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进入汶川》
我只带了相机、笔记本、手机，还有钱包里塞的一点钱，结果一路从都江堰搭了4趟便车、爬山，进入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并在山上住了一夜。来让人惭愧又感慨，15个小时中我吃的、住的，都是灾民无条件施予我的。
其实，对于是否能顺利进入震中，我本来不抱很大希望。
5月18日，为防热心往山区送救济物品和想做志愿者的好心群众太多，堵塞通往汶川的交通，当地政府开始进行交通管制。都江堰往汶川的公路有交警严守，汽车不得通行，但步行不限。
我下了汽车走入限制区，先是搭上一架山区的私人摩托车，结果他没出几公里也被庞大的运送物资军车以及上山接灾民的大巴车队阻拦。
原来，前方的路又塌陷了，车队全被堵在路上。
然而我这一天的结局就于此时转折。其中一个大巴司机闷得发慌，把正在附近闲荡的我叫住闲聊，听说我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还主动表示可以送我一程――这是进灾区的机会！结果，我接着还连续搭了一部当地政府官员的小车，另一个摩托车，还走了约3公里的山路……映秀镇，竟然就这么在眼前了。
最后一段3公里的路程，我交到两个朋友。余林忠兄弟要到比映秀更远的收费站去寻找地震后失踪的父亲。一起停经映秀时，我们三人都被当地的灾民接济在家里，当晚就住在代玉英大娘的家里。
同时天涯落难人，尽管大娘家里可能连自己的食物都不够了，她还是煮了晚餐请我们吃。但我没有吃，我在别处采访时，还吃了别处灾民一大碗稀饭……
隔天下山，遇到三个逃难的灾民一起到码头搭军队的大船离开，一路上，火腿肠、矿泉水也一再分我一份。
下山时，看到大批解放军在山区进进出出。经过了在映秀镇一个晚上，看到解放军到处修路和抢救遇难者，看到他们绿色的军服确实让人有安全感。几名贴着解放军同行的中国联通工作人员，见我两手空空下山，还来了解一下我怎么“身无长物”就上来了，后来更主动问我要不要用卫星电话给总部报平安。他们说，他们在解放军部队的营里安了两部卫星电话－－“就是给大家用的，谁都可以用”。
原来，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所谓的“众志成城”抗灾，在中国人民抗震救灾中不是一个口号而已，城市的团结，中国老百姓善心激发以后的表现，会让你动容。
还有一点是：我从都江堰步行进入限制区后，起初不确定是否进得了灾区，是否会半路被迫下山，所以电脑、护照，以及本次出行准备的全部资金都留在车上。
没想到一路走进去，自己不小心进入已经没有电讯信号的灾区，结果没来得及通知包车的司机沈师傅先回家。但凭直觉，凭他和我谈到对灾区居民的同情，以及在成都两天看到的老百姓一致抗震精神，我觉得，沈师傅靠得住。
结果是，我走出映秀回到手机有讯号的地方时，才在电话中知道，沈师傅还在我下车的原点等我。前天我下车后，他一步也没敢走，一个晚上都睡在车里！
这是新加坡华语报纸《联合早报》的驻京记者韩咏红在汶川，以她一贯的冷静笔法，白描式地记录了她孤身辗转进入震中并度过一夜的情形。韩咏红是个敬业、勤奋、爽直的女孩，继《我这样进入汶川》之后韩咏红又写下了
《震中映秀镇的难忘一夜》。
映秀镇清晨的声音，和四川省其他山区可能没有很大差别。不远处传来狗吠和准备下山者的吆喝声。在一个架高的帐篷里，52岁的代玉英和老伴小心翼翼地爬下，走到篷后取出前一天走了老远才接回来的山溪水，刷牙、抹脸，开始两老在疮痍满目的地震震中新的一天。
雨后的清晨，老人站在帐篷前习惯性地往四面看看，但谁也不太敢深呼吸。
这个细微的差别或许正说明映秀和一般山城还是不一样。
这里是中国512汶川大地震中的震中重灾区，官方数据说地震遇难人数已达到3万2476人，而映秀则还有2700多失踪人口埋在废墟下，有些人恐怕已从此长眠。
这两天镇民纷纷传说因腐尸导致的瘟疫随时可能爆发。山镇至今余震不断，生活环境越来越不安全。但老人没有离开的打算。“我们可以到哪里去呢？”她反问我。
今天毕竟是活过来了，没有水和浴室可以洗澡，衣服也只有身上一套，但他们坚持梳洗干净，像平常过日子般在帐篷前划出一个“餐饮区”吃早饭，默默然地不太谈昨晚六七次可以感知的余震，以及雨水一夜滴到头上脸上的狼狈情景。
和想象相反镇里气氛平稳
在灾后5天首次进入重灾区映秀镇，更让我震惊的不是8级地震的强大破坏力，而是留守当地的镇民在艰难环境中依然坚持有尊严地活着。
我在5月17日下午进入了这个灾难的中心，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夜晚至隔天早晨。也许眼泪流得太多，对残垣败瓦的反应也可能渐渐迟钝；也许当悲哀大到某种程度时，人们已不晓得如何对外反应。
