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三部曲：史迈利的人马 正文 史迈利的人马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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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促使乔治·史迈利先生从他那启人疑窦的退休生活中重出江湖。第一件事发生在巴黎，溽暑蒸腾的八月，正是巴黎人惯常将他们的城市弃留给炽烈艳阳与一车又一车观光客的季节。

　　就在这八月里的一天，八月四日十二点整，教堂的钟声刚刚敲响，工厂的铃声也紧接着响起。在一度聚居众多穷苦苏联移民的区域，一名年约五十的矮胖妇人，带着一只购物袋，从一座老旧仓库的阴影中现身。她一如往常地精力充沛，目标明确，沿着人行道走向公交车站。这条街道灰暗狭窄，店家门窗紧闭，有几家过时的小旅馆与许多猫。不知为何，此处显得格外寂静。处理腐坏物品的仓库，在假期中仍开工。似有若无的微风吹不散暑气，加上废气的恶臭，仿佛排气孔的热气直冲身上，但她那张斯拉夫人的脸却毫无怨色。她的衣着与身材都不适合这样的大热天。她实在很矮，又胖，必须左摇右摆，才能往前移动。身上朴素的黑洋装既无腰身又无装饰，只有领口镶了一圈白色花边，胸前垂着一个久经抚弄，但无甚价值的大型金属十字架。脚上那双走起路来向外翻斜的鞋子，啪啦作响，在紧闭的门户之间留下肃然规律的踢踏声。那只从清晨就塞满东西的破旧购物袋让她身体略向右倾斜，清楚显示她惯常背负重担。然而，她也并非完全索然无趣。她的灰发在脑后绾成一个发髻，但仍留下一绺活泼的刘海，随着行进的节奏在前额跃动。勇敢无惧的幽默神色，让她的棕色眼睛闪动光辉。在拳击手似的下巴上方，她的嘴似乎随时准备好要绽开微笑，即使毫无缘由。

　　抵达平常候车的公交车站之后，她放下购物袋，用右手按摩臀部与脊椎接连处。这是她近日常有的动作，略微舒缓了身体的不适。她每天上午在仓库担任验货员，但工作时坐的高凳子没有靠背，令她怨气益增。“恶魔！”她忿忿地低声咒骂。嘴里一面咒骂，摆在背后的黑色手肘也开始甩弄，就像一只振翅待飞的黑色大乌鸦。“恶魔！”她又骂了一声。此时，她突然察觉到有人看着自己，便一转身，抬头仰望矗立在她背后的高壮男子。

　　除了她之外，这男子是惟一等候公交车的人，事实上，也是此刻街上惟一的人。她从未与他交谈，但却早已熟悉他的脸：如此庞大，如此不安，如此汗水淋漓。昨天她曾看到这张面孔；前天也看到这张面孔；而且，就她记得，大前天也曾看到过——老天哪，她可不是活动日志！最近的这三四天，这个迟钝、充满渴望的巨人，或等候着公交车，或在仓库外人行道徘徊，对她而言，已成为街道的一景；甚至，已成为某种可供辨识的类型，虽然她尚且无法指认。她觉得，这人看似遭遇了大搜捕，就像近日来的许多巴黎人一样。她在他们脸上看到许多恐惧，恐惧让他们走在路上也不敢彼此打招呼。也许在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她不知道。而且，不只一次，她感觉到这人对她有兴趣。她很好奇，他到底是不是警察。她曾想过要问他，因为她有着都市人的傲慢自信。他郁郁寡欢的外型像个警察，汗湿的西装和挂在手腕上像是旧制服却毫无用处的雨衣，也像警察。如果她猜对了，这人是个警察，那么——也该是时候了，这几个月来的一连串偷窃事件，让她的存货查验工作一片混乱，那些白痴终于采取一些行动了。

　　然而，陌生人已低头凝视着她好一会儿了。及至此时，也还直直地盯着她看。

　　“我背痛得难受，先生。”最后，她还是对他表白。她的法文说得很慢，但发音典雅清晰。“我的背不大，痛得却很厉害。你是位医生，也许？骨科医生？”

　　然后，她抬头望着他，心中暗自揣度，他是不是病了，她的玩笑是不是不合时宜。他的脸颊与脖子油光闪烁，黯淡的眼眸中有一丝隐而不见的迷乱。他的目光似乎超越了她，看着自己的某些私密问题。她打算问他——你或许是恋爱了，先生？妻子欺骗你了？——她真的考虑要拉他到咖啡馆，喝杯水或草药茶。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将目光移开，看看自己背后，又回过头来越过她，看着街道的另一边。她觉得，他真的很害怕，不仅仅是心怀警戒，而且是恐惧万分。因此，也许他不是个警察，而是个小偷，虽然这两者的区别——她可清楚得很——常常微乎其微。

　　“你的名字是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欧斯特拉柯娃？”他猛然问道，仿佛这个问题令他害怕。

　　他说的是法文，但她知道，这不是他的母语，正如她一样。而他字正腔圆地念出她的名字，完整的姓名，也已让她知道他的来处。她立即认出他的发音，和念出这些音的舌形，但她却迟迟辨识不出她之前无法指认的类型，也满心惊惧。

　　“如果是，那么，你又是什么人？”她昂起下巴，沉着脸反问。

　　她向前踏进一步。两人的高矮差距显得更加突兀。男子的外貌，显露了他不讨喜的个性。抬头仰望，欧斯特拉柯娃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脆弱，一如他的恐惧。他濡湿的下巴浮起狞笑，双唇扭曲，让自己看起来强壮有力，但她知道，他只是为了驱走不可救药的懦弱。他像是个以英勇行为强化自己的人，她想。也或者，是以犯罪行为。他是个没有任何自发行为的人，她想。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列宁格勒？”陌生男子问。

