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黄海可能被人暗算了，石燕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闻一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算的事，她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典型的特务形象，头上戴个鸭舌帽，鼻梁上架副墨镜，手指间夹着一支烟，跟踪在黄海身后，一直跟到离“五花肉”那破烂工棚不远的地方，确定四周无人可以作证了，那特务就把烟头朝地上一扔，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捻碎，然后就掏出枪，对准黄海砰砰几枪。
石燕把自己想得脊背发凉，只好安慰自己：现在是和平时期，又没有国民党特务，怎么还会有暗算的事呢？但她又跟自己争论说：和平时期就没人搞暗算了？难道暗算是国民党特务的专利？她想起她爸爸说过，“特务”其实就是“特殊任务”的意思，哪个党都有“特殊任务”，所以都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也就都有“特务”。即便我们党真的没特务，但煤矿领导就不兴培养几个特务了？
现在她连自身的安全也担心起来了，如果煤矿领导真的不想让这事传出去，恐怕会连她也一同捎上，因为她也参与了这次采访，虽然她根本没看见那封信的底稿，但煤矿领导那伙人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还不是以为她既然也去了“五花肉”家，肯定是什么都知道了？
她觉得自己真是冤枉，一点都不知情，却被人当作“知情人”来暗算，她恨不得提着个锣到街上去吆喝一番：“我不是知情人，我没看过‘五花肉’的底稿，我不知道矿难是不是煤矿领导的责任”，或者直接跑到煤矿领导那里去说自己不知情？那煤矿领导会不会认为她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说来说去，这都怪黄海，千里迢迢的，怎么想到跑这里来惹这个麻烦？但她马上想到这事还是她自己挑起来的，如果她不在信里描述d市煤矿工人和钢厂工人的恶劣生活环境，黄海怎么会想起跑这里来采访？
这下糟了，钢厂和煤矿的领导肯定都知道是她提供线索的了，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找机会整治她一下，可能碍于她住在师院宿舍里，人太多，下不了手，才让她活到今天。她越想越怕，连课都不敢去上了，逃了课，就待在寝室里。
但她在寝室只呆了一节课，就决定还是去上课，因为她意识到一个人待在寝室里更危险，如果有个人潜入她们寝室楼，躲在厕所里，或者就躲在她们寝室里，等别人都上课去了，那人跳出来杀了她，不是易如反掌吗？她武断地认为那个杀手一定是一个男人，于是就更加惊慌，怕他不仅要杀她，还会污辱她，那好像更糟糕。如果只是杀了她，说不定死后还会被人当作英雄纪念，至少算个无辜死者。但是如果死前还被那人污辱了，那传扬出去，英雄就没得当了（你见过哪个女英雄被人污辱了的？），不光她脸上没光，连她家里人脸上都没光。
于是她又跑到教室去上课，想跟大家混在一起，使那个暗算者难以下手。但她上课也上不安心，就像座位上有钉子锥她一样，坐在那里度日如年。
课间的时候，姚小萍跑过来跟她说话，结果她心不在焉，惊惊慌慌的，激发了姚小萍的好奇，一再追问是怎么回事。她心里太害怕了，太六神无主了，只想有个人能帮她拿个主意，便决定把这事告诉姚小萍，万一遭了暗算也有个人知道是谁下的手。她小声说：“这个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别对任何人讲……”
姚小萍抱怨说：“你怎么这么说？我什么时候把你的事对人讲了？你别看我这个人消息灵通，但我从来不传话，这么多人都信任我，唯独你不信任？”
石燕想想也是，如果姚小萍爱传话，别人就不会把自己的秘密托付给她了。她犹豫了一下，说：“不是我不信任你，是这件事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我先给你打个招呼，你能保证不告诉别人——我就告诉你。”
“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在餐馆看见过的我的那个同学吧？”
