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成大事之本
成功的大敌是明白做事的道理而不去实干。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说一位年轻人到海边看垂钓，见老者不时就有鱼上网，一时羡慕不已。老者告诉年轻人，这样看下去，不如回家织个网，就会有鱼上钩了。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
众人皆知的曾国藩有句倡导笃行的名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冀。若恐天意难凭，而广许神愿；若恐人谋未藏，而多方设法，皆无识者之所为。”这是强调知行合一。
儒家基本典籍《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谓君子应广博地学习，审慎地问辨、思考，最后是笃实地践行。“学问思辨行”与《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同为士人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
明代的王阳明说，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地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摹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就弊的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我今天说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而且不是我凭空杜撰，知行本性原是如此。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鉴诫。弟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因此人们所见到的曾国藩形象是“貌无过人处，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我们观察他的日记才发现他主张“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主张少说多做的人。他甚至认为：“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装样子。他还说：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弟每取立言中之万难攀跻者，而将立功于之稍次者一概抹杀，是孟子“钩金舆羽，食重礼轻”之说也，乌乎可哉！对于身体不佳的人来说，是不是应当爱惜自己不去“尽吾心力之所能及”了呢？曾国藩认为不可这样，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看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晚年的曾国藩为什么在心力交瘁之际还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仰自宽自勖，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便要克服一切困难和疾病，勤奋读书著书为完成自己的学问做最后的拼搏。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提到“获取成功性格”，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从低到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做到这三要素，必须要能抓住命运——遇到的机遇，不要老是有一种“守株待兔”的心理。凡是等待别人赐予的人，只能是看着别人脸色行事。曾国藩的获取成功性格之要诀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靠别人赏赐什么东西。
一日事，一日毕
在章法上多讲究一些，你办起事来就特别顺。曾国藩身居朝廷要职，每天日理万机，公事繁多，但在诸多纷繁复杂的内、外部事务中，他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办事招法，游刃有余于在旁人看来甚至难以招架的政事之中。
曾国藩从政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处理政事的经验。他每天需处理的事情都很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积压与搁置。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列出当天应办的事情，当天办完，如农家早起分派当天的农事一样。如果每天的事情做完了，这样或许积压就少了。这还只是具体的办事风格，曾国藩还有一些抽象的办事方法。他归结为四点：
（1）条分缕析
从政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起来闲得要死，忙起来忙得要命；清闲的时候，还可以从从容容，忙碌的时候，就显得焦头烂额。当很多事情一起涌现，就要临阵勿乱，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分清轻重，分清难易，分清缓急。即使是办一件事情，也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抓住主要的、重要的、难度大的、紧急的，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仅信心十足，也会轻松自如。
（2）注意相互关系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几件事情引入被动的局面。所以做一件事，就应想到它的前后因果，左右羁绊，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不会办好。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3）详细思考
曾国藩办事很谨慎，这主要表现在深思熟虑上。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不仅所办的事情办不成，往往导致功亏一篑。李续宾和曾国华在三河镇全军的覆没，就是思虑不详所致。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咛。他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井井有条。
（4）遵守原则
办事一定要讲原则，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也失去了检查的标准。和稀泥，踩西瓜皮，都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越办越糟。比如军中吃饭宜早，就是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就可以宽容。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内外有别，君臣有别。
截断浮躁之根
