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贵生轮
贵生轮是怡和公司的新船，去年刚从英国格拉斯哥造船厂下水。这艘船航速每小时可达十六海里，从广州到上海只要六十个小时，两天半。这条航线上它跑得最快。今天是正月十三，轮船已在大海上航行了五十多个小时。
那天中午，老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是正月初几？
是正月初十。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昏睡了很久。
“凌汶同志到底怎么了？”
他还不十分清醒，眼神有些迷茫，喘息中似乎尽力想要想起点什么。
“她失踪了，”陈千里轻声说，“就在那天。你让她第二天到交通站，是有什么话要对她说？”
老肖又闭上了眼睛，嘴角痛苦地扭曲着，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林石没来，她也没来。这事情太重要了，就算牺牲了，也要在牺牲前办好。”
陈千里知道，他们没有太多时间，他必须迅速了解全部情况。他朝莫少球使了个眼神，莫少球站起身，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棚屋里，陈千里小声地说出了一段暗语，他先前与林石接头时使用过，那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暗语。
如他所料，老肖知道这段暗语。在他说完最后那一句的瞬间，老肖眼神一亮，困难地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老肖说自己受少山同志委托，要向林石当面传达一条口信，口信内容包含一则广告，广告必须刊登在正月十四那一天的报纸上。除了日报，若有意外，当天下午的晚报上也要刊登一次。他一字不差地把广告词背了两遍，告诉陈千里，广告实际上是接头信号，对方是浩瀚同志。广告后面要附上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会拨打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要把接头地点和时间通知浩瀚，接头以后立即掩护他撤离上海。
目前，浩瀚同志已迅速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关系。在最后一次与瑞金通电后，他就转移隐蔽，任何人都无法再次与他联络，只等报纸上出现事先约定的接头信号。
但是，老肖到广州后面临的一系列变故，使他最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易君年。
事实上，正是在那一刻，陈千里意识到易君年可能有问题。在他头脑中的某个角落，存放着一件往事，一个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解开的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弄清这个答案，叶桃付出了生命。
老肖竭尽全力保持清醒，这段话说得断断续续，说几句，停下来喘几口气，又重新开始，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他生怕自己晕头说错，反复说了好几遍。陈千里则十分安静，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既没有催促，也没有提问。他知道以老肖目前的情形，要把这些话讲完，一定使用了巨大的意志力。
后来陈千里与梁士超去了濠弦街，在维新北路打听到一些情况，又去了乐华戏院。从戏院出来他们回到交通站，莫少球整个下午都在设法弄两张最快的船票。拿到船票后，他们连夜上船。轮船半夜十二点启航。
二等双人间在甲板上方，船舱里上下铺，梁士超正在闷头睡觉。他虽然是广东人，老家却在粤北山区，是个旱鸭子，夜里风浪大，他爬到上铺后就晕乎乎睡着了。
让梁士超和凌汶到广州，是林石的主意，但当时陈千里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让易君年和凌汶一起走一趟，有可能揭开一个在他心中萦绕多年的谜题。当年，叶桃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答案，最终倒在敌人枪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还不太了解共产主义，不懂秘密工作的复杂性。他也不懂，为什么传递一句话有那么重要，值得为之付出生命。
那年她才二十三岁。他记得很清楚，正是在她过生日那天——正月十五，他到了南京。分别将近一年，他又见到了她，还有她父亲、他的老师叶启年。
在叶启年仍然是大学教授、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学者的岁月里，陈千里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大部分让人困惑的问题，叶老师那儿都有答案。学生之间的议论，渐渐变成一个传说，关于新闸路上叶老师的那幢房子，关于里面有一个秘密组织。那是火热的、革命的二十年代，每个年轻人都意气风发，急于参加某个组织。
只有少数同学有幸被选中，得以进入那里。那是叶老师的家，楼上住人，楼下用来会客，学会和杂志社也在楼下。后来陈千里把学校走廊里的传说告诉叶老师，叶启年笑着说，神秘感也是一种有用的武器。有一阵他每天都要去新闸路，坐在长桌旁听大家高谈阔论，帮杂志社做些杂活，到各处去送信、分发文件，他甚至运送过炸药（虽然那些无政府主义炸弹并没有在什么地方爆炸）。
过了很久他才第一次见到叶桃。那是个炎热的下午，街上贴着标语，到处都在罢工罢市。她坐在底楼客堂间，他一开始弄错了，把她当成学会里的什么人，后来才知道她是叶老师的女儿，之前从未现身，是因为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那年夏天，学校被段祺瑞政府封闭，学生强制解散，所以她回了上海。
