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只做了一年东方红拖拉机手，就如愿以偿做了保卫小学的代课教师。
刘胜龙比妹妹刘巧英也大六岁。和韦仁富比他的姐姐小十多岁情况差不多。在他们兄妹姐弟之间，两家都有孩子夭折了。
刘胜龙当上代课老师后，成功娶大队支书兼大队长的金一品的掌上明珠为妻。刘巧英因为有了金银秀这个嫂子，了解到一些医疗事业发展状况，对赤脚医生有了感性真切的认识，甚至学到了涂碘酒红药水、包纱布、打针挂水之类的农村赤脚医生从业之皮毛。久而久之，刘巧英有时会免不了突发奇想：高中毕业回了家，要是永远跳不出农门，能像银秀姐那样，做个“赤脚医生”也不错。
毕竟，赤脚医生是那个时代农村里最需要最受人尊敬欢迎的人，是对乡亲们帮助最多最大的人。
1949年时，全国的医院只有2600家，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大中城市里，全国懂西医的西医师和西医士加在一起只有8万多人。在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里，多数连一家西医的医院也没有，只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医“郎中”开办的诊所，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是缺医少药。所以，在旧中国，乡下有钱的财主家里有人生了病，可以派下人抬了轿子到镇里去请郎中，而穷人生病，则只有死扛。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遇到家中产妇生孩子，都请的是民间的接生婆。
因而，早年农村缺医少药，农村家庭新生儿存活率并不很高，少儿夭折是常有的事，差不多家家都难免。
那个时候，农村里产妇分娩一般都在自家农舍里进行，接生的人俗称接生婆，农村人尊称其为老娘婆，每个生产队都有，说白了就是常帮人家接生的普通农家老太太，对医学其实同样一窍不通。就拿给婴儿剪脐带的剪刀来说吧，通常用的是在产妇家中临时找来的普通旧剪刀，把剪刀两面在烛火或油灯火上反复烤几次，就算是消了毒，就用来剪脐带;剪完脐带的婴儿，就用家常普通的布帛来包扎，接生婆自然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纱布、药棉、绷带之类，接生婆自然也不懂得给产妇进行伤口消炎处理，不懂得也不可能有条件给产妇打防破伤风的针剂等。还有，那时候的产妇家里人往往会在房前屋后的地里取一些“干净”的土，用一口铁锅炒热、炒干了，垫在产妇身下，这样做极易引起新生婴儿的感染，以及产妇的产后感染(当时医学上称为“产褥热”)。这就是那个年代新生儿死亡率奇高和产妇产后感染率极高的基本原因。
这种接生婆接生，遇上不顺产的，一句“要小孩还是保大人”的发问，就能让一屋子人魂飞魄散，弄不好最后还是大人小孩两不保。如果碰上产妇产后大出血的话，接生婆手足无措，连送城镇医院救命都来不及，一家人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产妇血尽而亡。
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先后怀孕十一胎，其中三胎小产即流产，八胎为大养即大产。八胎正常生产中又只有最后一胎生育刘巧兰赶上了赤脚医生接生，其他七胎都是由传统接生婆即老娘婆接生的，真正是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
陆萍芝大产八个孩子，到现在也只存活着刘胜龙、刘巧英、刘巧凤、刘巧兰兄妹四个，另半数都先后夭折了。
像刘巧英韦仁富们这样健康存活下来的农村娃，绝对已经是万幸。农村婴儿，真正的生死由命。抽筋能抽死人，拉痢疾能拉死人，甚至就连生个白喉、害个疖疮什么的，也都有可能断送了农村婴儿的卿卿性命。
所以，那“赤脚医生”的制度创新都要受到联合国的称道推举。
所以，上海市川沙王桂珍县江镇公社培养的赤脚医生王桂珍，1974年能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一般有三个来源：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被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有纳入国家编制，也没有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就成了农村社员对这些乡村卫生员的尊称。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在城乡大力推广“新式接生法”，并着手培训农村接生员，以取代原来的民间接生婆。到1965年最高领导人“六・二六”指示发表前，全国接生员的人数已达685740人。“六・二六”指示发表以后，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制度)普遍建立，许多农村的赤脚医生兼任接生员。但按照当时的规定，赤脚医生如果要兼任接生员的话，除了赤脚医生培训以外，还必须再接受6个月专门的接生员培训，成绩合格者方能从事接生员工作。
