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毫不客气地受封商於之地，这是自取灭亡的第一个原因，而自取灭亡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责骂声一片的变法，需要一个替罪羊。
在军国奴隶主义之下，商鞅将秦国的百姓，全部武装成了国家的奴隶，男人负责打仗，女人负责农业生产。稍有怠慢或不满，杀之。
商鞅曾经在渭水河畔，一次处决七百多“犯法”的百姓，当时渭水尽赤，罪犯家属的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商鞅的刑法，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屠杀借口！如此好杀，商鞅在秦国不得民心，人人喊打，就属正常了。
不但秦国的百姓，秦国的旧贵族，也对商鞅恨之入骨。秦国的变法，除了商鞅自己发明的这部分军国奴隶主义，其实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照搬魏国的变法，限制贵族的力量，将权利集中到魏王手上。
自魏国率先变法之后，秋时期那种公卿势力庞大威胁到国君的事，几乎就不存在了，包括封君和封地，也逐渐不再世袭。这限制了贵族的权利，对国君是好事。
秦国变法也在做同样的事，在商鞅的严格执行下，旧贵族遭到严厉的打压，商鞅也得罪了一大批权贵，包括被他削掉鼻子的公子虔。
在民愤汹汹之下，秦国变法必须有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不可能是秦孝公本人，他只能是商鞅。也就是说，杀了商鞅，秦人对变法的抵触绪将大为降低。
可是秦孝公不能杀商鞅，至少他自己死之前不能，因为他当年写的招贤书上明确有这四个字：“与之分土。”秦孝公招揽东方人才入秦，如果他杀了商鞅，谁还敢到秦国来效力。
秦孝公不能给后来即位的秦惠文王留一个大难题，他必须为秦惠文王继续变法减轻压力，但必须等自己过世之后再杀商鞅。
那么杀商鞅的重任，就落到了秦惠文王的肩膀上。果然秦孝公刚过世，秦惠文王第一件事就是准备铲除商鞅。
秦国咸阳，王宫之内的密室。
秦惠文王与几个秦国宗室重要成员，商议用什么理由处死商鞅。秦惠文王还没有正式即位，他高鼻深目，脸如冠玉，站在密室之中。
一位秦国宗室成员道：“卫鞅割据六百里地，雇佣勇士，心怀不轨，不如治其谋反之罪！”
谋反？就凭商鞅那几百个雇佣兵，简直就是笑话。
又一人建议道：“卫鞅割据六百里地，造成国贫民困，不如治其贪贿之罪！”
商鞅的封地是秦孝公封的，虽然并非心甘愿，若以这个作为理由，后怕是没人敢来秦国了。
其他人也陆续发表意见，但他们提出的罪名，都令人觉得有些牵强，这些罪名不足以给商鞅治罪。
秦惠文王有个异母弟弟，叫公子疾，智计多端，人称智囊。此人与惠文王从小一起长大，哥两亲密无间，他年少老成，深有城府。
等众人发表完看法，都没了主意，公子疾不慌不忙道：“主公，可曾记得太傅所受之刑？”
几年前秦惠文王当太子的时候，犯了一些小错误，按照秦法应该受到惩罚，结果商鞅给太子免罪，却把他的太子太傅，也就是叔父公子虔的鼻子给削了。
秦惠文王咬咬牙道：“怎敢忘记，太傅此后再未出过府门！”
公子疾问道：“以此为理由杀商鞅如何？”
密室中立即炸开了锅，众人本来很有秩序，轮番表达意见，公子疾一说完，众人议论纷纷，难道秦惠文王还没有正式即位，就要背一个公报私仇的黑锅吗？
秦惠文王却没有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
等局面稍微平静下来，公子疾接着道：“以国仇而治商鞅之罪，列国人才必远遁。以私仇而治罪商鞅，只损一时之名声尔。”
话说的很有见地，如果秦国以任何国家罪名来给商鞅定罪，比如谋反，比如割据封地，那么列国的人才都不敢再来秦国任职，害怕最终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以秦惠文王公报私仇作为杀商鞅的理由，那就好多了，谁让商鞅曾得罪太子呢？列国的人才只会认为给商鞅治罪是偶然，而不是必然。