“就是脸上有个大坑的那个？”
石燕心里一抽，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脸上有个大坑”好像比直接说“长得丑”还难听，因为说“长得丑”还比较模糊，人们还不知道怎么个丑法，脑海里出现的顶多是个五官不那么漂亮的形象。但说“脸上有个大坑”，就把黄海的丑具体化了，叫人触目惊心。但她没法反驳，因为黄海的左脸上的确是有个……大坑，说准确点，应该说黄海的左脸就是一个“大坑”，因为他的左脸比右脸低洼。
她咬着牙点了点头，说：“他这两天——没有音信，我很担心——”
“才两天不见就这么着急？那你们关系不一般啊！”
“哪里有什么我们的关系？他是到d市来搞社会调查的，想查矿难的事，煤矿领导肯定不喜欢有人来揭他们的老底，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被他们……暗算了——”
她生怕姚小萍说她异想天开，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但姚小萍好像并没觉得她这个想法有什么离奇之处，只好奇地问：“他不是钢厂的工人吗？怎么你又说他是到d市来搞社会调查的？”
石燕一愣，说错话了？怎么撒个谎这么麻烦呢？一不注意就露了马脚。她想了一下，决定说实话：“其实他不是d市钢厂的，他在外地读大学……”
“那他怎么对我撒谎说是d市钢厂的？”
“他……呃……主要是为了……采访的事……要保密……”
姚小萍理解地点点头，问：“不会就是你那个名校男朋友吧？”
她坚定地摇摇头：“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我还会瞒着你？”
“我知道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那个名校男朋友那么‘憨傻’，怎么会是他呢？”
石燕不知道姚小萍是不是知道她没有“憨傻”的名校男朋友，或者知道她根本没男朋友，所以在讽刺她。但看上去不像，因为姚小萍的口气挺诚恳的。她支吾说：“也说不上什么‘憨傻’……”
“你别虾子过河——谦虚（牵须）了，不管怎么说，总比这个强吧？”姚小萍自信地说，“这个一看就知道不是你的男朋友，这么丑，你怎么会看上他？”
石燕心里很难受，有点烦姚小萍，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但她知道，如果姚小萍说“他跟你太相配了”，她会更难受，难道她像黄海那么丑吗？所以说这件事很麻烦，不管人们说她跟黄海相配还是不相配，她都很难受，最好是大家都别说，就当没看见黄海这个人的，但是那好像是不可能的，因为黄海长得太“吸引”人了，走到哪里，别人的视线都是第一个投到他身上——应该说“他脸上”，如果视线是投到他身上，那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完全不同。
还好，姚小萍没再继续讨论黄海的脸，也没再继续讨论她跟黄海配不配的问题，而是回到了最初的话题上：“你说钢厂领导报复他？是不是他掌握了他们什么证据？”
石燕一听，心里更慌了，听姚小萍的口气，领导对掌握了他们证据的人搞报复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样。她着急地问：“是不是如果黄海掌握了不利煤矿领导的证据，他们就会搞报复？”
“当然啦，不然的话，事情捅出去，他们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你……知道这种事？”
“这种事多了去了，连我这么老实的人，都会遭领导报复，你那同学跑这里来捅人家漏子，还会不遭报复？”
“那你说他们会怎么报复他？”
“当官的嘛，搞起报复来那还不是花样翻新，易如反掌？像我以前学校的那个校长吧，就区区一个县中的校长，在我们那一方就可以作威作福。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县中是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率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进了我们县中，差不多就等于进了大学了，所以那一方的人想进我们县中，就都得求着我们校长。”
石燕猜测校长肯定是看上姚小萍了，或者想要姚小萍做他的儿媳，或者就是他自己想占姚小萍的便宜，没得逞，就来搞报复。她追问道：“那他——怎么报复你？”
