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巧英的家到三角圩小学有约五里路远，一般情况下，和其他同学一样，午饭也是要回家吃的，只有连绵阴雨天或者寒冬下雪封路，刘巧英才可以在学校吃午饭。
三角圩小学紧邻公社机关大院，没有住宿生，当然不会有自己的食堂，单身老师要么在自己的宿舍里用煤油炉烧水做饭，要么就到公社机关食堂搭伙吃大锅饭。有家室的老师住校的，好一点的有炭炉子做饭，差一点的也和刘巧英家一样，用草烧灶做饭，住在校外的，一般也都是回家吃饭。至于学生，说是在学校吃饭，其实都是要自备的，要么从家里带熟食，要么用自己的饭盒到公社机关食堂搭锅蒸饭，每次还得交二分钱蒸饭费。当然，公社机关食堂也可以拿粮票或者大米另外加点人工费换饭票，需要就餐，带上碗筷直接拿饭票打饭吃。而像刘巧英这样的农村学生，家里一般是很少有粮票的，如果有粮票，也要么是城镇户口的亲戚接济的，要么是用大米到粮管所换取的。自己带饭或者搭锅蒸饭，吃得怎么差都可以，用饭票可都得是先拿出白花花的大米的。
每当在学校里吃午饭，自然就能多出许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刘巧英也因此多了到赵家舍街面上溜达的机会。唯一的南北街道，每个自由的午饭后，刘巧英都能来来回回走上好几趟。从南到北是七百步，从北到南也是七百步，走着走着，刘巧英脑海里竟然冷不丁冒出个套用新学的语文课文里的句子来，倒是着实吓了一跳。
如果雨雪天不适合街面上溜达，刘巧英则会到几步之外的烧饼铺打发多余的时间。“乡下人上街，不是咬饼就是相呆。”生产队里的大人们常常拿这句俗语自嘲或者相互嘲笑，刘巧英在烧饼铺里，也不能咬饼，而只能相呆。因为她没有粮票，也拿不出能买烧饼的钱。但是，来烧饼铺的次数多了，刘巧英也有新的发现。这烧饼铺能卖那么多烧饼，其实也并不是专供有粮票的城镇人口的，乡下人用小麦、面粉甚至大米，也是可以兑换到烧饼的。
这个新发现，解决了刘巧英一个由来已久的大疑问。农村妇女生小孩坐月子，吃煮馓子吃煮烧饼，连同一副猪腰子二斤猪肉和二斤红糖，据说都是有特供票供应的，而亲戚送月子礼也送馓子和烧饼却没有特供票，这馓子和烧饼到底是怎么买成的呢？
原来都是农村人拿自家的口粮换来的。
刘巧英跟随母亲到小姨家送月子礼吃过煮烧饼，但不记得什么时候刚吃过烧饼，更没有像现在人家在烧饼铺里吃得上刚刚出炉子的热烧饼。
这特有的烧饼香要怎么诱人就怎么诱人。
刘巧英有几次亲眼看到同班的男生用蒸饭的大米来换烧饼当午饭吃。半饭盒大米总是够不上一斤，也就只能换三五个烧饼，吃得饱吗？吃得够吗？
但无论怎么克制，刘巧英也还是有些心动了。
还当真是天助刘巧英，一场大雪过后，连续一周时间，刘巧英得在学校里吃午饭。又因为是数九严冬，不适宜早晨从家里带饭等到中午吃。这几天，刘巧英必须到公社机关食堂搭锅蒸饭，必须的。
这一周，刘巧英都不让母亲陆萍芝淘米装好饭盒，而把饭盒留在教室课桌的桌肚子里过夜，只用小布袋装上蒸饭的粮食带到学校自己淘洗。
星期一，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只有半盒蒸烂的山芋干。
星期二，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蒸出了麦片粥。
星期三，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是几根粗大的胡萝卜和黄黄的胡萝卜汤。
星期四，母亲陆萍芝破例给刘巧英带的是纯大米，中午饭，刘巧英则什么也没有吃。
星期五，母亲陆萍芝在刘巧英的小米袋子里边另加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来的玻璃罐头瓶，里边装着已经加棉花籽油和着粗盐炒成半熟的青菜：这是要让刘巧英中午吃一顿香喷喷的蒸菜饭。而刘巧英到了中午，却只是喝了半饭盒青菜汤。
