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豪华车队，载着几十车财物辎重，以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快速度，北上到达关中后，立即转向东，马不停蹄行进。
当时普通的战车，一辆车为四匹马配置，唯独商鞅的马车，全部由八批高头大马拉着，骏马不时发出“幸幸”的昂首短嘶。车队的车，也比普通的马车更高更宽，车轮是红色，车架和车帷却是黑色，红黑相映，显得极其威武。
这一豪华车队，像是现代版的“加长林肯”车队，只不过不是用来办喜事，而是用来逃命。车队承载着商鞅毕生的财富，也装载着商於之地十五个城邑多年的税收，无论是实际重量还是心理分量都不轻。
商鞅逃跑的第一步，从商於之地北上进入关中，由于来的突然，秦惠文王这边毫无准备，商鞅成功了。接下来是第二步，从关中抵达魏国的“崤函通道”。
从关中进入魏国，商鞅会路过一座重要的城池，叫郑城，过了此处不远就是魏国境内。
郑城是西周时期郑国的都城，郑国东迁之后，秦国在秋时期占领关中，在这里设置了郑县。郑县在秦魏的交界线附近，离魏国的军事重镇晋不远，虽然秦国的主力部署在重泉，但郑城这个地方的兵力，也不下五千，商鞅必须高度重视这里。
现在的悬念有两个，一是肩负抵御魏军的郑城守军，会不会突然忘记主要职责，而多管闲事来阻止商鞅逃出秦国？二是如果郑城的守军出城阻止，商鞅该如何应对？
第一个悬念很快就解开了，商鞅的军队到达了郑城附近，按照商鞅的军国奴隶主义，止任何人随意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商鞅没有秦王颁发的调动文书，郑城守军不放商鞅车队过境。
商鞅是聪明人，也是有计划的人，在交涉无果的况下，迅速启动了B计划，强行通过郑地。
商鞅判断，郑城的守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敢将五千兵力全部调到城外，让郑城成为一座空城，给不远处的魏军捡便宜。
商鞅断定，能够阻止自己车队的秦军，可能只是执行检查任务的寥寥数十人，即使有几百人，也问题不大。商鞅目的并不是打败秦军，而是向东走，因此强行通过这里，既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
郑城外的检验军士，一开始的确只有数十人，但是当商鞅的车队强行通过，郑城守将立即调动城内守军前来拦截。而且郑城守将调动的军队，多达两千余人，几乎是半个城的守军，可见拦截的决心之大。
要说郑城这个地方的守军，一直以讲原则而著称，几十年前秦献公从魏国归来，想从这里进入秦国，争夺国君之位，就被这里的守军拒之国门之外。
现在商鞅想走，虽然郑城守将早已更换，但是传统没有丢，没有秦王的文书，苍蝇都别想从这里飞走！
商鞅的军国奴隶主义中规定，调动秦国的军队，超过五十个人，就必须要秦王的虎符。此时秦惠文王可能还不知道商鞅逃跑了，自然来不及调动郑城守军阻击商鞅。
阻挡商鞅的这支郑军，也冒了一定的风险，他们锚定商鞅这是犯法，这才不顾一切要阻止商鞅逃跑。于是郑城的守军，铁了心对商鞅的车队进行拦截，并与商鞅的军队正面交锋了。
双方兵力对比，秦军出城阻截的兵力约为两千余人，商鞅总兵力两千余人，其中雇佣兵数百，商於之地的戍守军队一千多人。
表面看来双方的实力其实旗鼓相当，秦军要阻止商鞅车队突围，当不在话下，但是要将商鞅个人拦下，却很难做到。
军国奴隶主义中的军功爵位制规定，杀敌有巨大的封赏，郑军因此奋不顾，全力阻击，绝不放走商鞅这块肥。
而商鞅这边的雇佣军，是拿钱办事的，平可以狐假虎威，真到拼命的时候积极远不如对方高，此刻并不想成为商鞅的牺牲品，他们四散开溜。商於之地戍守的军队，本就是正规军淘汰下来的产物，老弱病残。
这场小规模战争的结果，军国奴隶主义下的军队大胜雇佣军！这个结果似乎也昭示着，后秦军能够依靠军国奴隶主义下的军队横扫东方。
商鞅却临危不乱，他还有B计划的续集，一旦不能全车队而退，那就自己突围，留得青山在即可！
商鞅的十几个死忠，将商鞅的战马团团围住，力战而向东撤退。像商鞅这种人物，绝对不缺崇拜者，这些死忠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力保偶像的安全。
然而战争进行到这里，双拳已经难敌四手，商鞅的死忠一个个倒下。这个时候商鞅终于意识到，自己一手创立的军功爵位制，可以激发出多大的潜能。