“他呀，坏点子多得很，让我教最差的班呀，上最多的课呀，还在教学上贬低我，说我‘教学连门都没入’，评职称涨工资都卡我……”
石燕舒了口气，就这些小手腕？那似乎不那么可怕，姚小萍不还好好地活着吗？她脱口说：“原来也就是一些雕虫小技？我还以为……”
姚小萍不服气地说：“这还是雕虫小技？你不是当事人，所以你不觉得，等你处在那种环境里了，你肯定哭鼻子抹眼泪……”
她赶快说：“你说得对，我肯定没你那么坚强，幸好你现在考出来了，脱离了那个苦海，再不受他控制了。但是我的这个同学，我有点担心……怕煤矿那些当官的……做出更可怕的事来。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怎么没有呢？我们那里……”姚小萍接着就讲了两件某村村长打击报复村民的事件，一个村民被打伤了腰，另一个村民的牛被人杀了。
石燕越听越怕，赶紧问：“那你说我那同学会不会遭到……暗算了？他已经有两三天没来跟我联系了……”
姚小萍安慰说：“两三天不算什么，可能他比较忙……”
“但是他答应一有了消息就告诉我的……”
“那可能是还没有消息吧……”
“怎么会呢？他说过他第二天一早就到‘五花肉’家去拿那封信的底稿的……”
“什么‘五花肉’？”
石燕意识到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但现在好像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头了，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愿望上，她都停不住了，只好干脆全说了，希望以自己的诚实换来姚小萍的理解和帮助，于是她把黄海对矿难的推测和他们采访的经过讲了一下。
姚小萍听完说：“那恐怕真是遭到暗算了。”
石燕见姚小萍这么有经验的人也说得这么肯定，心里全乱了，眼泪也快出来了，一迭声地问：“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姚小萍责怪说：“你们也是的，到底是从校门到校门的人，没见过世面，太大惊小怪了。矿井塌方，瓦斯爆炸，这种事多了去了，哪个煤矿没遇上过？人家d市煤矿到底是大煤矿，又在城里，领导还算好的，还给矿难家属抚恤金什么的。如果是放在我们乡下，死了就死了，挖得到尸体，你家里人拿回去自己埋，挖不到尸体，活该，不办你个污染矿山就算好的了，你还指望矿上出来向你们孤儿寡母道歉？”
石燕的眼神都直了：“啊？是这样的？那你们那里的人……就那么忍了？”
“不忍了还能怎么样？你到矿山去干活的时候，就立了生死状的，人家事前就告诉过你干矿山有哪些危险，是你自己要干的，出了事怪谁？”
“那……那……那矿工是不是不识字？这么危险，矿上又不负责，他们怎么还会签字呢？”
“不签字又能怎么样？能到煤矿去挖煤，就等于跳出农村，当上工人了。你不签，想签的人多得是。而你不去矿上干，你也没地方挣钱，坐家里挨饿，还不如去矿上挖煤，遇到矿难的人毕竟是少数……”
石燕越听越难受，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可怜的人，她不知不觉地就把姚小萍当成了知心朋友，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姚小萍，只没承认黄海是她男朋友，因为事实上也的确不是。
姚小萍自告奋勇地说：“你别急，我会帮你的。我们一起去找黄海吧，说不定他被人关在什么地方了……”
“那怎么办？”
“先找到他再说。”
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逃了课去找黄海，先到钢厂招待所去，看看黄海是不是换了房间，或者转到别的招待所去了，招待所一定知道黄海的去向。
两个人坐四路车直奔钢厂招待所，但刚进门就被前台的人挡住了，问他们要证件。她们俩都没带学生证，带了也舍不得拿出来，因为她们事先就商量好了的，现在形势这么复杂，她们也得狡猾一点，不见兔子不撒鹰，尽可能不暴露身份。
姚小萍说：“我们不是来住房的，只向你们打听一个人……”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说：“打听人也得出示证件……”
她们俩磨了一阵，人家就是不答应，她俩无奈，只好无功而退。从招待所出来，姚小萍说：“我有个亲戚住在这附近，我们去他家找他，他肯定有工作证……”