严格地说，接生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但仅仅是通过规范新生儿接生过程中的每一项操作，严格防止新生儿和产妇在接生过程中的病菌感染，仅此一项，曾经挽救或避免了多少新生儿和产妇的死亡，就是无法估算的。
从195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1965年最高领导人的“六・二六”指示发表后，加快了这一体制的全面落实。所谓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一是要求全国每个县或县级行政区建立中心医院，二是在每个乡镇(公社)建立卫生院，三是在每个村成立合作医疗站。动员抽调中心城市里医疗水平较高的医护人员到农村地区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充任骨干，动员大量医科类学校毕业生充实各地县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同时，培训大批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卫生员，即俗称的“赤脚医生”。在当时我国医护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在保障人民生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这一体制曾获得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
在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量小伤小病是不会上医院的，例如，一个农妇在做饭时不小必被菜刀切伤了手指，一个农民在割麦时被镰刀划伤了手或脚，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抓一把灶灰或细土敷在伤口上，找一块布条缠一缠，谁也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伤跑几十里路到乡镇卫生院去治疗，而有了赤脚医生后，可以很方便地请赤脚医生进行伤口消毒处理和包扎，这使无数农村人人避免了伤后感染或从小病发展成大病。在没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村中出现因溺水、触电、滚坡、农药中毒、机械性损伤、被毒蛇咬伤等各种意外，往往因为农民们不懂急救或急救不得法，待病人送到乡镇医院时，病人已咽气身亡;有了经过专门培训的赤脚医生以后，这些赤脚医生虽然没有高深的医术，却懂得怎样避免一些不正确或禁忌的急救方法，知道怎样给患者做人工呼吸，知道怎样用鞋带代替止血带扎住患者的动脉血管以防血流不止或毒性漫延，知道怎样用头巾代替三角巾给患者进行简单包扎，知道怎样用锄杠和绳子、衣物制做简易担架，知道怎样用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防止患者的休克和深度昏迷，知道在患者送往乡镇卫生院的途中怎样沿途护理。这又挽救了无数农村人的生命。
刘巧英十八岁读高二的那年，她二十四岁的哥哥刘胜龙把保卫大队“赤脚医生”金银秀娶进他们刘家，应该算得上是把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请进了家门，从此，刘巧英有了自己切近的人生榜样，又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刘巧英还具备了学做“赤脚医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了。
金银秀与刘胜龙是同一届高中毕业生，两人小学初中也都是同学，但他们能做成夫妻，却并不是因为同学日久生情，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他们一直是普通同学关系，从来没有想过要喜结连理。
金银秀是保卫大队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金一品的掌上明珠，高中毕业时，因为大队空缺一名赤脚医生，作为全大队唯一的新近毕业的女高中生，被推荐去县城卫校学习了六个月，回来便补了那赤脚医生的缺。
金银秀也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农村女孩，做梦都想跳出农门的，但同样命比纸薄，当女兵没有她的分，推荐考大学做工农兵大学生又无望，只能捧着个赤脚医生的泥饭碗待价而沽：农村姑娘，如果能侥幸嫁到城里做媳妇，熬过一定年限，也是可以带户口的。
但那个时候，城里人都要到农村下放落户，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农村姑娘要想嫁城里人，除了嫁到知青点，别的就几乎想都别想了。
金银秀的哥哥金雨林倒是娶了他们生产队知青点上的叫做朱秀娟的一个无锡女知青，但下放户和知青都是在农村落了户口的，他们也都不能再算是城里人了，他们应该叫做在城里出生在城里生活过的农村人了。
