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不敢说累，更不敢纵情玩乐，因为朕还没有成就。
——天启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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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意识到了此时的明朝已经岌岌可危，穿越当天朱一鸣就迫不及待的下达这些命令，如果不快刀斩乱麻，那么就算自己是穿越而来，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也不得不去做他的木匠了。
1621年的明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万历驾崩的时候，立国已经252年。《明史熹宗本纪》提到“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世宗就是嘉靖，就是说从嘉靖后朝廷纲纪很坏，到神宗末年，就是万历末年，坏到了极点。万历近30年不视朝，可想而之。
满洲人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在东北已是风生水起，攻城掠地，做大做强；内地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不断，奢香夫人的后代在贵州、四川起义，围困cd一百多天，还有sd那不成气候的白莲教。总之，形势可谓内外交困。朱由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大位的。
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要独自处理这样的危机，实在是太难了。朱由校有什么？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依靠。根据祖训，几个亲叔叔是不能参与朝廷政务的，唯一的弟弟朱由检这时候还年幼，就算年长也不能参与政务。
朱元璋设定的分封制度，皇子成年后一律离京到封地去，刚开始各地藩王还有几千、几万不等的兵马，朱棣一降，各地藩王连王府大门都不能出，更别说带兵、参政了，皇子一旦离京到封地，基本就再也见不到了。
叔伯、兄弟是指望不上了，那太后、太皇太后呢，根据祖训，也是不能干政的。
这样一来，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要和几百上千个真真假假的正人君子（臣子）周旋，累啊，所以朱棣以后，明朝都是短命的皇帝、也多是殆政的皇帝。
恰恰相反，女真人是怎么崛起的？
清朝立国之初就紧紧依靠家族力量，群策群力，发展壮大。在皇太极登基以后，皇太极的几个兄弟，阿敏、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一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高手，可以说，没有这些个亲兄弟，清朝难以入主中原。
康熙皇帝14岁就智擒鳌拜，后来又平定三藩，很厉害。要知道，康熙有精明能干、威望崇高的太皇太后孝庄和强大的宗室在幕后支持，这是关键。朱由校有什么？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依靠。
所以说，明朝的皇帝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遇上大事没有可以信赖的至亲帮衬、周旋。
那些大臣们呢？
此时，宋明理学、陆王心学已十分发达。把明朝的大臣一个个教育的像个正人君子。理学是什么？理学是儒学的哲学化，感觉也是具体化、升华化，北宋张载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他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最具代表性的理学语言；
朱熹也说了两句代表性的话，“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心学以王阳明为代表，顾名思义，心学就是研究心的学问，他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代表“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这些学问听起来很是能鼓舞人心，但要求太高，常人难以企及，自古无几人能做到；最后很多人学的四不像，满口仁义道德，心中污秽不堪，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就是这么来的吧。
在这些学问的浸淫下，大明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正人君子的做派。
然而，就是这些满口道德、心忧天下的正人君子把朱由校天资不错的先祖嘉靖都逼得不上朝，躲在西苑神神叨叨24年；把朱由校老实巴交的曾祖父隆庆逼得英年早逝；把朱由校从小就聪明伶俐的爷爷万历逼得干脆躲进深宫不出来，这一躲就是近30年。
临死的时候，崇祯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就能看出这些自视清高的大臣们都是什么德行……
当然，大臣是必须要依靠的，有内阁协调六部，提出意见，但内阁的话能全信吗？再说又没有英宗登基时（8岁）的“三杨”和万历登基（9岁）时的张居正这样的人才，内阁出现不同意见怎么办?怎么调和？大臣的话能全信吗？其中有鸡鸣狗盗之徒、怀有私心之徒不说，还有的大臣的确是自身水平不高，说的话能采纳吗？怎么辨别真假？怎么识别忠奸？
另外，朱一鸣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皇权过小。
在封建王朝，皇上作为九五之尊，是上天派下来管理天下臣民的，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掌握天下所有臣民的生杀大全，是封建时代最高的统治者。
但是，这个理解不能适用于此时的明朝。