“但是他的工作证我们借了也没用啊……”
“我们不借他的工作证，只借他的人，我们叫他去招待所打听……”
“他肯吗？”
“我们又不是问他借头，他有什么不肯的？”姚小萍笑嘻嘻地说，“再说，是为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帮忙，他肯定是万死不辞——”
石燕把自己想得脊背发凉，只好安慰自己：现在是和平时期，又没有国民党特务，怎么还会有暗算的事呢？但她又跟自己争论说：和平时期就没人搞暗算了？难道暗算是国民党特务的专利？她想起她爸爸说过，“特务”其实就是“特殊任务”的意思，哪个党都有“特殊任务”，所以都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也就都有“特务”。即便我们党真的没特务，但煤矿领导就不兴培养几个特务了？
现在她连自身的安全也担心起来了，如果煤矿领导真的不想让这事传出去，恐怕会连她也一同捎上，因为她也参与了这次采访，虽然她根本没看见那封信的底稿，但煤矿领导那伙人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还不是以为她既然也去了“五花肉”家，肯定是什么都知道了？
她觉得自己真是冤枉，一点都不知情，却被人当作“知情人”来暗算，她恨不得提着个锣到街上去吆喝一番：“我不是知情人，我没看过‘五花肉’的底稿，我不知道矿难是不是煤矿领导的责任”，或者直接跑到煤矿领导那里去说自己不知情？那煤矿领导会不会认为她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说来说去，这都怪黄海，千里迢迢的，怎么想到跑这里来惹这个麻烦？但她马上想到这事还是她自己挑起来的，如果她不在信里描述d市煤矿工人和钢厂工人的恶劣生活环境，黄海怎么会想起跑这里来采访？
这下糟了，钢厂和煤矿的领导肯定都知道是她提供线索的了，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找机会整治她一下，可能碍于她住在师院宿舍里，人太多，下不了手，才让她活到今天。她越想越怕，连课都不敢去上了，逃了课，就待在寝室里。
但她在寝室只呆了一节课，就决定还是去上课，因为她意识到一个人待在寝室里更危险，如果有个人潜入她们寝室楼，躲在厕所里，或者就躲在她们寝室里，等别人都上课去了，那人跳出来杀了她，不是易如反掌吗？她武断地认为那个杀手一定是一个男人，于是就更加惊慌，怕他不仅要杀她，还会污辱她，那好像更糟糕。如果只是杀了她，说不定死后还会被人当作英雄纪念，至少算个无辜死者。但是如果死前还被那人污辱了，那传扬出去，英雄就没得当了（你见过哪个女英雄被人污辱了的？），不光她脸上没光，连她家里人脸上都没光。
于是她又跑到教室去上课，想跟大家混在一起，使那个暗算者难以下手。但她上课也上不安心，就像座位上有钉子锥她一样，坐在那里度日如年。
课间的时候，姚小萍跑过来跟她说话，结果她心不在焉，惊惊慌慌的，激发了姚小萍的好奇，一再追问是怎么回事。她心里太害怕了，太六神无主了，只想有个人能帮她拿个主意，便决定把这事告诉姚小萍，万一遭了暗算也有个人知道是谁下的手。她小声说：“这个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别对任何人讲……”
姚小萍抱怨说：“你怎么这么说？我什么时候把你的事对人讲了？你别看我这个人消息灵通，但我从来不传话，这么多人都信任我，唯独你不信任？”
石燕想想也是，如果姚小萍爱传话，别人就不会把自己的秘密托付给她了。她犹豫了一下，说：“不是我不信任你，是这件事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我先给你打个招呼，你能保证不告诉别人——我就告诉你。”
“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在餐馆看见过的我的那个同学吧？”
“就是脸上有个大坑的那个？”
石燕心里一抽，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脸上有个大坑”好像比直接说“长得丑”还难听，因为说“长得丑”还比较模糊，人们还不知道怎么个丑法，脑海里出现的顶多是个五官不那么漂亮的形象。但说“脸上有个大坑”，就把黄海的丑具体化了，叫人触目惊心。但她没法反驳，因为黄海的左脸上的确是有个……大坑，说准确点，应该说黄海的左脸就是一个“大坑”，因为他的左脸比右脸低洼。