无论原因是什么，震中映秀镇和一般人的想象可能相同又相反。是的，整个镇全被夷为平地，灾后的山镇像被重磅zha药重重轰炸过一遍，80%的楼房塌毁，但和我想象相反的地方，是镇里的气氛平稳，留在当地的几百个灾民依然有尊严地生活着。
救援工作还在进行，镇里随处可见部队和消防员在挖掘幸存者。虽然有更多已经埋在废墟下的死难者，已经没有人有空去理会。
镇上最常见的是帐篷。灾民从曾经是自己的家园的废墟中挖出来家具、细软，再寻找材料搭建成帐篷组成灾后的避难所。食物就靠原来留下的方便面、饼干维生，运气好一点的人家里还有腊肉。凑合着，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甚至身上只剩下一两套衣服，也这样挺了过来。
想走的人大概都步行出去了，说不准还有多少人留着，有人说500人，也有人说700人。留在映秀没有离开的镇民，平静承受着悲剧。30岁的杨和强在地震中失去了妹夫，他成为家里5口人中唯一的男丁。他说：“我不挺住，还能怎么样呢？”
我是在抵达映秀的第一天晚上认识杨和强。他们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吃稀饭，都是家里亡故亲人的灾民。聚在一起相互打气，一听说我是记者，硬是舀了一大碗给我。
他们说，镇民前天自发成立“自救小组”。“三个老党员，三个新党员，我们自己开了一个会，就成立了自救小组了。”自称是老党员的何明甫说。
自救小组的服务内容，包括配合部队的抢险工作，在部队开工前给他们整理现场等等。或者合力四处去砸可能存在水源的水缸找水喝，为了很简单的生活资源，必须两个人合力又找器材、又扛又挑的。
但一个灾民说：“红军2万5000里长征都走过来了，我们这点算什么？”
人们说，2008年中国灾祸不断。
从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到3月西藏拉萨骚乱，5月再来这场8级大地震，给这个北京奥运年的“大喜之年”蒙上一层又一层的阴影。
然而，作为先后到过上述灾区采访的记者，从郴州到拉萨到汶川，我最强烈的一个印象是：中国过去吸取的教训，这次都没有重犯。
南方雪灾中政府的表现曾被百姓怀疑为救灾不力、反应迟钝，拉萨骚乱中被国际社会猛烈批评其驱赶媒体、信息不开放。上述两个大毛病，这次没有再出现。
反之，这次当局迅速调遣军队往灾区抢救。
此外，国际媒体前往灾区报道也通行无阻。根据更早前抵步的同行说，3月15日当天，一些不得通行的地方只需要出示记者证，官员示意放行。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记者证这么好用。”
患难与共精神在灾区随处可感信息的透明也使全社会都能投入到地震灾民的救助工作中。
刚过去的周末，都江堰的街上有不少贴着一个“抗震救灾”的私人汽车，普通人呼朋唤友拉了一堆矿泉水、方便面就想着到灾区去发送。可惜道路不通，很多人的好意很多只能存在仓库里。
患难与共互助的精神在映秀灾区、包括整个四川都随处可感，然而如果物资救援迟迟不来，灾民未必能持续撑很多天。另一方面，灾后重建显然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
离开映秀回成都的道路，我很自然地与几十个灾民一起，走山路然后取道部队安排的大船离开。一路上，有同行问我怎么评估地震对奥运的影响，我选择换一个方式回答他：中国没有因为成功申办奥运而立即融入国际社会主流，却因为这次牵动人心的救灾，因为这次救灾中表现的人道主义光芒、勇敢与毅力而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面对严重的灾情和留守的灾民，咏红有她独特的视角。
对于中国政府、军队和社会的救援工作，咏红也有她自己的评价。
像咏红这样心系灾情进入灾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并不止她一个。
像咏红这样冒险进入地震灾区的新加坡公民，也不止她一个。
天灾无情人有情，此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记者还是救援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见证着、谱写着这无比伤痛却又绽放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一刻。
有人说，新闻是易碎品。可是，在这样重大的历史瞬间，我们相信，以勇气和良知撰写的新闻将成为最珍贵的历史记忆。