星期六，刘巧英终于交回给母亲昨晚带回家的饭盒，谎称同桌的女同学大饭盒能蒸一斤米，说好今天分一半给她当中饭，自己不用再蒸饭了。
这天上午，刘巧英真的是相当的兴奋，什么数学课，什么英语课，什么语文课，刘巧英都不能集中精力听讲了，她的满是冻疮的一双馒头手，差不多就没有离开过课桌桌肚子里边的书包。书包是母亲陆萍芝亲手缝制的，布料是暗红色的回纺布。书包里边的书本和文具，星期一就已经被她拿出来了。这半天，刘巧英的冻疮手，其实是埋在书包里的大米之中取暖：整整一个星期，她已经积攒了半书包白花花的大米，差不多有三斤重。今天中午，她这个乡下小姑娘，不靠城里人的粮票，也能饱吃一顿新出炉的热乎乎的大烧饼了。
刘巧英的确在想入非非。她这个乡下小姑娘，会像她的母亲陆萍芝一样，无论怎么能干，都注定永远是农村女人吗？农村女人坐月子，总会有吃饱烧饼的机会，尽管那已经是煮烂了的放上红糖和猪油的连汤夹水的面糊糊。
一个哑炮的提问，引得老师发了一通小火，把刘巧英的思绪拉回到课堂来，刘巧英这才发现已经是上午第四节课了，政治老师正在吃力地讲解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比如孵小鸡，鸡蛋加上一定的温度可以孵出小鸡，而如果是石头，则无论有怎么样适宜的温度，是断断孵不出小鸡来的。刘巧英知道那鸡蛋还必须是色蛋，政治老师怎么就没有说呢？没有公鸡加入的母鸡鸡群，生出再多的鸡蛋，拿来孵化小鸡，其实和石头是一样一样的啊。
想着这些，刘巧英感觉到自己圆圆的脸蛋有些发烫了。刘巧英立即调转思绪：如果政治老师换一个例子，这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是不是能更通俗易懂些还又没有任何破绽呢？比如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与城里人相比，户口性质到底属于内因还是外因呢？如果我们也想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也就是像我妈妈陆萍芝说的出人头地，又得有多少外因呢？
刘巧英结合自己的命运思考起与她的年龄与性别不相称的的哲学问题，在今人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但那时的社会曾经是人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社会，政治老师的那个鸡蛋与石头的经典例证，在刘巧英所在的生产队，当时就都是妇孺皆知的。
刘巧英被自己的问题绕得头昏脑胀，有些怏怏然了。幸好没多久就下课放中学了，刘巧英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她那半书包的大米上来。
当务之急是解决午饭问题。待老师同学全部离开了教室，刘巧英拎起那个布书包站了起来：该去烧饼铺换烧饼了。现实其实很简单，对热烧饼的梦寐以求是内因，半书包的大米就是外因，既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那这大米今天就只有让我刘巧英换成烧饼吃了才有价值了。至于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本质原因与非本质原因，它们与内因外因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就都不是现在用大米换成烧饼既填饱肚子又解决馋嘴的决定性因素了，实在不值得继续费神思辨了。
刘巧英的半书包大米二斤九两重，因为没有加工费可给，只换到了十五个烧饼。刘巧英知道拿粮票买烧饼是一两粮票贰分半钱一只，这二斤九两大米如何折算成十五只烧饼的实物交换法，一定是刘巧英一辈子也不能弄明白的大学问。