叶启年一直猜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陈千里把叶桃引上了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桃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桃告诉他，她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
有一天，叶启年把他叫到书房，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去叶桃的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上的雾霜，他和叶桃，两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对方的心思。
随后，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叶桃去了南京，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为什么她那么不喜欢叶启年做的事情，却让自己加入进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叶桃去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她父亲的安排下，她成了机要室干事。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她去南京，正是因为就在那几年里，叶启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兆丰园、夕阳、早春的湖水、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怦怦跳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自从在叶老师家初次遇见她，她就一直在离开他。
新闸路楼上的厢房，他坐在窗下，她坐在梳妆台前，他们在说话，他看见两个她，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他完全沉浸在话题中，可说着说着，她忽然站起身，急匆匆奔出了家门。他听她说起《上尉的女儿》，也去找来那本小说，读完了才找她讨论，她却说，她现在不怎么喜欢那个故事了。他们一起去听课，他才刚刚弄懂语法结构，她就宣布要离开世界语课堂，去俄语补习班。他还在为《告少年》沉迷，她已经开始悄悄阅读《新青年》。
叶启年和他的朋友们在新闸路楼下的客堂间争论巴枯宁，他听得如痴如醉（这些人是如此激情洋溢），她和他都坐在房间角落，听了几个星期，她却告诉他列宁说的才对。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别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等着她。
一年以后，他也去了南京。他准备好应付叶启年的愤怒，或者冷淡，或者某种更加阴险的手段。但是自从叶桃在她父亲身边工作，叶启年似乎觉得完全不用再为她操心。也许他觉得在一个到处是特务和阴谋的地方，叶桃很快就能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不过就算没有放松警惕，叶启年也太忙了。那段日子他常常坐飞机去广州，似乎忙于布置什么计划。
陈千里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小屋。白天他给书局做翻译，等着叶桃下班。有时她给他打电话（巷口烟纸店有一台公用电话），让他去她上班的地方（不久他就知道了那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她也会支使他做一点事情，到哪家铺子买一包点心，或者去裁缝店拿几件衣服。
只要叶启年不在南京，瞻园对叶桃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自由自在的地方。那是个大园子，据说从前是座王府，门前有影壁，园里有假山。机要室在园子最北面，过了假山就能看见那排平房。他到了那里，让门房打个电话，叶桃就会出来接他，有时候也会让门房送他，到后来门房索性让他自己进去。在记忆里，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安宁，叶桃也特别快乐。她好像找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工作。
他发现如今的叶桃和他更亲密了，两个人原本相差三岁，但之前叶桃更像个姐姐。时隔一年，情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许在这个阶段，他成长得反而比叶桃快了那么一些。
他们去梅山，正是早春二月，虬枝上开满梅，山坡上像笼罩了粉色云雾。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他们满心喜悦，一起背诵着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但是世界仍旧在这里，叶桃置身其中的环境十分危险，瞻园里有许多阴鸷的壮汉、狼狗、枪支、不许人碰的文件和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从园北假山后面偶尔会传出一两声惨叫。后来在栖霞山上，叶桃告诉他，那里是党务调查科，是叶启年参与搭建、充斥着阴谋和杀戮的世界。
直到最后那个月，他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虽然他早些时候就猜到了一些。现在想来，说不定她一直都在暗示他，悄悄地把实情告诉他：她真正在做的是一些秘密工作，这些工作对她意义重大。而他心里很明白，她所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去破坏她父亲的工作。但在让他知道真相前，她就为他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即便去了南京，她也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这些信件延续了先前的思想碰撞。现在他才理解，写那些信她多少冒了一点风险，幸亏她在瞻园上班，有办法不让这些信落到邮电检查人员手中。她还托人给他捎书、杂志。《共产党宣言》《远方来信》《布尔什维克》，还有她喜欢的涅克拉索夫诗集。