文官集团的崛起和成熟，逐渐成为左右朝廷政策的强大力量，甚至皇帝本人在面对这种朝臣的压力之时，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明朝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比如武宗南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嘉靖的大礼仪事件、万历的国本之争。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但是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的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以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的言官队伍，这批人在本朝品位虽卑，但政治地位却很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上则规谏皇帝，左右言路，下则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范围，既威慑百官安分守道、各司其职，也要求皇帝本人的所作所为应该符合天道本身。除了言官之外，翰林院、六部、内阁等官员也多次成为诤谏刺劾的主力军。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例应回乡丁忧，然而在皇帝挽留下夺情留任；朝中其他大臣认为本朝以孝为大，张居正不应眷念职位。愤怒的官员决定参劾首辅大臣。先是两位翰林，后是两位刑部官员，冒着受到皇帝严厉处罚的风险，上奏参劾张居正。虽然四位官员果然受到杖刑，却在朝内赢得了忠臣的好名声。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
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不怕死，而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所以皇帝也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的退居深宫，做最高的决议人。而所谓廷议这种事情已经不太需要皇帝的参加了。
明朝皇帝个人的自由到最后已经是狭小到无以复加了。甚至连立储君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自由。万历的国本之争对比康熙随心所欲的换太子，可知万历做皇帝的难处！
明末在各项制度上已经接近于早期欧洲的君主立宪，正如欧洲君主国家的储君们被选择出来需要经过内阁的批准，明朝的太子被立出来是也要获得内阁的首肯的，在中国历史上，明朝还是首例，连立储君都身不由己。
明朝的皇帝们，他们的早期都曾经试图确立以自己的想法来实施的政治制度，但无一例外的被大臣们驳回，退居深宫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除非他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对大臣进行残酷的屠杀以换取自己的的权力。但是在明朝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嘉靖开始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明朝的大臣，倒最终吓倒了皇帝自己。这些明朝皇帝们，一个个在深宫打发这自己无聊的岁月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心中，是很无奈的！
因此，朱一鸣下达的四条命令，有两条与魏忠贤有关。
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有基层工作经验，对人心险恶、世态炎凉还是比较能把握的。况且这个人腿脚勤快，办事利索，那再好不过，就你魏忠贤了。
魏忠贤在对付文官方面的确有一套，在原来历史上，最后那些文官几乎被整治的服服帖帖，税务改革也卓有成效，把万历向弱势群体征税转向江浙富人征税，魏忠贤基本解决了中央财政开支问题，军费基本能保证。
历史上的魏忠贤办事才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毕竟目不识丁，心性修养、胸怀格局都不够大，在朱由校面前很温顺，对大臣可就不客气了。他敢杀人啊！
一般皇帝杀人都会很慎重，一来个人名誉问题，二来祖宗江山社稷问题，把人心杀没了，如何是好？
魏忠贤就不管那么多了，江湖夜路子，把自命清高的东林党赶尽杀绝，内阁首辅叶向高是东林党的老大，被魏忠贤赶回家，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被杀，各地封疆大吏也都害怕了，纷纷以攀附太监魏忠贤为荣，各地督抚共计给魏忠贤建了92座生祠，称他为九千岁。
然后，魏忠贤认了一大帮干儿子，连吏部尚书这样的国之重臣也认魏忠贤为干爹，这些“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正人君子跪在了一个阉竖之下。
朝廷清静的代价就是乌烟瘴气，堂堂天朝的朝廷几乎成了黑社会组织。
所以，朱一鸣趁着魏忠贤还没有正式的走上巅峰，要先把他的后台“客氏”除掉，然后再提拔他当上东厂督主，这就等于告诉魏忠贤，你的才能我是认可的，但是你的主子只能有我一人。
而且，朱一鸣并不想将“司礼监掌印太监”交给魏忠贤，如果这个位置也给他，恐怕自己真的控制不了局势了。这个位置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命令是否被正确的下达。
明朝明宣宗时期，明宣宗为了压制内阁的权势，将国家决策分为“票拟”“批红”两个部分，票拟是内阁阁员拟定对事情的处理意见，以蓝笔书写。呈上后请皇帝审批，由于皇帝审批用红笔，所以叫“批红”，然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都懒于政事，于是“批红”的权力落到了太监手里。
在“司礼监掌印太监”下面还有“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用红笔批示处理意见是否可以执行。然而秉笔太监却不是说了算的，因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要再次审核一次，如果认为可以，就盖上公章。如果认为不好，有权打回去重新批红。所以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太监中的一号人物，如果大臣要反对也没办法，因为他们送上去的奏章都要经过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审核，他们告的人偏偏就是审核的人，所以当然必输无疑。
但是出现这一情况的前提是：皇帝懒散。否则，皇帝可以收回“批红”的权利。比如嘉靖皇帝，把太监都当成了奴才，于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什么的都不敢胡作非为，一时权势被打压下去。
朱一鸣不想学嘉靖，他太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也不想学朱由检，他太笨，自己没有实力驾驭大臣，却自作聪明将得力助手全部搞死，落得个上吊自杀的结局。