　　她很可能回答是。但事后她却不确定。她看见他疑惧的目光望向逐渐接近的公交车。她看见优柔寡断近乎惊慌失措的情绪攫获了他，令她想到——就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不啻为洞烛先机——他可能要迫她就范。他没有，但提出了下一个问题，用的是俄文，而且还是莫斯科官僚那种令人生厌的腔调。

　　“一九五六年，你获准离开苏联，为了照顾你生病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同时还负有另一个任务？”

　　“欧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她打断他的话，回道，“他很爱国。”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购物袋，紧紧抓住提把。

　　为了盖过公交车驶近的声响，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会她的辩驳：“欧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儿亚莉珊卓托我问候你，还有几个官方机构也要问候你。我想和你谈谈亚莉珊卓的事，别搭这班公交车！”

　　公交车停了下来。司机认识她，伸手要帮她提购物袋。陌生男子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更骇人的话：“亚莉珊卓有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母亲的帮助。”

　　公交车司机唤她上车，好继续上路。他以平日相互开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鲁地说：“来吧，妈妈。这种大热天不适合谈情说爱。把你的袋子拿过来，我们走吧！”司机吼道。

　　公交车里响起笑声，接着有人咆哮——老女人，让全世界都等你好了！她感觉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专业地抓住她的臂膀，仿佛笨手笨脚的裁缝师摸索着纽扣一般。她挣脱开来。她想告诉司机一些事，但却没有办法；她张开了嘴，却忘记该如何说话。她惟一能做的，是摇摇头。司机又对她吼叫一声，然后挥挥手，耸耸肩。咒骂声此起彼落——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个妓女！欧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着公交车逐渐驶出视线，等待自己的视野恢复清澄，心不再疯狂跳动。现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我够坚强，可以保护我自己。上帝保佑我远离懦弱。

　　她随他走进咖啡馆，步履蹒跚。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劳改营里，她从煤堆上跌下来，腿摔断了三处。就在八月四日——她永志不忘的日子——陌生男子捎来的信息极尽胁迫之能事，让她重新想起尘封已久的跛足感觉。

　　这家咖啡馆即使不是全巴黎绝无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这条街上惟一一家既无点唱机，也无霓虹灯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里还开门营业——但屋里几张桌球台倒是从清晨直到夜深都厮杀不断。至于其他人，就只是寻常的日间喧闹，讨论着政治、赛马和其他巴黎人爱谈论的话题；几个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窃窃低语；衬衫脏污、满脸不快的年轻侍者，领着他们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脏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标，标示着这是保留订位的桌子。接着，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戏码。陌生男子点了两杯咖啡，但侍者抗议说，白天保留屋里最好的位子，不能只来喝咖啡；老板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陌生男子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方言，欧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译。陌生男子涨红了脸，点了两份火腿蛋卷加薯条，两瓶亚尔萨斯啤酒，完全没问欧斯特拉柯娃的意见。然后，起身到洗手间重振自己的勇气——非常有自信，竟认定她不会逃开——回到座位时，他脸上的汗水已干，姜色的头发也已梳理整齐，但他们现在身处室内，他身上的臭气让欧斯特拉柯娃想起莫斯科的地铁、莫斯科的电车和莫斯科的审讯室。他从洗手间走回座位的这段短短路程，比起他所曾告诉她的任何一句话，更加让她确信自己心中早已存在的恐惧。他是他们之间的一员。那压抑的得意阔步，脸上精心掩饰的残暴兽性，他这会儿把手腕笔直摆在桌上的沉重神态，还有假装不情愿地从篮中捻起面包，仿佛以笔蘸墨般的作态——无处不勾起她最丑恶的回忆，一个饱受屈辱的女人在莫斯科狠毒官僚体系重压下生活的回忆。

　　“那么——”他一面说，一面开始吃面包。他选了有硬皮的一端。虽然有双看似一秒钟就可以捏碎面包的手，但他却用肥胖的指尖秀气地撕下小片，仿佛这是官式的进食方法似的。小口吃着时，他的眉毛扬起，看起来像是感叹：我，一个陌生人，在这片外国的土地上。“这里的人可知道你在苏联过着堕落的生活？”他终于开口问，“也许满城都是妓女，他们也不在乎。”

　　她的回答早已在舌尖蓄势待发：我在苏联的生活并不堕落，堕落的是你们的系统。

　　但她并没有说出口，仍保持缄默。欧斯特拉柯娃早已暗自立誓，要改掉暴躁脾气与快言快语，此时，她强忍住一触即发的压力，透过袖子，紧紧拧住手腕内侧的柔软皮肤，命令自己要信守誓言，正如在以往的岁月中，当这些审讯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时，她曾做过的千百次一样——你最后一次听到你丈夫的消息，那个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是什么时候？过去三个月以来，你和什么人有过往来，通通列出名来！在那段痛苦的经历中，她也学到了接受讯问的其他教训。此刻，她正在重温那些教训，虽然那已属于整整一个世代之前的往事，但却恍如昨日一般清晰，跃然眼前：千万不要硬碰硬，千万不要激怒对方，千万别想占上风，千万别耍聪明、优越感或学识，千万别让愤怒或失望，甚或某一个问题偶然激起希望的狂烈情绪所误导。要以愚蠢响应愚蠢，以墨守成规响应墨守成规。而只有心底最深最深处所抱持的两个秘密信念，才能让她忍受这一切屈辱：她对他们的恨，还有她的希望，希望终有一日滴水穿石，她能克服他们，并经由他们庞杂笨拙的诉讼程序，奇迹似的从他们手中夺回她被剥夺的自由。

