他就在台阶上坐着，也没去想天黑了他将怎么过夜。
突然汤柳溪的身影就到了，习正言看到既是兴奋又是生气。可没等习正言生气怪她怎么这么晚才来，他都等她一天了。汤柳溪一幅不高兴的样子，说了一个字：“走。”习正言问去那？汤柳溪说去他哥那里，她住在他哥那里。习正言不想去，说我们就在这里吧。汤柳溪说了一句：“你去不去，不去。那你就一人在这里。”说完转身就走。习正言没办法，只好跟在她后面。汤柳溪带着他去坐公共汽车站台坐车，在经过一个公园时。突然很多卖玫瑰花的小女孩冲上来，拉的拉习正言的手，抱的抱他的脚说：“大哥哥，买朵花送给姐姐吧。”汤柳溪见状，大声的对习正言说：“不要买。”习正言就叫那些小女孩放手。可那些专门培训出来卖花的小女孩那里肯放，习正言就很无耐的看着汤柳溪。
汤柳溪站在不远处看见习正言看她。她就还是那幅不高兴的样子说：“不要买，买了我也不会要。”习正言就用力的挣脱那些拉扯着他的小女孩。不一会就只剩一个抱着他的脚不放的了，习正言叫她放手；说他不会买的。那小女孩一下跪在地上，死死的抱着习正言的一只脚不放。头也不抬的在那自语：“买个花给姐姐吧，买个花给姐姐吧。”习正言又挣脱了俩下，可她还是死死的抱着。习正言无耐之下拿出15块钱买了一朵。他知道汤柳溪一定很不高兴。
正当他不知道该不该把花给汤柳溪时，汤柳溪把手伸到他面前说：“给我。”习正言心里还一高兴，却只见汤柳溪接过花之后；狠狠的把花摔在马路上。随之而过的一辆汽车。把它压得连渣都不剩。只有路面上的一个湿印迹。
汤柳溪接着往公交站台走。习正言正想解释，他买是因为自己穿的是七分裤。不带皮带的那种，他还不买。那个小女孩都要把他的裤子给扯下来了，他才买的。
可汤柳溪一直快速的往前走着，让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走了一阵习正言也不想解释了，换成的是一肚子的憋屈。他越想越不爽，很想就直接回头走掉算了，不跟着她后面走。想着想着就站着没动了。汤柳溪回头见他没动就说了一句：“你走不走啦！”习正言就又向她走去。
到她哥住的地方，是租的一个负一层。两室一厅的房子，周围一看就知道都是些经济不景气的人住在这里。她哥和她嫂子的反应很平淡，不是很欢迎也不是很冷淡。吃过晚饭后，汤柳溪也没跟习正言说什么话。就只跟他说，他今晚睡她房间。她去和她嫂子一起睡，他哥要去上夜班。习正言把自己从深圳二元店带回来的很多发卡，像皮筋给她。她接过放在床头柜上，看也没看。
睡在汤柳溪的床上，习正言心里没有半点开心。此时丝毫没有对这个自己喜欢女孩子的闺房有任何的兴趣。其至一移枕头看见一个卫生巾，都没好奇的用手拿来看看。反正是心里烦透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汤柳溪把习正言带着去坐车。告诉他从这坐到长途汽车站，然后坐长途汽车就可以到家了。并递给习正言一个袋子，说是防晒洗脸的。叫他再出去做小工就擦一点防晒。车子一到她就叫习正言快上车。此时的他还没来得及吃一下大武汉的早餐。
汤柳溪此时是在一个培训学校学化妆，她昨天在看到他哥和嫂子又因钱为一点小事吵架时。她真是想冲动一下死了算了。她从没感觉生活这么的压仰过。在学校对自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可一毕业现实却是这样的，父母为钱而愁；哥与嫂子为钱而吵。自己真是一点都不想靠他们，可又无能为力。她这去培训学校的钱是她母亲找她二姐二姐夫借的。她总感觉这好像是一种耻辱一样。以前不是没听家人说缺什么钱吗？怎么她哥结一个婚就这样了。她有一肚子的心酸。在夜晚一人偷偷哭了好多次。她本是想叫习正言过来，和他说一下她的难过的。她感觉再不找个人倾诉一下，她就要疯了。可不知为什么，一见到习正言她的一切不开心就都瞬间表现在脸上了。没有了一点开口细说的欲望，只想沉默。
回到家里，习正言虽然不开心。但他一点也不怪汤柳溪的冷情。他知道她为什么不开心。他在想要是自己有钱就好了，那就可以给钱她，让她去读大学了。她就不用承受那么悲惨的心情了。其实习正言自身的处境与汤柳溪又是何其的相似呢！
