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王士廪贪恋权位、不肯隐退的行为，对大汉帝国的政治生态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破坏与伤害，即便，帝国没有任何一条律条与典制规定，尚书令的任期只有五年，并且由贵族、庶族官僚轮流掌权。
但是，那种通过几十年的实践，通过无数次斗争、妥协、交换，最后方达成的朝野共识，这种由核心统治权贵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是不能轻易打破的。
比起写在《刑统》、《会典》里的法律条制，这种政治潜规则的破坏，后果要更加严重。因为前者主要用于约束被统治者、被剥削阶级的，而那些隐藏于水面下的规矩，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权贵）达成的关于一切利益的平衡。
一旦破坏了，那么打破的不只是政治原则，还有好不容易形成的利益平衡，而侵犯到其他人利益，则必然引发众怒。
而根本利益的冲突，对那些食利的统治权贵来说，比起朝局平稳、社稷安定、苍生幸福什么的，更容易让他们联合起来斗争。
对于这种情况，其中的艰难与风险，以王士廪的老谋深算，他未必不明白，只不过，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执政大权的诱惑，又岂是那么容易抵挡得住的。
在帝国历任尚书令中，王士廪绝对算是年轻的，干满五六年，也才六十出头，身体康健，精力充沛，哪里舍得就这么退下去。
即便在朝外，仍有封疆大吏、公卿将相的位置等着他，但怎能与一国首相的权力威风，相提并论？
而王士廪之所以愿意为自己的权力欲望采取行动，付诸于实践，大抵也来源于自身的自信。他自认为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以及尚书令之位的加成，他已经拥有足够的威望与实力，去摆平那些反对的声音。
他自信，凭借对朝廷的熟悉，凭借自身的权谋与策略，能够平衡利益冲突，过去他也的确做得不错。
更为重要的，还是正统皇帝的态度，刘维箴对王士廪的追求，并没有反对，甚至还表示，王相公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朕无烦忧，悉赖其功，这可是一剂强心针。
有此三者为凭，从正统二十一年，王士廪便正式开启“连任”，这自然引发了内外大量权贵及官僚的不满，抗争由此而起。
与包拯之间的对抗，只是一种预热，一种暖场。毕竟，包拯态度言辞虽然激烈，但他只是就事论事，只是基本大局考量，一切行为也在朝制约束之下，影响虽大，但范围有限。
但包拯之后，可就不一样了。一个包拯倒下了，千千万万个包拯站起来了，当然，仅仅在打倒王士廪专权的事情上。
公侯勋贵、朝廷大臣、士林清流，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约而同，向王士廪发起攻讦。并且，绝不止于口诛笔伐，从政治到军事，从吏政到民生，王士廪的一切政治行为，都被人拿放大镜研究，用以寻找破绽、漏洞乃至弊病，予以攻讦。
这还仅是基础的，依附于王士廪的那些党羽们，则更是重大关照目标，而他们的身上，最不缺的就是问题.
王士廪知道会很麻烦，但未曾想到会那么麻烦。当朝廷勋贵、中枢大臣、清流名士，这些人等联合起来的时候，给王士廪带来的压力也极其庞大的。
他甚至一度有种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感觉，在这种局面下，王士廪自然不可能坐着挨打，相反，他的反击也很凌厉。
天下乌鸦一般黑，你敢揭我短，我便敢掀你老底，凭借手中掌握的实权，来自“相党”的反击，也显然要更犀利些。
而这种相互揭短的作为，显然不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这是在激化矛盾，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当执政的权贵们陷入内耗时，朝廷的局势也随之动荡难安。
建隆后期，因为嗣续之争，朝中也爆发过一场大规模政争，此一回，与当年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还是统治阶级内部因权力利益而展开的博弈。
只不过，上一回，有世宗皇帝镇压，局面再乱，也有个底，负面影响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但是当今皇帝，不是世宗，而是刘维箴。
在相党与倒王派之间不断斗法时，大汉皇帝在干什么呢？倒也不纯在看戏，面对纷至沓来、如山堆积的劾章，刘维箴既措手不及，而恼火异常。
对王士廪，进行了严厉申斥，说他无法团结臣僚，以致上下衔怨。对那些屡发争端的权贵，同样也没放过，几次下诏敦劝，希望诸公能够相忍为国
刘维箴的一系列表态，倒也不是没有作用，但只是扬汤止沸罢了，对问题的根本，始终没有触及。皇帝态度暧昧，自然给了王士廪继续专权的机会。