她咬着牙点了点头，说：“他这两天——没有音信，我很担心——”
“才两天不见就这么着急？那你们关系不一般啊！”
“哪里有什么我们的关系？他是到d市来搞社会调查的，想查矿难的事，煤矿领导肯定不喜欢有人来揭他们的老底，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被他们……暗算了——”
她生怕姚小萍说她异想天开，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但姚小萍好像并没觉得她这个想法有什么离奇之处，只好奇地问：“他不是钢厂的工人吗？怎么你又说他是到d市来搞社会调查的？”
石燕一愣，说错话了？怎么撒个谎这么麻烦呢？一不注意就露了马脚。她想了一下，决定说实话：“其实他不是d市钢厂的，他在外地读大学……”
“那他怎么对我撒谎说是d市钢厂的？”
“他……呃……主要是为了……采访的事……要保密……”
姚小萍理解地点点头，问：“不会就是你那个名校男朋友吧？”
她坚定地摇摇头：“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我还会瞒着你？”
“我知道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那个名校男朋友那么‘憨傻’，怎么会是他呢？”
石燕不知道姚小萍是不是知道她没有“憨傻”的名校男朋友，或者知道她根本没男朋友，所以在讽刺她。但看上去不像，因为姚小萍的口气挺诚恳的。她支吾说：“也说不上什么‘憨傻’……”
“你别虾子过河——谦虚（牵须）了，不管怎么说，总比这个强吧？”姚小萍自信地说，“这个一看就知道不是你的男朋友，这么丑，你怎么会看上他？”
石燕心里很难受，有点烦姚小萍，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但她知道，如果姚小萍说“他跟你太相配了”，她会更难受，难道她像黄海那么丑吗？所以说这件事很麻烦，不管人们说她跟黄海相配还是不相配，她都很难受，最好是大家都别说，就当没看见黄海这个人的，但是那好像是不可能的，因为黄海长得太“吸引”人了，走到哪里，别人的视线都是第一个投到他身上——应该说“他脸上”，如果视线是投到他身上，那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完全不同。
还好，姚小萍没再继续讨论黄海的脸，也没再继续讨论她跟黄海配不配的问题，而是回到了最初的话题上：“你说钢厂领导报复他？是不是他掌握了他们什么证据？”
石燕一听，心里更慌了，听姚小萍的口气，领导对掌握了他们证据的人搞报复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样。她着急地问：“是不是如果黄海掌握了不利煤矿领导的证据，他们就会搞报复？”
“当然啦，不然的话，事情捅出去，他们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你……知道这种事？”
“这种事多了去了，连我这么老实的人，都会遭领导报复，你那同学跑这里来捅人家漏子，还会不遭报复？”
“那你说他们会怎么报复他？”
“当官的嘛，搞起报复来那还不是花样翻新，易如反掌？像我以前学校的那个校长吧，就区区一个县中的校长，在我们那一方就可以作威作福。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县中是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率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进了我们县中，差不多就等于进了大学了，所以那一方的人想进我们县中，就都得求着我们校长。”
石燕猜测校长肯定是看上姚小萍了，或者想要姚小萍做他的儿媳，或者就是他自己想占姚小萍的便宜，没得逞，就来搞报复。她追问道：“那他——怎么报复你？”
“他呀，坏点子多得很，让我教最差的班呀，上最多的课呀，还在教学上贬低我，说我‘教学连门都没入’，评职称涨工资都卡我……”
石燕舒了口气，就这些小手腕？那似乎不那么可怕，姚小萍不还好好地活着吗？她脱口说：“原来也就是一些雕虫小技？我还以为……”
姚小萍不服气地说：“这还是雕虫小技？你不是当事人，所以你不觉得，等你处在那种环境里了，你肯定哭鼻子抹眼泪……”