九月一号已过去了几天。习正言跟他母亲说想去读只要一年时间的it学院。他母亲问他学费要多少，他说要一万多。习正言母亲说：“本做房子还欠亲戚二万多块钱，现在找他们借不到钱了。”习正言听后没做声的坐在位置上。他母亲看出他不高兴，就接着说：“你要是非去读不可，那每个月的生活费只能和高中一样，150块钱。”习正言一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对上学这条路绝望了。高中每月150块钱的生活费已是拮据到极点了。现在去省会城市一日三餐150块钱，他想都不敢想。更为关键的是，他感觉父母这么困难。自己还再去读书，好像是在逼迫为难他们一样。那自己是多么的无能与不孝啊。他马上想到一句话：“自己就是不读书，同样也能出人头地。”于是在阿耀一打电话问他学不学数控车床时，他马上就说学。第二天就去买了深圳的火车票。
阿耀到火车站接了他，中午到了工厂里。其时就是阿耀亲戚刚开的一个小加工厂，只有两台二手机器。老板说：“白天睡一下，晚上上夜班。”
上班是两班倒制，早班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晚班是晚上八点接班，到早上八点下班。一个月都没假，一个月倒一次班。每到月底最后一天倒班，倒班是这样的；上早班的人上到中午十二点，吃过中饭后不用去上班了。休息到晚上八点去接班上晚班，到明早八点下班。倒早班的人是下夜班后，睡到中午起来吃中饭。吃完饭接着上班到晚上八点下班。每天中饭晚饭后也没休息时间，吃完就得去开机器。基本是人可以休息，但机器不能休息。机器最好是一刻不停的开着。老板说人比机器要舒服。
深圳，国人都了解深圳吗？国人了解的都是表面。深圳的本质是两班倒。这种生活苦吗？习正言当时心无旁骛。他除了想想汤柳溪和家人外，并不用操什么别的心。想到他们更是做事的动力，他要学好技术赚钱。他觉得做还是做得下去的。
老板的生意是越来越好。机器上做出来的产品，还需要二次加工。老板就要他们加班，上早班的在晚上八点下班后还要加俩个小时的班。到晚上十点才能下班。上晚班的吃过晚饭六点就要去车间，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下班。疲惫可想而之。这种生活不是嘴上能体会得到的，更不是明星体会饥饿儿童而禁食48个小时就真能感受饥饿一样。没有经过长年累月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的人永远也感受不到那种苦。可生存不是你想“逃”就能“逃”的。没有谁去报怨老板什么，因为你要做就做，不做你可以走。老板也不会留你。老板只会在吃饭的时候说：“明年再加班，就按一个小时多少钱给你们。”他说的加班当然是指十二个小时之后的加班。
一天老板的朋友来到车间，问老板生意怎么样。老板说：“这个月生意好搓了，把他们做事的累得跟狗一样。”说时一脸笑容，那笑容叫自豪。在旁边的习正言听到这对话时，脸瞬时就燥热了起来。虽然过得跟“狗”一样，但总不愿别人说出来。
唯一的一次休息是工商的来查执照，把门给封了。穿制服的前脚一走，一个没穿制服的后脚就找到老板。说他跟公商的关系很铁，可以出面帮他把事私了。公办要罚八千，私了只要五千。那人一走后，老板就说：“他妈的，这些人双簧唱得真好。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是一伙的。但一块钱也是钱。还是让他出面帮忙私了。本来是想中秋节请员工吃餐饭的。这下饭吃不成了。”
人有时真是好笑，就像习正言。他记不得自已父母的生日，却把汤柳溪的生日记得死死的。他时时提醒自己九月二十七是汤柳溪的生日。那时都买不起手机，谁也联系不到谁。唯一的联系方式是可以在qq上留言。但从江滩见面后习正言从没跟汤柳溪留言，就是碰巧俩人都在线。习正言看她没跟自己说话，他也只是反复的看她空间；也不吱声。他知道她需要什么，自己现在不能给她需要的；说什么习正言都感觉是多余的。
在跟同学的打听下习正言知道她已经学完化妆，在影楼上班了。习正言让同学帮忙把她的地址要过来。他想跟她寄生日礼物。