农村人不嫁，知青不嫁，高不成低不就，金银秀差不多拖成了农村老姑娘。
幸好刘胜龙当上了保卫小学代课教师，而保卫小学与保卫大队卫生室也就仅仅隔着那么个小池塘，作为老同学的刘胜龙与金银秀来往自然多了起来。
虽然门不当户不对，但毕竟都算是有了不怎么需要弯腰驼背的稳定工作，又知根知己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两家还又更便于相互照应，革委会主任也就拍了板：就让金银秀嫁给刘胜龙，反正嫁猪又不嫁圈。
但刘巧英即使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赤脚医生嫂嫂金银秀，也还是没有能够好梦成真地做成保卫大队卫生室的赤脚医生。
一个大队有两名赤脚医生已经足够了，如果金银秀嫁离保卫大队，刘巧英反而倒是或许有也如金银秀当初的补缺赤脚医生的可能。
刘巧英后来的高中生活如她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许多大事变。
经历唐山大地震震痛不久，又经历了更加天崩地裂的震痛。
刘巧英高中毕业的时候，四化蓝图铺展开来，保卫大队已经兴办了农科队，这一年保卫大队所有的应届普通高中和农业高中毕业生，都被安排进了这个农科队。
这个农科队虽然只是从第五生产队里划拨出一框三四十亩农田搞种植，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没有队部，却也俨然是一个生产队。
这个农科队有自己的队长，有自己的会计保管员，有自己的记工员农技员，更重要的是，这个农科队独立核算，年终会单独结算分红。
刘巧英这批应届毕业生就是这个农科队的社员兼技术员。
这个农科队里还有一个老农代表，这人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光棍，农科队经营的一框农田边就只有他一户人家。他的家只有两间泥墙草顶堂屋，西间是卧室，东间为正堂兼厨房，属于连房灶屋。
这连房灶屋如今又兼做了农科队的队部和食堂，还兼仓库。
刘巧英这批应届毕业生自带行李和口粮以及农具，加入了这么个集体。
农忙的时候，刘巧英这批应届毕业生还得在这个老光棍的正堂兼厨房里打地铺安营扎寨，一如他们高中时代的“三同”学农。
这种情况之下，农科队唯一的女社员刘巧英就只能连着全身衣服裹紧被褥，蜷缩在灶膛口的稻草里哆嗦一整夜。
只是，刘巧英的这种胆战心惊的日子连同她那个暗地里的赤脚医生之梦也并没有持续太久。
1977年10月21号，全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1977年恢复高考是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具体招生办法为：1、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5、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最早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刘巧英。
这个喜讯是他们兄妹内心深处孜孜以求脱胎换骨跳出农门、获得国家户口、获得金饭碗的及时雨，甚至是救命稻草。他们兄妹有希望不用继续苦苦等待那个或许有机会的推荐上大学了，他们兄妹完全有希望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通过正正经经的高考之路，挤过这座独木桥，成就自己别样的人生。他们兄妹不能不坚信，这个天大的喜讯，必定会从此深深影响他们的命运。
不久之后，三角圩中学就通知刘巧英回校复课。
通知是刘巧英高二年级原班主任老师手写的，远看上去就是一张三十二开的白纸片。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一接到通知，就举着这半页白纸，一路狂奔着，一路大叫着，亲自送到正在保卫大队农科队农田里摘拾棉花的刘巧英的手上。
陆萍芝狂奔之中，眼前仿佛一路漂浮着刘巧英国家户口和金饭碗的锦绣前程似的彩虹桥。陆萍芝真的不敢想象，本来遥不可及的那一切，如今怎么就这么容易得如同囊中探物般随时唾手可得了？
刘巧英浑身颤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与母亲陆萍芝相拥而泣。
刘巧英回到了离开才几个月的三角圩中学。
三角圩中学是把这一年毕业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全部召回到学校里来的。
这些应届毕业生就在母校的组织下复习迎考了。
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和嫂子金银秀连同他们大队的往届高中毕业生连同知青点上的符合报考条件的知青们也都跃跃欲试，准备报名参加高考，但他们只能边上工边复习迎考。
第一年恢复报考，报名的人数出奇的多。
县里在高考前十天组织了筛选性初试。
刘巧英的嫂子金银秀与金银秀自己的嫂子朱秀娟等许多知青一样，没有能够通过预选，丧失了当年参加统考的资格。