事业生涯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人们付出很多琐碎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依靠日积月累的办法，最终，这些琐碎的努力才会像涓涓细流汇聚为势不可挡的汹涌波涛，而且有的时候，成功的到来比你预计的要早。因此，任何人都应当在事业生涯面前力戒浮躁性格的滋生。认识这一点，对你大有好处。
有人面对危难之事，抓耳挠腮，性格狂躁发怒。有人临危不乱，性格沉着冷静，理智地应对危局。前者是失败者，后者是成功者。
急躁的性格常能使人毁于一旦，在平常状况下，大部分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性格，也能做正确的决定。但是，一旦事态紧急，他们就自乱脚步，而无法把持自己。
保持冷静头脑法和爆发潜能法。这两点都有助于我们克服和阻止急躁性格的弱点来缠绕自身，并且还有助于将急躁“冷却”下去，变得冷静。一个人有了冷静的性格，就能做事不慌乱。这是至理，却有很多人做不到！
曾国藩认识到浮躁已成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却一无所得，甚至连文字都不能背诵。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他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因为只是翰林院检讨的小官，没有担当重责，因此人倒格外放松。我们从他这几年的《日记》中可见曾国藩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惯例，散馆只有第一等的少数人留在翰林院，其余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职，或到地方从七品知县干起。这一年的第一等17人，二等26名，三等3名。曾国藩在三个等级共46名中排名第三十六，是较靠后的。但这一年只有两人到部院任职，3人到地方任知县，其余都留在翰林院，所以曾国藩的《日记》说：“可谓千载一遇。”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边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破庙里“办公”。加之水土不服，随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龙很快便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龙的真正出名当然也不是在广西，而是他后来做了直隶巡抚。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9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他在最初的一二年间，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生活，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标准，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记》里经常检点“房闼不敬”，并把它作为“三大戒”之一。本来一个青年才子，志得意满，起居生活不注意小节，这乃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国藩颇有：“喜色”之意，对于一个有志成为理学家的他而言，就属非分之想了。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14，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姬甚美后，心中艳羡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国藩先聊了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之见”，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国藩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狎，是过分亲近而态度轻佻之意，亵，是轻慢、淫秽的意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举动。岱云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于曾国藩没有忘情他的“狎亵”之举，因而他说的话都是“谐戏”之语，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愿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无所事事地来到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嬉游、狎亵往往是出入歌馆妓院的不正当行为的用语，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几次这样的记载，是否说他也不能免俗？从他的父亲给他写信，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来看，早年的曾国藩极可能有这方面的不检点之处。曾国藩的妻子当时同住京城，此外他没有姬妾，尽管他的《日记》中屡有“房闼不敬”、“晏起”之类的话，即是说他的生活无节制，但如果属于夫妻正常的性生活，何必烦老父千里之遥，殷殷致嘱呢？而且，节欲、节劳、节饮食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四出征逐、酒欢宴席已成一大习惯。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得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氏求稳性格之解密（一）
草率只能让自己吃苦头曾国藩以求稳为性格特征之一，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办事绝不能由着性子来，要按照事理来，这样才能稳操胜券，否则草率只能让自己吃苦头。但有些人则不明白，一遇到事情，就恨不得立即弄个水落石出，一针扎出血来。其实这不但办不成事，而且还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所谓“欲速则不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聪明人办事，一定是善于观察、巧于布阵、精于摸底，然后在时机成熟时，采取拉网术，把想钓的鱼拉上来。
一个人具有草率行事的性格只能让自己吃够苦头——毫无头序、混乱不堪、漏洞百出。成大事者力戒这一性格，以求稳为第一。
“先了解你要做什么，然后去做。”对行事容易草率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座右铭，尤其是前半段。假如决断和行动力是迈向成熟的部分必要条件，则表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根据良好的分析与判断。
“行进之前先仔细看”或“投资之前先仔细研究”均不表示我们做事犹豫而没有决断。这些话的意思是要警告我们：采取行动千万不可鲁莽、仓促，要认清事实的真相再做出相应的行动。