她赶快说：“你说得对，我肯定没你那么坚强，幸好你现在考出来了，脱离了那个苦海，再不受他控制了。但是我的这个同学，我有点担心……怕煤矿那些当官的……做出更可怕的事来。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怎么没有呢？我们那里……”姚小萍接着就讲了两件某村村长打击报复村民的事件，一个村民被打伤了腰，另一个村民的牛被人杀了。
石燕越听越怕，赶紧问：“那你说我那同学会不会遭到……暗算了？他已经有两三天没来跟我联系了……”
姚小萍安慰说：“两三天不算什么，可能他比较忙……”
“但是他答应一有了消息就告诉我的……”
“那可能是还没有消息吧……”
“怎么会呢？他说过他第二天一早就到‘五花肉’家去拿那封信的底稿的……”
“什么‘五花肉’？”
石燕意识到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但现在好像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头了，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愿望上，她都停不住了，只好干脆全说了，希望以自己的诚实换来姚小萍的理解和帮助，于是她把黄海对矿难的推测和他们采访的经过讲了一下。
姚小萍听完说：“那恐怕真是遭到暗算了。”
石燕见姚小萍这么有经验的人也说得这么肯定，心里全乱了，眼泪也快出来了，一迭声地问：“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姚小萍责怪说：“你们也是的，到底是从校门到校门的人，没见过世面，太大惊小怪了。矿井塌方，瓦斯爆炸，这种事多了去了，哪个煤矿没遇上过？人家d市煤矿到底是大煤矿，又在城里，领导还算好的，还给矿难家属抚恤金什么的。如果是放在我们乡下，死了就死了，挖得到尸体，你家里人拿回去自己埋，挖不到尸体，活该，不办你个污染矿山就算好的了，你还指望矿上出来向你们孤儿寡母道歉？”
石燕的眼神都直了：“啊？是这样的？那你们那里的人……就那么忍了？”
“不忍了还能怎么样？你到矿山去干活的时候，就立了生死状的，人家事前就告诉过你干矿山有哪些危险，是你自己要干的，出了事怪谁？”
“那……那……那矿工是不是不识字？这么危险，矿上又不负责，他们怎么还会签字呢？”
“不签字又能怎么样？能到煤矿去挖煤，就等于跳出农村，当上工人了。你不签，想签的人多得是。而你不去矿上干，你也没地方挣钱，坐家里挨饿，还不如去矿上挖煤，遇到矿难的人毕竟是少数……”
石燕越听越难受，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可怜的人，她不知不觉地就把姚小萍当成了知心朋友，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姚小萍，只没承认黄海是她男朋友，因为事实上也的确不是。
姚小萍自告奋勇地说：“你别急，我会帮你的。我们一起去找黄海吧，说不定他被人关在什么地方了……”
“那怎么办？”
“先找到他再说。”
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逃了课去找黄海，先到钢厂招待所去，看看黄海是不是换了房间，或者转到别的招待所去了，招待所一定知道黄海的去向。
两个人坐四路车直奔钢厂招待所，但刚进门就被前台的人挡住了，问他们要证件。她们俩都没带学生证，带了也舍不得拿出来，因为她们事先就商量好了的，现在形势这么复杂，她们也得狡猾一点，不见兔子不撒鹰，尽可能不暴露身份。
姚小萍说：“我们不是来住房的，只向你们打听一个人……”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说：“打听人也得出示证件……”
她们俩磨了一阵，人家就是不答应，她俩无奈，只好无功而退。从招待所出来，姚小萍说：“我有个亲戚住在这附近，我们去他家找他，他肯定有工作证……”
“但是他的工作证我们借了也没用啊……”
“我们不借他的工作证，只借他的人，我们叫他去招待所打听……”
“他肯吗？”
“我们又不是问他借头，他有什么不肯的？”姚小萍笑嘻嘻地说，“再说，是为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帮忙，他肯定是万死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