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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岑之和陶今芬就那样一个睡在大教室的桌子上，一个睡在陋室里两条板凳顶一块门板的小床上，整整睡了一个暑假，没越雷池一步。
白天，他们形影不离，果真是你挑水来我浇园，你挑粪来我上肥，把学校几块菜地侍弄得十分兴旺。做完农活了，剩下的时间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或者在家里看书吟诗，或者到水库去游泳，傍晚的时候，找个没人的地方，手拉手地散散步，倒也过得十分小资。
一直到开学了，学校领导都回来了，才由岑之出面向领导申请结婚。
领导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右派份子一个暑假就把省城分来的女大学生抢到手了，领导专门找陶今芬老师谈话，看是不是右派份子在玩什么花招。
陶老师羞涩地承认了两人的恋情，请领导批准结婚。领导慎重表示这事要报请学校党支部讨论决定。
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结婚，理由是陶老师刚到三中，还在试用期，不能结婚。
这个理由很过硬，陶岑二人接受了党组织的决定。
过了一个学期，陶岑二人再次申请结婚。学校党支部再次表示要进行讨论。这一讨论，就讨论了很长时间。
其间，陶今芬的父亲，省城某大学的陶教授亲自写来长信，询问女儿是否真的要跟一个右派份子结婚，是否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陶今芬回信，反问是不是e市三中领导告的状。
陶教授说：“人家也是为你好。你年轻，不懂事，很容易上当受骗。”
父女俩在信里唇枪舌战一番，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陶教授下了通牒：要父母，还是要那个右派份子，你自己拿主意吧。
女儿也不含糊：亲爱的爸爸妈妈，那就原谅女儿不孝了。
岑之发现自己成了陶家父女不合的因素，不由得含泪规劝：“今芬，你就听父母一句吧。为了我，你们父女反目，我于心不安啊！”
陶今芬态度明朗：“你别管我们父女反目不反目，你只告诉我：你爱不爱我？”
“爱！”
“你以前爱过别的女人没有？”
“没有！”
“你今后会不会爱别的女人？”
“不会！”
陶今芬一展笑颜：“那就行了。你只好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别的都是我的事。”
父母那边偃旗息鼓，听天由命了，但群众又被发动起来了，熟悉不熟悉的人，走马灯一般地上来劝阻，有劝男的放女的一条生路的，有劝女的莫为了一时的感情耽误终生的，有现身说法的，有推荐更佳候选人的。
等到这一切都忙过，又一学期过去了。
陶今芬来到e市三中的第二年，学校终于批准了她跟岑之结婚。
没搞什么婚礼，正是困难时期，物资紧缺，糖都很难买到，更别说其他物品了。岑之把陶今芬的几件行李搬到自己的陋室里，在两条板凳旁各加了一个凳子，在上面再搭一块木板，就成了婚床。板凳与凳子不一样高，就在板凳上垫几本书。
就在这摇摇欲坠的高低床上，岑之与陶今芬结成了夫妻。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岑之和陶今芬一点也不觉得哀，大概是因为他们贱而不贫。
三中的老师，很多都是所谓“半边户”，夫妻中只有一方在学校教书，拿工资，吃商品粮，但另一方还在乡下务农。像岑之和陶今芬这样两个人都在学校工作，都拿工资，都吃商品粮的，还不多。陶今芬又是三中少有的正牌子大学本科毕业生，工资比很多老师都高。
那时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匮乏，缺油缺盐缺糖缺肉缺米缺面，每个老师每个月只有二十多斤粮，又没油水，哪里够吃？有些“半边户”老师贪图农村吃粮不要计划，还可以在自留地里种红薯种南瓜种蔬菜，搞所谓“瓜菜代”，便辞职回到乡下种地去了。
老师不够了，学校决定让岑之出来教书，为了防止他借课堂重地向学生灌输反动思想，只让他教理科方面的课程。
三年自然灾害，成了岑之与陶今芬的三年梦幻蜜月，他们不仅没饿死，还孕育了一个孩子。
直到文革前，岑今家的生活在三中可以算个中上，她是同龄小伙伴里吃得比较好穿得比较好的一个，很惹人眼红。
后来，岑今姥姥的一封来信把全家人的乐观心情彻底摧毁了：岑今的姥爷，陶今芬的父亲陶教授，被揪出来批斗了，岑今那时还小，很多细节都是后来听妈妈讲的。她自己记得的，就是某天睡梦之中，听到“砰”的一声，把她惊醒了，睁开眼来，看见爸爸妈妈两人坐在小板凳上，中间是一团火，屋子里有些黑灰色的东西在飘动。