　　他掏出一本笔记本。如果是在莫斯科，摆在面前的就会是她的档案，但这里是巴黎的咖啡馆，他拿出的是一本光滑的黑色皮面笔记本。在莫斯科，这是连官员都必须靠运气才能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档案或笔记本，开场白都是一样：“你原名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洛歌娃，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在列宁格勒出生。”他重复述说，“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岁，嫁给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依格尔。他当时是红军的步兵上尉，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一九五〇年，这个欧斯特拉柯夫派驻东柏林，在爱沙尼亚移民反动分子的协助下叛逃，倒向法西斯德国，把你留在莫斯科。他先取得居留权，后来又在巴黎归化成法国公民，也不断和反苏联分子往来。他叛逃时，你还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正确吗？”

　　“正确。”她说。

　　在莫斯科，她的回答会是“正确，上尉同志”。或“正确，调查员同志”。但是，在喧闹的法国咖啡馆里，这么正式的称呼显然时地不宜。她手腕上的皮肤已失去感觉。松开，她让血液恢复畅通，然后又拧紧另一片皮肤。

　　“身为欧斯特拉柯夫叛逃的共犯，你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五年，但因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大赦，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获释。正确吗？”

　　“正确。”

　　“返回莫斯科之后，你明知不太可能获准，却还是申请出国旅行护照，想到法国和丈夫会合。正确吗？”

　　“他患了癌症。”她说，“如果我不提出申请，就有失我为人妻子的责任。”

　　侍者端来了装着蛋卷与薯条的盘子，以及两瓶亚尔萨斯啤酒。欧斯特拉柯娃请他送杯柠檬茶来，她很渴，但不爱喝啤酒。她和男孩说话的同时，也试图以微笑和目光与他沟通，但徒劳无功，他的冷酷回绝了她。她意会到，自己是除了那三个妓女之外这里惟一的女人。陌生男子把笔记本放在一边，看上去像本赞美诗，然后铲起一叉又一叉的食物。而此刻，欧斯特拉柯娃紧紧捏住手腕，亚莉珊卓的名字刺痛她的心，仿佛流血不止的伤口，她心中反复忖度成千上百种“迫切需要母亲帮助”的各种“严重问题”。

　　陌生男子一面吃着，一面继续残忍地追溯她的历史。他是因为喜欢而吃，还是为了不想再惹人注目才吃？她的结论是，他是不得已才吃的。

　　“与此同时——”他边吃边开口说。

　　“与此同时。”她不由自主地低声说着。

　　“与此同时，你一面假装关心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他塞满食物的嘴继续说着，“一面却和所谓的音乐学生葛利克曼·约瑟夫有了男女关系。这个犹太人犯过四次反社会罪行，和你在劳改营中认识。你和这个犹太人在他的公寓中同居，正确或不正确？”

　　“我当时很孤单。”

　　“和葛利克曼的关系，让你生了一个女儿，亚莉珊卓，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产科医院出生。出生证明上署名的父母亲是葛利克曼·约瑟夫和欧斯特拉柯娃·玛丽亚。女孩是以犹太人葛利克曼的姓注册登记。正确或不正确？”

　　“正确。”

　　“与此同时，你还是继续申请出国旅行护照，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丈夫生病了。我有责任继续申请。”

　　他又大吃一口，动作粗鲁得让她看见了他嘴里的许多颗蛀牙。“一九五六年一月，当局宽宏大量地核准你的护照，条件是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必须留在莫斯科。你超过核准的期限，继续留在法国，抛弃了你的女儿。正确或不正确？”

　　通向街道的门是玻璃的，墙面也是。一辆大货车停在外面，咖啡馆陷入阴影之中。年轻的侍者重重地放下她的茶，连看她一眼都没有。

　　“正确。”她又开口，并趁这个机会看着审讯她的人，她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因此强迫自己让那人了解，至少在这些事情上，她既无犹疑，也不后悔。“正确。”她带着挑衅意味地再说一次。

　　“为了让当局从优考虑你的申请，你曾向国家安全部门签下一份保证，承诺在巴黎期间将为他们进行几项工作。第一，说服你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返回苏联——”

　　“是‘努力’说服他，”她淡淡一笑说，“他不听我的建议。”

　　“第二，你也承诺要提供反苏联移民团体复辟活动与成员的情报。你只提出了两份毫无价值的报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为什么？”

　　“我丈夫看不起这些团体，和他们断绝来往了。”

　　“没有他，你还是可以参与这些组织。你签过同意书，却又不履行责任。对或不对？”

　　“对。”

　　“你就这样把女儿抛弃在苏联？留给一个犹太佬？就为了把你的心力用在照顾人民的敌人、国家的叛徒上？你就这样无视于你的责任？超过了许可的期限，留在法国？”

　　“我丈夫快死了，他需要我。”

　　“那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呢？她就不需要你？垂死的丈夫比活生生的女儿更重要？一个叛国贼？与人民为敌的叛徒？”