我只带了相机、笔记本、手机，还有钱包里塞的一点钱，结果一路从都江堰搭了4趟便车、爬山，进入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并在山上住了一夜。来让人惭愧又感慨，15个小时中我吃的、住的，都是灾民无条件施予我的。
其实，对于是否能顺利进入震中，我本来不抱很大希望。
5月18日，为防热心往山区送救济物品和想做志愿者的好心群众太多，堵塞通往汶川的交通，当地政府开始进行交通管制。都江堰往汶川的公路有交警严守，汽车不得通行，但步行不限。
我下了汽车走入限制区，先是搭上一架山区的私人摩托车，结果他没出几公里也被庞大的运送物资军车以及上山接灾民的大巴车队阻拦。
原来，前方的路又塌陷了，车队全被堵在路上。
然而我这一天的结局就于此时转折。其中一个大巴司机闷得发慌，把正在附近闲荡的我叫住闲聊，听说我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还主动表示可以送我一程――这是进灾区的机会！结果，我接着还连续搭了一部当地政府官员的小车，另一个摩托车，还走了约3公里的山路……映秀镇，竟然就这么在眼前了。
最后一段3公里的路程，我交到两个朋友。余林忠兄弟要到比映秀更远的收费站去寻找地震后失踪的父亲。一起停经映秀时，我们三人都被当地的灾民接济在家里，当晚就住在代玉英大娘的家里。
同时天涯落难人，尽管大娘家里可能连自己的食物都不够了，她还是煮了晚餐请我们吃。但我没有吃，我在别处采访时，还吃了别处灾民一大碗稀饭……
隔天下山，遇到三个逃难的灾民一起到码头搭军队的大船离开，一路上，火腿肠、矿泉水也一再分我一份。
下山时，看到大批解放军在山区进进出出。经过了在映秀镇一个晚上，看到解放军到处修路和抢救遇难者，看到他们绿色的军服确实让人有安全感。几名贴着解放军同行的中国联通工作人员，见我两手空空下山，还来了解一下我怎么“身无长物”就上来了，后来更主动问我要不要用卫星电话给总部报平安。他们说，他们在解放军部队的营里安了两部卫星电话－－“就是给大家用的，谁都可以用”。
原来，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所谓的“众志成城”抗灾，在中国人民抗震救灾中不是一个口号而已，城市的团结，中国老百姓善心激发以后的表现，会让你动容。
还有一点是：我从都江堰步行进入限制区后，起初不确定是否进得了灾区，是否会半路被迫下山，所以电脑、护照，以及本次出行准备的全部资金都留在车上。
没想到一路走进去，自己不小心进入已经没有电讯信号的灾区，结果没来得及通知包车的司机沈师傅先回家。但凭直觉，凭他和我谈到对灾区居民的同情，以及在成都两天看到的老百姓一致抗震精神，我觉得，沈师傅靠得住。
结果是，我走出映秀回到手机有讯号的地方时，才在电话中知道，沈师傅还在我下车的原点等我。前天我下车后，他一步也没敢走，一个晚上都睡在车里！
这是新加坡华语报纸《联合早报》的驻京记者韩咏红在汶川，以她一贯的冷静笔法，白描式地记录了她孤身辗转进入震中并度过一夜的情形。韩咏红是个敬业、勤奋、爽直的女孩，继《我这样进入汶川》之后韩咏红又写下了
《震中映秀镇的难忘一夜》。
映秀镇清晨的声音，和四川省其他山区可能没有很大差别。不远处传来狗吠和准备下山者的吆喝声。在一个架高的帐篷里，52岁的代玉英和老伴小心翼翼地爬下，走到篷后取出前一天走了老远才接回来的山溪水，刷牙、抹脸，开始两老在疮痍满目的地震震中新的一天。
雨后的清晨，老人站在帐篷前习惯性地往四面看看，但谁也不太敢深呼吸。
这个细微的差别或许正说明映秀和一般山城还是不一样。
这里是中国512汶川大地震中的震中重灾区，官方数据说地震遇难人数已达到3万2476人，而映秀则还有2700多失踪人口埋在废墟下，有些人恐怕已从此长眠。
这两天镇民纷纷传说因腐尸导致的瘟疫随时可能爆发。山镇至今余震不断，生活环境越来越不安全。但老人没有离开的打算。“我们可以到哪里去呢？”她反问我。
今天毕竟是活过来了，没有水和浴室可以洗澡，衣服也只有身上一套，但他们坚持梳洗干净，像平常过日子般在帐篷前划出一个“餐饮区”吃早饭，默默然地不太谈昨晚六七次可以感知的余震，以及雨水一夜滴到头上脸上的狼狈情景。
和想象相反镇里气氛平稳
在灾后5天首次进入重灾区映秀镇，更让我震惊的不是8级地震的强大破坏力，而是留守当地的镇民在艰难环境中依然坚持有尊严地活着。
我在5月17日下午进入了这个灾难的中心，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夜晚至隔天早晨。也许眼泪流得太多，对残垣败瓦的反应也可能渐渐迟钝；也许当悲哀大到某种程度时，人们已不晓得如何对外反应。