郑城的守军明白，抓住商鞅，意味着功名利禄爵位田产即将到手，可以少奋斗二十年。
商鞅被抓住那一刻，两千多同来的军队，逃走数百，剩下一千多人被杀的一个不剩，现场还有许多秦军士兵，在割取他们的头颅，以便后论功行赏。
商鞅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苦笑，自己设计的军功爵位制，最终把自己给进去了，而这种制度激发出的能量，让商鞅坚信，秦国必将统一天下。
几天后商鞅被带到咸阳，在数万围观者面前车裂，也就是俗话说的五马分尸。这种酷刑因为刑具昂贵，费时费力，普通囚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只有地位特别而十恶不赦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车裂之刑。
商鞅建立的功勋不必多言，秦人杀商鞅而后快的决心和愤怒也是同样坚决。商鞅死了，他的家族也被屠了个干净，秦人对他的仇恨之深，难以用语言形容。
商鞅被车裂后，秦国百姓争啖其，商鞅很快就尸骨无存，这些百姓中有不少人，就是当年商鞅一次处决七百多人的家属和朋友，商鞅的后果，报应使然。
商鞅死后，秦国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商鞅之死，似乎是个普天同庆的局面。
商鞅之死，在秦国不是个别现象，在战国最后一百多年，秦国的相国群，即使最后没有被车裂，下场也好不到哪去。
商鞅是秦孝公的相国，商鞅之后纵横家张仪担任秦惠文王的相国，得封武信侯和五座城邑。然而张仪最终被迫逃离秦国，封地五座城邑当然也没有带走。
相国张仪的命运算不错了，后面的秦国相国，结局一个比一个惨。
秦昭襄王的舅舅魏冉，担任相国期间战功赫赫，培养了白起这样的战神，可最终还是与宣太后一起被秦昭襄王残酷打压，封地充公，人也不明不白地死去。
接下来的相国是范雎，范雎为打压上一任相国魏冉功不可没，他可能没想到，自己的命运还不如魏冉，由于向秦昭襄王推荐几个不给力的将军，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之后的秦国相国吕不韦，指点江山，攻占魏韩大片领土，激扬文字，写下鸿篇巨著《吕氏秋》，何其风光，最后的命运是颠沛流离地流放四川。
至于秦国最后一任相国李斯，是被腰斩的，并且夷三族，其结局与商鞅不相上下。
秦国第一个相国商鞅，最后一个相国李斯，浓缩了秦国相国这一群体悲壮的命运。商鞅之死，不仅是商鞅个人生命的终结，也是秦国相国这个群体的一种归宿。
商鞅死后，他的封地商於之地回到秦国怀抱，还在发挥着自的价值。二十多年后，纵横家张仪，用六百里商於之地忽悠楚怀王。
楚怀王垂涎商於之地，引发秦楚之间的丹阳、蓝田之战。楚国的大军，就是从商於之地攻入关中，与秦国进行蓝田之战。
到了秦汉之际，商於之地的战略价值再次放大，刘邦正是攻克武关，从这里率先进入关中的。
商鞅得到如此重要一块战略要地，自他得到商於之地，到家族被诛，短短三年，呜呼！
由于独尊儒术和严刑峻法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公认秦国为虎狼之国。
司马迁在《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中对商鞅评价不高，他认为商鞅用肤浅的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走门路这些不光彩手段获得重用后，在秦国国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处罚公子虔、欺骗公子、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个刻薄少恩的人。班固认为商鞅变法造成百姓贫富悬殊加剧以及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他还批评商鞅鼓励发动战争，致使横尸遍野、生灵涂炭。
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西汉的儒生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旧唐书》甚至将商鞅评价为酷吏。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
