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才能不一样，孙元化本身就适合干个技术官僚，非要把他放到一地督抚的位置上，那最后出了纰漏难道只是孙元化一个人的责任吗？
显然不是的。
可是有些道理是不能够说清的，譬如在韩云面前，杨渊就一定要将孙元化洗刷的干干净净，把所有的锅都甩到孔有德、耿精忠身上。
反正他们都已经当了汉奸了，身上多几个锅少几个锅区别不大。
从表面上来看，吴桥之变的发源在于孔有德麾下的士兵有人偷了一只鸡，堪称一只鸡引发的惨案，但根源在何处？
孙元化能练军而不能统军，这是其一。
登州兵内部上下离心，兵不服将，这是其二。
畏敌如虎，视民如草，这是其三。
且不必说若是岳家军在吴桥会如何，戚家军在吴桥又如何。
事实上正德时期，明军有记录的哗变发生三次，正德十六年，陕甘五卫军卒杀巡抚许铭。
嘉靖时期，明军哗变十八次，嘉靖三年，大同军卒哗变，杀巡抚张文锦、参将贾鉴。嘉靖十二年，大同军再次哗变，杀总兵李瑾。嘉靖十四年，辽阳军哗变，执辱巡抚吕经。同样是十四年，广宁军、抚顺军再次哗变。
嘉靖三十九年，南京振武营哗变，杀户部右侍郎黄懋官。
万历年间，明军哗变七次，万历十年，宁夏军卒哗变，杀参将许继汝。万历十六年，甘州军哗变，欲杀巡抚曹子登而未遂，万历二十年，宁夏军再次哗变，杀巡抚党馨。
天启二年，京营新兵哗变，包围了户部衙门。
军事机器一旦腐朽，不下大工夫修整是不行的。
孔有德作乱之后，明王朝按照孙元化的意见一力主抚，最终结果就是孔有德由一千多人扩充到两万余人，在胶东半岛大肆屠杀。
事实上在吴桥之变前，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问题。
他们跟后金政权之间存在着走私贸易，将黄蟒、湖丝这些对后金政权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奢侈品经由登莱由东江送入后金境内，以牟取暴利。
此事后来被东江总兵黄龙侦知，他下令捕捉了耿仲明一个名叫李梅的下线，直接引起了耿仲明之弟耿仲裕发动兵变，耿仲裕将黄龙耳鼻削去。
黄龙后来得到尚可喜等东江将领的帮助，斩杀耿仲裕，这边耿仲明自然惴惴不安，等着动手。
孙元化这个时候干了件让杨渊很怀疑他人品的事情，弹劾黄龙克扣军饷，导致兵变。
杨渊很不厚道的猜测一下，估计孙元化在跟后金贸易之中也扮演着什么不光彩的角色。
丝绸对于后金政权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红楼梦》一开篇，描述贾宝玉的装束就是“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其中的倭缎就是指福建地区按照日本方法所制造的一种丝绸。
这种丝绸在明人看来非常粗鄙，因为倭缎看上去非常光鲜，但是掉色严重，几个月就会坏掉。但是在后金政权内却有着大量的拥趸。
后金是个没有纺织业的政权。其对纺织品主要依靠劫掠和购买，丝绸对于后金政权的上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奢侈品。
毛文龙的岳父沈世魁被后金俘虏之后，后金的士兵要求他脱下衣服。沈世魁就说：“你们的习俗从来就是从杀其人穿其衣，你们直接杀了我，穿我的血衣吧。”。
朝鲜使者在讲述后金政权内的衣物时也说，后金没有纺织品，都是胡乱穿着从汉人那里抢来的衣服。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贸易得来的蟒丝就成为皇太极拉拢分化后金内部贵族的一件重要武器。
孔有德、耿仲明这些人根本不是明王朝统治机器腐朽的受害者，他们就是腐朽的一部分。
相比较孔耿二人，那个侦破了他们走私案的黄龙更像是个响当当的汉子。
孔有德、耿仲明自登州驾船逃窜，半路被黄龙截击，斩杀李九成之子李应元，俘获毛承禄、斩获无算，救出大量被孔耿二人掳掠的山东妇女。
孔有德、耿仲明投降后金之后，引兵攻击旅顺，黄龙帅东江军死战，斩杀费英东次子纳海。旅顺陷落，黄龙自刎死，尚可喜之弟尚可义等东江将领牺牲甚重。
黄龙死后，其外甥黄蜚继承了东江的武力，在明清鼎革之后，黄蜚和他的东江水师成为南明少数可以依靠的武装。
左良玉以救太子之名发兵内乱，黄蜚联合黄得功击破左军，而后率军进入太湖之中且屯且战，成为江南各路义军盟主。
后来黄蜚兵败被擒，洪承畴亲自劝降，黄蜚痛骂洪承畴，身遭酷刑，被斩首于水西门外。
从此东江绝矣。
杨渊曾经懵懂之时，总以为光明总可以战胜黑暗，进步总能击败落后，而后年齿渐长，终于明白有时文明和希望也会被野蛮和黑暗吞噬。