刘巧英与哥哥刘胜龙双双获得了参加正式高考的报名权。
当年高考是全国统一时间但并不是全国统考，而是由各省市命题组织实施。
1977年12月11日-13日，刘巧英与刘胜龙兄妹两人，像全国国五百七十万考生参加当地高考一样，一起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参加江苏省组织的统一高考。
高考在冬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刘巧英与刘胜龙兄妹两人恭逢其时。
刘胜龙报考的是文科。
刘巧英和韦仁富报考的都是理科。
刘胜龙年初已经通过考试由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
刘胜龙高中毕业后曾经对推荐考大学充满了期待，梦想成为那九十万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有几年是做过复习迎考的准备的，做了代课教师之后，虽然是执教小学，却也算是靠文化吃饭的人了，学中教，教中学，水平总得是不断提高的，而要通过代课教师升任民办教师的考试，更少不了对初中、高中课程特别是政治、语文、数学等与民办教师考试相关学科知识的系统复习，因而，尽管刘胜龙智商平平，做学生时成绩也总是中不溜秋的，却也能顺利通过了县级高考预选。
而且做着教师的人，读书看报知天下，一天不看报纸杂志就会空得慌，而读书看报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虽然不能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却也知时政大事，懂方针政策，古今中外历史，一知半解也总比一窍不通强。这样看起来，刘胜龙报考文科也算是扬长避短的明智选择。
刘巧英虽然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与她的哥哥刘胜龙比起来，却也并没有什么优势。刘巧英的高中，开门办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种教育本来就不是为高考而进行的。从高考改革消息公布到坐进高考考场，匆匆一个月里，刘巧英能够算得上为参加高考而学习的时间，总不会超过二十天，而这二十天里，别说刘巧英不知道高考是个什么样子，高考到底考什么，就连那些一边忙着自己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一边辅导他们复习迎考的高中民办教师们也基本没有谁能够说清楚。区区二十天时间，刘巧英这样的当年匆匆参加高考的农村应届高中毕业生，连他们的高中课本都没有来得及翻过一遍，就已经迷迷糊糊而又诚惶诚恐地走进了高考考场。
从来都是灌输“教非所用”如何如何误人子弟，只有到刘巧英拿到了真正的高考试卷的时候，才能理解“学非所考”对一代人的致命打击。那《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之类的课程设置，本来就是为劳动“所用”，而不是为了大学“所考”。
当然，刘巧英不会知道，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着的。那些书香门第，那些知识分子家庭，那些前十七年中有人读过高中参加过高考的家庭，那些手眼通天能够呼风唤雨的家庭，就不会存在“所用”“所考”之类的纠结，他们才是真正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深得“万变不离其宗”之“宗”。他们的子弟，不缺对路子的教材与资料，不缺精准的辅导与点拨。即使同样是一个月的复习迎考，也根本不会像刘巧英这样，压根儿就踩不到点子上。
一张物理高考试卷，就让刘巧英彻底崩溃了。
刘巧英被试卷上的几条大题目吓得魂飞魄散，这些题目她差不多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害得她头脑里变得一片空白，以至于连那些物理学科的基础性小题目也难以顺利准确解答了。
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没有办法理解，一向成绩优秀的女儿刘巧英怎么竟然高考落榜了，而一向成绩中不溜秋的儿子刘胜龙又意外地考取了。
当然，手心手背都是肉，高考那几天，陆萍芝每天早晚都要在家长柜上烧高香，对着已经复位的木主牌和那神圣的墨水瓶磕头作揖，祈祷许愿，让观世音菩萨保佑，让刘家的祖宗亡人保佑，让赵田庆先生的在天之灵保佑，保佑他们刘家的刘巧英和刘胜龙双双中举，保佑他们刘家鸡窝里一次飞出两只金凤凰，保佑他们刘家的这一双儿女同时跳出农门，脱胎换骨，捧上金饭碗，永脱这胎里带农村户口的农村人的苦海。
陆萍芝现在怀疑的还是命和运。
陆萍芝自从刘胜龙学开拖拉机时就没有想到儿子还会有脱胎换骨的命，但刘胜龙偏偏有了跳出农门的这个运。
陆萍芝自从刘巧英考了第一名捧回那个神圣墨水瓶，就坚信女儿生来就是能读书出人头地的命，但刘巧英偏偏现在就缺少这个脱胎换骨的运。
命中有时终会有，刘巧英需要有刘胜龙那样的时来运转。
运来挡不住，刘巧英只要等来这挡不住的运，终究会成为飞出鸡窝的金凤凰。
