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长空，人在大自然的壮丽下总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大家初次出海都难抑幸福。但回船船只空间利用率很高，留给船员的生活空间并不多，船头也奉劝海上风浪大不要随意行走。
游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广见闻、提供眼界，船上又不能随意走动，所以从第一天起直秀趁机给两个学生介绍下船只来历和航线上的各国人文历史（扶桑的国是令制国，一种地理范围概念，“奈良时代”（西元 710—794）在律令制下所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划，明治后就重新划分地区，名称也改成了县）。
回船是在沿岸航路往来运输旅客、货物的船只。桧垣回船和樽船是定期往来江户、大坂之间的百石以上的货船，从属于江户十组问屋和大坂二十四组问屋，专一运输与两地问屋有关系的商品以及幕府、诸藩的货物，受官方保护，桧垣回船与“樽船”并称“回船双璧”。
元和五年（西元1619年）堺商人纪伊富田浦租船运棉、酒、油等到江户，首开回船的记录。宽永年间(1624－1643年)大坂商人泉屋平右卫门成立“积船荷问屋”(船运批发店)，正式形成桧垣回船组织。而大坂商人毛马为于宽文年间(1661－1672年)成立樽船组织，并得到了各地酒商的支持，以酒为主兼营酱油、纸等货。樽就是酒桶的意思，樽船由此得名。
为解决货运矛盾，安永元年（1772）年江户十组问屋和大坂二十四组双方协定，除酒为“樽船”专运外，米等七种货物双方共运。
初期回船载货量为二百至四百石，至今已达千石。常见载运货物为米、棉、油、酒、酱油、涂物、纸等。
现在乘坐的这艘桧垣回船的船型是弁财船，后世也有人翻译成辩才船，其实是一回事。佛教的辩才天女传入扶桑之后变成了扶桑民间信仰的七神福之一。辩才船的名字有祈福求财的意思。
很多的桧垣回船在船上安装菱形篱笆，因此也得名菱垣回船。
江户初期到中期有过很多船型，比如伊势船、北国船等等，其中的北国船才可以说的上是当时大型廻船的代表。但是这些大船船型到了江户中期以后都就渐渐消失了，辩才船普及到了扶桑全境。
虎之助和学次郎从未离开过江户，这时候听的津津有味，还不时提出各种古今回船的各种差异问题，直秀能解答的一一回答，终于惊动了船头弥助。这个时候的武士除了锻炼武艺、学习儒家文化，此外不是沉迷于喝酒、赌博、茶艺就是研究佛学、神道，对农业、手工业和船业等关注的很少，因为如果家格不坠那么武士的职位世袭，生下来一辈子就阶层固定了，学这些“枯燥无味”的东西干嘛。
弥助虽然对直秀等人很客气，平时笑咪咪的，但船头作为船长，既是商人但更偏向技术和管理侧。从内心里他是不太欢迎直秀三人的，因为辩才船为了多装货物生活空间很小，一般九到十二名船员就已经拥挤不堪了，海上生活又不方便，只是因为浦贺奉行所的武士和船主打了招呼，作为下属的弥助无法拒绝。但听了直秀的讲解，弥助觉得这名武士虽然身份可能不高（高级武士是不会像直秀这样同意和船员挤在一个船舱休息的），但语气和蔼、待人彬彬有礼，现在看来见识也非同一般。
虽然船头和下级武士的身份有差异，但出门在外就没有这么讲究，直秀看起来也是个好说话的。
弥助刻意结交，直秀也给以正面回应，还拿出了携带的食品调料给大家改善生活，于是七天的航程里大家称不上其乐荣荣但也称得上一段愉快的旅程。
下船之前，直秀奉上了十小判的船费，并给弥助一小判的谢礼，记下弥助在大坂的地址后双方就客客气气的鞠躬道别了。
大坂，此时名字还不是大坂，据民间传闻日后明治政府看坂字好像是“士反”——武士造反，因为不吉利才改“坂”为“阪”。
江户时代的江户、京都、大坂并称为三都，是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城市。江户是幕府将军驻跸地，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世界大城市之一，人口号称百万；京都，古称平安京，是扶桑天皇居住地，是宗教和文化中心，另外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发达，人口约四十万；大坂，古称难波，系水上交通要港，是当时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人口约三十余万。
“大坂商人一怒，天下诸侯皆惊”，大坂在此时扶桑的经济版图中举足轻重。为什么大坂此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因为大坂是此时扶桑全国最重要的物流、金融和工商业中心。