假如医师在急救病人的时候，没有事先把病况弄清楚，则极有可能给病人带来不幸。不错，在许多情况之下，立即行动是必要的，但其成大事的比例往往视其对问题诊断的正确度而定。
我们且举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来看。
住在新墨西哥州阿布魁克市的泰德·考丝太太，好几年前曾为财务问题而烦恼不已。她有一位多病的母亲住在布鲁克林，由两名妇女负责照料她的起居。考丝太太后来发觉很难维持这样的开销，而一位时常在财务上资助她的叔父，也打电话向她表示是否可以减少开支。如减少那两名看护妇的薪水，或缩减房屋的维修费等等。
考丝太太一时不知该如何作决定，便要求让她好好想一下，等做了决定之后再回电话给他。考丝太太十分感谢这位叔父长期的帮忙，也觉得应该想办法减轻这位叔父的负担。
“我取来一些纸张，然后开始分析。”考丝太太描述道，“我先把母亲的收入——如有价证券、叔父给她的补助等等一一列出来，然后再列出所有开支。没多久，我便发现母亲在衣、食方面的花费极少，但那栋拥有十一间房的住所，却得花一大笔钱来维持——光是每月的瓦斯费就得二三十块钱。再加上各种杂项开支和税金，还有保险费等等，为数十分可观。当我见到这些白纸黑字的证据，便知道事情该如何处理了——那房子必须解决掉。
“从另一方面来看，母亲的身体愈来愈坏，我担心这时移动她可能不太妥当。她一直希望能在那栋房子度过余生，我也愿意尽可能成全她的愿望。于是，我去拜访一位医师朋友，请他给我一些意见。这位医师认识一名经营私人疗养院的妇人，地点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三分钟路程。
“这位妇人不但心地好，人又能干，所收的费用也极合理，因此我决定把母亲送到她家去，让她来照顾。”
这件事处理的结果，对每个人都十分理想。考丝太太的母亲受到极好的照顾，一直还以为她仍住在家里。考丝太太现在每天都能抽空去探望她，而不是每星期一次。她叔父的负担减轻了，她们的财务问题也获得解决。此次经验告诉考丝太太，假如把问题写下来，便能完整、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事实，问题往往便也迎刃而解。
考丝太太的例子，很清楚地显示出：一个行动是否会成大事，往往要看事前的分析。假如考丝太太没有好好去研究问题所在，也没有好好去组织要采取的步骤，而是草率地采取行动，则很可能不但不能解决财务问题，甚至还会严重影响到母亲的健康。
这种把事实列在纸上，让它们自己把问题或解决方法显现出来的方式，在处理金钱问题方面尤其有用。而如今，哪个人不会在金钱或其他方面碰到麻烦呢？
住在伊利诺州奥尼市的一对年轻夫妇，葛莫先生和葛莫太太，也有这样的经历。像许多新婚夫妇一样，葛莫先生和太太在蜜月后不久，便已发生财务问题。那时正值第二次大战期间，葛莫先生必须入海军服役，但他们的许多账单都还没有付清。
后来，葛莫先生和太太知道光是发愁没有什么用处，便坐下来打算好好想出解决的办法。事实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欠镇上每一家商店钱。虽然每家欠得都不多，却也没有办法在入营之前全部还清。为了保持良好的记录，他们最后决定这么做——每个月向每家商店偿付一点钱。
事实上，最困难的部分大概就是去面对那些商店老板，并向他们说明自己无法在入营之前把债务还清。但出乎葛莫先生的意料，当他向第一家商店老板说明他的困难，但表示愿意每月逐渐付清款项的时候，老板的反应极其恳切，使他不禁松了口气，以下的几家也都进行得十分顺利。结果，这些债务后来都还清了，有家商店老板甚至在他退伍回家之后还特地来找他，表示感谢他遵守诺言。
总而言之，若不是葛莫先生事前先坐下来仔细分析状况，他们很难做出适当的决定，并且付诸实行。事实证明，他们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我们之间有许多人常常没有像葛莫先生这么做——先坐下来仔细研究困扰我们的问题，相反的，我们常常为问题而辗转不能入眠，却又一再拖延作决定的时间；或是，我们没有经过仔细分析研究，便在短时间内做出仓促决定，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恶化。为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面对事实，并收集更多有关问题的资料，然后，可能的话，更进一步去研析资料，以了解自己所处的状况。
戴尔·卡耐基先生曾访问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已故院长赫伯·郝克先生。在访问过程中，卡耐基特别提到郝克院长的书桌是多么整洁——因为像他这么一个大忙人，桌上通常会堆满许多资料或文件。
“要处理这么多学生的问题，你一定要随时作许多决定。”卡耐基先生说道，“但是，你看起来十分冷静、从容，一点都不显出焦虑的样子。请问，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郝克院长回答道：“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假如我必须在某一天作某一项决定，通常我都事先收集好各种相关资料，并认定自己是‘发掘事实的人’。我并不浪费时间去设想该如何作决定，只是尽可能去研究与问题有关的所有资料。等我研究完毕，决定便自然产生了，因为这都是根据事实而来的。听起来十分简单，是吗？”
不错，方法是十分简单，却常常被我们忽视了。我们的行动通常比较受情绪、成见、急躁或其他非分析性做法的影响，这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就好像小孩子喜欢凡事“马上去做”，或过马路的时候没有注意两旁的来车，或在大太阳下跑到海边游玩，结果却中了暑等等，都是没有考虑到客观情况，只凭冲动便糊涂行事的幼稚行为。
有名妇女向专家诉说她的丈夫似乎有不忠的行为。她不知自己该对丈夫采取攻击的行动，还是应该携儿女回娘家去。
“是什么让你怀疑到他有不忠的行为？”专家问道。
“是他的行为方式。”她回答道，“他一向是个很好相处的人，现在却变得脾气暴躁，凡事挑剔。他时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并表示由于太累，不能陪我到任何地方去。这些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但多了也会让人受不了。他甚至忘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完全不像他以前的样子了！”
听起来的确是有问题。但专家仍然要她在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之前，再多找些事实来印证。
专家建议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找她丈夫的医师谈谈，并要丈夫好好检查一下身体。此外，也要看看他的工作是否有什么问题。
结果是第一个建议有了效果。医师发现她丈夫急需动一项手术。动了手术之后，她丈夫便恢复正常，而这位太太也完全去除了自己的疑心。
像这种濒临破裂的婚姻，其导因通常只是某一方面的疑心。假如这名妇女不顾一切地采取草率的行动，则后果便完全不一样了。
行动能力的确是成熟心灵的必备条件之一，但必须有知识和理解做基础，才能避免毫无价值的草率性格和行为。
的确，要办事，绝不能不分清红皂白地一阵乱来，而是要有进有退，有急有缓，一切皆为了稳中求胜。
△曾氏求稳性格之解密（二）