刘巧英一定要坚持考下去，刘家一定要让刘巧英坚持考下去，不惜一切代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刘胜龙比妹妹刘巧英也大六岁。和韦仁富比他的姐姐小十多岁情况差不多。在他们兄妹姐弟之间，两家都有孩子夭折了。
刘胜龙当上代课老师后，成功娶大队支书兼大队长的金一品的掌上明珠为妻。刘巧英因为有了金银秀这个嫂子，了解到一些医疗事业发展状况，对赤脚医生有了感性真切的认识，甚至学到了涂碘酒红药水、包纱布、打针挂水之类的农村赤脚医生从业之皮毛。久而久之，刘巧英有时会免不了突发奇想：高中毕业回了家，要是永远跳不出农门，能像银秀姐那样，做个“赤脚医生”也不错。
毕竟，赤脚医生是那个时代农村里最需要最受人尊敬欢迎的人，是对乡亲们帮助最多最大的人。
1949年时，全国的医院只有2600家，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大中城市里，全国懂西医的西医师和西医士加在一起只有8万多人。在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里，多数连一家西医的医院也没有，只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医“郎中”开办的诊所，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是缺医少药。所以，在旧中国，乡下有钱的财主家里有人生了病，可以派下人抬了轿子到镇里去请郎中，而穷人生病，则只有死扛。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遇到家中产妇生孩子，都请的是民间的接生婆。
因而，早年农村缺医少药，农村家庭新生儿存活率并不很高，少儿夭折是常有的事，差不多家家都难免。
那个时候，农村里产妇分娩一般都在自家农舍里进行，接生的人俗称接生婆，农村人尊称其为老娘婆，每个生产队都有，说白了就是常帮人家接生的普通农家老太太，对医学其实同样一窍不通。就拿给婴儿剪脐带的剪刀来说吧，通常用的是在产妇家中临时找来的普通旧剪刀，把剪刀两面在烛火或油灯火上反复烤几次，就算是消了毒，就用来剪脐带;剪完脐带的婴儿，就用家常普通的布帛来包扎，接生婆自然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纱布、药棉、绷带之类，接生婆自然也不懂得给产妇进行伤口消炎处理，不懂得也不可能有条件给产妇打防破伤风的针剂等。还有，那时候的产妇家里人往往会在房前屋后的地里取一些“干净”的土，用一口铁锅炒热、炒干了，垫在产妇身下，这样做极易引起新生婴儿的感染，以及产妇的产后感染(当时医学上称为“产褥热”)。这就是那个年代新生儿死亡率奇高和产妇产后感染率极高的基本原因。
这种接生婆接生，遇上不顺产的，一句“要小孩还是保大人”的发问，就能让一屋子人魂飞魄散，弄不好最后还是大人小孩两不保。如果碰上产妇产后大出血的话，接生婆手足无措，连送城镇医院救命都来不及，一家人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产妇血尽而亡。
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先后怀孕十一胎，其中三胎小产即流产，八胎为大养即大产。八胎正常生产中又只有最后一胎生育刘巧兰赶上了赤脚医生接生，其他七胎都是由传统接生婆即老娘婆接生的，真正是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
陆萍芝大产八个孩子，到现在也只存活着刘胜龙、刘巧英、刘巧凤、刘巧兰兄妹四个，另半数都先后夭折了。
像刘巧英韦仁富们这样健康存活下来的农村娃，绝对已经是万幸。农村婴儿，真正的生死由命。抽筋能抽死人，拉痢疾能拉死人，甚至就连生个白喉、害个疖疮什么的，也都有可能断送了农村婴儿的卿卿性命。
所以，那“赤脚医生”的制度创新都要受到联合国的称道推举。
所以，上海市川沙王桂珍县江镇公社培养的赤脚医生王桂珍，1974年能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一般有三个来源：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被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有纳入国家编制，也没有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就成了农村社员对这些乡村卫生员的尊称。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在城乡大力推广“新式接生法”，并着手培训农村接生员，以取代原来的民间接生婆。到1965年最高领导人“六・二六”指示发表前，全国接生员的人数已达685740人。“六・二六”指示发表以后，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制度)普遍建立，许多农村的赤脚医生兼任接生员。但按照当时的规定，赤脚医生如果要兼任接生员的话，除了赤脚医生培训以外，还必须再接受6个月专门的接生员培训，成绩合格者方能从事接生员工作。