端午节的前一天，叶桃给石婆婆巷烟纸店打了个电话。那些日子他很少见到叶桃，她好像整天都非常忙碌，就算见到他也很沉默，问多了，她会忽然发火。在电话里叶桃让他去瞻园，去之前先到秦淮河边的城南茶食铺，帮她买一包闽南桔红糕。叶桃一直喜欢吃零食，在上海时他就常帮她跑腿，到了南京，她的很多旧习惯都消失了，但喜欢吃零食这一样依然如故。除了这家的桔红糕和酥，她还喜欢一个挑担小贩的桂芋苗，总是在瞻园门口那一带叫卖。
他买了桔红糕，却在瞻园门口被人拦住了。瞻园看似是一座寻常旧宅，道署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房里却总是坐着一两个穿中山装的壮汉。几个月来，南前北后两道门，几班门房都认识他了，见他进门，连忙打电话到机要室找叶干事。叶桃告诉门房，今天她不能离开保密区域，叫门房登记一下，让陈千里自己进去。门后院子里有一道照壁，转过照壁，有一片水池，池中有睡莲游鱼，水边用石墩架起廊道，廊后有假山，假山有洞，钻进洞里拾级而上，坐到假山顶上的小亭子里，可以远眺秦淮河。
陈千里来得多了，早就知道园北假山背后是所谓的保密区，在那里每一步都可能有人监视，人和物都不能随便出入。但他是“叶干事”，也就是叶主任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别人看见也多数装作没看见。陈千里在机要室那一排平房里见到了叶桃。她吃了一粒桔红糕，说，今天这个桔红糕怎么那么干？这放了多久呀？生气地扔到一边，冷冷地半天不理他，机要室里另外两个女人同情地朝他微笑。过了一阵，叶桃又叫他：“帮我到门口买碗桂芋苗。”
刚刚进来时陈千里并没有看见瞻园门口有挑担叫卖的小贩。但他没说什么，每次叶桃让他到门口买桂芋苗，那个小贩总会出现在那里。
“如果没看见，你就往前跑到马府街，他一般就在这几个地方。”
他提着保温筒出来，门房朝他笑。出了瞻园，果然看见担子在那里。小贩揭开盖子搁在一边，从大锅里舀了几勺红艳艳、香喷喷的芋羹，装进提筒，往里撒了点桂末子，又拿起抹布擦了擦盖子，盖上，收钱。陈千里把芋苗拿进机要室，叶桃喝了一口，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筒盖子下面有一张字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叶启年在广州破获了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广东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民。由于情报送出及时，与欧阳民有联系的上级党组织全都撤离了。
他知道这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她告诉陈千里自己是共产党员，从前没有告诉他，是因为她受党组织派遣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必须保守秘密，但现在她可以说了。
她说她一直打算发展他入党，可她现在没有时间了，她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告诉他，因为她把欧阳民被捕的消息及时传递了出去，组织上迅速布置，抢在特务前面撤离机关，转移了大部分抓捕名单上的同志。叶启年由此怀疑党务调查科内部有漏洞。
她本应该静默一段时间，可她不得不再次打开叶启年的保险柜。因为上级问了她一个问题，欧阳民有没有叛变？所以她必须找到答案。叶桃曾和他憧憬未来，再过几天，他们将一起离开瞻园，离开南京。她会领着他，去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
叶桃找到了答案，可是送信途中她牺牲了。牺牲前，她让陈千里把一句话带给党组织：欧阳民叛变了。可正因为她在送出情报时被敌人发现，那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敌人故意用假情报误导她。后来又从广州传来欧阳民牺牲的消息，敌人枪杀了他。行刑那天，全体难友望着他被押出牢房。事后，组织上曾派人做过调查，甚至冒险到公安局打听，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他始终不相信她送出的情报有问题，为了得到它叶桃甚至献出了生命。三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把问题倒过来想：如果欧阳民是叛徒，叶启年为什么要杀了他？杀人也可能只是为了灭口，为了掩盖某个阴谋。
那么，什么样的阴谋才能让叶启年认为值得去杀掉一个叛变的欧阳民呢？一个欧阳民那样的叛徒，在叶启年心目中应该很有价值。他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在组织内部有大量工作联系，认识很多人，了解许多秘密。有很多事情在最初几次审讯中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虽然他在变节时，一定急于把他了解的情况告诉敌人，但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就算把他像牙膏那样挤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卷牙膏皮，还可以让他写一些无耻的话，发表在报纸上。特工总部确实有一个部门，专门从事他们所谓的“心理战”，炮制谣言到处散发。那么为什么急着杀掉他呢？叶启年枪毙欧阳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
现在他知道了。
(本章完)