分清轻重缓急曾国藩特别主张做事要分清轻重缓急，不可贪图一举成名。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渴望做成自己心中大事的人来说，更不容忽视。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不善于推销自己的人在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分不清哪个更重要，哪个更紧急。这正如法国哲学家布莱斯·巴斯卡所说：“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是人们最难懂得的。”对许多人来说，这句话不幸被言中，他们完全不知道怎样把人生的任务和责任按其重要性排列。他们以为工作本身就是成绩，但这其实是大谬不然。
不妨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最缺的是什么？可能有许多人都有同感，我们最缺的就是钱。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我们的一生而言，学习对我们是重要的，但却不是最紧急的，而钱对我们是紧急的（我们会举出许多理由，如我们已经长大了，不想要父母的钱等等），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什么？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的早早就选择弃学从商，有的依然选择在校学习，而更可悲的人还有，无论他是弃学经商还是在校学习，他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个例子看来真是再明显不过了，许多人在处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的确分不清哪个更重要，哪个更紧急。这些人以为每个任务都是一样的，只要时间被忙忙碌碌地打发掉，他们就从心眼儿里高兴。他们只愿意去做能使他们高兴的事情，而不管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或紧急不紧急。
实际上，懂得推销自己的人都是明白轻重缓急的道理的，他们在处理一年或一个月、一天的事情之前，总是按分清主次的办法来安排自己的时间。
（1）把重要事情摆在第一位
商业及电脑巨子罗斯·佩罗说：“凡是优秀的、值得称道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处在刀刃上，要不断努力才能保持刀刃的锋利。”罗斯认识到，人们确定了事情的重要性之后，不等于事情会自动办得好。你或许要花大力气才能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做好。而始终要把它们摆在第一位，你肯定要费很大的劲儿。下面是有助于你做到这一点的三步计划：
①估价
首先，你要用上面所提到的目标、需要、回报和满足感四原则对将要做的事情作一个估价。
②删除
第二步是删除你不必要做的事，把要做但不一定要你做的事委托别人去做。
③估计
记下你为达到目标必须做的事，包括完成任务需要多长时间，谁可以帮助你完成任务等资料。
（2）精心确定主次
在确定每一年或每一天该做什么之前，你必须对自己应该如何利用时间有更全面的看法。要做到这一点，你要问自己四个问题：
①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肩负着一个沉重的责任，可能再过20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司的领导、大企业家、大科学家。所以，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明白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持之以恒地朝这个目标不断努力，把一切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统统抛弃。
②我需要做什么？要分清缓急，还应弄清自己需要做什么。总会有些任务是你非做不可的。重要的是你必须分清某个任务是否一定要做，或是否一定要由你去做。这两种情况是不同的。非做不可，但并非一定要你亲自做的事情，你可以委派别人去做，自己只负责监督其完成。
③什么能给我最高回报？人们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能给自己最高回报的事情上，即我会比别人干得出色的事情上。在这方面，让我们用巴莱托（80／20）定律来引导自己：人们应该用80%的时间做能带来最高回报的事情，而用20%的时间做其他事情，这样使用时间是最具有战略眼光的。
④什么能给我最大的满足感？有些人认为能带来最高回报的事情就一定能给自己最大的满足感。但并非任何一种情况都是这样。无论你地位如何，你总需要把部分时间用于做能带给你满足感和快乐的事情上。这样你会始终保持生活热情，因为你的生活是有趣的。
（3）根据轻重缓急开始行动
在确定了应该做哪几件事之后，你必须按它们的轻重缓急开始行动。大部分人是根据事情的紧迫感，而不是事情的优先程度来安排先后顺序的。这些人的做法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懂得生活的人不能这样，而是按优先程度开展工作。以下是两个建议：
①每天开始都有一张优先表
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查理斯·舒瓦普会见效率专家艾维·利时，艾维·利说自己的公司能帮助舒瓦普把他的钢铁公司管理得更好。舒瓦普承认他自己懂得如何管理，但事实上公司不尽如人意。可是他说自己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而是更多的行动。他说：“应该做什么，我们自己是清楚的。如果你能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执行计划，我听你的，在合理范围之内价钱由你定。”
艾维·利说可以在10分钟内给舒瓦普一样东西，这东西能使他的公司的业绩提高至少50%。然后他递给舒瓦普一张空白纸，说：“在这张纸上写下你明天要做的6件最重要的事。”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用数字标明每件事情对于你和你的公司的重要性次序。”这花了大约5分钟。艾维·利接着说：“现在把这张纸放进口袋。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纸条拿出来，作第一项，不要看其他的，只看第一项。着手办第一件事，直至完成为止。然后用同样方法对待第二项、第三项……直到你下班为止。如果你只做完第一件事，那不要紧，你总是做着最重要的事情。”
艾维·利又说：“每一天都要这样做。你对这种方法的价值深信不疑之后，叫你公司的人也这样干。这个试验你爱做多久就做多久，然后给我寄支票来，你认为值多少就给我多少。”
整个会见历时不到半个钟头。几个星期之后，舒瓦普给艾维·利寄去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还有一封信。信上说从钱的观点看，那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课。后来有人说，5年之后，这个当年不为人知的小钢铁厂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钢铁厂，而其中，艾维·利提出的方法功不可没。这个方法还为查理斯·舒瓦普赚得1亿美元。
②把事情按先后顺序写下来，定个进度表。把一天的时间安排好，这对于成大事者是很关键的。这样成大事者可以每时每刻集中精力处理要做的事。但把一周、一个月、一年的时间安排好，也是同样重要的。这样做给你一个整体方向，使你看到自己的宏图，从而有助于你达到推销自己的目的。