习正言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糖果和果冻，这并不是因为汤柳溪喜欢吃。而是他希望她的生活能够过得跟糖一样甜蜜。还有一样东西让习正言跑了很远才找到，那就是最近一期的《读者》。企业区附近摆摊卖的都是黄色小说，没有《读者》卖；要坐车到镇里去买。买《读者》是因为他知道汤柳溪喜欢看书。他也想她能成为一个有学识品味的女人。
两班倒的生活让习正言抽出时间准备这些东西很累，但他却是高兴的。在邮政局寄这些东西的时候，装箱时女营业员说：“你真好，还给你女朋友寄糖吃；寄书看。”习正言听后心里美滋滋的。
汤柳溪在她生日的前三天，很意外的收到了这个包裹。打开箱子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字条。只有很少的几个字，上面写着：
to汤柳溪：
祝你生日快乐!愿你天天都过得开心！
from习正言
汤柳溪自己都忘了三天后是她的生日。看着糖果和书，她的心情一下子晴朗起来。这是她毕业后最开心的一天，就感觉心情一直阴雨连绵。突然阳光一下子照射下来，让人心开气暖。旁边的同事马上找她要糖吃，一女生吃了后说：“嗯，真甜。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糖。”
老板的订单是越来越多。因再怕公商来找他麻烦，就决定搬厂。那时习正言刚好上夜班。上完夜班，白天搬厂。虽然有吊车吊机器；但搬家是最累的。白天搬了一天家。可晚上老板却说夜班还是要上的，阿耀就对这既是亲戚又是老板的人说：“一天一夜没睡，今晚还要上夜班；员工怕受不了？”
老板说：“想当年我打工时，在车间两天两夜没睡的时候多得很。有一次我发烧39度。不休息去上班，把那饮水机的半桶水都喝完了。一烧开就喝，只要一烧开就喝。第二天感冒就好了。”说完就走了，也不说他们这夜班是上还是不上。阿耀只好说：“上夜班。”
阿耀的这个亲戚老板，以前肯定吃过很多苦。也许他在以前黑心老板的手下打工时，或许也这样想过：“老板怎么这么黑，这么没良心。要是自己是老板，绝对不会这样。肯定会对自己的员工好一点。”但当自己现在真正当上老板了，想的却是自己以前的老板是怎样减少开支，提高效率的。而自己要比他做得更好，更务实。所以大多黑心老板下面的员工，日后当上老板比黑心老板更黑。以前自己当员工时的那些想法，早已灰影不剩。鲁迅曾说过：“以前辉煌的想复古，正在辉煌的要维持现状；未曾辉煌的想要革命。”人的想法第一都是站在自已的角度位置来思考的。
谁都拯救不了谁，改变不了世界。只能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当自己发达了，也就是到自己发达了改变了为止。发达者从不会去想怎样让别人也发达。如老板不会让员工也成为老板，所以世界永远也改变不了。改变的只是一个发达者，再有一个发达者。一个发达者总有数个或无数个没发达者为其服务。这也是世界为什么改变如此缓慢的原因。政协委员都是发达者，按这个道理；鲁迅的真言看来。他们商量的事情都是有利于发达者的。什么时候能出现一个有挣钱的机会不是只希望自己一个人挣，而是拉别人一起挣的行业呢？其实这样的行业早已出现，涛声阵阵的西部大开发，1040工程正踌躇满志的运行者。
因为厂子搬得急，住的地方没找到。老板也不提怎么办，习正言和别的员工。只好找点纸箱铺在车间角落里。眯眼就睡着了，尽管满身是油污没洗澡；尽管旁边的机器声如雷鸣。
这样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前俩天刚帮老板搬完他的生活家挡。今天他又换一个地方住，又要重新再搬一次。在和阿耀抬着铁架床在大街上走着时，望着街上行人异样的目光。阿耀说：“真是丢人。”习正言听了阿耀的话笑了。他突然想到了青春，青春是多么华丽的一个词语。可十八岁的自已以及无数个同自已一样的青春，却都是在深圳这座工业城市中苦不堪言的度过的。他们的青春在走出校门的那一天即宣告结束。他们没有静待《海贼王》更新的闲情、也不知道韩国综艺节目《惊悚》是什么、更不懂“驴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就是上班与睡觉，唯一的愉乐是黑网吧和路边的黄色小说。上亿元一部的电影，几十万一集的电视剧；以及一本销售上百万册的小说。所产生的gdp与他们毫无关系。一是因为没有电视机，二是因为没有时间看。他们的消费与这些都无关。