一阵躁动之后，密室当中每一个人，都在细细品味公子疾的话，若秦惠文王肯背上一个公报私仇的黑锅，确实是给商鞅定罪的一个好办法。
秦惠文王也是这么想的，他嘴角斩钉截铁地说出一番话：“此事就如公子疾所言去办，众卿一定谨守消息，待国丧完毕，即可发兵捉拿商鞅！”
商鞅留在自己的封地，秦孝公去世，他不敢去咸阳吊丧。
商鞅通过各种途径，收到秦惠文王要对付自己的消息，他不知秦惠文王会以何种罪名给自己治罪，但他还是害怕了，恐惧了，于是决定逃亡。
商鞅究竟犯了什么罪，导致他放弃封地，远走逃亡呢？要说商鞅犯了什么具体的罪，谁也说不上来，或许商鞅犯的罪就是：犯众怒，得罪了秦国所有人。
既然决定要跑路，商鞅绝不坐以待毙，他一直做着死里逃生，或者胜利大逃亡的尝试。
商鞅的封地商於之地，地方不小，处于秦、楚、魏三国的交界上。商於之地西北是秦国的关中，东南是楚国的南阳，东北是魏国的上洛，西南是秦岭。
商鞅如果逃跑，似乎只有楚国方向和魏国方向两条路。
向楚国方向逃跑，是最先被商鞅否决的方案，因为在商於之地和楚国南阳之间，有一座秦国的要塞武关，商鞅以他几百雇佣军，再加上戍守的一千多军队，到了武关这种要塞，毫无疑问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
即使商鞅侥幸通过武关，又还要通过楚国的方城，如果没有楚国驻军的同意，越过方城的难度不小。
即使最后到达楚国，被楚国遣返的概率还非常大。新即位的秦惠文王，早在为太子的时候，就定下两门列国联姻之亲。其一是楚国公主芈八子，此女后来一直为秦惠文王宠幸，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秦、楚关系自秋以来就很不错，现在又有共同的敌人魏国，商鞅被遣返的概率真不低。
于是魏国的上洛方向，成了商鞅重点考虑的方向。可惜当商鞅派人到魏国，魏惠王却并不愿意接纳商鞅，上洛的守将坚决遵从王命，不放商鞅进上洛。
上洛也是处在险峻的秦岭之上，虽然守军不多，但魏军专门选择险要的地方修筑堡垒，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上洛的守军不配合，山高水险之下，商鞅纵然能逃出去，其万贯家财绝对要留在秦岭之中，当然是不能走这条路了。
那么商鞅还有第三条逃跑路线吗？商鞅是绝顶聪明的人，军国奴隶主义这种极端战略都能发掘并加以实施，构思一条新的逃跑路线，并带走大部分家产，自不在话下。
商鞅规划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商於之地北上进入关中，然后向东到达黄河，再走水路通过“崤函通道”，到达韩国境内。
当时的“崤函通道”为魏国控制，走陆路是不行的，只有沿着黄河东下才是唯一出路。虽然那里黄河水流湍急，自然环境非常不妙，但逃跑哪能没有危险呢，何况当年晋国公子重耳流亡，也正是走的这条水路。
商鞅如果到了韩国，既可以选择留下，也能以韩国四通八达的交通，走水路到故国卫国，或去楚国、赵国甚至齐国。
虽然东方六国对商鞅变法不能完全认同，也不想模仿，但是天下之大，相信还是有商鞅的容之地的。
商鞅规划的逃跑路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封地“商於之地”到关中；第二阶段是向东到达黄河；第三阶段走水路到韩国。
规划好了逃跑路线，商鞅率领他的数百雇佣军，外加一千多商於之地的戍守军，总兵力两千余人，开始了逃亡之旅。
商鞅亲自创造和实施了军国奴隶主义，秦国的青壮年都被拉到军队中，商於之地的青壮年也是如此，因此商鞅只能组织一千多老弱病残的当地戍守军，跟随他一起逃亡。
由于商鞅的逃跑路线设计的反常，只要速度足够快，咸阳来不及派追兵，他就能迅速到达“崤函通道”，秦军是绝对不敢进入追击的。
商鞅只要进入了魏国的“崤函通道”，制造木筏沿着黄河而下，理论上魏军攻击他的可能也不大。因为魏惠王只是不愿接纳商鞅，如果魏惠王有心害死商鞅，肯定早就把商鞅忽悠到上洛动手了。“崤函通道”的魏国守军，在没有获得魏惠王明确截杀商鞅的命令前，绝不会贸然动手。