他想学习的恰恰就是朱由校，利用魏忠贤去牵扯那些不干正事的大臣们，只不过自己要把握好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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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意识到了此时的明朝已经岌岌可危，穿越当天朱一鸣就迫不及待的下达这些命令，如果不快刀斩乱麻，那么就算自己是穿越而来，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也不得不去做他的木匠了。
1621年的明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万历驾崩的时候，立国已经252年。《明史熹宗本纪》提到“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世宗就是嘉靖，就是说从嘉靖后朝廷纲纪很坏，到神宗末年，就是万历末年，坏到了极点。万历近30年不视朝，可想而之。
满洲人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在东北已是风生水起，攻城掠地，做大做强；内地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不断，奢香夫人的后代在贵州、四川起义，围困cd一百多天，还有sd那不成气候的白莲教。总之，形势可谓内外交困。朱由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大位的。
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要独自处理这样的危机，实在是太难了。朱由校有什么？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依靠。根据祖训，几个亲叔叔是不能参与朝廷政务的，唯一的弟弟朱由检这时候还年幼，就算年长也不能参与政务。
朱元璋设定的分封制度，皇子成年后一律离京到封地去，刚开始各地藩王还有几千、几万不等的兵马，朱棣一降，各地藩王连王府大门都不能出，更别说带兵、参政了，皇子一旦离京到封地，基本就再也见不到了。
叔伯、兄弟是指望不上了，那太后、太皇太后呢，根据祖训，也是不能干政的。
这样一来，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要和几百上千个真真假假的正人君子（臣子）周旋，累啊，所以朱棣以后，明朝都是短命的皇帝、也多是殆政的皇帝。
恰恰相反，女真人是怎么崛起的？
清朝立国之初就紧紧依靠家族力量，群策群力，发展壮大。在皇太极登基以后，皇太极的几个兄弟，阿敏、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一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高手，可以说，没有这些个亲兄弟，清朝难以入主中原。
康熙皇帝14岁就智擒鳌拜，后来又平定三藩，很厉害。要知道，康熙有精明能干、威望崇高的太皇太后孝庄和强大的宗室在幕后支持，这是关键。朱由校有什么？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依靠。
所以说，明朝的皇帝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遇上大事没有可以信赖的至亲帮衬、周旋。
那些大臣们呢？
此时，宋明理学、陆王心学已十分发达。把明朝的大臣一个个教育的像个正人君子。理学是什么？理学是儒学的哲学化，感觉也是具体化、升华化，北宋张载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他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最具代表性的理学语言；
朱熹也说了两句代表性的话，“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心学以王阳明为代表，顾名思义，心学就是研究心的学问，他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代表“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这些学问听起来很是能鼓舞人心，但要求太高，常人难以企及，自古无几人能做到；最后很多人学的四不像，满口仁义道德，心中污秽不堪，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就是这么来的吧。
在这些学问的浸淫下，大明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正人君子的做派。
然而，就是这些满口道德、心忧天下的正人君子把朱由校天资不错的先祖嘉靖都逼得不上朝，躲在西苑神神叨叨24年；把朱由校老实巴交的曾祖父隆庆逼得英年早逝；把朱由校从小就聪明伶俐的爷爷万历逼得干脆躲进深宫不出来，这一躲就是近30年。
临死的时候，崇祯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就能看出这些自视清高的大臣们都是什么德行……
当然，大臣是必须要依靠的，有内阁协调六部，提出意见，但内阁的话能全信吗？再说又没有英宗登基时（8岁）的“三杨”和万历登基（9岁）时的张居正这样的人才，内阁出现不同意见怎么办?怎么调和？大臣的话能全信吗？其中有鸡鸣狗盗之徒、怀有私心之徒不说，还有的大臣的确是自身水平不高，说的话能采纳吗？怎么辨别真假？怎么识别忠奸？
另外，朱一鸣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皇权过小。
在封建王朝，皇上作为九五之尊，是上天派下来管理天下臣民的，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掌握天下所有臣民的生杀大全，是封建时代最高的统治者。
但是，这个理解不能适用于此时的明朝。