严格地说，接生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但仅仅是通过规范新生儿接生过程中的每一项操作，严格防止新生儿和产妇在接生过程中的病菌感染，仅此一项，曾经挽救或避免了多少新生儿和产妇的死亡，就是无法估算的。
从195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1965年最高领导人的“六・二六”指示发表后，加快了这一体制的全面落实。所谓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一是要求全国每个县或县级行政区建立中心医院，二是在每个乡镇(公社)建立卫生院，三是在每个村成立合作医疗站。动员抽调中心城市里医疗水平较高的医护人员到农村地区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充任骨干，动员大量医科类学校毕业生充实各地县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同时，培训大批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卫生员，即俗称的“赤脚医生”。在当时我国医护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在保障人民生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这一体制曾获得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
在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量小伤小病是不会上医院的，例如，一个农妇在做饭时不小必被菜刀切伤了手指，一个农民在割麦时被镰刀划伤了手或脚，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抓一把灶灰或细土敷在伤口上，找一块布条缠一缠，谁也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伤跑几十里路到乡镇卫生院去治疗，而有了赤脚医生后，可以很方便地请赤脚医生进行伤口消毒处理和包扎，这使无数农村人人避免了伤后感染或从小病发展成大病。在没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村中出现因溺水、触电、滚坡、农药中毒、机械性损伤、被毒蛇咬伤等各种意外，往往因为农民们不懂急救或急救不得法，待病人送到乡镇医院时，病人已咽气身亡;有了经过专门培训的赤脚医生以后，这些赤脚医生虽然没有高深的医术，却懂得怎样避免一些不正确或禁忌的急救方法，知道怎样给患者做人工呼吸，知道怎样用鞋带代替止血带扎住患者的动脉血管以防血流不止或毒性漫延，知道怎样用头巾代替三角巾给患者进行简单包扎，知道怎样用锄杠和绳子、衣物制做简易担架，知道怎样用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防止患者的休克和深度昏迷，知道在患者送往乡镇卫生院的途中怎样沿途护理。这又挽救了无数农村人的生命。
刘巧英十八岁读高二的那年，她二十四岁的哥哥刘胜龙把保卫大队“赤脚医生”金银秀娶进他们刘家，应该算得上是把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请进了家门，从此，刘巧英有了自己切近的人生榜样，又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刘巧英还具备了学做“赤脚医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了。
金银秀与刘胜龙是同一届高中毕业生，两人小学初中也都是同学，但他们能做成夫妻，却并不是因为同学日久生情，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他们一直是普通同学关系，从来没有想过要喜结连理。
金银秀是保卫大队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金一品的掌上明珠，高中毕业时，因为大队空缺一名赤脚医生，作为全大队唯一的新近毕业的女高中生，被推荐去县城卫校学习了六个月，回来便补了那赤脚医生的缺。
金银秀也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农村女孩，做梦都想跳出农门的，但同样命比纸薄，当女兵没有她的分，推荐考大学做工农兵大学生又无望，只能捧着个赤脚医生的泥饭碗待价而沽：农村姑娘，如果能侥幸嫁到城里做媳妇，熬过一定年限，也是可以带户口的。
但那个时候，城里人都要到农村下放落户，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农村姑娘要想嫁城里人，除了嫁到知青点，别的就几乎想都别想了。
金银秀的哥哥金雨林倒是娶了他们生产队知青点上的叫做朱秀娟的一个无锡女知青，但下放户和知青都是在农村落了户口的，他们也都不能再算是城里人了，他们应该叫做在城里出生在城里生活过的农村人了。