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当时普通的战车，一辆车为四匹马配置，唯独商鞅的马车，全部由八批高头大马拉着，骏马不时发出“幸幸”的昂首短嘶。车队的车，也比普通的马车更高更宽，车轮是红色，车架和车帷却是黑色，红黑相映，显得极其威武。
这一豪华车队，像是现代版的“加长林肯”车队，只不过不是用来办喜事，而是用来逃命。车队承载着商鞅毕生的财富，也装载着商於之地十五个城邑多年的税收，无论是实际重量还是心理分量都不轻。
商鞅逃跑的第一步，从商於之地北上进入关中，由于来的突然，秦惠文王这边毫无准备，商鞅成功了。接下来是第二步，从关中抵达魏国的“崤函通道”。
从关中进入魏国，商鞅会路过一座重要的城池，叫郑城，过了此处不远就是魏国境内。
郑城是西周时期郑国的都城，郑国东迁之后，秦国在秋时期占领关中，在这里设置了郑县。郑县在秦魏的交界线附近，离魏国的军事重镇晋不远，虽然秦国的主力部署在重泉，但郑城这个地方的兵力，也不下五千，商鞅必须高度重视这里。
现在的悬念有两个，一是肩负抵御魏军的郑城守军，会不会突然忘记主要职责，而多管闲事来阻止商鞅逃出秦国？二是如果郑城的守军出城阻止，商鞅该如何应对？
第一个悬念很快就解开了，商鞅的军队到达了郑城附近，按照商鞅的军国奴隶主义，止任何人随意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商鞅没有秦王颁发的调动文书，郑城守军不放商鞅车队过境。
商鞅是聪明人，也是有计划的人，在交涉无果的况下，迅速启动了B计划，强行通过郑地。
商鞅判断，郑城的守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敢将五千兵力全部调到城外，让郑城成为一座空城，给不远处的魏军捡便宜。
商鞅断定，能够阻止自己车队的秦军，可能只是执行检查任务的寥寥数十人，即使有几百人，也问题不大。商鞅目的并不是打败秦军，而是向东走，因此强行通过这里，既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
郑城外的检验军士，一开始的确只有数十人，但是当商鞅的车队强行通过，郑城守将立即调动城内守军前来拦截。而且郑城守将调动的军队，多达两千余人，几乎是半个城的守军，可见拦截的决心之大。
要说郑城这个地方的守军，一直以讲原则而著称，几十年前秦献公从魏国归来，想从这里进入秦国，争夺国君之位，就被这里的守军拒之国门之外。
现在商鞅想走，虽然郑城守将早已更换，但是传统没有丢，没有秦王的文书，苍蝇都别想从这里飞走！
商鞅的军国奴隶主义中规定，调动秦国的军队，超过五十个人，就必须要秦王的虎符。此时秦惠文王可能还不知道商鞅逃跑了，自然来不及调动郑城守军阻击商鞅。
阻挡商鞅的这支郑军，也冒了一定的风险，他们锚定商鞅这是犯法，这才不顾一切要阻止商鞅逃跑。于是郑城的守军，铁了心对商鞅的车队进行拦截，并与商鞅的军队正面交锋了。
双方兵力对比，秦军出城阻截的兵力约为两千余人，商鞅总兵力两千余人，其中雇佣兵数百，商於之地的戍守军队一千多人。
表面看来双方的实力其实旗鼓相当，秦军要阻止商鞅车队突围，当不在话下，但是要将商鞅个人拦下，却很难做到。
军国奴隶主义中的军功爵位制规定，杀敌有巨大的封赏，郑军因此奋不顾，全力阻击，绝不放走商鞅这块肥。
而商鞅这边的雇佣军，是拿钱办事的，平可以狐假虎威，真到拼命的时候积极远不如对方高，此刻并不想成为商鞅的牺牲品，他们四散开溜。商於之地戍守的军队，本就是正规军淘汰下来的产物，老弱病残。
这场小规模战争的结果，军国奴隶主义下的军队大胜雇佣军！这个结果似乎也昭示着，后秦军能够依靠军国奴隶主义下的军队横扫东方。
商鞅却临危不乱，他还有B计划的续集，一旦不能全车队而退，那就自己突围，留得青山在即可！
商鞅的十几个死忠，将商鞅的战马团团围住，力战而向东撤退。像商鞅这种人物，绝对不缺崇拜者，这些死忠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力保偶像的安全。
然而战争进行到这里，双拳已经难敌四手，商鞅的死忠一个个倒下。这个时候商鞅终于意识到，自己一手创立的军功爵位制，可以激发出多大的潜能。
郑城的守军明白，抓住商鞅，意味着功名利禄爵位田产即将到手，可以少奋斗二十年。
商鞅被抓住那一刻，两千多同来的军队，逃走数百，剩下一千多人被杀的一个不剩，现场还有许多秦军士兵，在割取他们的头颅，以便后论功行赏。