她好奇地问：“妈妈，你在烤火？”
妈妈走到床边来，拍她入睡：“睡吧，睡吧，妈妈有点事，办完就来陪你睡觉。”
烧掉的信有一大箱子，烧出来的纸灰，有一大堆，旧脸盆也烧变形了。处理这些东西要特别小心，万一被人发现，那就糟糕了，肯定要当成焚烧罪证来处理。
据说聪明的爸爸是这样处理“罪证”的：在旧脸盆底部挖了个圆洞，找了些黄泥，做成了一个小煤炉。而那些纸灰，据说是混在煤粉里，做成煤饼，用来烧饭了。
那个暑假，妈妈第一次带岑今去省城看姥姥和姥爷，爸爸因为在监督劳动，不能同去。
她只记得开船的时间很早，他们半夜就起了床，外面还有点冷，她穿着裙子和凉鞋，有点打哆嗦。小城空旷的街道上，没有别人，就他们三个。
爸爸把她顶在肩上，两手握着她的两条腿，她觉得暖和多了。
到了江边，在黑色的天幕下，她看到一条大船，有很多小窗子，透出灯光，像一幢大房子一样。妈妈告诉她，那是轮船。
从岸上到船上的跳板很长，爸爸踩上去，摇摇晃晃，她吓得抱住爸爸的头。
爸爸说：“今今，你遮住我的眼睛了，我看不见，会掉水里去的。”
她赶快放开手，改抓住爸爸的耳朵，问：“爸爸，掉水里去会不会淹死啊？”
“爸爸会游泳，不会淹死，但坠着你这个大石头，就会沉水底去了。”
“坠着石头就会沉水底去？”
“是啊，石头重，浮不起来吗。”
爸爸把她和妈妈送到船上的一个小房间里，有四个床，上面两个，下面两个，她还小，没买床位，跟妈妈睡一张床。
她和妈妈站在船舷旁，看爸爸一个人走下船去。她提着一颗心，老觉得爸爸会从晃晃荡荡的跳板上掉到水里去。
江水拍打着船底，发出一种空寂的声音，轮船拉响汽笛，突如其来，声音凄厉。天还没亮，轮船突突突地起航了，爸爸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她难过得哭了起来。
妈妈抱住她：“别哭，别哭，我们是去看姥姥姥爷啊，马上就回来的，爸爸在家等我们。”
船上生活很奇特，好像一所大房子在水上漂一样。妈妈不用上班，成天陪着她。但船上没什么玩的，她和妈妈经常站在船舷边，看沿岸的景色，但沿岸没什么景色，就是长长的河岸线，那么长，全都一样，使她觉得轮船一点都没开动，老停在一个地方。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她们才到了省城。妈妈怕红卫兵看见了找麻烦，带着她趁黑溜进了姥姥姥爷家。
姥姥姥爷住在楼房里，e市的楼房很少，岑今还是第一次亲自走进一幢楼房，第一次在楼上的房间睡觉，她老想着楼房会不会塌掉？会不会睡到半夜，床下面出现一个洞，把她连人带床全都掉下去了？会不会一觉醒来，发现不是什么楼房，而是一条大轮船，楼房里所有的人都是在一条大轮船上？
但她没机会问妈妈，因为妈妈忙着跟姥爷和姥姥说话，好像要把这一生的话都说掉一样，而且几个大人都把嗓音压得低低的，很紧张的样子。她每次想问妈妈什么，都被妈妈挡回了：“妈妈有事，今今自己玩会。”
在姥姥家玩了几天，别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姥姥说：“唉，我们家今今完全成了一个乡下姑娘了，说一口的e市话，如果不是你姥爷现在这个样子，姥姥就不放你回e市了，就在这里跟着姥姥。”
姥爷说：“你妈那时不听劝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生长在那个小地方。”
妈妈笑着说：“今今，姥爷老糊涂了，妈妈不去那个小地方，怎么会有今今呢？”
姥爷坚持说：“你留在省城，难道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
“但那就不是今今了啊！”
然后几个大人谈论起爸爸来，虽然他们都没提爸爸的名字，但她知道他们是在说爸爸。
姥姥插嘴说：“婚都结了，孩子都多大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难道你还想把他们两个人戳散掉？”
姥爷叹口气说：“戳散掉是不可能的了，孩子都有了，难道还能让孩子没爹？我就是担心那个人对我女儿不好。有些男人是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我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他会不会反过来嫌弃我们家。”
妈妈安慰说：“他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他自己是右派，还能嫌弃谁？”
姥姥担心地说：“唉，我就怕他一生背运，越过越糟。”
妈妈自信地说：“不会的。他已经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今后即使不往高处走，也不会更低了。”
