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八岁之前，是没人记得我的生日，十八岁之后，是我不愿与人提起。不错，是十八岁那年。
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向一边倾斜。跨过马路，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一定又被人盯着了。
不敢掉转脸，只是眼睛往两边扫：没有任何异常。我不敢停住脚步，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转头，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疾驶而过，溅起路沿的泥水。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指着车乱骂，泥水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嘴里念叨：“开啥子鬼车，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
一阵混乱之后，小街还是那条小街。
我愣愣地站在杂乱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弄得自己神经兮兮？从童年某个岁数起，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盯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过。
那个男人，头发乱蓬蓬的，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他从不靠近我，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而且总在学校附近，也从不跟着我走，好像算准了我走什么路，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
这一带的女孩，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
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不知如何说才好，说不清楚。很可能，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臭骂我一顿。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大约隔半月或十天，我总有背脊发凉的感觉。事情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恨，可能与生俱来，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人一辈子，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对此，我可以装作不在乎。说实在的，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
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它都能躲开我。而我不过是为了某种确定，就像过分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蜓。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一旦看清，反有大祸。
我不敢多想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许多事纠缠在一块，串成一个个结子，就像我行走的小路边，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发一般，披挂下来。
2
我的家在长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沟坎。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整个城市统统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还会像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顽强地浮出水面。这想法，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
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野猫溪和弹子石。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遥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河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临。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乎乎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
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积场，闻到过那么多味道。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
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爆炸，落在山坳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49年底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50年代初共产党的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
只消走出门来，倚着潮湿湿的墙，侧着耳朵听：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没准儿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刀。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两尺，没准儿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
一江之隔，半岛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进步，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而江南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是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叠叠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阶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葛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黝黑，一侧墙青红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雷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像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中间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像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49年底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3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其实我们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冬天夜里下雨时才关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葛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像野猫，倒像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得见灰暗的天。
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
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个哥哥睡。白天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励生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80年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我们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像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夏天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母亲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天棒！”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待不了几天，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直到把母亲闹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母亲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母亲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的肚里事。
这年夏天，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在盼大姐回来。
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两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幺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小。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对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4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花。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烟。堂屋里光线暗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峋。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两元。另外两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
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
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批人去干。
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下体力活，汗流浃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迈着一样的步子，抬筑地基的条石，修船的大钢板。她又一次落到江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后，心脏病，贫血转高血压，风湿关节炎，腰伤，一身都是病。在我上初中时，才换了工种，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算是轻活，烧全天。半夜里把煤火封好，凌晨四点把火启开，捅煤灰，添新煤旺炉火，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
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哪怕我讨好她，给她端去洗脸水，她也没好声好气。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像骆驼背，两头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是杠子的肉垫。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双腿不雅观地张开。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
母亲在外工作，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见，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全家肉票加起来，割半斤肉。做成香喷喷的一碗，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母亲还不领情，挥挥筷子，绕过肉不吃。父亲有次火了，拍桌子，搁了碗筷。他们两人你来我去，然后把我们轰出门，关门吵架，争得越来越激烈，声音却明显放低，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
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母亲岁数越大，脾气越变越怪，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下流话，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惯了。但这是我的母亲，她一说粗话脏字，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她关门砰的一声，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这些我都受不了。
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
我总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当母亲生我养我时，更明白说，十九年前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怀上了我？
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