后世有资料显示：正德年间（1711-1715）的大坂町人中，各类批发商有5655人。买卖中介有8765人，各行生意人有2343人，各行手艺人有9983人，城代的承办商有481人，各藩的承办商有483人。可见，大坂町人的核心势力是批发商、买卖中介、金融业等典型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他们从全国商品流通中攫取利润，是最像商人的商人，因此得名“天下商人”。
以大米为例，大米是扶桑当时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而大坂正是此时全国的交易中心和物流中心。
根据直秀原来世界的一份数据，江户时代稻田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5.5%。扶桑的武士、商人、町民和豪农（地主）、有土地的本百姓（富农、中农）都以大米为主食，“水吞”、“小前”(无地贫农)大米吃的少，以麦子、栗米、稗子加上蔬菜叶子为食，米糠萝卜蔬菜的拌饭或菜粥也比较常见。
另外武士的俸禄大部分是以禄米的形式发放的。作为支撑幕藩制国家体制基础的广大中下级武士的薪金都是由大米来换算并支付的，根据武士身份的高低依次为“藏米取”、“现米取”和“扶持取”，例如直秀这样的二半场，发的俸禄就是“扶持米”而没有现钱。为了获得货币购买生活用品和消费，中下级武士不得不找 “札差”商人以米换金银或铜钱。
农民的田租，天领和大部分领地都是以稻米为实物税和少量收取现金，有些时候农民需要把其它农作物换成大米来交租。
后来人们甚至称江户时代的经济称为“米本位经济”。
由于当时的航海条件，再加上大坂作为重要的物流中心，西北扶桑乃至北海道运往江户的物资都要经过大坂，再转运到江户，所以，大坂的货物吞吐量尤其是米的运输量极大，据有些后来的扶桑学者统计，在高峰时段达到300万石，约占扶桑当时全国米产量的10%。
另外江户幕府为控制的全国性的米市场，在大坂建立了官许“堂岛”米市场。享保十五年（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其中“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 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后来的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百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藏屋敷”（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在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作为幕府控制的全国性的米市场，堂岛的米价对于全国的米价，乃至全国的物价都有巨大的影响。
大坂除了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物流中心，还是最繁华的商业城市。
当时存在大量特权商人，幕府和各藩国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和各种利益，给予商人各种垄断经营的特权，出现了“问屋”(批发行)商人。他们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问屋通过中间商人，一手包办了商品的收购、运输、保管和贩卖。不同问屋组成了各种垄断性行会“株仲间”。天明年间(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仅大坂一地就发展了130多个行业的“株仲间”，著名的大坂二十四组问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江户幕府作为最大的经济体，各藩国不得不与幕府的特权商人贸易才能实现全国性商品流通，因此逐渐形成以大坂、江户、京都、长崎等商业城市的物流中心和商业城市。
幕府时期的货币有金币、银币、铜钱，合称“三货”。以大坂为中心的京畿地区，盛行以银币为价值尺度，称为“银遣”；而以江户为中心的地区，则盛行以金币为价值尺度，是为“金遣”。三货间的交换比率大致是金1两等于银50匁等于铜钱4000文（匁是重量单位钱的别称），但也经常会受各方面影响而有所浮动，尤其是各种金币、银币和铜币的金属含金量和铸造质量不同，非常影响商业交易的顺利进行。于是以三货交换为业的钱币兑换商“两替商”，在大坂、江户等大城市里应运而生，主要由富裕的商人参与运营，除了三货交换以外，还受理公款业务、借贷、票据等等。
由以普通商人为对象的“两替”商和以幕藩领主为对象的“藏屋敷”、“挂屋”及“札差”，构成了全国的信贷系统。它们除经营信贷外，大多兼营商业及高利贷。幕藩都利用两替商从事金融活动，从中谋利、弥补财政。
在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与铜精炼业的引领带动之下，诸藩的各色物产不断涌入大坂的藏屋敷，再重新分配运往全国的广大市场。因此当时的人认为物资充盈的大坂，就好比是扶桑的厨房一样集散着各式财货，所以把这座城市称之为“天下的厨房”。