文官集团的崛起和成熟，逐渐成为左右朝廷政策的强大力量，甚至皇帝本人在面对这种朝臣的压力之时，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明朝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比如武宗南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嘉靖的大礼仪事件、万历的国本之争。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但是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的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以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的言官队伍，这批人在本朝品位虽卑，但政治地位却很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上则规谏皇帝，左右言路，下则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范围，既威慑百官安分守道、各司其职，也要求皇帝本人的所作所为应该符合天道本身。除了言官之外，翰林院、六部、内阁等官员也多次成为诤谏刺劾的主力军。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例应回乡丁忧，然而在皇帝挽留下夺情留任；朝中其他大臣认为本朝以孝为大，张居正不应眷念职位。愤怒的官员决定参劾首辅大臣。先是两位翰林，后是两位刑部官员，冒着受到皇帝严厉处罚的风险，上奏参劾张居正。虽然四位官员果然受到杖刑，却在朝内赢得了忠臣的好名声。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
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不怕死，而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所以皇帝也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的退居深宫，做最高的决议人。而所谓廷议这种事情已经不太需要皇帝的参加了。
明朝皇帝个人的自由到最后已经是狭小到无以复加了。甚至连立储君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自由。万历的国本之争对比康熙随心所欲的换太子，可知万历做皇帝的难处！
明末在各项制度上已经接近于早期欧洲的君主立宪，正如欧洲君主国家的储君们被选择出来需要经过内阁的批准，明朝的太子被立出来是也要获得内阁的首肯的，在中国历史上，明朝还是首例，连立储君都身不由己。
明朝的皇帝们，他们的早期都曾经试图确立以自己的想法来实施的政治制度，但无一例外的被大臣们驳回，退居深宫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除非他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对大臣进行残酷的屠杀以换取自己的的权力。但是在明朝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嘉靖开始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明朝的大臣，倒最终吓倒了皇帝自己。这些明朝皇帝们，一个个在深宫打发这自己无聊的岁月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心中，是很无奈的！
因此，朱一鸣下达的四条命令，有两条与魏忠贤有关。
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有基层工作经验，对人心险恶、世态炎凉还是比较能把握的。况且这个人腿脚勤快，办事利索，那再好不过，就你魏忠贤了。
魏忠贤在对付文官方面的确有一套，在原来历史上，最后那些文官几乎被整治的服服帖帖，税务改革也卓有成效，把万历向弱势群体征税转向江浙富人征税，魏忠贤基本解决了中央财政开支问题，军费基本能保证。
历史上的魏忠贤办事才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毕竟目不识丁，心性修养、胸怀格局都不够大，在朱由校面前很温顺，对大臣可就不客气了。他敢杀人啊！
一般皇帝杀人都会很慎重，一来个人名誉问题，二来祖宗江山社稷问题，把人心杀没了，如何是好？
魏忠贤就不管那么多了，江湖夜路子，把自命清高的东林党赶尽杀绝，内阁首辅叶向高是东林党的老大，被魏忠贤赶回家，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被杀，各地封疆大吏也都害怕了，纷纷以攀附太监魏忠贤为荣，各地督抚共计给魏忠贤建了92座生祠，称他为九千岁。
然后，魏忠贤认了一大帮干儿子，连吏部尚书这样的国之重臣也认魏忠贤为干爹，这些“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正人君子跪在了一个阉竖之下。
朝廷清静的代价就是乌烟瘴气，堂堂天朝的朝廷几乎成了黑社会组织。
所以，朱一鸣趁着魏忠贤还没有正式的走上巅峰，要先把他的后台“客氏”除掉，然后再提拔他当上东厂督主，这就等于告诉魏忠贤，你的才能我是认可的，但是你的主子只能有我一人。
而且，朱一鸣并不想将“司礼监掌印太监”交给魏忠贤，如果这个位置也给他，恐怕自己真的控制不了局势了。这个位置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命令是否被正确的下达。
明朝明宣宗时期，明宣宗为了压制内阁的权势，将国家决策分为“票拟”“批红”两个部分，票拟是内阁阁员拟定对事情的处理意见，以蓝笔书写。呈上后请皇帝审批，由于皇帝审批用红笔，所以叫“批红”，然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都懒于政事，于是“批红”的权力落到了太监手里。
在“司礼监掌印太监”下面还有“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用红笔批示处理意见是否可以执行。然而秉笔太监却不是说了算的，因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要再次审核一次，如果认为可以，就盖上公章。如果认为不好，有权打回去重新批红。所以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太监中的一号人物，如果大臣要反对也没办法，因为他们送上去的奏章都要经过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审核，他们告的人偏偏就是审核的人，所以当然必输无疑。
但是出现这一情况的前提是：皇帝懒散。否则，皇帝可以收回“批红”的权利。比如嘉靖皇帝，把太监都当成了奴才，于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什么的都不敢胡作非为，一时权势被打压下去。
朱一鸣不想学嘉靖，他太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也不想学朱由检，他太笨，自己没有实力驾驭大臣，却自作聪明将得力助手全部搞死，落得个上吊自杀的结局。
他想学习的恰恰就是朱由校，利用魏忠贤去牵扯那些不干正事的大臣们，只不过自己要把握好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