贵生轮是怡和公司的新船，去年刚从英国格拉斯哥造船厂下水。这艘船航速每小时可达十六海里，从广州到上海只要六十个小时，两天半。这条航线上它跑得最快。今天是正月十三，轮船已在大海上航行了五十多个小时。
那天中午，老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是正月初几？
是正月初十。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昏睡了很久。
“凌汶同志到底怎么了？”
他还不十分清醒，眼神有些迷茫，喘息中似乎尽力想要想起点什么。
“她失踪了，”陈千里轻声说，“就在那天。你让她第二天到交通站，是有什么话要对她说？”
老肖又闭上了眼睛，嘴角痛苦地扭曲着，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林石没来，她也没来。这事情太重要了，就算牺牲了，也要在牺牲前办好。”
陈千里知道，他们没有太多时间，他必须迅速了解全部情况。他朝莫少球使了个眼神，莫少球站起身，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棚屋里，陈千里小声地说出了一段暗语，他先前与林石接头时使用过，那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暗语。
如他所料，老肖知道这段暗语。在他说完最后那一句的瞬间，老肖眼神一亮，困难地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老肖说自己受少山同志委托，要向林石当面传达一条口信，口信内容包含一则广告，广告必须刊登在正月十四那一天的报纸上。除了日报，若有意外，当天下午的晚报上也要刊登一次。他一字不差地把广告词背了两遍，告诉陈千里，广告实际上是接头信号，对方是浩瀚同志。广告后面要附上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会拨打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要把接头地点和时间通知浩瀚，接头以后立即掩护他撤离上海。
目前，浩瀚同志已迅速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关系。在最后一次与瑞金通电后，他就转移隐蔽，任何人都无法再次与他联络，只等报纸上出现事先约定的接头信号。
但是，老肖到广州后面临的一系列变故，使他最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易君年。
事实上，正是在那一刻，陈千里意识到易君年可能有问题。在他头脑中的某个角落，存放着一件往事，一个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解开的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弄清这个答案，叶桃付出了生命。
老肖竭尽全力保持清醒，这段话说得断断续续，说几句，停下来喘几口气，又重新开始，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他生怕自己晕头说错，反复说了好几遍。陈千里则十分安静，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既没有催促，也没有提问。他知道以老肖目前的情形，要把这些话讲完，一定使用了巨大的意志力。
后来陈千里与梁士超去了濠弦街，在维新北路打听到一些情况，又去了乐华戏院。从戏院出来他们回到交通站，莫少球整个下午都在设法弄两张最快的船票。拿到船票后，他们连夜上船。轮船半夜十二点启航。
二等双人间在甲板上方，船舱里上下铺，梁士超正在闷头睡觉。他虽然是广东人，老家却在粤北山区，是个旱鸭子，夜里风浪大，他爬到上铺后就晕乎乎睡着了。
让梁士超和凌汶到广州，是林石的主意，但当时陈千里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让易君年和凌汶一起走一趟，有可能揭开一个在他心中萦绕多年的谜题。当年，叶桃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答案，最终倒在敌人枪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还不太了解共产主义，不懂秘密工作的复杂性。他也不懂，为什么传递一句话有那么重要，值得为之付出生命。
那年她才二十三岁。他记得很清楚，正是在她过生日那天——正月十五，他到了南京。分别将近一年，他又见到了她，还有她父亲、他的老师叶启年。
在叶启年仍然是大学教授、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学者的岁月里，陈千里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大部分让人困惑的问题，叶老师那儿都有答案。学生之间的议论，渐渐变成一个传说，关于新闸路上叶老师的那幢房子，关于里面有一个秘密组织。那是火热的、革命的二十年代，每个年轻人都意气风发，急于参加某个组织。
只有少数同学有幸被选中，得以进入那里。那是叶老师的家，楼上住人，楼下用来会客，学会和杂志社也在楼下。后来陈千里把学校走廊里的传说告诉叶老师，叶启年笑着说，神秘感也是一种有用的武器。有一阵他每天都要去新闸路，坐在长桌旁听大家高谈阔论，帮杂志社做些杂活，到各处去送信、分发文件，他甚至运送过炸药（虽然那些无政府主义炸弹并没有在什么地方爆炸）。
过了很久他才第一次见到叶桃。那是个炎热的下午，街上贴着标语，到处都在罢工罢市。她坐在底楼客堂间，他一开始弄错了，把她当成学会里的什么人，后来才知道她是叶老师的女儿，之前从未现身，是因为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那年夏天，学校被段祺瑞政府封闭，学生强制解散，所以她回了上海。