游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广见闻、提供眼界，船上又不能随意走动，所以从第一天起直秀趁机给两个学生介绍下船只来历和航线上的各国人文历史（扶桑的国是令制国，一种地理范围概念，“奈良时代”（西元 710—794）在律令制下所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划，明治后就重新划分地区，名称也改成了县）。
回船是在沿岸航路往来运输旅客、货物的船只。桧垣回船和樽船是定期往来江户、大坂之间的百石以上的货船，从属于江户十组问屋和大坂二十四组问屋，专一运输与两地问屋有关系的商品以及幕府、诸藩的货物，受官方保护，桧垣回船与“樽船”并称“回船双璧”。
元和五年（西元1619年）堺商人纪伊富田浦租船运棉、酒、油等到江户，首开回船的记录。宽永年间(1624－1643年)大坂商人泉屋平右卫门成立“积船荷问屋”(船运批发店)，正式形成桧垣回船组织。而大坂商人毛马为于宽文年间(1661－1672年)成立樽船组织，并得到了各地酒商的支持，以酒为主兼营酱油、纸等货。樽就是酒桶的意思，樽船由此得名。
为解决货运矛盾，安永元年（1772）年江户十组问屋和大坂二十四组双方协定，除酒为“樽船”专运外，米等七种货物双方共运。
初期回船载货量为二百至四百石，至今已达千石。常见载运货物为米、棉、油、酒、酱油、涂物、纸等。
现在乘坐的这艘桧垣回船的船型是弁财船，后世也有人翻译成辩才船，其实是一回事。佛教的辩才天女传入扶桑之后变成了扶桑民间信仰的七神福之一。辩才船的名字有祈福求财的意思。
很多的桧垣回船在船上安装菱形篱笆，因此也得名菱垣回船。
江户初期到中期有过很多船型，比如伊势船、北国船等等，其中的北国船才可以说的上是当时大型廻船的代表。但是这些大船船型到了江户中期以后都就渐渐消失了，辩才船普及到了扶桑全境。
虎之助和学次郎从未离开过江户，这时候听的津津有味，还不时提出各种古今回船的各种差异问题，直秀能解答的一一回答，终于惊动了船头弥助。这个时候的武士除了锻炼武艺、学习儒家文化，此外不是沉迷于喝酒、赌博、茶艺就是研究佛学、神道，对农业、手工业和船业等关注的很少，因为如果家格不坠那么武士的职位世袭，生下来一辈子就阶层固定了，学这些“枯燥无味”的东西干嘛。
弥助虽然对直秀等人很客气，平时笑咪咪的，但船头作为船长，既是商人但更偏向技术和管理侧。从内心里他是不太欢迎直秀三人的，因为辩才船为了多装货物生活空间很小，一般九到十二名船员就已经拥挤不堪了，海上生活又不方便，只是因为浦贺奉行所的武士和船主打了招呼，作为下属的弥助无法拒绝。但听了直秀的讲解，弥助觉得这名武士虽然身份可能不高（高级武士是不会像直秀这样同意和船员挤在一个船舱休息的），但语气和蔼、待人彬彬有礼，现在看来见识也非同一般。
虽然船头和下级武士的身份有差异，但出门在外就没有这么讲究，直秀看起来也是个好说话的。
弥助刻意结交，直秀也给以正面回应，还拿出了携带的食品调料给大家改善生活，于是七天的航程里大家称不上其乐荣荣但也称得上一段愉快的旅程。
下船之前，直秀奉上了十小判的船费，并给弥助一小判的谢礼，记下弥助在大坂的地址后双方就客客气气的鞠躬道别了。
大坂，此时名字还不是大坂，据民间传闻日后明治政府看坂字好像是“士反”——武士造反，因为不吉利才改“坂”为“阪”。
江户时代的江户、京都、大坂并称为三都，是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城市。江户是幕府将军驻跸地，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世界大城市之一，人口号称百万；京都，古称平安京，是扶桑天皇居住地，是宗教和文化中心，另外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发达，人口约四十万；大坂，古称难波，系水上交通要港，是当时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人口约三十余万。
“大坂商人一怒，天下诸侯皆惊”，大坂在此时扶桑的经济版图中举足轻重。为什么大坂此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因为大坂是此时扶桑全国最重要的物流、金融和工商业中心。
后世有资料显示：正德年间（1711-1715）的大坂町人中，各类批发商有5655人。买卖中介有8765人，各行生意人有2343人，各行手艺人有9983人，城代的承办商有481人，各藩的承办商有483人。可见，大坂町人的核心势力是批发商、买卖中介、金融业等典型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他们从全国商品流通中攫取利润，是最像商人的商人，因此得名“天下商人”。