成功的大敌是明白做事的道理而不去实干。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说一位年轻人到海边看垂钓，见老者不时就有鱼上网，一时羡慕不已。老者告诉年轻人，这样看下去，不如回家织个网，就会有鱼上钩了。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
众人皆知的曾国藩有句倡导笃行的名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冀。若恐天意难凭，而广许神愿；若恐人谋未藏，而多方设法，皆无识者之所为。”这是强调知行合一。
儒家基本典籍《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谓君子应广博地学习，审慎地问辨、思考，最后是笃实地践行。“学问思辨行”与《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同为士人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
明代的王阳明说，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地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摹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就弊的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我今天说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而且不是我凭空杜撰，知行本性原是如此。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鉴诫。弟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因此人们所见到的曾国藩形象是“貌无过人处，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我们观察他的日记才发现他主张“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主张少说多做的人。他甚至认为：“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装样子。他还说：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弟每取立言中之万难攀跻者，而将立功于之稍次者一概抹杀，是孟子“钩金舆羽，食重礼轻”之说也，乌乎可哉！对于身体不佳的人来说，是不是应当爱惜自己不去“尽吾心力之所能及”了呢？曾国藩认为不可这样，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看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晚年的曾国藩为什么在心力交瘁之际还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仰自宽自勖，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便要克服一切困难和疾病，勤奋读书著书为完成自己的学问做最后的拼搏。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提到“获取成功性格”，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从低到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做到这三要素，必须要能抓住命运——遇到的机遇，不要老是有一种“守株待兔”的心理。凡是等待别人赐予的人，只能是看着别人脸色行事。曾国藩的获取成功性格之要诀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靠别人赏赐什么东西。
一日事，一日毕
在章法上多讲究一些，你办起事来就特别顺。曾国藩身居朝廷要职，每天日理万机，公事繁多，但在诸多纷繁复杂的内、外部事务中，他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办事招法，游刃有余于在旁人看来甚至难以招架的政事之中。
曾国藩从政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处理政事的经验。他每天需处理的事情都很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积压与搁置。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列出当天应办的事情，当天办完，如农家早起分派当天的农事一样。如果每天的事情做完了，这样或许积压就少了。这还只是具体的办事风格，曾国藩还有一些抽象的办事方法。他归结为四点：
（1）条分缕析
从政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起来闲得要死，忙起来忙得要命；清闲的时候，还可以从从容容，忙碌的时候，就显得焦头烂额。当很多事情一起涌现，就要临阵勿乱，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分清轻重，分清难易，分清缓急。即使是办一件事情，也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抓住主要的、重要的、难度大的、紧急的，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仅信心十足，也会轻松自如。
（2）注意相互关系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几件事情引入被动的局面。所以做一件事，就应想到它的前后因果，左右羁绊，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不会办好。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3）详细思考
曾国藩办事很谨慎，这主要表现在深思熟虑上。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不仅所办的事情办不成，往往导致功亏一篑。李续宾和曾国华在三河镇全军的覆没，就是思虑不详所致。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咛。他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井井有条。
（4）遵守原则
办事一定要讲原则，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也失去了检查的标准。和稀泥，踩西瓜皮，都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越办越糟。比如军中吃饭宜早，就是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就可以宽容。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内外有别，君臣有别。
截断浮躁之根