阿耀跟习正言说老板看中他做事。想让他过年不回去，怕他回去明年不来了。不回去的话，年终奖四百；回去的话就两百。习正言的母亲打电话非让他回去不可，过年回家习正言见到了汤柳溪。
汤柳溪说她已经在影楼上班了，工资不高也蛮累。她问习正言在深圳怎么样，习正言就只说了三个字“还可以。”让他跟汤柳溪诉苦，说不好的。他开不了口，他只想跟她说好的。
在家里因为没别的什么选择。一过完年习正言就回到了深圳。继续从事着那苦逼的工作。到了六月份的一天，习正言上完大便。却感觉屁股后面有一团肉掉在外面。疼痛难耐，却还要继续上班。打电话回家才知道是得了痔疮。学这个快一年了。学得怎么样呢？习正言心里也没谱，说懂好像也全懂。但实际经验一点也没有，天天除了开机量尺寸还是开机量尺寸。中国工业制造业一直处于在产业链低端。工厂基本不需要什么太多的精英，需要的是无数个的血汗工奴。所以老板根本不想他们学得什么技术，更不可能站在员工的角度去考虑；如何让他们更有前途。反之只有蓄意维持一个庞大的无技术的贫困底层，他们才能赚更多的钱；才能源源不断的赚取更多大量的外汇。
习正言本来就是强忍着上这样的班。现在一得这痔疮就成了他“逃”的借口。有了借口那就一天待不下去了，所以马上就去辞了职。在这里做第一个月工资是五百，第二个月五百五。第三个月六百，至到今天走，还是六百块钱一个月。老板一算习正言还可以结一千七百块钱。给了七百块钱，余下的一千块钱说让阿耀过年带给他。
习正言想到外面看一看，能不能找一个不是有学徒的名义；工资高一点的厂。这样回去治痔疮就有钱了。可找了几天，大部份招工牌上写的是普工八百，或五元每小时。招工牌上写得最多的是“能适应俩班倒”、“出粮准时”。月底准时把钱发你还成招工招牌了。好像准时发工资是天大的恩惠一样。习正言一看就想算了，感觉什么条件都是有利于老板的。上班时间长，最低工资标准如此低。辞职要提前一月，还得他批。工资是要压一个月还得他愿意准时发。
中国富人把钱拿到国外简直都是在犯罪，因为*说过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没富起来的人。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没有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穷人奴隶般的工作，拿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富人你能富得起来吗？富人的钱有一部份是有义务帮助穷人的，你以为你们的钱都是你的吗？富人在享受之余多的钱应帮助穷人。可事实是什么样的呢？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把钱拿着移民国外去了。
习正言买了张火车票回家了，对这座城市没有半点的留念。人受了伤都是往家跑，只有他不管怎么样都接受你。习正言在打工的浪潮中他算是个失败者，而且感觉还好像是“逃”着回去的。在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中也有成功翻身的，比如习正言的好友阿耀。数年后他就开着三十多万的小车回老家。政策是一样的，只是看谁能指点江山。
第二天早上习正言就找他母亲要钱，说要把做五天工的那四百块钱全给他。他母亲问他要那么多钱干嘛？他说去省里同学那里。看着他母亲递给他的二百块钱，习正言一下子就来气了。不耐烦的用力抓过那钱气嘟嘟的不说话。习正言的母亲边做家务边说：“你爸做事赚点钱那么辛苦，要是我们全跟你一样。有多少钱花多少钱，那这家早完了。同样850块钱，你想的是怎么全花完了，一分都不剩，而我想的是要怎样再攒150块钱；凑一千整。”