后来妈妈回忆起这段，一直埋怨自己大话说早了。要知道，人生低谷这玩意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据说岑之和陶今芬就那样一个睡在大教室的桌子上，一个睡在陋室里两条板凳顶一块门板的小床上，整整睡了一个暑假，没越雷池一步。
白天，他们形影不离，果真是你挑水来我浇园，你挑粪来我上肥，把学校几块菜地侍弄得十分兴旺。做完农活了，剩下的时间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或者在家里看书吟诗，或者到水库去游泳，傍晚的时候，找个没人的地方，手拉手地散散步，倒也过得十分小资。
一直到开学了，学校领导都回来了，才由岑之出面向领导申请结婚。
领导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右派份子一个暑假就把省城分来的女大学生抢到手了，领导专门找陶今芬老师谈话，看是不是右派份子在玩什么花招。
陶老师羞涩地承认了两人的恋情，请领导批准结婚。领导慎重表示这事要报请学校党支部讨论决定。
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结婚，理由是陶老师刚到三中，还在试用期，不能结婚。
这个理由很过硬，陶岑二人接受了党组织的决定。
过了一个学期，陶岑二人再次申请结婚。学校党支部再次表示要进行讨论。这一讨论，就讨论了很长时间。
其间，陶今芬的父亲，省城某大学的陶教授亲自写来长信，询问女儿是否真的要跟一个右派份子结婚，是否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陶今芬回信，反问是不是e市三中领导告的状。
陶教授说：“人家也是为你好。你年轻，不懂事，很容易上当受骗。”
父女俩在信里唇枪舌战一番，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陶教授下了通牒：要父母，还是要那个右派份子，你自己拿主意吧。
女儿也不含糊：亲爱的爸爸妈妈，那就原谅女儿不孝了。
岑之发现自己成了陶家父女不合的因素，不由得含泪规劝：“今芬，你就听父母一句吧。为了我，你们父女反目，我于心不安啊！”
陶今芬态度明朗：“你别管我们父女反目不反目，你只告诉我：你爱不爱我？”
“爱！”
“你以前爱过别的女人没有？”
“没有！”
“你今后会不会爱别的女人？”
“不会！”
陶今芬一展笑颜：“那就行了。你只好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别的都是我的事。”
父母那边偃旗息鼓，听天由命了，但群众又被发动起来了，熟悉不熟悉的人，走马灯一般地上来劝阻，有劝男的放女的一条生路的，有劝女的莫为了一时的感情耽误终生的，有现身说法的，有推荐更佳候选人的。
等到这一切都忙过，又一学期过去了。
陶今芬来到e市三中的第二年，学校终于批准了她跟岑之结婚。
没搞什么婚礼，正是困难时期，物资紧缺，糖都很难买到，更别说其他物品了。岑之把陶今芬的几件行李搬到自己的陋室里，在两条板凳旁各加了一个凳子，在上面再搭一块木板，就成了婚床。板凳与凳子不一样高，就在板凳上垫几本书。
就在这摇摇欲坠的高低床上，岑之与陶今芬结成了夫妻。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岑之和陶今芬一点也不觉得哀，大概是因为他们贱而不贫。
三中的老师，很多都是所谓“半边户”，夫妻中只有一方在学校教书，拿工资，吃商品粮，但另一方还在乡下务农。像岑之和陶今芬这样两个人都在学校工作，都拿工资，都吃商品粮的，还不多。陶今芬又是三中少有的正牌子大学本科毕业生，工资比很多老师都高。
那时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匮乏，缺油缺盐缺糖缺肉缺米缺面，每个老师每个月只有二十多斤粮，又没油水，哪里够吃？有些“半边户”老师贪图农村吃粮不要计划，还可以在自留地里种红薯种南瓜种蔬菜，搞所谓“瓜菜代”，便辞职回到乡下种地去了。
老师不够了，学校决定让岑之出来教书，为了防止他借课堂重地向学生灌输反动思想，只让他教理科方面的课程。
三年自然灾害，成了岑之与陶今芬的三年梦幻蜜月，他们不仅没饿死，还孕育了一个孩子。
直到文革前，岑今家的生活在三中可以算个中上，她是同龄小伙伴里吃得比较好穿得比较好的一个，很惹人眼红。
后来，岑今姥姥的一封来信把全家人的乐观心情彻底摧毁了：岑今的姥爷，陶今芬的父亲陶教授，被揪出来批斗了，岑今那时还小，很多细节都是后来听妈妈讲的。她自己记得的，就是某天睡梦之中，听到“砰”的一声，把她惊醒了，睁开眼来，看见爸爸妈妈两人坐在小板凳上，中间是一团火，屋子里有些黑灰色的东西在飘动。
她好奇地问：“妈妈，你在烤火？”
妈妈走到床边来，拍她入睡：“睡吧，睡吧，妈妈有点事，办完就来陪你睡觉。”