事业生涯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人们付出很多琐碎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依靠日积月累的办法，最终，这些琐碎的努力才会像涓涓细流汇聚为势不可挡的汹涌波涛，而且有的时候，成功的到来比你预计的要早。因此，任何人都应当在事业生涯面前力戒浮躁性格的滋生。认识这一点，对你大有好处。
有人面对危难之事，抓耳挠腮，性格狂躁发怒。有人临危不乱，性格沉着冷静，理智地应对危局。前者是失败者，后者是成功者。
急躁的性格常能使人毁于一旦，在平常状况下，大部分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性格，也能做正确的决定。但是，一旦事态紧急，他们就自乱脚步，而无法把持自己。
保持冷静头脑法和爆发潜能法。这两点都有助于我们克服和阻止急躁性格的弱点来缠绕自身，并且还有助于将急躁“冷却”下去，变得冷静。一个人有了冷静的性格，就能做事不慌乱。这是至理，却有很多人做不到！
曾国藩认识到浮躁已成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却一无所得，甚至连文字都不能背诵。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他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因为只是翰林院检讨的小官，没有担当重责，因此人倒格外放松。我们从他这几年的《日记》中可见曾国藩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惯例，散馆只有第一等的少数人留在翰林院，其余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职，或到地方从七品知县干起。这一年的第一等17人，二等26名，三等3名。曾国藩在三个等级共46名中排名第三十六，是较靠后的。但这一年只有两人到部院任职，3人到地方任知县，其余都留在翰林院，所以曾国藩的《日记》说：“可谓千载一遇。”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边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破庙里“办公”。加之水土不服，随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龙很快便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龙的真正出名当然也不是在广西，而是他后来做了直隶巡抚。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9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他在最初的一二年间，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生活，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标准，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记》里经常检点“房闼不敬”，并把它作为“三大戒”之一。本来一个青年才子，志得意满，起居生活不注意小节，这乃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国藩颇有：“喜色”之意，对于一个有志成为理学家的他而言，就属非分之想了。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14，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姬甚美后，心中艳羡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国藩先聊了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之见”，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国藩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狎，是过分亲近而态度轻佻之意，亵，是轻慢、淫秽的意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举动。岱云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于曾国藩没有忘情他的“狎亵”之举，因而他说的话都是“谐戏”之语，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愿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无所事事地来到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嬉游、狎亵往往是出入歌馆妓院的不正当行为的用语，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几次这样的记载，是否说他也不能免俗？从他的父亲给他写信，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来看，早年的曾国藩极可能有这方面的不检点之处。曾国藩的妻子当时同住京城，此外他没有姬妾，尽管他的《日记》中屡有“房闼不敬”、“晏起”之类的话，即是说他的生活无节制，但如果属于夫妻正常的性生活，何必烦老父千里之遥，殷殷致嘱呢？而且，节欲、节劳、节饮食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四出征逐、酒欢宴席已成一大习惯。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得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氏求稳性格之解密（一）
草率只能让自己吃苦头曾国藩以求稳为性格特征之一，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办事绝不能由着性子来，要按照事理来，这样才能稳操胜券，否则草率只能让自己吃苦头。但有些人则不明白，一遇到事情，就恨不得立即弄个水落石出，一针扎出血来。其实这不但办不成事，而且还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所谓“欲速则不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聪明人办事，一定是善于观察、巧于布阵、精于摸底，然后在时机成熟时，采取拉网术，把想钓的鱼拉上来。
一个人具有草率行事的性格只能让自己吃够苦头——毫无头序、混乱不堪、漏洞百出。成大事者力戒这一性格，以求稳为第一。
“先了解你要做什么，然后去做。”对行事容易草率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座右铭，尤其是前半段。假如决断和行动力是迈向成熟的部分必要条件，则表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根据良好的分析与判断。
“行进之前先仔细看”或“投资之前先仔细研究”均不表示我们做事犹豫而没有决断。这些话的意思是要警告我们：采取行动千万不可鲁莽、仓促，要认清事实的真相再做出相应的行动。
假如医师在急救病人的时候，没有事先把病况弄清楚，则极有可能给病人带来不幸。不错，在许多情况之下，立即行动是必要的，但其成大事的比例往往视其对问题诊断的正确度而定。