只要魏军不攻击商鞅，商鞅就能进入韩国境内，选择就很多了，肯定可以逃出生天。
在军国奴隶主义之下，商鞅将秦国的百姓，全部武装成了国家的奴隶，男人负责打仗，女人负责农业生产。稍有怠慢或不满，杀之。
商鞅曾经在渭水河畔，一次处决七百多“犯法”的百姓，当时渭水尽赤，罪犯家属的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商鞅的刑法，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屠杀借口！如此好杀，商鞅在秦国不得民心，人人喊打，就属正常了。
不但秦国的百姓，秦国的旧贵族，也对商鞅恨之入骨。秦国的变法，除了商鞅自己发明的这部分军国奴隶主义，其实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照搬魏国的变法，限制贵族的力量，将权利集中到魏王手上。
自魏国率先变法之后，秋时期那种公卿势力庞大威胁到国君的事，几乎就不存在了，包括封君和封地，也逐渐不再世袭。这限制了贵族的权利，对国君是好事。
秦国变法也在做同样的事，在商鞅的严格执行下，旧贵族遭到严厉的打压，商鞅也得罪了一大批权贵，包括被他削掉鼻子的公子虔。
在民愤汹汹之下，秦国变法必须有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不可能是秦孝公本人，他只能是商鞅。也就是说，杀了商鞅，秦人对变法的抵触绪将大为降低。
可是秦孝公不能杀商鞅，至少他自己死之前不能，因为他当年写的招贤书上明确有这四个字：“与之分土。”秦孝公招揽东方人才入秦，如果他杀了商鞅，谁还敢到秦国来效力。
秦孝公不能给后来即位的秦惠文王留一个大难题，他必须为秦惠文王继续变法减轻压力，但必须等自己过世之后再杀商鞅。
那么杀商鞅的重任，就落到了秦惠文王的肩膀上。果然秦孝公刚过世，秦惠文王第一件事就是准备铲除商鞅。
秦国咸阳，王宫之内的密室。
秦惠文王与几个秦国宗室重要成员，商议用什么理由处死商鞅。秦惠文王还没有正式即位，他高鼻深目，脸如冠玉，站在密室之中。
一位秦国宗室成员道：“卫鞅割据六百里地，雇佣勇士，心怀不轨，不如治其谋反之罪！”
谋反？就凭商鞅那几百个雇佣兵，简直就是笑话。
又一人建议道：“卫鞅割据六百里地，造成国贫民困，不如治其贪贿之罪！”
商鞅的封地是秦孝公封的，虽然并非心甘愿，若以这个作为理由，后怕是没人敢来秦国了。
其他人也陆续发表意见，但他们提出的罪名，都令人觉得有些牵强，这些罪名不足以给商鞅治罪。
秦惠文王有个异母弟弟，叫公子疾，智计多端，人称智囊。此人与惠文王从小一起长大，哥两亲密无间，他年少老成，深有城府。
等众人发表完看法，都没了主意，公子疾不慌不忙道：“主公，可曾记得太傅所受之刑？”
几年前秦惠文王当太子的时候，犯了一些小错误，按照秦法应该受到惩罚，结果商鞅给太子免罪，却把他的太子太傅，也就是叔父公子虔的鼻子给削了。
秦惠文王咬咬牙道：“怎敢忘记，太傅此后再未出过府门！”
公子疾问道：“以此为理由杀商鞅如何？”
密室中立即炸开了锅，众人本来很有秩序，轮番表达意见，公子疾一说完，众人议论纷纷，难道秦惠文王还没有正式即位，就要背一个公报私仇的黑锅吗？
秦惠文王却没有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
等局面稍微平静下来，公子疾接着道：“以国仇而治商鞅之罪，列国人才必远遁。以私仇而治罪商鞅，只损一时之名声尔。”
话说的很有见地，如果秦国以任何国家罪名来给商鞅定罪，比如谋反，比如割据封地，那么列国的人才都不敢再来秦国任职，害怕最终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以秦惠文王公报私仇作为杀商鞅的理由，那就好多了，谁让商鞅曾得罪太子呢？列国的人才只会认为给商鞅治罪是偶然，而不是必然。
一阵躁动之后，密室当中每一个人，都在细细品味公子疾的话，若秦惠文王肯背上一个公报私仇的黑锅，确实是给商鞅定罪的一个好办法。