　　欧斯特拉柯娃松开手腕，不慌不忙地握住她的茶，端详着举到面前的玻璃杯，柠檬浮在水面。透过玻璃杯，她看见肮脏的马赛克地板。透过地板，她看见葛利克曼那张可爱、残忍又温柔的脸向她迫近，劝她去签、去做、去承诺他们所要求的任何事。一个人获得自由，比三个人同当奴隶好，他低声说；有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女儿在苏联根本不可能有前途，无论你留下或离开，都没什么不同；离开，然后我们再尽量想办法走下一步；什么都签，然后远走高飞，为我们三人而活；如果你爱我，就走吧……

　　“他们过得很苦，一直都是。”最后，她以近乎怀旧的口吻对陌生男子说，“你太年轻了。他们过得很苦，即使在斯大林死后，仍然很苦。”

　　“那个罪犯葛利克曼还写信给你吗？”陌生男子以优越感十足、凡事了然于胸的态度问道。

　　“他从没写过信。”她说了谎，“他这样一个生活受到限制的异端分子，怎么可能写信呢？留在法国是我自己作的决定。”

　　把自己形容得很悲观，她想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尽量多争取一些空间。

　　“二十年前来到法国之后，我就没再得到葛利克曼的消息。”她重拾勇气，继续说，“我辗转听说，他很气我的反苏联行为。他不希望再听到我的消息。在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渴望获得改造。”

　　“他没写信告诉你有关女儿的事？”

　　“他没写信给我，也没捎来任何信息。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女儿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她和你联络过吗？”

　　“当然没有。我只听说她进了国家孤儿院，改了另一个名字。我敢保证，她一定不知道我的存在。”

　　陌生男子一手叉起食物送入口中，一手握住笔记本。他塞满嘴，用力咀嚼了一会儿，然后就着啤酒大口吞下食物。但是，那充满优越感的笑容再度浮现。

　　“现在，这个罪犯葛利克曼已经死了。”陌生男子宣布，他的小秘密终于揭晓了。他继续吃。

　　突然之间，欧斯特拉柯娃希望这二十年是两百年。她希望葛利克曼的脸从未俯视过她，她希望自己从未爱过他，从未关心过他，从未为他下过厨，从未在那仰赖友人接济的放逐生活中，日复一日与他醉卧在那仅有一间房间的公寓里，被剥夺工作权利的他俩，整日弹奏音乐、做爱、醉酒、散步林间，邻居对他们都不理不睬。

　　“下次我进了监狱，或是你，他们就会把她带走。不管如何，亚莉珊卓都一定会被带离我们身边。”葛利克曼说，“但你可以救你自己。”

　　“我到时候会决定的。”她回答道。

　　“现在就决定。”

　　“到时候再说。”

　　陌生男子把空盘子推到一边，再次用双手捧起那本光滑的法国笔记本。他翻了一页，仿佛进行到新的一章。

　　“现在谈谈你那罪犯女儿亚莉珊卓。”他塞满食物的嘴宣布道。

　　“罪犯？”她低声说。

　　令她惊讶的是，陌生男子列举了一连串新的罪行。在他滔滔不绝的陈述中，欧斯特拉柯娃丧失了对当下的最后一丝注意力。她的目光定在马赛克地板上，看见许多龙虾壳与面包屑。但她的心却回到了莫斯科的法庭，她自己的审判又一次上演。如果不是她的审判，那就是葛利克曼的——但也不是葛利克曼的，那是谁的呢？她还记得，他们两个出席那些审判时，是不请自来的旁听者。那是朋友们的审判，尽管只是些偶然碰上的朋友：这些人中或质疑当局的绝对权力，或敬拜某些不被接受的神祇，或画些违法的抽象画，或出版具政治危险性的情诗。咖啡馆中喋喋不休的顾客，变成了替国家警察摇旗呐喊的鼓噪群众；桌球台的乒乓声响，变成了铁门的撞击声。在某年某月某日，她逃离了位于某条街上的国家孤儿院，因此不得不接受了几个月的惩治监禁。某年某月某日，她侮辱国家安全部门，因行为不端又多关了好几个月，接着又是多少年的下放。欧斯特拉柯娃觉得肠胃翻绞，她想，自己或许病了。她伸出双手握住茶杯，看见自己手腕上的红色掐痕。陌生男子继续陈述，她听见女儿又因为拒赴某工厂任职，多了两年牢狱之灾。上帝帮助她，她又为什么不帮帮自己呢？欧斯特拉柯娃问着自己，觉得难以置信。她到底从哪里学到这些？在他们把她带走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葛利克曼到底教了她什么，能根深蒂固到让她反抗所有教化？恐惧、狂喜、惊讶的情绪在欧斯特拉柯娃的心中交织起伏，但陌生男子的一句话，让这一切转瞬消逝。

　　“我没听见，”半晌之后，她低声说，“我有点儿分心。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他又说了一次。她抬起头，凝视着他，努力回想别人曾警告她提防的所有诡计，但诡计实在太多，而且她也不再精明机敏。她已经没有葛利克曼的那种精明机敏——如果她以前曾有的话——能辨识他们的谎言，抢先一步玩他们的把戏。她只知道，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与心爱的欧斯特拉柯夫团聚，她犯下了重罪，身为母亲的最重大罪行。陌生男子开始威胁她，但是，这威胁却显得毫无意义。倘若她不愿合作——他这样说，她承诺为苏联当局执行任务的文件副本，将会送到法国警方手上。她那两份毫无用处的报告（他很清楚，她只是为了让那些土匪闭嘴才写的）副本，将会在幸存的巴黎移民圈中流传——尽管，天晓得，如今在移民圈中，“他们”的人数已少之又少了！然而，为何她必须屈服于压力，接受这无价的礼物——当这个人、这个系统，出于难以解释的宽厚行为，提供给她一个弥补自己，也弥补女儿的机会？她知道，她夜以继日祈求原谅的祷告，成千上万根蜡烛，成千上万次垂泪，已得到响应。她让他再说一次。她让他把笔记本从易怒的脸孔前推开，她看见他疲弱的嘴角扬起，露出一丝笑意，愚蠢至极，他竟要求她原谅似的，再次提出了这个疯狂、神赐的问题。