农村人不嫁，知青不嫁，高不成低不就，金银秀差不多拖成了农村老姑娘。
幸好刘胜龙当上了保卫小学代课教师，而保卫小学与保卫大队卫生室也就仅仅隔着那么个小池塘，作为老同学的刘胜龙与金银秀来往自然多了起来。
虽然门不当户不对，但毕竟都算是有了不怎么需要弯腰驼背的稳定工作，又知根知己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两家还又更便于相互照应，革委会主任也就拍了板：就让金银秀嫁给刘胜龙，反正嫁猪又不嫁圈。
但刘巧英即使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赤脚医生嫂嫂金银秀，也还是没有能够好梦成真地做成保卫大队卫生室的赤脚医生。
一个大队有两名赤脚医生已经足够了，如果金银秀嫁离保卫大队，刘巧英反而倒是或许有也如金银秀当初的补缺赤脚医生的可能。
刘巧英后来的高中生活如她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许多大事变。
经历唐山大地震震痛不久，又经历了更加天崩地裂的震痛。
刘巧英高中毕业的时候，四化蓝图铺展开来，保卫大队已经兴办了农科队，这一年保卫大队所有的应届普通高中和农业高中毕业生，都被安排进了这个农科队。
这个农科队虽然只是从第五生产队里划拨出一框三四十亩农田搞种植，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没有队部，却也俨然是一个生产队。
这个农科队有自己的队长，有自己的会计保管员，有自己的记工员农技员，更重要的是，这个农科队独立核算，年终会单独结算分红。
刘巧英这批应届毕业生就是这个农科队的社员兼技术员。
这个农科队里还有一个老农代表，这人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光棍，农科队经营的一框农田边就只有他一户人家。他的家只有两间泥墙草顶堂屋，西间是卧室，东间为正堂兼厨房，属于连房灶屋。
这连房灶屋如今又兼做了农科队的队部和食堂，还兼仓库。
刘巧英这批应届毕业生自带行李和口粮以及农具，加入了这么个集体。
农忙的时候，刘巧英这批应届毕业生还得在这个老光棍的正堂兼厨房里打地铺安营扎寨，一如他们高中时代的“三同”学农。
这种情况之下，农科队唯一的女社员刘巧英就只能连着全身衣服裹紧被褥，蜷缩在灶膛口的稻草里哆嗦一整夜。
只是，刘巧英的这种胆战心惊的日子连同她那个暗地里的赤脚医生之梦也并没有持续太久。
1977年10月21号，全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1977年恢复高考是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具体招生办法为：1、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5、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最早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刘巧英。
这个喜讯是他们兄妹内心深处孜孜以求脱胎换骨跳出农门、获得国家户口、获得金饭碗的及时雨，甚至是救命稻草。他们兄妹有希望不用继续苦苦等待那个或许有机会的推荐上大学了，他们兄妹完全有希望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通过正正经经的高考之路，挤过这座独木桥，成就自己别样的人生。他们兄妹不能不坚信，这个天大的喜讯，必定会从此深深影响他们的命运。
不久之后，三角圩中学就通知刘巧英回校复课。
通知是刘巧英高二年级原班主任老师手写的，远看上去就是一张三十二开的白纸片。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一接到通知，就举着这半页白纸，一路狂奔着，一路大叫着，亲自送到正在保卫大队农科队农田里摘拾棉花的刘巧英的手上。
陆萍芝狂奔之中，眼前仿佛一路漂浮着刘巧英国家户口和金饭碗的锦绣前程似的彩虹桥。陆萍芝真的不敢想象，本来遥不可及的那一切，如今怎么就这么容易得如同囊中探物般随时唾手可得了？
刘巧英浑身颤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与母亲陆萍芝相拥而泣。
刘巧英回到了离开才几个月的三角圩中学。
三角圩中学是把这一年毕业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全部召回到学校里来的。
这些应届毕业生就在母校的组织下复习迎考了。
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和嫂子金银秀连同他们大队的往届高中毕业生连同知青点上的符合报考条件的知青们也都跃跃欲试，准备报名参加高考，但他们只能边上工边复习迎考。
第一年恢复报考，报名的人数出奇的多。
县里在高考前十天组织了筛选性初试。
刘巧英的嫂子金银秀与金银秀自己的嫂子朱秀娟等许多知青一样，没有能够通过预选，丧失了当年参加统考的资格。
刘巧英与哥哥刘胜龙双双获得了参加正式高考的报名权。
当年高考是全国统一时间但并不是全国统考，而是由各省市命题组织实施。