或许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肿，眼睛混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透过这缝看人，总认错人。她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一个劲儿掉，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因为背驼，更显得短而臃肿，上重下轻。走路一瘸一拐，像有铅垫在鞋底。因为下力太重，母亲的腿逐渐变粗，脚趾张开，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长年泡在泥水中，湿气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刚醒来，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打着一把油纸伞，天上正飘着细雨。我突然想她也有过，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一张年轻柔润的脸。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说家里一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谁也没搭这个茬儿，看来，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
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以推开，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只有一两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这时，母亲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
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
5
房门打开了，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六六，你把倒水桶给我提来。”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裤子短到膝盖，脚上还是一双旧木板拖鞋。
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母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应该到家了。
我故意说：“你等不到她，她准是骗你的。”
“不会的，”母亲肯定地说，“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
提起大姐，母亲的脸变得柔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小心，水淌在三合土地上。她骂道：“好生点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挂二神。”
我提着满满一桶水，迈过门槛。“别倒掉，隔一阵，你得拖楼上的地板。”母亲在房里大声武气地说。
水金贵，一是水费高，二是常停自来水。几百户人家，共用一个在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排队不说，那水总黄澄澄的，如果下江边去担江水，汗流浃背地挑上来，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做饭菜有一股铁锈味。除非断了自来水，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
每家地小，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一整家人用，再多的水也不够。男人都下河洗澡，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身上只剩裤衩。反正这里的男人，夏季整个白天也只穿裤衩，打光背。
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洗，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一盆水从头浇到脚，白裤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暴露无遗。我是个小女孩时，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面，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个紧挨一个，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上，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
绵长的夏天，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长江开始涨水，上游的水仿佛来得慢，一旦到了旺水季，一夜间便会淹没上百米宽的泥滩。这城市之热，没住过的人，不可能明白：从心烧，贴着皮肤的毛孔，火苗般一丝丝地烤。没有风，有风也是火上加热，像在蒸笼里，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
家里女人洗澡，男人得出去，到街上混，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完了，才怏怏回家。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掺一丁点热水，然后闩好房门，快快脱了衣服，洗得紧张，动作飞速：身上擦一遍水，打一点肥皂，用水冲一下，就算洗过了。
我们家有五个女人，时间来不及，就不能一个一个洗，有时几姐妹得一起钻进房里。我受不了赤裸的身子被人看见，哪怕姐姐或母亲也不行。我经常等到最后，端一盆冷水钻进房内，闩上门，擦洗身体。家里人认为我有怪癖，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间房间被一个人独占，谁也不会高兴。
这是夏天。天稍稍凉快一点，洗澡就更不方便——没那么多热水，又上不起付几角钱的公共浴室。不方便就少洗不洗。干活的人一走近，就可闻到一股汗臭，街上每个角落钻出的许多气味，又增加了一种。
冬天的冷，跟夏天的热，同样是难忍，这里从来没暖气，也没取暖的燃料。人们只能用玻璃瓶装热水，暖暖手，一家人围在煮饭的炉子边，有时干脆蜷缩在被窝里。夜里睡觉，把能穿上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躲进被窝，手脚冰冷，到半夜也暖和不过来。我的手难得有个冬天不生冻疮，手指不像胡萝卜。
我把拖把放入水桶，右手提着水桶，用手臂扶着拖把的杆，身子倾斜着小心翼翼，走到堂屋左侧的楼梯前，右手换到左手，右手抓住咯吱响的楼梯扶手，准备上阁楼去。
“你别忙着去拖地嘛，炊壶里还有热水。”母亲不高兴的声音，冲着我的耳朵，“你先洗澡，等会儿洗不成。”
母亲一会儿要我这样，一会儿要我那样。我搁下水桶，沉着脸，站在楼梯前不动。
她在扫洒在地上的洗澡水，把扫帚拿在堂屋干的地方舞了几下，扫帚上残留的水被干的地吸去不少。
父亲抬起头，示意我按母亲的意思办，先洗澡。
我只得听父亲的，取了脸盆去厨房倒来壶里的热水，关上房门，脱光衣服准备洗澡。看着自己汗渍渍赤裸的身体，闻到自己腋下的汗味，我觉得恶心透了。
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八岁之前，是没人记得我的生日，十八岁之后，是我不愿与人提起。不错，是十八岁那年。
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向一边倾斜。跨过马路，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一定又被人盯着了。
不敢掉转脸，只是眼睛往两边扫：没有任何异常。我不敢停住脚步，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转头，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疾驶而过，溅起路沿的泥水。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指着车乱骂，泥水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嘴里念叨：“开啥子鬼车，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
一阵混乱之后，小街还是那条小街。
我愣愣地站在杂乱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弄得自己神经兮兮？从童年某个岁数起，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盯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过。
那个男人，头发乱蓬蓬的，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他从不靠近我，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而且总在学校附近，也从不跟着我走，好像算准了我走什么路，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
这一带的女孩，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
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不知如何说才好，说不清楚。很可能，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臭骂我一顿。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大约隔半月或十天，我总有背脊发凉的感觉。事情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恨，可能与生俱来，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人一辈子，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对此，我可以装作不在乎。说实在的，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
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它都能躲开我。而我不过是为了某种确定，就像过分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蜓。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一旦看清，反有大祸。
我不敢多想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许多事纠缠在一块，串成一个个结子，就像我行走的小路边，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发一般，披挂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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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长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沟坎。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整个城市统统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还会像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顽强地浮出水面。这想法，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
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野猫溪和弹子石。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遥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河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临。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乎乎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
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积场，闻到过那么多味道。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
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爆炸，落在山坳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49年底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50年代初共产党的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
只消走出门来，倚着潮湿湿的墙，侧着耳朵听：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没准儿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刀。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两尺，没准儿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