　　“如果苏联决定除去这个腐败的反社会分子，你会希望你的女儿亚莉珊卓追随你的脚步来到法国吗？”

　　会面之后的几个星期，所有的工作都在悄悄进行——秘密造访苏联大使馆，填写表格，签署保证书（居住证明），辛苦地跑过一个又一个法国部门——欧斯特拉柯娃小心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仿佛追踪别人的行动一般。她经常祷告，但就连祷告她都小心翼翼，分在几个不同的东正教教堂进行，以免有人察觉到她过度虔敬的异常举止。有些教堂其实只是散落在第十五区与十六区的小小民舍，夹板上钉着特殊的双重十字架，门上贴着被雨水浸湿的陈旧俄文布告，或是想找便宜的住宿，或是想教授钢琴。她去过苏联海外教会、圣母显灵教会、萨洛夫圣塞拉芬教会。她到每一个教会去。她按着门铃，直到有人应门，教堂执事或是面带病容的黑衣女子。她给他们钱，他们让她在烛光闪烁的神像面前，跪在湿冷的地上，闻着香料的气味，直到微醺。她对全能的上帝许下诺言，她感谢他，请求他的指引，她甚至问他，如果那名陌生男子在相同的情况之下找上他，他会怎么做，她提醒他，她毕竟面对着压力，如果不服从，他们就会摧毁她。然而，与此同时，她心中不愿折服的常识却不断质疑，她也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何在所有人之中，她，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之妻，异议分子葛利克曼的情人，暴乱与反社会分子——他们让她相信是这样——的母亲，能被挑选出来，获得如此异于寻常的宽赦恩惠？

　　在苏联大使馆，当她第一次去提出正式申请时，获得了从未梦想过的礼遇，完全不合乎她这叛国者、变节间谍与桀骜不驯扰乱分子母亲的身份。他们并未粗鲁地命令她到等候室去，而是护送她到面谈室，一位年轻的人事官员展现绝佳的西方礼仪，在她下笔踌躇或畏缩之时，甚至还提供帮助，让她能顺利完成申请手续。

　　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人——尽管她最亲近的人也并非真的非常亲近。那名易怒男子的警告，日日夜夜在她耳际回响：只要轻举妄动，你的女儿就别想恢复自由。

　　而且，除了上帝，又能找谁呢？找她住在里昂、嫁给汽车销售员的同父异母姐姐华伦蒂娜吗？光是想到欧斯特拉柯娃与莫斯科来的情报官员为伍，就足以令她抓狂，跑上跑下找她的嗅盐，以免昏倒。在咖啡馆吗，玛丽亚？大白天，玛丽亚？没错，华伦蒂娜，而且他说的是事实。我和一个犹太人生下了私生女。

　　平静无波反而是最令她恐惧的。几个星期过去了；在大使馆，他们说她的申请会“从优考虑”；法国当局向她保证，亚莉珊卓会很快获得法国国籍；那名易怒的陌生男子说服她将亚莉珊卓的出生日期往前挪，才能姓“欧斯特拉柯娃”，而非“葛利克曼”；他说法国当局会比较能接受这样的情况；结果似乎也是如此，尽管她当初在面谈时，并未多谈到这个孩子的存在。现在，突然之间，没有其他的表格要填，没有其他的障碍要清除，欧斯特拉柯娃只能等候，却又不知道自己等的是什么。那名陌生男子是否会再度现身？他不再存在了。一份火腿蛋卷与薯条，一些亚尔萨斯啤酒，两片附赠的面包，显然已完全满足了他的需求。他与大使馆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她无从想像。他告诉她，到大使馆去，他们会等着她；他说得没错。但当她提到“你们那位先生”，甚至“你们那位金发高大、先前来找我的先生”时，却只得到一无所知的微笑。

　　就这样，无论她等待的是什么，都渐渐地消逝无踪了。起初，她衷心渴求，接着，希望都已无踪影，她不知道这一切为何转变，又何时发生。亚莉珊卓已抵达法国了吗？带着她的证件，动身踏上旅程了吗？欧斯特拉柯娃开始想，她应该已经做到了。沉溺于新的失望情伤，她偷偷望着街道上年轻女孩的面孔，揣测亚莉珊卓的长相。回到家中，她的眼光会自动投向门口的脚踏垫，希望能看到一张手写的便条或快信：“妈妈，是我。我住在某某旅馆……”或是一封电报，写着航班号码，明天抵达奥利，今晚；或者不是奥利机场，而是戴高乐机场？她对航空班机不熟悉，所以还造访旅行社，只为了探询。两个机场都有班机。她也考虑要花钱装一部电话，这样亚莉珊卓就可以打电话给她。然而，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她到底还指望些什么呢？与从未厮守的成年女儿，涕泗纵横地团聚？当年她背弃了骨肉亲情，二十年之后，又期望能重拾天伦之乐？我对她没有任何权利，欧斯特拉柯娃严正地告诉自己；我有的，只是欠她的债，与我的义务。她问过大使馆，但他们也不知道进一步的消息。正式的手续都已完成，他们说。他们知道的也就仅止于此。如果欧斯特拉柯娃想寄钱给女儿呢？她狡猾地问——好让她支付费用，例如，签证费？——他们或许能给她一个地址，一个可以找得到她的办公室？