商鞅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苦笑，自己设计的军功爵位制，最终把自己给进去了，而这种制度激发出的能量，让商鞅坚信，秦国必将统一天下。
几天后商鞅被带到咸阳，在数万围观者面前车裂，也就是俗话说的五马分尸。这种酷刑因为刑具昂贵，费时费力，普通囚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只有地位特别而十恶不赦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车裂之刑。
商鞅建立的功勋不必多言，秦人杀商鞅而后快的决心和愤怒也是同样坚决。商鞅死了，他的家族也被屠了个干净，秦人对他的仇恨之深，难以用语言形容。
商鞅被车裂后，秦国百姓争啖其，商鞅很快就尸骨无存，这些百姓中有不少人，就是当年商鞅一次处决七百多人的家属和朋友，商鞅的后果，报应使然。
商鞅死后，秦国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商鞅之死，似乎是个普天同庆的局面。
商鞅之死，在秦国不是个别现象，在战国最后一百多年，秦国的相国群，即使最后没有被车裂，下场也好不到哪去。
商鞅是秦孝公的相国，商鞅之后纵横家张仪担任秦惠文王的相国，得封武信侯和五座城邑。然而张仪最终被迫逃离秦国，封地五座城邑当然也没有带走。
相国张仪的命运算不错了，后面的秦国相国，结局一个比一个惨。
秦昭襄王的舅舅魏冉，担任相国期间战功赫赫，培养了白起这样的战神，可最终还是与宣太后一起被秦昭襄王残酷打压，封地充公，人也不明不白地死去。
接下来的相国是范雎，范雎为打压上一任相国魏冉功不可没，他可能没想到，自己的命运还不如魏冉，由于向秦昭襄王推荐几个不给力的将军，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之后的秦国相国吕不韦，指点江山，攻占魏韩大片领土，激扬文字，写下鸿篇巨著《吕氏秋》，何其风光，最后的命运是颠沛流离地流放四川。
至于秦国最后一任相国李斯，是被腰斩的，并且夷三族，其结局与商鞅不相上下。
秦国第一个相国商鞅，最后一个相国李斯，浓缩了秦国相国这一群体悲壮的命运。商鞅之死，不仅是商鞅个人生命的终结，也是秦国相国这个群体的一种归宿。
商鞅死后，他的封地商於之地回到秦国怀抱，还在发挥着自的价值。二十多年后，纵横家张仪，用六百里商於之地忽悠楚怀王。
楚怀王垂涎商於之地，引发秦楚之间的丹阳、蓝田之战。楚国的大军，就是从商於之地攻入关中，与秦国进行蓝田之战。
到了秦汉之际，商於之地的战略价值再次放大，刘邦正是攻克武关，从这里率先进入关中的。
商鞅得到如此重要一块战略要地，自他得到商於之地，到家族被诛，短短三年，呜呼！
由于独尊儒术和严刑峻法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公认秦国为虎狼之国。
司马迁在《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中对商鞅评价不高，他认为商鞅用肤浅的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走门路这些不光彩手段获得重用后，在秦国国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处罚公子虔、欺骗公子、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个刻薄少恩的人。班固认为商鞅变法造成百姓贫富悬殊加剧以及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他还批评商鞅鼓励发动战争，致使横尸遍野、生灵涂炭。
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西汉的儒生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旧唐书》甚至将商鞅评价为酷吏。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
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