习正言听不下去这唠叨就出去了。懒得听。他去问村里的玩伴怎么坐车去江滩？玩伴跟他说要坐两个小时的车。并说他这次去，他和汤柳溪的感情一定又会增加一点。
香港人瞧不起大陆人，北京人上海人瞧不起外省人，省会城市人瞧不起市级城市的人。习正言在问了很多人的情况下来到了江滩。一到，他就在电话亭打汤柳溪给他的手机号码。可一直都没人接，他每过半个小时去打一次。一直到天都快黑了，可都没人接。习正言不知道汤柳溪是在干什么，他想她估计是不会来了。他就在台阶上坐着，也没去想天黑了他将怎么过夜。
突然汤柳溪的身影就到了，习正言看到既是兴奋又是生气。可没等习正言生气怪她怎么这么晚才来，他都等她一天了。汤柳溪一幅不高兴的样子，说了一个字：“走。”习正言问去那？汤柳溪说去他哥那里，她住在他哥那里。习正言不想去，说我们就在这里吧。汤柳溪说了一句：“你去不去，不去。那你就一人在这里。”说完转身就走。习正言没办法，只好跟在她后面。汤柳溪带着他去坐公共汽车站台坐车，在经过一个公园时。突然很多卖玫瑰花的小女孩冲上来，拉的拉习正言的手，抱的抱他的脚说：“大哥哥，买朵花送给姐姐吧。”汤柳溪见状，大声的对习正言说：“不要买。”习正言就叫那些小女孩放手。可那些专门培训出来卖花的小女孩那里肯放，习正言就很无耐的看着汤柳溪。
汤柳溪站在不远处看见习正言看她。她就还是那幅不高兴的样子说：“不要买，买了我也不会要。”习正言就用力的挣脱那些拉扯着他的小女孩。不一会就只剩一个抱着他的脚不放的了，习正言叫她放手；说他不会买的。那小女孩一下跪在地上，死死的抱着习正言的一只脚不放。头也不抬的在那自语：“买个花给姐姐吧，买个花给姐姐吧。”习正言又挣脱了俩下，可她还是死死的抱着。习正言无耐之下拿出15块钱买了一朵。他知道汤柳溪一定很不高兴。
正当他不知道该不该把花给汤柳溪时，汤柳溪把手伸到他面前说：“给我。”习正言心里还一高兴，却只见汤柳溪接过花之后；狠狠的把花摔在马路上。随之而过的一辆汽车。把它压得连渣都不剩。只有路面上的一个湿印迹。
汤柳溪接着往公交站台走。习正言正想解释，他买是因为自己穿的是七分裤。不带皮带的那种，他还不买。那个小女孩都要把他的裤子给扯下来了，他才买的。
可汤柳溪一直快速的往前走着，让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走了一阵习正言也不想解释了，换成的是一肚子的憋屈。他越想越不爽，很想就直接回头走掉算了，不跟着她后面走。想着想着就站着没动了。汤柳溪回头见他没动就说了一句：“你走不走啦！”习正言就又向她走去。
到她哥住的地方，是租的一个负一层。两室一厅的房子，周围一看就知道都是些经济不景气的人住在这里。她哥和她嫂子的反应很平淡，不是很欢迎也不是很冷淡。吃过晚饭后，汤柳溪也没跟习正言说什么话。就只跟他说，他今晚睡她房间。她去和她嫂子一起睡，他哥要去上夜班。习正言把自己从深圳二元店带回来的很多发卡，像皮筋给她。她接过放在床头柜上，看也没看。
睡在汤柳溪的床上，习正言心里没有半点开心。此时丝毫没有对这个自己喜欢女孩子的闺房有任何的兴趣。其至一移枕头看见一个卫生巾，都没好奇的用手拿来看看。反正是心里烦透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汤柳溪把习正言带着去坐车。告诉他从这坐到长途汽车站，然后坐长途汽车就可以到家了。并递给习正言一个袋子，说是防晒洗脸的。叫他再出去做小工就擦一点防晒。车子一到她就叫习正言快上车。此时的他还没来得及吃一下大武汉的早餐。
汤柳溪此时是在一个培训学校学化妆，她昨天在看到他哥和嫂子又因钱为一点小事吵架时。她真是想冲动一下死了算了。她从没感觉生活这么的压仰过。在学校对自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可一毕业现实却是这样的，父母为钱而愁；哥与嫂子为钱而吵。自己真是一点都不想靠他们，可又无能为力。她这去培训学校的钱是她母亲找她二姐二姐夫借的。她总感觉这好像是一种耻辱一样。以前不是没听家人说缺什么钱吗？怎么她哥结一个婚就这样了。她有一肚子的心酸。在夜晚一人偷偷哭了好多次。她本是想叫习正言过来，和他说一下她的难过的。她感觉再不找个人倾诉一下，她就要疯了。可不知为什么，一见到习正言她的一切不开心就都瞬间表现在脸上了。没有了一点开口细说的欲望，只想沉默。