胜利者只是胜利者，给它加上各种光环涂脂抹粉本身就是对历史对过去的一种不尊重。
相比较黄龙、黄蜚这对舅甥，孔有德与耿仲明就显得太过懦弱无耻。
当然，这些当着韩云不必要说，因为这无疑会影响西学党人的声名，而韩云作为徐光启的弟子，跟孙元化之间必然也有着很深的个人感情。
“学生以为告慰徐阁老、孙抚军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孔有德、耿仲明二逆之人头。”杨渊试探性地说道：“若能另起一军，砺以圣教，日后不管荡寇平虏，只要立成功业，或许便可以证明孙抚军无错，败坏朝廷的是孔有德、耿仲明。”
“砺以圣教？”
韩云好奇的问道，杨渊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真正让他感兴趣的还是这四个字。
“以圣人之学教诲士卒，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维士为能。”杨渊说道：“要不出孔有德、耿仲明，必使将兵知耻。”
杨渊以为军队应该是有思想的，没有思想武装的军队好一点会变成一具僵尸，差一点则是择人而噬的野兽。
韩云抚须踌躇一番。
杨渊相信自己开出的条件，韩云一定不会拒绝。
他之所以出任推官，不就是因为推官在地方上负责具体的防务可以借此掌兵么？
至于说允许在军中传播天主教，杨渊觉得这个条件对韩云来说并不算重要。
韩云不是利玛窦。
韩云这些西学党人，本质上是中国的士大夫，杨渊记得明朝灭亡之后，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的好友陕西人王征作为天主教徒，他选择了自杀殉国。
罗马公教也好、东方正教也罢、胡德宗、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会，这些林林总总的教派加在一起，有一个核心的信条不曾改变过。
那就是不能自杀。
而自杀殉国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一种美德。
当两种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王征的选择是自杀殉国。
利玛窦是传教士，而韩云是士大夫。
两人信仰相同，但是价值观却完全不同。
如果要让韩云在孔丘和耶稣之间选一个，他的选择必然是孔丘。
而且杨渊也不觉得天主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在目前的中国，天主教经常被大和尚们碰瓷。
杨渊曾经专门打听过天主教目前在中国的生态，具体情况听起来让杨渊很为这些外国友人担忧。
在江南士林和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了非常浓厚的反天主教氛围，领头的就是各处禅林的秃驴，尤其以福建、浙江两地为主。各路秃驴带领着他们的白衣弟子，屡屡要求跟天主教信徒辩论，以辩法明是非。
这对于传教士们来说显然是新事物，因为在欧洲他们是不用辩论的。
你有意见，很好，请宗教裁判所走一遭。
至于在美洲和非洲，他们有火炮作辩论工具，自然无往不利。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传教士们自然面对咄咄逼人的秃驴们处于下风。
面对可能词穷的窘境，传教士高层下达了一个明白的命令。
不辩经。
在这个背景下，杨渊估计韩云对向军队传教没什么兴趣。
事实上万历时期已经发生了一次教案，即南京教案。
主要原因就是利玛窦死后，他和耶稣会的路线引起了后来传教士的批判，龙华民等教士反对所谓的“利玛窦规矩”，最终波及到社会层面，引起的反噬。
龙华民等人反对祭祀祖先和孔子，不允许使用天或者天主、上帝来称呼他们的神，坚决要求使用“宙斯”这个希腊语译名。
最终所有的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
当然一手搞出这次教案的依旧是佛教徒。
所以杨渊估计韩云作为一个理智的士大夫，一个徐光启培养出来的弟子，曾经深受利玛窦影响的人，对于广泛的传教并不是那么狂热。
利玛窦从来都是走精品路线的。
“不知道潜之所谓兵，便是指的贵家的乡兵么？”
“当然不是，我有一友，名曰江煌，素怀大志，雅量非常，时常思慕徐阁老当年事迹，如今编练一支兵马，制军大人已经发来命令，准备升任他为汉中守备。”