　　我们可不是邮局，他们告诉她。他们的冷漠严峻吓坏了她。她没再去。

　　在此之后，她又挂心起那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那是他们给她用来贴在申请表格上的。她看到过的就只有那几张一模一样的照片。现在，她真希望有一张留在身边，当时却没想到，真蠢，她竟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本人。那几张照片在她手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带着照片，急急冲出大使馆，赶往主管部门；而离开时，那些照片已进入了另一个官僚作业的流程之中。但她曾仔细端详！天哪，她曾仔仔细细地端详每一张照片，不管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在地铁上，在等候室里，甚至在走进各主管部门之前的人行道上，她都盯着女儿那几张了无生气的照片，尽力想在那毫无表情的灰暗阴影中，找出她曾深爱过的那个男人的踪迹。但失败了。一直以来，她每次鼓起勇气怀想，总是想像成长中的孩子明显有着葛利克曼的形貌，如同刚出生时那般。如此生气蓬勃的男子，不可能不深深烙下永久的印记。然而，欧斯特拉柯娃在照片上却找不到葛利克曼的丝毫印迹。他一贯旗帜鲜明地标榜自己的犹太身份，俨然成为他孤军革命的一部分。他不是东正教徒，他甚至没有宗教信仰，他厌恶欧斯特拉柯娃暗自保有的虔敬态度，程度不下于他对苏联官僚体系的厌恶——尽管他还是借用欧斯特拉柯娃的火钳，烫卷鬓角，把自己弄得像个哈西典教徒，但他说，这只是为了凸显当局的反犹太政策。然而，从照片上，欧斯特拉柯娃看不到他的任何一滴血缘，看不到他的任何一丝火光——虽然照那名陌生男子的说法，他的熊熊烈火已令她永志难灭。

　　“如果他们挖出尸体来拍了这些照片，”欧斯特拉柯娃在她的公寓中自言自语，“我也不会觉得惊讶。”经过这透彻的观察，她首次说出了心中日渐加深的疑虑。

　　在仓库辛勤工作，在狭小的公寓独坐度过漫漫长夜，欧斯特拉柯娃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能信任的人，一个不谴责也不赦罪、能明了她这一路走来的崎岖的人，最重要的是，不会对外泄露而致破坏了她与亚莉珊卓团聚机会的人——他们已让她明白，轻举妄动绝对会破坏团聚的机会。然后，一天晚上，不知是上帝或她自己，从记忆中找出了答案：将军！她想着，从床上坐起身，点亮了灯。欧斯特拉柯夫曾亲口对她提起这个人！那些流亡团体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他总是这样说，你一定要远远躲开他们，像远离瘟疫一般。你惟一能信任的只有瓦拉狄米尔将军。他是个老魔头，爱玩弄女人；但他是个男子汉，他有关系，而且知道如何闭紧嘴巴。

　　但欧斯特拉柯夫说这些话，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就算是老将军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吧。更何况——瓦拉狄米尔姓什么？她从来就不知道。就连瓦拉狄米尔这个名字——据欧斯特拉柯夫告诉她——也是他加入军队后才取的；因为他的真名是爱沙尼亚名字，不适合在红军中使用。尽管如此，第二天，她还是到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旁边一家可以打探苏联侨民消息的书店，开始了第一次的查访。她问到了一个名字，甚至还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没有地址。电话已经停用了。她到邮局，连哄带骗地请求帮助，最后终于拿到了一本一九五六年的电话指南，上面列出了“波罗的海自由运动”的名衔，还有一个位于蒙帕纳斯的地址。她可不笨。她搜寻那个地址，发现至少还有其他四个组织列名在同一个地方：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团体、苏联帝国主义受害者协会、自由拉脱维亚之四八委员会、塔林（爱沙尼亚首都）自由委员会。她仍清楚地记得欧斯特拉柯夫对这些组织的严厉批评，虽然他还曾付过会费。纵然如此，她还是到了那个地址，按了门铃。那幢房子与她平常去的那些小教堂没什么两样：奇特古趣，而且总是门户紧闭。最后，终于有个白俄老人来开门，他穿着开襟毛衣，纽扣扣得歪歪斜斜，拄着手杖，露出高人一等的神情。

　　他们走了，他说，“手杖敲着铺鹅卵石的路面。搬出去了。结束了。更大规模的团体把他们给赶出这一行了，他笑着加上一句。他们人太少，组织又太多，他们像小孩子一样争吵不休。难怪沙皇会被打败！”这位白俄老人装了一口不大合适的假牙，稀疏的头发将将盖住头皮，掩藏他的秃顶。

　　“但将军呢？”她问，“将军到哪里去了？他还活着，或者——”