我们且举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来看。
住在新墨西哥州阿布魁克市的泰德·考丝太太，好几年前曾为财务问题而烦恼不已。她有一位多病的母亲住在布鲁克林，由两名妇女负责照料她的起居。考丝太太后来发觉很难维持这样的开销，而一位时常在财务上资助她的叔父，也打电话向她表示是否可以减少开支。如减少那两名看护妇的薪水，或缩减房屋的维修费等等。
考丝太太一时不知该如何作决定，便要求让她好好想一下，等做了决定之后再回电话给他。考丝太太十分感谢这位叔父长期的帮忙，也觉得应该想办法减轻这位叔父的负担。
“我取来一些纸张，然后开始分析。”考丝太太描述道，“我先把母亲的收入——如有价证券、叔父给她的补助等等一一列出来，然后再列出所有开支。没多久，我便发现母亲在衣、食方面的花费极少，但那栋拥有十一间房的住所，却得花一大笔钱来维持——光是每月的瓦斯费就得二三十块钱。再加上各种杂项开支和税金，还有保险费等等，为数十分可观。当我见到这些白纸黑字的证据，便知道事情该如何处理了——那房子必须解决掉。
“从另一方面来看，母亲的身体愈来愈坏，我担心这时移动她可能不太妥当。她一直希望能在那栋房子度过余生，我也愿意尽可能成全她的愿望。于是，我去拜访一位医师朋友，请他给我一些意见。这位医师认识一名经营私人疗养院的妇人，地点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三分钟路程。
“这位妇人不但心地好，人又能干，所收的费用也极合理，因此我决定把母亲送到她家去，让她来照顾。”
这件事处理的结果，对每个人都十分理想。考丝太太的母亲受到极好的照顾，一直还以为她仍住在家里。考丝太太现在每天都能抽空去探望她，而不是每星期一次。她叔父的负担减轻了，她们的财务问题也获得解决。此次经验告诉考丝太太，假如把问题写下来，便能完整、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事实，问题往往便也迎刃而解。
考丝太太的例子，很清楚地显示出：一个行动是否会成大事，往往要看事前的分析。假如考丝太太没有好好去研究问题所在，也没有好好去组织要采取的步骤，而是草率地采取行动，则很可能不但不能解决财务问题，甚至还会严重影响到母亲的健康。
这种把事实列在纸上，让它们自己把问题或解决方法显现出来的方式，在处理金钱问题方面尤其有用。而如今，哪个人不会在金钱或其他方面碰到麻烦呢？
住在伊利诺州奥尼市的一对年轻夫妇，葛莫先生和葛莫太太，也有这样的经历。像许多新婚夫妇一样，葛莫先生和太太在蜜月后不久，便已发生财务问题。那时正值第二次大战期间，葛莫先生必须入海军服役，但他们的许多账单都还没有付清。
后来，葛莫先生和太太知道光是发愁没有什么用处，便坐下来打算好好想出解决的办法。事实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欠镇上每一家商店钱。虽然每家欠得都不多，却也没有办法在入营之前全部还清。为了保持良好的记录，他们最后决定这么做——每个月向每家商店偿付一点钱。
事实上，最困难的部分大概就是去面对那些商店老板，并向他们说明自己无法在入营之前把债务还清。但出乎葛莫先生的意料，当他向第一家商店老板说明他的困难，但表示愿意每月逐渐付清款项的时候，老板的反应极其恳切，使他不禁松了口气，以下的几家也都进行得十分顺利。结果，这些债务后来都还清了，有家商店老板甚至在他退伍回家之后还特地来找他，表示感谢他遵守诺言。
总而言之，若不是葛莫先生事前先坐下来仔细分析状况，他们很难做出适当的决定，并且付诸实行。事实证明，他们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我们之间有许多人常常没有像葛莫先生这么做——先坐下来仔细研究困扰我们的问题，相反的，我们常常为问题而辗转不能入眠，却又一再拖延作决定的时间；或是，我们没有经过仔细分析研究，便在短时间内做出仓促决定，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恶化。为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面对事实，并收集更多有关问题的资料，然后，可能的话，更进一步去研析资料，以了解自己所处的状况。
戴尔·卡耐基先生曾访问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已故院长赫伯·郝克先生。在访问过程中，卡耐基特别提到郝克院长的书桌是多么整洁——因为像他这么一个大忙人，桌上通常会堆满许多资料或文件。
“要处理这么多学生的问题，你一定要随时作许多决定。”卡耐基先生说道，“但是，你看起来十分冷静、从容，一点都不显出焦虑的样子。请问，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郝克院长回答道：“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假如我必须在某一天作某一项决定，通常我都事先收集好各种相关资料，并认定自己是‘发掘事实的人’。我并不浪费时间去设想该如何作决定，只是尽可能去研究与问题有关的所有资料。等我研究完毕，决定便自然产生了，因为这都是根据事实而来的。听起来十分简单，是吗？”
不错，方法是十分简单，却常常被我们忽视了。我们的行动通常比较受情绪、成见、急躁或其他非分析性做法的影响，这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就好像小孩子喜欢凡事“马上去做”，或过马路的时候没有注意两旁的来车，或在大太阳下跑到海边游玩，结果却中了暑等等，都是没有考虑到客观情况，只凭冲动便糊涂行事的幼稚行为。
有名妇女向专家诉说她的丈夫似乎有不忠的行为。她不知自己该对丈夫采取攻击的行动，还是应该携儿女回娘家去。
“是什么让你怀疑到他有不忠的行为？”专家问道。
“是他的行为方式。”她回答道，“他一向是个很好相处的人，现在却变得脾气暴躁，凡事挑剔。他时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并表示由于太累，不能陪我到任何地方去。这些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但多了也会让人受不了。他甚至忘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完全不像他以前的样子了！”
听起来的确是有问题。但专家仍然要她在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之前，再多找些事实来印证。
专家建议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找她丈夫的医师谈谈，并要丈夫好好检查一下身体。此外，也要看看他的工作是否有什么问题。
结果是第一个建议有了效果。医师发现她丈夫急需动一项手术。动了手术之后，她丈夫便恢复正常，而这位太太也完全去除了自己的疑心。
像这种濒临破裂的婚姻，其导因通常只是某一方面的疑心。假如这名妇女不顾一切地采取草率的行动，则后果便完全不一样了。
行动能力的确是成熟心灵的必备条件之一，但必须有知识和理解做基础，才能避免毫无价值的草率性格和行为。
的确，要办事，绝不能不分清红皂白地一阵乱来，而是要有进有退，有急有缓，一切皆为了稳中求胜。
△曾氏求稳性格之解密（二）
分清轻重缓急曾国藩特别主张做事要分清轻重缓急，不可贪图一举成名。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渴望做成自己心中大事的人来说，更不容忽视。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不善于推销自己的人在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分不清哪个更重要，哪个更紧急。这正如法国哲学家布莱斯·巴斯卡所说：“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是人们最难懂得的。”对许多人来说，这句话不幸被言中，他们完全不知道怎样把人生的任务和责任按其重要性排列。他们以为工作本身就是成绩，但这其实是大谬不然。