无论原因是什么，震中映秀镇和一般人的想象可能相同又相反。是的，整个镇全被夷为平地，灾后的山镇像被重磅zha药重重轰炸过一遍，80%的楼房塌毁，但和我想象相反的地方，是镇里的气氛平稳，留在当地的几百个灾民依然有尊严地生活着。
救援工作还在进行，镇里随处可见部队和消防员在挖掘幸存者。虽然有更多已经埋在废墟下的死难者，已经没有人有空去理会。
镇上最常见的是帐篷。灾民从曾经是自己的家园的废墟中挖出来家具、细软，再寻找材料搭建成帐篷组成灾后的避难所。食物就靠原来留下的方便面、饼干维生，运气好一点的人家里还有腊肉。凑合着，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甚至身上只剩下一两套衣服，也这样挺了过来。
想走的人大概都步行出去了，说不准还有多少人留着，有人说500人，也有人说700人。留在映秀没有离开的镇民，平静承受着悲剧。30岁的杨和强在地震中失去了妹夫，他成为家里5口人中唯一的男丁。他说：“我不挺住，还能怎么样呢？”
我是在抵达映秀的第一天晚上认识杨和强。他们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吃稀饭，都是家里亡故亲人的灾民。聚在一起相互打气，一听说我是记者，硬是舀了一大碗给我。
他们说，镇民前天自发成立“自救小组”。“三个老党员，三个新党员，我们自己开了一个会，就成立了自救小组了。”自称是老党员的何明甫说。
自救小组的服务内容，包括配合部队的抢险工作，在部队开工前给他们整理现场等等。或者合力四处去砸可能存在水源的水缸找水喝，为了很简单的生活资源，必须两个人合力又找器材、又扛又挑的。
但一个灾民说：“红军2万5000里长征都走过来了，我们这点算什么？”
人们说，2008年中国灾祸不断。
从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到3月西藏拉萨骚乱，5月再来这场8级大地震，给这个北京奥运年的“大喜之年”蒙上一层又一层的阴影。
然而，作为先后到过上述灾区采访的记者，从郴州到拉萨到汶川，我最强烈的一个印象是：中国过去吸取的教训，这次都没有重犯。
南方雪灾中政府的表现曾被百姓怀疑为救灾不力、反应迟钝，拉萨骚乱中被国际社会猛烈批评其驱赶媒体、信息不开放。上述两个大毛病，这次没有再出现。
反之，这次当局迅速调遣军队往灾区抢救。
此外，国际媒体前往灾区报道也通行无阻。根据更早前抵步的同行说，3月15日当天，一些不得通行的地方只需要出示记者证，官员示意放行。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记者证这么好用。”
患难与共精神在灾区随处可感信息的透明也使全社会都能投入到地震灾民的救助工作中。
刚过去的周末，都江堰的街上有不少贴着一个“抗震救灾”的私人汽车，普通人呼朋唤友拉了一堆矿泉水、方便面就想着到灾区去发送。可惜道路不通，很多人的好意很多只能存在仓库里。
患难与共互助的精神在映秀灾区、包括整个四川都随处可感，然而如果物资救援迟迟不来，灾民未必能持续撑很多天。另一方面，灾后重建显然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
离开映秀回成都的道路，我很自然地与几十个灾民一起，走山路然后取道部队安排的大船离开。一路上，有同行问我怎么评估地震对奥运的影响，我选择换一个方式回答他：中国没有因为成功申办奥运而立即融入国际社会主流，却因为这次牵动人心的救灾，因为这次救灾中表现的人道主义光芒、勇敢与毅力而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面对严重的灾情和留守的灾民，咏红有她独特的视角。
对于中国政府、军队和社会的救援工作，咏红也有她自己的评价。
像咏红这样心系灾情进入灾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并不止她一个。
像咏红这样冒险进入地震灾区的新加坡公民，也不止她一个。
天灾无情人有情，此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记者还是救援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见证着、谱写着这无比伤痛却又绽放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一刻。
有人说，新闻是易碎品。可是，在这样重大的历史瞬间，我们相信，以勇气和良知撰写的新闻将成为最珍贵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