　　白俄老人挤出不自然的笑容，问这是不是公事。

　　“不是的。”欧斯特拉柯娃狡黠地说，她记起将军有着爱拈花惹草的名声，试着装出羞涩女人的微笑。白俄老人大笑，牙齿喀喀作响。他又是一阵大笑，说：“噢，将军！”然后，他拿来一张卡片，紫色的戳印盖着一个伦敦的地址，交给了她。“将军本性难移，”他说，“就算上了天堂，他也会追着天使，把她们搞得鸡犬不宁，绝对会。”那天晚上，在周遭的一切都沉睡之后，欧斯特拉柯娃坐在死去丈夫的书桌旁，写信给将军。她以法文而非俄文写就，好让自己保有更加超然的感觉，而信中的笔调，更是孤寂的人们面对陌生人才可能吐露的坦率心声。她告诉将军，她对葛利克曼的爱，而知道将军就像葛利克曼一样爱过女人，让她觉得很宽慰。她即刻坦承，自己是以间谍的身份到法国，同时也说明，她曾为了自己的自由，付出卑劣的代价，拼凑出两篇琐碎无聊的报告。那是违心之事，她说；虚构与谎言，她说；毫无内容。但是那两篇报告的存在，以及她亲手签名的承诺，已为她的自由铐上沉重的限制。接着她谈到了自己的心声，她到各个苏联教会向上帝祷告的事。自从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男子找上她之后，她的日子就变得虚妄不实；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一个自然合理的解释，就算那样的解释可能令人痛苦。她毫无保留地对他述说，无论她的罪恶感有多么深重，这些感受与她努力把亚莉珊卓带来西方无关，而是因为她决定留在巴黎，照顾欧斯特拉柯夫直到生命的尽头——在欧斯特拉柯夫去世之后，她说，苏联当局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她使自己成为一个叛徒。

　　“但是，将军，”她写道，“如果今夜我能当面见到造物者，倾诉我心灵最深处的一切，那么，我告诉他的，将会是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事。我的孩子亚莉珊卓在苦痛中出生。日以继夜，她不断与我搏斗，我也一直与她奋战。就连在子宫中，她都是她父亲的孩子。我没有时间去爱她；我只知道，她是她父亲所造就的一个犹太小斗士。但是，将军，我却知道：照片上的人，既非葛利克曼的孩子，也非我的孩子。他们故意偷天换日，一方面是以为这个老女人很愿意上当，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他们可恨的诡计。”

　　她一写完，就把信装进信封，封好，不让自己再看一遍，免得改变心意。接着，她又仔细地贴上过多的邮票，数量之多，犹如她为爱人所点的蜡烛。

　　寄出信之后，接下来的整整两个礼拜，什么事也没发生，但颇不寻常的，这样的沉寂对她竟是一种解脱。暴风雨之后必是宁静，她已经竭尽自己微薄的心力——她坦承了自己的脆弱，自己的背叛，与自己犯下的重罪——其余的，就交在上帝手中，与将军的手中。法国邮政服务的中断，并未令她忧心。她认为，这是塑造她命运的人所必须克服的另一项障碍，如果他们真的意志够坚定的话。她如常地去工作，背痛不再困扰她，她把这当成一个预兆。她甚至又让自己变得冷静达观。反正非此即彼，她想：亚莉珊卓在西方，固然比较好——如果那真的是亚莉珊卓的话，可如若亚莉珊卓留在原来的地方，也没有比较不好。然而，慢慢地，她心中升起了另一种想法，看穿了这种乐观心态的谬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是最糟的情况，也是她认为可能性最高的情况，那就是，亚莉珊卓被利用来达成不祥甚或邪恶的目的；他们强迫她，正如他们以前强迫欧斯特拉柯娃一样，要她误用父亲葛利克曼所赋予她的仁慈与勇气。因此，在第十四天晚上，欧斯特拉柯娃不禁激动痛哭。泪流满面的她走过大半个巴黎，寻找一间还开着的教堂，一直走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教堂还开着。她跪下，对着圣约瑟夫祈祷好几个小时，因为圣约瑟夫不但是一位父亲与守护者，也是葛利克曼命名的由来，虽然葛利克曼对此一定嗤之以鼻。就在她竭力寻求圣灵力量协助的隔天，她的祈祷获得响应了。一封信出现了。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她曾以防万一地附上工作地点的地址。在她抵达时，已有一封信等着，很可能是在夜里专人送达的。这是一封简短的信，没有寄信人的名字，也没有地址。信中没有署名。就像她寄出的那封信一样，这信以矫揉造作的法文写就，手写的字迹显然出自独断的老人之手，她立即就知道这是将军的回信。

　　“夫人：“信一开始，就像一道命令，“你的信已安全抵达收信人手中。我们的一个朋友很快就会与你联络。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会带着信中所附的另半张风景明信片表明身份。在他到达之前，请别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会在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到你的公寓，并按三次门铃。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请全然相信他，夫人，我们会尽可能地协助你。”

　　欧斯特拉柯娃除了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之外，也暗自从信中的戏剧性语调得到一些娱乐。信为何不直接送到她的公寓呢？她觉得很奇怪；为何只因为他给了半张英国风景明信片，我就要觉得比较安全？那是一张皮卡迪利圆环（伦敦市中心的繁华街区）的风景明信片，从对角线细心地撕开——不是剪开——成两半。应该写字的那面全是空白。