杨渊吹了一波自家朋友：“其弟江煌，弓马娴熟，勇冠三军，此军正合为韩公所用。”
显然不是的。
可是有些道理是不能够说清的，譬如在韩云面前，杨渊就一定要将孙元化洗刷的干干净净，把所有的锅都甩到孔有德、耿精忠身上。
反正他们都已经当了汉奸了，身上多几个锅少几个锅区别不大。
从表面上来看，吴桥之变的发源在于孔有德麾下的士兵有人偷了一只鸡，堪称一只鸡引发的惨案，但根源在何处？
孙元化能练军而不能统军，这是其一。
登州兵内部上下离心，兵不服将，这是其二。
畏敌如虎，视民如草，这是其三。
且不必说若是岳家军在吴桥会如何，戚家军在吴桥又如何。
事实上正德时期，明军有记录的哗变发生三次，正德十六年，陕甘五卫军卒杀巡抚许铭。
嘉靖时期，明军哗变十八次，嘉靖三年，大同军卒哗变，杀巡抚张文锦、参将贾鉴。嘉靖十二年，大同军再次哗变，杀总兵李瑾。嘉靖十四年，辽阳军哗变，执辱巡抚吕经。同样是十四年，广宁军、抚顺军再次哗变。
嘉靖三十九年，南京振武营哗变，杀户部右侍郎黄懋官。
万历年间，明军哗变七次，万历十年，宁夏军卒哗变，杀参将许继汝。万历十六年，甘州军哗变，欲杀巡抚曹子登而未遂，万历二十年，宁夏军再次哗变，杀巡抚党馨。
天启二年，京营新兵哗变，包围了户部衙门。
军事机器一旦腐朽，不下大工夫修整是不行的。
孔有德作乱之后，明王朝按照孙元化的意见一力主抚，最终结果就是孔有德由一千多人扩充到两万余人，在胶东半岛大肆屠杀。
事实上在吴桥之变前，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问题。
他们跟后金政权之间存在着走私贸易，将黄蟒、湖丝这些对后金政权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奢侈品经由登莱由东江送入后金境内，以牟取暴利。
此事后来被东江总兵黄龙侦知，他下令捕捉了耿仲明一个名叫李梅的下线，直接引起了耿仲明之弟耿仲裕发动兵变，耿仲裕将黄龙耳鼻削去。
黄龙后来得到尚可喜等东江将领的帮助，斩杀耿仲裕，这边耿仲明自然惴惴不安，等着动手。
孙元化这个时候干了件让杨渊很怀疑他人品的事情，弹劾黄龙克扣军饷，导致兵变。
杨渊很不厚道的猜测一下，估计孙元化在跟后金贸易之中也扮演着什么不光彩的角色。
丝绸对于后金政权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红楼梦》一开篇，描述贾宝玉的装束就是“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其中的倭缎就是指福建地区按照日本方法所制造的一种丝绸。
这种丝绸在明人看来非常粗鄙，因为倭缎看上去非常光鲜，但是掉色严重，几个月就会坏掉。但是在后金政权内却有着大量的拥趸。
后金是个没有纺织业的政权。其对纺织品主要依靠劫掠和购买，丝绸对于后金政权的上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奢侈品。
毛文龙的岳父沈世魁被后金俘虏之后，后金的士兵要求他脱下衣服。沈世魁就说：“你们的习俗从来就是从杀其人穿其衣，你们直接杀了我，穿我的血衣吧。”。
朝鲜使者在讲述后金政权内的衣物时也说，后金没有纺织品，都是胡乱穿着从汉人那里抢来的衣服。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贸易得来的蟒丝就成为皇太极拉拢分化后金内部贵族的一件重要武器。
孔有德、耿仲明这些人根本不是明王朝统治机器腐朽的受害者，他们就是腐朽的一部分。
相比较孔耿二人，那个侦破了他们走私案的黄龙更像是个响当当的汉子。
孔有德、耿仲明自登州驾船逃窜，半路被黄龙截击，斩杀李九成之子李应元，俘获毛承禄、斩获无算，救出大量被孔耿二人掳掠的山东妇女。
孔有德、耿仲明投降后金之后，引兵攻击旅顺，黄龙帅东江军死战，斩杀费英东次子纳海。旅顺陷落，黄龙自刎死，尚可喜之弟尚可义等东江将领牺牲甚重。
黄龙死后，其外甥黄蜚继承了东江的武力，在明清鼎革之后，黄蜚和他的东江水师成为南明少数可以依靠的武装。
左良玉以救太子之名发兵内乱，黄蜚联合黄得功击破左军，而后率军进入太湖之中且屯且战，成为江南各路义军盟主。
后来黄蜚兵败被擒，洪承畴亲自劝降，黄蜚痛骂洪承畴，身遭酷刑，被斩首于水西门外。
从此东江绝矣。
杨渊曾经懵懂之时，总以为光明总可以战胜黑暗，进步总能击败落后，而后年齿渐长，终于明白有时文明和希望也会被野蛮和黑暗吞噬。
胜利者只是胜利者，给它加上各种光环涂脂抹粉本身就是对历史对过去的一种不尊重。