叶启年一直猜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陈千里把叶桃引上了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桃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桃告诉他，她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
有一天，叶启年把他叫到书房，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去叶桃的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上的雾霜，他和叶桃，两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对方的心思。
随后，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叶桃去了南京，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为什么她那么不喜欢叶启年做的事情，却让自己加入进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叶桃去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她父亲的安排下，她成了机要室干事。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她去南京，正是因为就在那几年里，叶启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兆丰园、夕阳、早春的湖水、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怦怦跳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自从在叶老师家初次遇见她，她就一直在离开他。
新闸路楼上的厢房，他坐在窗下，她坐在梳妆台前，他们在说话，他看见两个她，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他完全沉浸在话题中，可说着说着，她忽然站起身，急匆匆奔出了家门。他听她说起《上尉的女儿》，也去找来那本小说，读完了才找她讨论，她却说，她现在不怎么喜欢那个故事了。他们一起去听课，他才刚刚弄懂语法结构，她就宣布要离开世界语课堂，去俄语补习班。他还在为《告少年》沉迷，她已经开始悄悄阅读《新青年》。
叶启年和他的朋友们在新闸路楼下的客堂间争论巴枯宁，他听得如痴如醉（这些人是如此激情洋溢），她和他都坐在房间角落，听了几个星期，她却告诉他列宁说的才对。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别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等着她。
一年以后，他也去了南京。他准备好应付叶启年的愤怒，或者冷淡，或者某种更加阴险的手段。但是自从叶桃在她父亲身边工作，叶启年似乎觉得完全不用再为她操心。也许他觉得在一个到处是特务和阴谋的地方，叶桃很快就能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不过就算没有放松警惕，叶启年也太忙了。那段日子他常常坐飞机去广州，似乎忙于布置什么计划。
陈千里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小屋。白天他给书局做翻译，等着叶桃下班。有时她给他打电话（巷口烟纸店有一台公用电话），让他去她上班的地方（不久他就知道了那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她也会支使他做一点事情，到哪家铺子买一包点心，或者去裁缝店拿几件衣服。
只要叶启年不在南京，瞻园对叶桃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自由自在的地方。那是个大园子，据说从前是座王府，门前有影壁，园里有假山。机要室在园子最北面，过了假山就能看见那排平房。他到了那里，让门房打个电话，叶桃就会出来接他，有时候也会让门房送他，到后来门房索性让他自己进去。在记忆里，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安宁，叶桃也特别快乐。她好像找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工作。
他发现如今的叶桃和他更亲密了，两个人原本相差三岁，但之前叶桃更像个姐姐。时隔一年，情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许在这个阶段，他成长得反而比叶桃快了那么一些。
他们去梅山，正是早春二月，虬枝上开满梅，山坡上像笼罩了粉色云雾。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他们满心喜悦，一起背诵着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但是世界仍旧在这里，叶桃置身其中的环境十分危险，瞻园里有许多阴鸷的壮汉、狼狗、枪支、不许人碰的文件和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从园北假山后面偶尔会传出一两声惨叫。后来在栖霞山上，叶桃告诉他，那里是党务调查科，是叶启年参与搭建、充斥着阴谋和杀戮的世界。
直到最后那个月，他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虽然他早些时候就猜到了一些。现在想来，说不定她一直都在暗示他，悄悄地把实情告诉他：她真正在做的是一些秘密工作，这些工作对她意义重大。而他心里很明白，她所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去破坏她父亲的工作。但在让他知道真相前，她就为他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即便去了南京，她也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这些信件延续了先前的思想碰撞。现在他才理解，写那些信她多少冒了一点风险，幸亏她在瞻园上班，有办法不让这些信落到邮电检查人员手中。她还托人给他捎书、杂志。《共产党宣言》《远方来信》《布尔什维克》，还有她喜欢的涅克拉索夫诗集。