回到家里，习正言虽然不开心。但他一点也不怪汤柳溪的冷情。他知道她为什么不开心。他在想要是自己有钱就好了，那就可以给钱她，让她去读大学了。她就不用承受那么悲惨的心情了。其实习正言自身的处境与汤柳溪又是何其的相似呢！
九月一号已过去了几天。习正言跟他母亲说想去读只要一年时间的it学院。他母亲问他学费要多少，他说要一万多。习正言母亲说：“本做房子还欠亲戚二万多块钱，现在找他们借不到钱了。”习正言听后没做声的坐在位置上。他母亲看出他不高兴，就接着说：“你要是非去读不可，那每个月的生活费只能和高中一样，150块钱。”习正言一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对上学这条路绝望了。高中每月150块钱的生活费已是拮据到极点了。现在去省会城市一日三餐150块钱，他想都不敢想。更为关键的是，他感觉父母这么困难。自己还再去读书，好像是在逼迫为难他们一样。那自己是多么的无能与不孝啊。他马上想到一句话：“自己就是不读书，同样也能出人头地。”于是在阿耀一打电话问他学不学数控车床时，他马上就说学。第二天就去买了深圳的火车票。
阿耀到火车站接了他，中午到了工厂里。其时就是阿耀亲戚刚开的一个小加工厂，只有两台二手机器。老板说：“白天睡一下，晚上上夜班。”
上班是两班倒制，早班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晚班是晚上八点接班，到早上八点下班。一个月都没假，一个月倒一次班。每到月底最后一天倒班，倒班是这样的；上早班的人上到中午十二点，吃过中饭后不用去上班了。休息到晚上八点去接班上晚班，到明早八点下班。倒早班的人是下夜班后，睡到中午起来吃中饭。吃完饭接着上班到晚上八点下班。每天中饭晚饭后也没休息时间，吃完就得去开机器。基本是人可以休息，但机器不能休息。机器最好是一刻不停的开着。老板说人比机器要舒服。
深圳，国人都了解深圳吗？国人了解的都是表面。深圳的本质是两班倒。这种生活苦吗？习正言当时心无旁骛。他除了想想汤柳溪和家人外，并不用操什么别的心。想到他们更是做事的动力，他要学好技术赚钱。他觉得做还是做得下去的。
老板的生意是越来越好。机器上做出来的产品，还需要二次加工。老板就要他们加班，上早班的在晚上八点下班后还要加俩个小时的班。到晚上十点才能下班。上晚班的吃过晚饭六点就要去车间，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下班。疲惫可想而之。这种生活不是嘴上能体会得到的，更不是明星体会饥饿儿童而禁食48个小时就真能感受饥饿一样。没有经过长年累月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的人永远也感受不到那种苦。可生存不是你想“逃”就能“逃”的。没有谁去报怨老板什么，因为你要做就做，不做你可以走。老板也不会留你。老板只会在吃饭的时候说：“明年再加班，就按一个小时多少钱给你们。”他说的加班当然是指十二个小时之后的加班。
一天老板的朋友来到车间，问老板生意怎么样。老板说：“这个月生意好搓了，把他们做事的累得跟狗一样。”说时一脸笑容，那笑容叫自豪。在旁边的习正言听到这对话时，脸瞬时就燥热了起来。虽然过得跟“狗”一样，但总不愿别人说出来。
唯一的一次休息是工商的来查执照，把门给封了。穿制服的前脚一走，一个没穿制服的后脚就找到老板。说他跟公商的关系很铁，可以出面帮他把事私了。公办要罚八千，私了只要五千。那人一走后，老板就说：“他妈的，这些人双簧唱得真好。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是一伙的。但一块钱也是钱。还是让他出面帮忙私了。本来是想中秋节请员工吃餐饭的。这下饭吃不成了。”