不妨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最缺的是什么？可能有许多人都有同感，我们最缺的就是钱。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我们的一生而言，学习对我们是重要的，但却不是最紧急的，而钱对我们是紧急的（我们会举出许多理由，如我们已经长大了，不想要父母的钱等等），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什么？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的早早就选择弃学从商，有的依然选择在校学习，而更可悲的人还有，无论他是弃学经商还是在校学习，他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个例子看来真是再明显不过了，许多人在处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的确分不清哪个更重要，哪个更紧急。这些人以为每个任务都是一样的，只要时间被忙忙碌碌地打发掉，他们就从心眼儿里高兴。他们只愿意去做能使他们高兴的事情，而不管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或紧急不紧急。
实际上，懂得推销自己的人都是明白轻重缓急的道理的，他们在处理一年或一个月、一天的事情之前，总是按分清主次的办法来安排自己的时间。
（1）把重要事情摆在第一位
商业及电脑巨子罗斯·佩罗说：“凡是优秀的、值得称道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处在刀刃上，要不断努力才能保持刀刃的锋利。”罗斯认识到，人们确定了事情的重要性之后，不等于事情会自动办得好。你或许要花大力气才能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做好。而始终要把它们摆在第一位，你肯定要费很大的劲儿。下面是有助于你做到这一点的三步计划：
①估价
首先，你要用上面所提到的目标、需要、回报和满足感四原则对将要做的事情作一个估价。
②删除
第二步是删除你不必要做的事，把要做但不一定要你做的事委托别人去做。
③估计
记下你为达到目标必须做的事，包括完成任务需要多长时间，谁可以帮助你完成任务等资料。
（2）精心确定主次
在确定每一年或每一天该做什么之前，你必须对自己应该如何利用时间有更全面的看法。要做到这一点，你要问自己四个问题：
①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肩负着一个沉重的责任，可能再过20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司的领导、大企业家、大科学家。所以，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明白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持之以恒地朝这个目标不断努力，把一切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统统抛弃。
②我需要做什么？要分清缓急，还应弄清自己需要做什么。总会有些任务是你非做不可的。重要的是你必须分清某个任务是否一定要做，或是否一定要由你去做。这两种情况是不同的。非做不可，但并非一定要你亲自做的事情，你可以委派别人去做，自己只负责监督其完成。
③什么能给我最高回报？人们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能给自己最高回报的事情上，即我会比别人干得出色的事情上。在这方面，让我们用巴莱托（80／20）定律来引导自己：人们应该用80%的时间做能带来最高回报的事情，而用20%的时间做其他事情，这样使用时间是最具有战略眼光的。
④什么能给我最大的满足感？有些人认为能带来最高回报的事情就一定能给自己最大的满足感。但并非任何一种情况都是这样。无论你地位如何，你总需要把部分时间用于做能带给你满足感和快乐的事情上。这样你会始终保持生活热情，因为你的生活是有趣的。
（3）根据轻重缓急开始行动
在确定了应该做哪几件事之后，你必须按它们的轻重缓急开始行动。大部分人是根据事情的紧迫感，而不是事情的优先程度来安排先后顺序的。这些人的做法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懂得生活的人不能这样，而是按优先程度开展工作。以下是两个建议：
①每天开始都有一张优先表
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查理斯·舒瓦普会见效率专家艾维·利时，艾维·利说自己的公司能帮助舒瓦普把他的钢铁公司管理得更好。舒瓦普承认他自己懂得如何管理，但事实上公司不尽如人意。可是他说自己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而是更多的行动。他说：“应该做什么，我们自己是清楚的。如果你能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执行计划，我听你的，在合理范围之内价钱由你定。”
艾维·利说可以在10分钟内给舒瓦普一样东西，这东西能使他的公司的业绩提高至少50%。然后他递给舒瓦普一张空白纸，说：“在这张纸上写下你明天要做的6件最重要的事。”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用数字标明每件事情对于你和你的公司的重要性次序。”这花了大约5分钟。艾维·利接着说：“现在把这张纸放进口袋。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纸条拿出来，作第一项，不要看其他的，只看第一项。着手办第一件事，直至完成为止。然后用同样方法对待第二项、第三项……直到你下班为止。如果你只做完第一件事，那不要紧，你总是做着最重要的事情。”
艾维·利又说：“每一天都要这样做。你对这种方法的价值深信不疑之后，叫你公司的人也这样干。这个试验你爱做多久就做多久，然后给我寄支票来，你认为值多少就给我多少。”
整个会见历时不到半个钟头。几个星期之后，舒瓦普给艾维·利寄去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还有一封信。信上说从钱的观点看，那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课。后来有人说，5年之后，这个当年不为人知的小钢铁厂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钢铁厂，而其中，艾维·利提出的方法功不可没。这个方法还为查理斯·舒瓦普赚得1亿美元。
②把事情按先后顺序写下来，定个进度表。把一天的时间安排好，这对于成大事者是很关键的。这样成大事者可以每时每刻集中精力处理要做的事。但把一周、一个月、一年的时间安排好，也是同样重要的。这样做给你一个整体方向，使你看到自己的宏图，从而有助于你达到推销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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