当然，在刘维箴那里，王士廪可也是费了大心思的，除了一贯以来的贴心侍奉，也跟王士廪的一则进言有关：尚书令职，乃陛下所授，今陛下无意更免，而群臣亟欲黜落，居心何在？今日能群起而攻臣，他日若联合以逼陛下，陛下如何当之？
王士廪的言论，自然有偷换概念、转移矛盾之嫌，但对刘维箴却十分有效，这不是个自信的皇帝，习惯了众正盈朝的太平日子，面对混乱政局，汹涌舆情，处置实在乏术。
因而，让王士廪替大抵挡来自外朝的纷扰与风雨，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这些混乱因王士廪而发。当然，影响刘维箴态度的，还有内侍行首蔡诀，至少外廷权贵相互牵制时，他们这些在内廷伺候的，处境可就宽松多了。
这场围绕着相权展开的党争，持续了足足三年之久，由于皇帝刘维箴的态度，王士廪始终占据着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过相当的妥协，以寻求合作，但做得更多的，是以各种手段，对政敌进行打压。
曾公亮、富弼、赵尚范（赵匡赞之后）等重臣，逐一被排挤出中枢。如欧阳修者，更是流贬地方，虽然并不是太看得上这些清流，但他们在士林中的名望太高，手里的笔杆子，还是很厉害的。
王士廪在秉政后期的表现，很符合权相乃至奸相的特征，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反派。他的权谋，尽用在安抚皇帝，打压政敌，巩固地位上，为一己之私欲，致朝政陷入昏乱，以致政务紊乱，士心躁动，人浮于事。
虽然对朝局的震荡，皇帝刘维箴要负很大责任，但最终一锤定音，把王士廪赶下台去的，还是刘维箴。皇帝在帝国体制内的权威，可远未被消磨干净，它始终存在，只看坐朝者愿不愿意去行使罢了。
王士廪几乎在火山口坐了三年多，并且从各方面，牢牢地压制着屁股下的汹涌。然而，在长期的对抗中，他也难免失策，乃至失智。
而他最大的过失，就在于，在长时间的执政生涯中，他逐渐忽视了，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究竟来源于何人。
正统二十四年（1065）正月，春寒料峭，时年48岁的皇帝刘维箴在宠幸一名宫娥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兴奋，以致昏厥，消息传开后，朝野震荡，暗流涌动.
但是，那种通过几十年的实践，通过无数次斗争、妥协、交换，最后方达成的朝野共识，这种由核心统治权贵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是不能轻易打破的。
比起写在《刑统》、《会典》里的法律条制，这种政治潜规则的破坏，后果要更加严重。因为前者主要用于约束被统治者、被剥削阶级的，而那些隐藏于水面下的规矩，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权贵）达成的关于一切利益的平衡。
一旦破坏了，那么打破的不只是政治原则，还有好不容易形成的利益平衡，而侵犯到其他人利益，则必然引发众怒。
而根本利益的冲突，对那些食利的统治权贵来说，比起朝局平稳、社稷安定、苍生幸福什么的，更容易让他们联合起来斗争。
对于这种情况，其中的艰难与风险，以王士廪的老谋深算，他未必不明白，只不过，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执政大权的诱惑，又岂是那么容易抵挡得住的。
在帝国历任尚书令中，王士廪绝对算是年轻的，干满五六年，也才六十出头，身体康健，精力充沛，哪里舍得就这么退下去。
即便在朝外，仍有封疆大吏、公卿将相的位置等着他，但怎能与一国首相的权力威风，相提并论？
而王士廪之所以愿意为自己的权力欲望采取行动，付诸于实践，大抵也来源于自身的自信。他自认为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以及尚书令之位的加成，他已经拥有足够的威望与实力，去摆平那些反对的声音。
他自信，凭借对朝廷的熟悉，凭借自身的权谋与策略，能够平衡利益冲突，过去他也的确做得不错。
更为重要的，还是正统皇帝的态度，刘维箴对王士廪的追求，并没有反对，甚至还表示，王相公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朕无烦忧，悉赖其功，这可是一剂强心针。
有此三者为凭，从正统二十一年，王士廪便正式开启“连任”，这自然引发了内外大量权贵及官僚的不满，抗争由此而起。
与包拯之间的对抗，只是一种预热，一种暖场。毕竟，包拯态度言辞虽然激烈，但他只是就事论事，只是基本大局考量，一切行为也在朝制约束之下，影响虽大，但范围有限。
但包拯之后，可就不一样了。一个包拯倒下了，千千万万个包拯站起来了，当然，仅仅在打倒王士廪专权的事情上。
公侯勋贵、朝廷大臣、士林清流，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约而同，向王士廪发起攻讦。并且，绝不止于口诛笔伐，从政治到军事，从吏政到民生，王士廪的一切政治行为，都被人拿放大镜研究，用以寻找破绽、漏洞乃至弊病，予以攻讦。
这还仅是基础的，依附于王士廪的那些党羽们，则更是重大关照目标，而他们的身上，最不缺的就是问题.