人有时真是好笑，就像习正言。他记不得自已父母的生日，却把汤柳溪的生日记得死死的。他时时提醒自己九月二十七是汤柳溪的生日。那时都买不起手机，谁也联系不到谁。唯一的联系方式是可以在qq上留言。但从江滩见面后习正言从没跟汤柳溪留言，就是碰巧俩人都在线。习正言看她没跟自己说话，他也只是反复的看她空间；也不吱声。他知道她需要什么，自己现在不能给她需要的；说什么习正言都感觉是多余的。
在跟同学的打听下习正言知道她已经学完化妆，在影楼上班了。习正言让同学帮忙把她的地址要过来。他想跟她寄生日礼物。
习正言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糖果和果冻，这并不是因为汤柳溪喜欢吃。而是他希望她的生活能够过得跟糖一样甜蜜。还有一样东西让习正言跑了很远才找到，那就是最近一期的《读者》。企业区附近摆摊卖的都是黄色小说，没有《读者》卖；要坐车到镇里去买。买《读者》是因为他知道汤柳溪喜欢看书。他也想她能成为一个有学识品味的女人。
两班倒的生活让习正言抽出时间准备这些东西很累，但他却是高兴的。在邮政局寄这些东西的时候，装箱时女营业员说：“你真好，还给你女朋友寄糖吃；寄书看。”习正言听后心里美滋滋的。
汤柳溪在她生日的前三天，很意外的收到了这个包裹。打开箱子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字条。只有很少的几个字，上面写着：
to汤柳溪：
祝你生日快乐!愿你天天都过得开心！
from习正言
汤柳溪自己都忘了三天后是她的生日。看着糖果和书，她的心情一下子晴朗起来。这是她毕业后最开心的一天，就感觉心情一直阴雨连绵。突然阳光一下子照射下来，让人心开气暖。旁边的同事马上找她要糖吃，一女生吃了后说：“嗯，真甜。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糖。”
老板的订单是越来越多。因再怕公商来找他麻烦，就决定搬厂。那时习正言刚好上夜班。上完夜班，白天搬厂。虽然有吊车吊机器；但搬家是最累的。白天搬了一天家。可晚上老板却说夜班还是要上的，阿耀就对这既是亲戚又是老板的人说：“一天一夜没睡，今晚还要上夜班；员工怕受不了？”
老板说：“想当年我打工时，在车间两天两夜没睡的时候多得很。有一次我发烧39度。不休息去上班，把那饮水机的半桶水都喝完了。一烧开就喝，只要一烧开就喝。第二天感冒就好了。”说完就走了，也不说他们这夜班是上还是不上。阿耀只好说：“上夜班。”
阿耀的这个亲戚老板，以前肯定吃过很多苦。也许他在以前黑心老板的手下打工时，或许也这样想过：“老板怎么这么黑，这么没良心。要是自己是老板，绝对不会这样。肯定会对自己的员工好一点。”但当自己现在真正当上老板了，想的却是自己以前的老板是怎样减少开支，提高效率的。而自己要比他做得更好，更务实。所以大多黑心老板下面的员工，日后当上老板比黑心老板更黑。以前自己当员工时的那些想法，早已灰影不剩。鲁迅曾说过：“以前辉煌的想复古，正在辉煌的要维持现状；未曾辉煌的想要革命。”人的想法第一都是站在自已的角度位置来思考的。
谁都拯救不了谁，改变不了世界。只能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当自己发达了，也就是到自己发达了改变了为止。发达者从不会去想怎样让别人也发达。如老板不会让员工也成为老板，所以世界永远也改变不了。改变的只是一个发达者，再有一个发达者。一个发达者总有数个或无数个没发达者为其服务。这也是世界为什么改变如此缓慢的原因。政协委员都是发达者，按这个道理；鲁迅的真言看来。他们商量的事情都是有利于发达者的。什么时候能出现一个有挣钱的机会不是只希望自己一个人挣，而是拉别人一起挣的行业呢？其实这样的行业早已出现，涛声阵阵的西部大开发，1040工程正踌躇满志的运行者。
因为厂子搬得急，住的地方没找到。老板也不提怎么办，习正言和别的员工。只好找点纸箱铺在车间角落里。眯眼就睡着了，尽管满身是油污没洗澡；尽管旁边的机器声如雷鸣。