1977年12月11日-13日，刘巧英与刘胜龙兄妹两人，像全国国五百七十万考生参加当地高考一样，一起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参加江苏省组织的统一高考。
高考在冬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刘巧英与刘胜龙兄妹两人恭逢其时。
刘胜龙报考的是文科。
刘巧英和韦仁富报考的都是理科。
刘胜龙年初已经通过考试由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
刘胜龙高中毕业后曾经对推荐考大学充满了期待，梦想成为那九十万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有几年是做过复习迎考的准备的，做了代课教师之后，虽然是执教小学，却也算是靠文化吃饭的人了，学中教，教中学，水平总得是不断提高的，而要通过代课教师升任民办教师的考试，更少不了对初中、高中课程特别是政治、语文、数学等与民办教师考试相关学科知识的系统复习，因而，尽管刘胜龙智商平平，做学生时成绩也总是中不溜秋的，却也能顺利通过了县级高考预选。
而且做着教师的人，读书看报知天下，一天不看报纸杂志就会空得慌，而读书看报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虽然不能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却也知时政大事，懂方针政策，古今中外历史，一知半解也总比一窍不通强。这样看起来，刘胜龙报考文科也算是扬长避短的明智选择。
刘巧英虽然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与她的哥哥刘胜龙比起来，却也并没有什么优势。刘巧英的高中，开门办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种教育本来就不是为高考而进行的。从高考改革消息公布到坐进高考考场，匆匆一个月里，刘巧英能够算得上为参加高考而学习的时间，总不会超过二十天，而这二十天里，别说刘巧英不知道高考是个什么样子，高考到底考什么，就连那些一边忙着自己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一边辅导他们复习迎考的高中民办教师们也基本没有谁能够说清楚。区区二十天时间，刘巧英这样的当年匆匆参加高考的农村应届高中毕业生，连他们的高中课本都没有来得及翻过一遍，就已经迷迷糊糊而又诚惶诚恐地走进了高考考场。
从来都是灌输“教非所用”如何如何误人子弟，只有到刘巧英拿到了真正的高考试卷的时候，才能理解“学非所考”对一代人的致命打击。那《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之类的课程设置，本来就是为劳动“所用”，而不是为了大学“所考”。
当然，刘巧英不会知道，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着的。那些书香门第，那些知识分子家庭，那些前十七年中有人读过高中参加过高考的家庭，那些手眼通天能够呼风唤雨的家庭，就不会存在“所用”“所考”之类的纠结，他们才是真正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深得“万变不离其宗”之“宗”。他们的子弟，不缺对路子的教材与资料，不缺精准的辅导与点拨。即使同样是一个月的复习迎考，也根本不会像刘巧英这样，压根儿就踩不到点子上。
一张物理高考试卷，就让刘巧英彻底崩溃了。
刘巧英被试卷上的几条大题目吓得魂飞魄散，这些题目她差不多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害得她头脑里变得一片空白，以至于连那些物理学科的基础性小题目也难以顺利准确解答了。
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没有办法理解，一向成绩优秀的女儿刘巧英怎么竟然高考落榜了，而一向成绩中不溜秋的儿子刘胜龙又意外地考取了。
当然，手心手背都是肉，高考那几天，陆萍芝每天早晚都要在家长柜上烧高香，对着已经复位的木主牌和那神圣的墨水瓶磕头作揖，祈祷许愿，让观世音菩萨保佑，让刘家的祖宗亡人保佑，让赵田庆先生的在天之灵保佑，保佑他们刘家的刘巧英和刘胜龙双双中举，保佑他们刘家鸡窝里一次飞出两只金凤凰，保佑他们刘家的这一双儿女同时跳出农门，脱胎换骨，捧上金饭碗，永脱这胎里带农村户口的农村人的苦海。
陆萍芝现在怀疑的还是命和运。
陆萍芝自从刘胜龙学开拖拉机时就没有想到儿子还会有脱胎换骨的命，但刘胜龙偏偏有了跳出农门的这个运。
陆萍芝自从刘巧英考了第一名捧回那个神圣墨水瓶，就坚信女儿生来就是能读书出人头地的命，但刘巧英偏偏现在就缺少这个脱胎换骨的运。
命中有时终会有，刘巧英需要有刘胜龙那样的时来运转。
运来挡不住，刘巧英只要等来这挡不住的运，终究会成为飞出鸡窝的金凤凰。
刘巧英一定要坚持考下去，刘家一定要让刘巧英坚持考下去，不惜一切代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