烧掉的信有一大箱子，烧出来的纸灰，有一大堆，旧脸盆也烧变形了。处理这些东西要特别小心，万一被人发现，那就糟糕了，肯定要当成焚烧罪证来处理。
据说聪明的爸爸是这样处理“罪证”的：在旧脸盆底部挖了个圆洞，找了些黄泥，做成了一个小煤炉。而那些纸灰，据说是混在煤粉里，做成煤饼，用来烧饭了。
那个暑假，妈妈第一次带岑今去省城看姥姥和姥爷，爸爸因为在监督劳动，不能同去。
她只记得开船的时间很早，他们半夜就起了床，外面还有点冷，她穿着裙子和凉鞋，有点打哆嗦。小城空旷的街道上，没有别人，就他们三个。
爸爸把她顶在肩上，两手握着她的两条腿，她觉得暖和多了。
到了江边，在黑色的天幕下，她看到一条大船，有很多小窗子，透出灯光，像一幢大房子一样。妈妈告诉她，那是轮船。
从岸上到船上的跳板很长，爸爸踩上去，摇摇晃晃，她吓得抱住爸爸的头。
爸爸说：“今今，你遮住我的眼睛了，我看不见，会掉水里去的。”
她赶快放开手，改抓住爸爸的耳朵，问：“爸爸，掉水里去会不会淹死啊？”
“爸爸会游泳，不会淹死，但坠着你这个大石头，就会沉水底去了。”
“坠着石头就会沉水底去？”
“是啊，石头重，浮不起来吗。”
爸爸把她和妈妈送到船上的一个小房间里，有四个床，上面两个，下面两个，她还小，没买床位，跟妈妈睡一张床。
她和妈妈站在船舷旁，看爸爸一个人走下船去。她提着一颗心，老觉得爸爸会从晃晃荡荡的跳板上掉到水里去。
江水拍打着船底，发出一种空寂的声音，轮船拉响汽笛，突如其来，声音凄厉。天还没亮，轮船突突突地起航了，爸爸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她难过得哭了起来。
妈妈抱住她：“别哭，别哭，我们是去看姥姥姥爷啊，马上就回来的，爸爸在家等我们。”
船上生活很奇特，好像一所大房子在水上漂一样。妈妈不用上班，成天陪着她。但船上没什么玩的，她和妈妈经常站在船舷边，看沿岸的景色，但沿岸没什么景色，就是长长的河岸线，那么长，全都一样，使她觉得轮船一点都没开动，老停在一个地方。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她们才到了省城。妈妈怕红卫兵看见了找麻烦，带着她趁黑溜进了姥姥姥爷家。
姥姥姥爷住在楼房里，e市的楼房很少，岑今还是第一次亲自走进一幢楼房，第一次在楼上的房间睡觉，她老想着楼房会不会塌掉？会不会睡到半夜，床下面出现一个洞，把她连人带床全都掉下去了？会不会一觉醒来，发现不是什么楼房，而是一条大轮船，楼房里所有的人都是在一条大轮船上？
但她没机会问妈妈，因为妈妈忙着跟姥爷和姥姥说话，好像要把这一生的话都说掉一样，而且几个大人都把嗓音压得低低的，很紧张的样子。她每次想问妈妈什么，都被妈妈挡回了：“妈妈有事，今今自己玩会。”
在姥姥家玩了几天，别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姥姥说：“唉，我们家今今完全成了一个乡下姑娘了，说一口的e市话，如果不是你姥爷现在这个样子，姥姥就不放你回e市了，就在这里跟着姥姥。”
姥爷说：“你妈那时不听劝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生长在那个小地方。”
妈妈笑着说：“今今，姥爷老糊涂了，妈妈不去那个小地方，怎么会有今今呢？”
姥爷坚持说：“你留在省城，难道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
“但那就不是今今了啊！”
然后几个大人谈论起爸爸来，虽然他们都没提爸爸的名字，但她知道他们是在说爸爸。
姥姥插嘴说：“婚都结了，孩子都多大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难道你还想把他们两个人戳散掉？”
姥爷叹口气说：“戳散掉是不可能的了，孩子都有了，难道还能让孩子没爹？我就是担心那个人对我女儿不好。有些男人是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我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他会不会反过来嫌弃我们家。”
妈妈安慰说：“他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他自己是右派，还能嫌弃谁？”
姥姥担心地说：“唉，我就怕他一生背运，越过越糟。”
妈妈自信地说：“不会的。他已经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今后即使不往高处走，也不会更低了。”
后来妈妈回忆起这段，一直埋怨自己大话说早了。要知道，人生低谷这玩意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