王士廪知道会很麻烦，但未曾想到会那么麻烦。当朝廷勋贵、中枢大臣、清流名士，这些人等联合起来的时候，给王士廪带来的压力也极其庞大的。
他甚至一度有种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感觉，在这种局面下，王士廪自然不可能坐着挨打，相反，他的反击也很凌厉。
天下乌鸦一般黑，你敢揭我短，我便敢掀你老底，凭借手中掌握的实权，来自“相党”的反击，也显然要更犀利些。
而这种相互揭短的作为，显然不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这是在激化矛盾，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当执政的权贵们陷入内耗时，朝廷的局势也随之动荡难安。
建隆后期，因为嗣续之争，朝中也爆发过一场大规模政争，此一回，与当年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还是统治阶级内部因权力利益而展开的博弈。
只不过，上一回，有世宗皇帝镇压，局面再乱，也有个底，负面影响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但是当今皇帝，不是世宗，而是刘维箴。
在相党与倒王派之间不断斗法时，大汉皇帝在干什么呢？倒也不纯在看戏，面对纷至沓来、如山堆积的劾章，刘维箴既措手不及，而恼火异常。
对王士廪，进行了严厉申斥，说他无法团结臣僚，以致上下衔怨。对那些屡发争端的权贵，同样也没放过，几次下诏敦劝，希望诸公能够相忍为国
刘维箴的一系列表态，倒也不是没有作用，但只是扬汤止沸罢了，对问题的根本，始终没有触及。皇帝态度暧昧，自然给了王士廪继续专权的机会。
当然，在刘维箴那里，王士廪可也是费了大心思的，除了一贯以来的贴心侍奉，也跟王士廪的一则进言有关：尚书令职，乃陛下所授，今陛下无意更免，而群臣亟欲黜落，居心何在？今日能群起而攻臣，他日若联合以逼陛下，陛下如何当之？
王士廪的言论，自然有偷换概念、转移矛盾之嫌，但对刘维箴却十分有效，这不是个自信的皇帝，习惯了众正盈朝的太平日子，面对混乱政局，汹涌舆情，处置实在乏术。
因而，让王士廪替大抵挡来自外朝的纷扰与风雨，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这些混乱因王士廪而发。当然，影响刘维箴态度的，还有内侍行首蔡诀，至少外廷权贵相互牵制时，他们这些在内廷伺候的，处境可就宽松多了。
这场围绕着相权展开的党争，持续了足足三年之久，由于皇帝刘维箴的态度，王士廪始终占据着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过相当的妥协，以寻求合作，但做得更多的，是以各种手段，对政敌进行打压。
曾公亮、富弼、赵尚范（赵匡赞之后）等重臣，逐一被排挤出中枢。如欧阳修者，更是流贬地方，虽然并不是太看得上这些清流，但他们在士林中的名望太高，手里的笔杆子，还是很厉害的。
王士廪在秉政后期的表现，很符合权相乃至奸相的特征，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反派。他的权谋，尽用在安抚皇帝，打压政敌，巩固地位上，为一己之私欲，致朝政陷入昏乱，以致政务紊乱，士心躁动，人浮于事。
虽然对朝局的震荡，皇帝刘维箴要负很大责任，但最终一锤定音，把王士廪赶下台去的，还是刘维箴。皇帝在帝国体制内的权威，可远未被消磨干净，它始终存在，只看坐朝者愿不愿意去行使罢了。
王士廪几乎在火山口坐了三年多，并且从各方面，牢牢地压制着屁股下的汹涌。然而，在长期的对抗中，他也难免失策，乃至失智。
而他最大的过失，就在于，在长时间的执政生涯中，他逐渐忽视了，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究竟来源于何人。
正统二十四年（1065）正月，春寒料峭，时年48岁的皇帝刘维箴在宠幸一名宫娥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兴奋，以致昏厥，消息传开后，朝野震荡，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