端午节的前一天，叶桃给石婆婆巷烟纸店打了个电话。那些日子他很少见到叶桃，她好像整天都非常忙碌，就算见到他也很沉默，问多了，她会忽然发火。在电话里叶桃让他去瞻园，去之前先到秦淮河边的城南茶食铺，帮她买一包闽南桔红糕。叶桃一直喜欢吃零食，在上海时他就常帮她跑腿，到了南京，她的很多旧习惯都消失了，但喜欢吃零食这一样依然如故。除了这家的桔红糕和酥，她还喜欢一个挑担小贩的桂芋苗，总是在瞻园门口那一带叫卖。
他买了桔红糕，却在瞻园门口被人拦住了。瞻园看似是一座寻常旧宅，道署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房里却总是坐着一两个穿中山装的壮汉。几个月来，南前北后两道门，几班门房都认识他了，见他进门，连忙打电话到机要室找叶干事。叶桃告诉门房，今天她不能离开保密区域，叫门房登记一下，让陈千里自己进去。门后院子里有一道照壁，转过照壁，有一片水池，池中有睡莲游鱼，水边用石墩架起廊道，廊后有假山，假山有洞，钻进洞里拾级而上，坐到假山顶上的小亭子里，可以远眺秦淮河。
陈千里来得多了，早就知道园北假山背后是所谓的保密区，在那里每一步都可能有人监视，人和物都不能随便出入。但他是“叶干事”，也就是叶主任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别人看见也多数装作没看见。陈千里在机要室那一排平房里见到了叶桃。她吃了一粒桔红糕，说，今天这个桔红糕怎么那么干？这放了多久呀？生气地扔到一边，冷冷地半天不理他，机要室里另外两个女人同情地朝他微笑。过了一阵，叶桃又叫他：“帮我到门口买碗桂芋苗。”
刚刚进来时陈千里并没有看见瞻园门口有挑担叫卖的小贩。但他没说什么，每次叶桃让他到门口买桂芋苗，那个小贩总会出现在那里。
“如果没看见，你就往前跑到马府街，他一般就在这几个地方。”
他提着保温筒出来，门房朝他笑。出了瞻园，果然看见担子在那里。小贩揭开盖子搁在一边，从大锅里舀了几勺红艳艳、香喷喷的芋羹，装进提筒，往里撒了点桂末子，又拿起抹布擦了擦盖子，盖上，收钱。陈千里把芋苗拿进机要室，叶桃喝了一口，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筒盖子下面有一张字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叶启年在广州破获了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广东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民。由于情报送出及时，与欧阳民有联系的上级党组织全都撤离了。
他知道这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她告诉陈千里自己是共产党员，从前没有告诉他，是因为她受党组织派遣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必须保守秘密，但现在她可以说了。
她说她一直打算发展他入党，可她现在没有时间了，她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告诉他，因为她把欧阳民被捕的消息及时传递了出去，组织上迅速布置，抢在特务前面撤离机关，转移了大部分抓捕名单上的同志。叶启年由此怀疑党务调查科内部有漏洞。
她本应该静默一段时间，可她不得不再次打开叶启年的保险柜。因为上级问了她一个问题，欧阳民有没有叛变？所以她必须找到答案。叶桃曾和他憧憬未来，再过几天，他们将一起离开瞻园，离开南京。她会领着他，去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
叶桃找到了答案，可是送信途中她牺牲了。牺牲前，她让陈千里把一句话带给党组织：欧阳民叛变了。可正因为她在送出情报时被敌人发现，那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敌人故意用假情报误导她。后来又从广州传来欧阳民牺牲的消息，敌人枪杀了他。行刑那天，全体难友望着他被押出牢房。事后，组织上曾派人做过调查，甚至冒险到公安局打听，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他始终不相信她送出的情报有问题，为了得到它叶桃甚至献出了生命。三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把问题倒过来想：如果欧阳民是叛徒，叶启年为什么要杀了他？杀人也可能只是为了灭口，为了掩盖某个阴谋。
那么，什么样的阴谋才能让叶启年认为值得去杀掉一个叛变的欧阳民呢？一个欧阳民那样的叛徒，在叶启年心目中应该很有价值。他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在组织内部有大量工作联系，认识很多人，了解许多秘密。有很多事情在最初几次审讯中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虽然他在变节时，一定急于把他了解的情况告诉敌人，但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就算把他像牙膏那样挤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卷牙膏皮，还可以让他写一些无耻的话，发表在报纸上。特工总部确实有一个部门，专门从事他们所谓的“心理战”，炮制谣言到处散发。那么为什么急着杀掉他呢？叶启年枪毙欧阳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
现在他知道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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