相比较黄龙、黄蜚这对舅甥，孔有德与耿仲明就显得太过懦弱无耻。
当然，这些当着韩云不必要说，因为这无疑会影响西学党人的声名，而韩云作为徐光启的弟子，跟孙元化之间必然也有着很深的个人感情。
“学生以为告慰徐阁老、孙抚军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孔有德、耿仲明二逆之人头。”杨渊试探性地说道：“若能另起一军，砺以圣教，日后不管荡寇平虏，只要立成功业，或许便可以证明孙抚军无错，败坏朝廷的是孔有德、耿仲明。”
“砺以圣教？”
韩云好奇的问道，杨渊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真正让他感兴趣的还是这四个字。
“以圣人之学教诲士卒，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维士为能。”杨渊说道：“要不出孔有德、耿仲明，必使将兵知耻。”
杨渊以为军队应该是有思想的，没有思想武装的军队好一点会变成一具僵尸，差一点则是择人而噬的野兽。
韩云抚须踌躇一番。
杨渊相信自己开出的条件，韩云一定不会拒绝。
他之所以出任推官，不就是因为推官在地方上负责具体的防务可以借此掌兵么？
至于说允许在军中传播天主教，杨渊觉得这个条件对韩云来说并不算重要。
韩云不是利玛窦。
韩云这些西学党人，本质上是中国的士大夫，杨渊记得明朝灭亡之后，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的好友陕西人王征作为天主教徒，他选择了自杀殉国。
罗马公教也好、东方正教也罢、胡德宗、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会，这些林林总总的教派加在一起，有一个核心的信条不曾改变过。
那就是不能自杀。
而自杀殉国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一种美德。
当两种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王征的选择是自杀殉国。
利玛窦是传教士，而韩云是士大夫。
两人信仰相同，但是价值观却完全不同。
如果要让韩云在孔丘和耶稣之间选一个，他的选择必然是孔丘。
而且杨渊也不觉得天主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在目前的中国，天主教经常被大和尚们碰瓷。
杨渊曾经专门打听过天主教目前在中国的生态，具体情况听起来让杨渊很为这些外国友人担忧。
在江南士林和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了非常浓厚的反天主教氛围，领头的就是各处禅林的秃驴，尤其以福建、浙江两地为主。各路秃驴带领着他们的白衣弟子，屡屡要求跟天主教信徒辩论，以辩法明是非。
这对于传教士们来说显然是新事物，因为在欧洲他们是不用辩论的。
你有意见，很好，请宗教裁判所走一遭。
至于在美洲和非洲，他们有火炮作辩论工具，自然无往不利。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传教士们自然面对咄咄逼人的秃驴们处于下风。
面对可能词穷的窘境，传教士高层下达了一个明白的命令。
不辩经。
在这个背景下，杨渊估计韩云对向军队传教没什么兴趣。
事实上万历时期已经发生了一次教案，即南京教案。
主要原因就是利玛窦死后，他和耶稣会的路线引起了后来传教士的批判，龙华民等教士反对所谓的“利玛窦规矩”，最终波及到社会层面，引起的反噬。
龙华民等人反对祭祀祖先和孔子，不允许使用天或者天主、上帝来称呼他们的神，坚决要求使用“宙斯”这个希腊语译名。
最终所有的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
当然一手搞出这次教案的依旧是佛教徒。
所以杨渊估计韩云作为一个理智的士大夫，一个徐光启培养出来的弟子，曾经深受利玛窦影响的人，对于广泛的传教并不是那么狂热。
利玛窦从来都是走精品路线的。
“不知道潜之所谓兵，便是指的贵家的乡兵么？”
“当然不是，我有一友，名曰江煌，素怀大志，雅量非常，时常思慕徐阁老当年事迹，如今编练一支兵马，制军大人已经发来命令，准备升任他为汉中守备。”
杨渊吹了一波自家朋友：“其弟江煌，弓马娴熟，勇冠三军，此军正合为韩公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