以大米为例，大米是扶桑当时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而大坂正是此时全国的交易中心和物流中心。
根据直秀原来世界的一份数据，江户时代稻田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5.5%。扶桑的武士、商人、町民和豪农（地主）、有土地的本百姓（富农、中农）都以大米为主食，“水吞”、“小前”(无地贫农)大米吃的少，以麦子、栗米、稗子加上蔬菜叶子为食，米糠萝卜蔬菜的拌饭或菜粥也比较常见。
另外武士的俸禄大部分是以禄米的形式发放的。作为支撑幕藩制国家体制基础的广大中下级武士的薪金都是由大米来换算并支付的，根据武士身份的高低依次为“藏米取”、“现米取”和“扶持取”，例如直秀这样的二半场，发的俸禄就是“扶持米”而没有现钱。为了获得货币购买生活用品和消费，中下级武士不得不找 “札差”商人以米换金银或铜钱。
农民的田租，天领和大部分领地都是以稻米为实物税和少量收取现金，有些时候农民需要把其它农作物换成大米来交租。
后来人们甚至称江户时代的经济称为“米本位经济”。
由于当时的航海条件，再加上大坂作为重要的物流中心，西北扶桑乃至北海道运往江户的物资都要经过大坂，再转运到江户，所以，大坂的货物吞吐量尤其是米的运输量极大，据有些后来的扶桑学者统计，在高峰时段达到300万石，约占扶桑当时全国米产量的10%。
另外江户幕府为控制的全国性的米市场，在大坂建立了官许“堂岛”米市场。享保十五年（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其中“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 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后来的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百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藏屋敷”（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在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作为幕府控制的全国性的米市场，堂岛的米价对于全国的米价，乃至全国的物价都有巨大的影响。
大坂除了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物流中心，还是最繁华的商业城市。
当时存在大量特权商人，幕府和各藩国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和各种利益，给予商人各种垄断经营的特权，出现了“问屋”(批发行)商人。他们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问屋通过中间商人，一手包办了商品的收购、运输、保管和贩卖。不同问屋组成了各种垄断性行会“株仲间”。天明年间(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仅大坂一地就发展了130多个行业的“株仲间”，著名的大坂二十四组问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江户幕府作为最大的经济体，各藩国不得不与幕府的特权商人贸易才能实现全国性商品流通，因此逐渐形成以大坂、江户、京都、长崎等商业城市的物流中心和商业城市。
幕府时期的货币有金币、银币、铜钱，合称“三货”。以大坂为中心的京畿地区，盛行以银币为价值尺度，称为“银遣”；而以江户为中心的地区，则盛行以金币为价值尺度，是为“金遣”。三货间的交换比率大致是金1两等于银50匁等于铜钱4000文（匁是重量单位钱的别称），但也经常会受各方面影响而有所浮动，尤其是各种金币、银币和铜币的金属含金量和铸造质量不同，非常影响商业交易的顺利进行。于是以三货交换为业的钱币兑换商“两替商”，在大坂、江户等大城市里应运而生，主要由富裕的商人参与运营，除了三货交换以外，还受理公款业务、借贷、票据等等。
由以普通商人为对象的“两替”商和以幕藩领主为对象的“藏屋敷”、“挂屋”及“札差”，构成了全国的信贷系统。它们除经营信贷外，大多兼营商业及高利贷。幕藩都利用两替商从事金融活动，从中谋利、弥补财政。
在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与铜精炼业的引领带动之下，诸藩的各色物产不断涌入大坂的藏屋敷，再重新分配运往全国的广大市场。因此当时的人认为物资充盈的大坂，就好比是扶桑的厨房一样集散着各式财货，所以把这座城市称之为“天下的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