　　令她惊讶的是，将军派来的使者在当夜就来访。

　　如同信中所约定的，他按了三次门铃，但他应该知道她人在公寓中——他一定看着她进门，亮了灯——她听见信箱咔嗒一声，比平常的声音更响一些，等她走到门边，就看见半张风景明信片躺在门垫上——过去她渴望看见女儿亚莉珊卓来信时，不时查看的那个门垫。她拾起明信片，直奔卧房，她的那半张明信片夹在《圣经》中。没错，两相吻合，上帝站在她这边，圣约瑟夫代她求情。（但这又是多么没有必要的无聊想法，真是！）她打开门，他就从她身边溜进屋里，像个影子似的：一个小妖魔，身上领口镶有天鹅绒边的黑色大衣，让他散发出歌剧般的阴谋叛乱气息。她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派了一个侏儒来捉巨人。他有弓形的眉毛，纹路深刻的面孔，在门口镜子前，他脱下帽子，露出尖尖的耳朵上方一头蓬乱的黑发，用他小巧的手掌略加梳理——如此鲜明且具喜剧感，如果是在其他场合，欧斯特拉柯娃一定会很无礼地对他畅怀大笑。

　　但今夜不行。

　　今夜，她立即感觉到，他有着异于寻常的严肃庄重。今夜，他仿佛刚下飞机的忙碌营业员；她也感觉到，他是城里的崭新面孔，他的干净整洁，他散发出的旅行气息——今夜，他只想谈生意。

　　“你安全地收到我的信了，夫人？”他的俄文流畅，带着爱沙尼亚腔。

　　“我以为那是将军的信。”她回答道，对他——她不由自主地——装出一种严厉的态度。

　　“是我替他带来的。”他严肃地回答。他把手伸进衣服的暗袋，欧斯特拉柯娃很怕他会像那个陌生男子一样，掏出一本黑色皮面笔记本。但他拿出的是一张照片，一瞥就已足够：那苍白、闪着油光的面容，蔑视所有女人——不仅是她——的表情，一种心中渴望，却不敢真正动手的模样。

　　“没错，”她说，“这就是那个陌生人。”

　　看着他逐渐显现的喜悦之情，欧斯特拉柯娃立即明白，他就是葛利克曼和朋友所说的“我们的人”——不一定是犹太人，而是有心也有力的人。自此刻起，她在心中称他为“魔术师”。她想，他的口袋中一定装满聪明的把戏，他愉快的双眼中闪烁着魔术的光芒。

　　大半夜的时间，她都以离开葛利克曼之后就不曾有过的热烈情绪，和魔术师谈话。首先，她把事情从头再说一遍，仔细回想，她不禁暗自吃惊，在信中她竟略去如此多的细节，而魔术师却好像都能真正了解。她对他说明她的感觉，她的悲泣，她内心可怕的骚动，她毫无保留地述说自己饱受的痛苦煎熬。那个陌生男子显得如此笨拙——她继续述说，也怀疑——这像是他的第一次，她说——他既无谋略，也无自信。把魔鬼想成笨蛋，也太奇怪了吧！她谈到火腿蛋卷、薯条、亚尔萨斯啤酒和他的笑声；她觉得他是一个胆怯又压抑的危险人物——绝对不是讨女人喜欢的男人——矮小的魔术师对她大部分的看法，都由衷赞同，仿佛与那个姜色头发的男子早已熟识一般。她对魔术师全然信任，一如将军所嘱咐的；她对猜忌疑心已感到厌烦。她不断回想，不断诉说，真诚坦率。仿佛年轻时，在自己的家乡，她与欧斯特拉柯夫这对年轻恋人，以为再无机会相见的夜晚，彼此拥抱，在迫近的枪炮声中低声诉情衷；也仿佛她与葛利克曼在等着押他回监狱的敲门声响起时，吐露的真情。她对着他机警、谅解的眼神倾诉，对着他的笑声也对着他的苦楚倾诉，她立即感受到，他那种感同身受的苦楚，是他非东正教，甚至反社会天性中较好的一面。而且，在持续不断的诉说中，渐渐地，她的女人直觉告诉她，她正在助长他心中的一股热情——这次并非爱情，而是一种强烈、特殊的恨意，让他所问的每一个小问题，都别有深意。她并不知道，他恨的究竟是谁，或究竟是什么，但无论是谁引起了魔术师的怒火，不管是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她都不由得替他们感到担忧。她忆起葛利克曼的热情，那是一种对抗不公的广泛、无休无止的热情，随机投注在不同的议题上，范围可大可小。而魔术师的热情却是单一的火柱，聚焦在她无法看见的目标上。

　　但不管怎么样，魔术师离开的时候——我的天哪，她想，已经差不多是她要再去上班的时间了——欧斯特拉柯娃已诉尽心中的话，而魔术师回报她的则是唤起多年以来，直到今夜一直埋藏在过往回忆中的那种情感，对亚莉珊卓、对自己、对那两个去世的男人的复杂的情感。她一面整理杯盘瓶罐，一面失声大笑，嘲笑自己的妇人之愚。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她大声地说，自嘲地摇摇头。“我怎么找你？”她曾问他，“如果他又来找我，我怎么通知你？”

　　她不能，魔术师回答说。但如果有危机发生，她可以再写信给将军，但要写上他的英文名字，寄到另一个地址。“米勒先生。”他很慎重地说，以法文念出名字，并给她一张以大写字母写着伦敦地址的卡片。“但请小心，”他警告说，“你一定要写得迂回隐晦。”

　　这一整天，以及后来的许多天，魔术师告别时的身影一直在欧斯特拉柯娃脑海萦回不去，她不断忆起他从她身边溜过，走下昏暗的楼梯。他最后的一瞥，带着坚定与兴奋的炽热眼光：“我保证解救你，谢谢你找我帮忙。”他苍白的小手顺着楼梯的宽阔栏杆向下移动，恰似在火车窗外挥动的手帕，不断地告别，逐渐地缩小远去，直到消失在隧道的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