这样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前俩天刚帮老板搬完他的生活家挡。今天他又换一个地方住，又要重新再搬一次。在和阿耀抬着铁架床在大街上走着时，望着街上行人异样的目光。阿耀说：“真是丢人。”习正言听了阿耀的话笑了。他突然想到了青春，青春是多么华丽的一个词语。可十八岁的自已以及无数个同自已一样的青春，却都是在深圳这座工业城市中苦不堪言的度过的。他们的青春在走出校门的那一天即宣告结束。他们没有静待《海贼王》更新的闲情、也不知道韩国综艺节目《惊悚》是什么、更不懂“驴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就是上班与睡觉，唯一的愉乐是黑网吧和路边的黄色小说。上亿元一部的电影，几十万一集的电视剧；以及一本销售上百万册的小说。所产生的gdp与他们毫无关系。一是因为没有电视机，二是因为没有时间看。他们的消费与这些都无关。
阿耀跟习正言说老板看中他做事。想让他过年不回去，怕他回去明年不来了。不回去的话，年终奖四百；回去的话就两百。习正言的母亲打电话非让他回去不可，过年回家习正言见到了汤柳溪。
汤柳溪说她已经在影楼上班了，工资不高也蛮累。她问习正言在深圳怎么样，习正言就只说了三个字“还可以。”让他跟汤柳溪诉苦，说不好的。他开不了口，他只想跟她说好的。
在家里因为没别的什么选择。一过完年习正言就回到了深圳。继续从事着那苦逼的工作。到了六月份的一天，习正言上完大便。却感觉屁股后面有一团肉掉在外面。疼痛难耐，却还要继续上班。打电话回家才知道是得了痔疮。学这个快一年了。学得怎么样呢？习正言心里也没谱，说懂好像也全懂。但实际经验一点也没有，天天除了开机量尺寸还是开机量尺寸。中国工业制造业一直处于在产业链低端。工厂基本不需要什么太多的精英，需要的是无数个的血汗工奴。所以老板根本不想他们学得什么技术，更不可能站在员工的角度去考虑；如何让他们更有前途。反之只有蓄意维持一个庞大的无技术的贫困底层，他们才能赚更多的钱；才能源源不断的赚取更多大量的外汇。
习正言本来就是强忍着上这样的班。现在一得这痔疮就成了他“逃”的借口。有了借口那就一天待不下去了，所以马上就去辞了职。在这里做第一个月工资是五百，第二个月五百五。第三个月六百，至到今天走，还是六百块钱一个月。老板一算习正言还可以结一千七百块钱。给了七百块钱，余下的一千块钱说让阿耀过年带给他。
习正言想到外面看一看，能不能找一个不是有学徒的名义；工资高一点的厂。这样回去治痔疮就有钱了。可找了几天，大部份招工牌上写的是普工八百，或五元每小时。招工牌上写得最多的是“能适应俩班倒”、“出粮准时”。月底准时把钱发你还成招工招牌了。好像准时发工资是天大的恩惠一样。习正言一看就想算了，感觉什么条件都是有利于老板的。上班时间长，最低工资标准如此低。辞职要提前一月，还得他批。工资是要压一个月还得他愿意准时发。
中国富人把钱拿到国外简直都是在犯罪，因为*说过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没富起来的人。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没有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穷人奴隶般的工作，拿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富人你能富得起来吗？富人的钱有一部份是有义务帮助穷人的，你以为你们的钱都是你的吗？富人在享受之余多的钱应帮助穷人。可事实是什么样的呢？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把钱拿着移民国外去了。
习正言买了张火车票回家了，对这座城市没有半点的留念。人受了伤都是往家跑，只有他不管怎么样都接受你。习正言在打工的浪潮中他算是个失败者，而且感觉还好像是“逃”着回去的。在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中也有成功翻身的，比如习正言的好友阿耀。数年后他就开着三十多万的小车回老家。政策是一样的，只是看谁能指点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