一江之隔，半岛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进步，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而江南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是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叠叠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阶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葛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黝黑，一侧墙青红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雷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像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中间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像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49年底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3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其实我们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冬天夜里下雨时才关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葛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像野猫，倒像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得见灰暗的天。
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
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个哥哥睡。白天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励生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80年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我们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像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夏天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母亲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天棒！”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待不了几天，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直到把母亲闹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母亲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母亲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的肚里事。
这年夏天，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在盼大姐回来。
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两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幺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小。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对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4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花。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烟。堂屋里光线暗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峋。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两元。另外两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
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
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批人去干。
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下体力活，汗流浃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迈着一样的步子，抬筑地基的条石，修船的大钢板。她又一次落到江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后，心脏病，贫血转高血压，风湿关节炎，腰伤，一身都是病。在我上初中时，才换了工种，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算是轻活，烧全天。半夜里把煤火封好，凌晨四点把火启开，捅煤灰，添新煤旺炉火，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
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哪怕我讨好她，给她端去洗脸水，她也没好声好气。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像骆驼背，两头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是杠子的肉垫。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双腿不雅观地张开。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
母亲在外工作，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见，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全家肉票加起来，割半斤肉。做成香喷喷的一碗，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母亲还不领情，挥挥筷子，绕过肉不吃。父亲有次火了，拍桌子，搁了碗筷。他们两人你来我去，然后把我们轰出门，关门吵架，争得越来越激烈，声音却明显放低，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
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母亲岁数越大，脾气越变越怪，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下流话，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惯了。但这是我的母亲，她一说粗话脏字，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她关门砰的一声，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这些我都受不了。
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
我总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当母亲生我养我时，更明白说，十九年前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怀上了我？
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
或许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肿，眼睛混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透过这缝看人，总认错人。她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一个劲儿掉，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因为背驼，更显得短而臃肿，上重下轻。走路一瘸一拐，像有铅垫在鞋底。因为下力太重，母亲的腿逐渐变粗，脚趾张开，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长年泡在泥水中，湿气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刚醒来，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打着一把油纸伞，天上正飘着细雨。我突然想她也有过，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一张年轻柔润的脸。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说家里一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谁也没搭这个茬儿，看来，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
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以推开，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只有一两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这时，母亲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
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
5
房门打开了，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六六，你把倒水桶给我提来。”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裤子短到膝盖，脚上还是一双旧木板拖鞋。
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母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应该到家了。
我故意说：“你等不到她，她准是骗你的。”
“不会的，”母亲肯定地说，“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
提起大姐，母亲的脸变得柔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小心，水淌在三合土地上。她骂道：“好生点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挂二神。”
我提着满满一桶水，迈过门槛。“别倒掉，隔一阵，你得拖楼上的地板。”母亲在房里大声武气地说。
水金贵，一是水费高，二是常停自来水。几百户人家，共用一个在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排队不说，那水总黄澄澄的，如果下江边去担江水，汗流浃背地挑上来，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做饭菜有一股铁锈味。除非断了自来水，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
每家地小，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一整家人用，再多的水也不够。男人都下河洗澡，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身上只剩裤衩。反正这里的男人，夏季整个白天也只穿裤衩，打光背。
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洗，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一盆水从头浇到脚，白裤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暴露无遗。我是个小女孩时，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面，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个紧挨一个，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上，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
绵长的夏天，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长江开始涨水，上游的水仿佛来得慢，一旦到了旺水季，一夜间便会淹没上百米宽的泥滩。这城市之热，没住过的人，不可能明白：从心烧，贴着皮肤的毛孔，火苗般一丝丝地烤。没有风，有风也是火上加热，像在蒸笼里，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
家里女人洗澡，男人得出去，到街上混，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完了，才怏怏回家。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掺一丁点热水，然后闩好房门，快快脱了衣服，洗得紧张，动作飞速：身上擦一遍水，打一点肥皂，用水冲一下，就算洗过了。
我们家有五个女人，时间来不及，就不能一个一个洗，有时几姐妹得一起钻进房里。我受不了赤裸的身子被人看见，哪怕姐姐或母亲也不行。我经常等到最后，端一盆冷水钻进房内，闩上门，擦洗身体。家里人认为我有怪癖，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间房间被一个人独占，谁也不会高兴。
这是夏天。天稍稍凉快一点，洗澡就更不方便——没那么多热水，又上不起付几角钱的公共浴室。不方便就少洗不洗。干活的人一走近，就可闻到一股汗臭，街上每个角落钻出的许多气味，又增加了一种。
冬天的冷，跟夏天的热，同样是难忍，这里从来没暖气，也没取暖的燃料。人们只能用玻璃瓶装热水，暖暖手，一家人围在煮饭的炉子边，有时干脆蜷缩在被窝里。夜里睡觉，把能穿上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躲进被窝，手脚冰冷，到半夜也暖和不过来。我的手难得有个冬天不生冻疮，手指不像胡萝卜。
我把拖把放入水桶，右手提着水桶，用手臂扶着拖把的杆，身子倾斜着小心翼翼，走到堂屋左侧的楼梯前，右手换到左手，右手抓住咯吱响的楼梯扶手，准备上阁楼去。
“你别忙着去拖地嘛，炊壶里还有热水。”母亲不高兴的声音，冲着我的耳朵，“你先洗澡，等会儿洗不成。”
母亲一会儿要我这样，一会儿要我那样。我搁下水桶，沉着脸，站在楼梯前不动。
她在扫洒在地上的洗澡水，把扫帚拿在堂屋干的地方舞了几下，扫帚上残留的水被干的地吸去不少。
父亲抬起头，示意我按母亲的意思办，先洗澡。
我只得听父亲的，取了脸盆去厨房倒来壶里的热水，关上房门，脱光衣服准备洗澡。看着自己汗渍渍赤裸的身体，闻到自己腋下的汗味，我觉得恶心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