秦惠文王也是这么想的，他嘴角斩钉截铁地说出一番话：“此事就如公子疾所言去办，众卿一定谨守消息，待国丧完毕，即可发兵捉拿商鞅！”
商鞅留在自己的封地，秦孝公去世，他不敢去咸阳吊丧。
商鞅通过各种途径，收到秦惠文王要对付自己的消息，他不知秦惠文王会以何种罪名给自己治罪，但他还是害怕了，恐惧了，于是决定逃亡。
商鞅究竟犯了什么罪，导致他放弃封地，远走逃亡呢？要说商鞅犯了什么具体的罪，谁也说不上来，或许商鞅犯的罪就是：犯众怒，得罪了秦国所有人。
既然决定要跑路，商鞅绝不坐以待毙，他一直做着死里逃生，或者胜利大逃亡的尝试。
商鞅的封地商於之地，地方不小，处于秦、楚、魏三国的交界上。商於之地西北是秦国的关中，东南是楚国的南阳，东北是魏国的上洛，西南是秦岭。
商鞅如果逃跑，似乎只有楚国方向和魏国方向两条路。
向楚国方向逃跑，是最先被商鞅否决的方案，因为在商於之地和楚国南阳之间，有一座秦国的要塞武关，商鞅以他几百雇佣军，再加上戍守的一千多军队，到了武关这种要塞，毫无疑问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
即使商鞅侥幸通过武关，又还要通过楚国的方城，如果没有楚国驻军的同意，越过方城的难度不小。
即使最后到达楚国，被楚国遣返的概率还非常大。新即位的秦惠文王，早在为太子的时候，就定下两门列国联姻之亲。其一是楚国公主芈八子，此女后来一直为秦惠文王宠幸，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秦、楚关系自秋以来就很不错，现在又有共同的敌人魏国，商鞅被遣返的概率真不低。
于是魏国的上洛方向，成了商鞅重点考虑的方向。可惜当商鞅派人到魏国，魏惠王却并不愿意接纳商鞅，上洛的守将坚决遵从王命，不放商鞅进上洛。
上洛也是处在险峻的秦岭之上，虽然守军不多，但魏军专门选择险要的地方修筑堡垒，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上洛的守军不配合，山高水险之下，商鞅纵然能逃出去，其万贯家财绝对要留在秦岭之中，当然是不能走这条路了。
那么商鞅还有第三条逃跑路线吗？商鞅是绝顶聪明的人，军国奴隶主义这种极端战略都能发掘并加以实施，构思一条新的逃跑路线，并带走大部分家产，自不在话下。
商鞅规划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商於之地北上进入关中，然后向东到达黄河，再走水路通过“崤函通道”，到达韩国境内。
当时的“崤函通道”为魏国控制，走陆路是不行的，只有沿着黄河东下才是唯一出路。虽然那里黄河水流湍急，自然环境非常不妙，但逃跑哪能没有危险呢，何况当年晋国公子重耳流亡，也正是走的这条水路。
商鞅如果到了韩国，既可以选择留下，也能以韩国四通八达的交通，走水路到故国卫国，或去楚国、赵国甚至齐国。
虽然东方六国对商鞅变法不能完全认同，也不想模仿，但是天下之大，相信还是有商鞅的容之地的。
商鞅规划的逃跑路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封地“商於之地”到关中；第二阶段是向东到达黄河；第三阶段走水路到韩国。
规划好了逃跑路线，商鞅率领他的数百雇佣军，外加一千多商於之地的戍守军，总兵力两千余人，开始了逃亡之旅。
商鞅亲自创造和实施了军国奴隶主义，秦国的青壮年都被拉到军队中，商於之地的青壮年也是如此，因此商鞅只能组织一千多老弱病残的当地戍守军，跟随他一起逃亡。
由于商鞅的逃跑路线设计的反常，只要速度足够快，咸阳来不及派追兵，他就能迅速到达“崤函通道”，秦军是绝对不敢进入追击的。
商鞅只要进入了魏国的“崤函通道”，制造木筏沿着黄河而下，理论上魏军攻击他的可能也不大。因为魏惠王只是不愿接纳商鞅，如果魏惠王有心害死商鞅，肯定早就把商鞅忽悠到上洛动手了。“崤函通道”的魏国守军，在没有获得魏惠王明确截杀商鞅的命令前，绝不会贸然动手。
只要魏军不攻击商鞅，商鞅就能进入韩国境内，选择就很多了，肯定可以逃出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