三角圩小学紧邻公社机关大院，没有住宿生，当然不会有自己的食堂，单身老师要么在自己的宿舍里用煤油炉烧水做饭，要么就到公社机关食堂搭伙吃大锅饭。有家室的老师住校的，好一点的有炭炉子做饭，差一点的也和刘巧英家一样，用草烧灶做饭，住在校外的，一般也都是回家吃饭。至于学生，说是在学校吃饭，其实都是要自备的，要么从家里带熟食，要么用自己的饭盒到公社机关食堂搭锅蒸饭，每次还得交二分钱蒸饭费。当然，公社机关食堂也可以拿粮票或者大米另外加点人工费换饭票，需要就餐，带上碗筷直接拿饭票打饭吃。而像刘巧英这样的农村学生，家里一般是很少有粮票的，如果有粮票，也要么是城镇户口的亲戚接济的，要么是用大米到粮管所换取的。自己带饭或者搭锅蒸饭，吃得怎么差都可以，用饭票可都得是先拿出白花花的大米的。
每当在学校里吃午饭，自然就能多出许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刘巧英也因此多了到赵家舍街面上溜达的机会。唯一的南北街道，每个自由的午饭后，刘巧英都能来来回回走上好几趟。从南到北是七百步，从北到南也是七百步，走着走着，刘巧英脑海里竟然冷不丁冒出个套用新学的语文课文里的句子来，倒是着实吓了一跳。
如果雨雪天不适合街面上溜达，刘巧英则会到几步之外的烧饼铺打发多余的时间。“乡下人上街，不是咬饼就是相呆。”生产队里的大人们常常拿这句俗语自嘲或者相互嘲笑，刘巧英在烧饼铺里，也不能咬饼，而只能相呆。因为她没有粮票，也拿不出能买烧饼的钱。但是，来烧饼铺的次数多了，刘巧英也有新的发现。这烧饼铺能卖那么多烧饼，其实也并不是专供有粮票的城镇人口的，乡下人用小麦、面粉甚至大米，也是可以兑换到烧饼的。
这个新发现，解决了刘巧英一个由来已久的大疑问。农村妇女生小孩坐月子，吃煮馓子吃煮烧饼，连同一副猪腰子二斤猪肉和二斤红糖，据说都是有特供票供应的，而亲戚送月子礼也送馓子和烧饼却没有特供票，这馓子和烧饼到底是怎么买成的呢？
原来都是农村人拿自家的口粮换来的。
刘巧英跟随母亲到小姨家送月子礼吃过煮烧饼，但不记得什么时候刚吃过烧饼，更没有像现在人家在烧饼铺里吃得上刚刚出炉子的热烧饼。
这特有的烧饼香要怎么诱人就怎么诱人。
刘巧英有几次亲眼看到同班的男生用蒸饭的大米来换烧饼当午饭吃。半饭盒大米总是够不上一斤，也就只能换三五个烧饼，吃得饱吗？吃得够吗？
但无论怎么克制，刘巧英也还是有些心动了。
还当真是天助刘巧英，一场大雪过后，连续一周时间，刘巧英得在学校里吃午饭。又因为是数九严冬，不适宜早晨从家里带饭等到中午吃。这几天，刘巧英必须到公社机关食堂搭锅蒸饭，必须的。
这一周，刘巧英都不让母亲陆萍芝淘米装好饭盒，而把饭盒留在教室课桌的桌肚子里过夜，只用小布袋装上蒸饭的粮食带到学校自己淘洗。
星期一，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只有半盒蒸烂的山芋干。
星期二，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蒸出了麦片粥。
星期三，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是几根粗大的胡萝卜和黄黄的胡萝卜汤。
星期四，母亲陆萍芝破例给刘巧英带的是纯大米，中午饭，刘巧英则什么也没有吃。
星期五，母亲陆萍芝在刘巧英的小米袋子里边另加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来的玻璃罐头瓶，里边装着已经加棉花籽油和着粗盐炒成半熟的青菜：这是要让刘巧英中午吃一顿香喷喷的蒸菜饭。而刘巧英到了中午，却只是喝了半饭盒青菜汤。
星期六，刘巧英终于交回给母亲昨晚带回家的饭盒，谎称同桌的女同学大饭盒能蒸一斤米，说好今天分一半给她当中饭，自己不用再蒸饭了。
这天上午，刘巧英真的是相当的兴奋，什么数学课，什么英语课，什么语文课，刘巧英都不能集中精力听讲了，她的满是冻疮的一双馒头手，差不多就没有离开过课桌桌肚子里边的书包。书包是母亲陆萍芝亲手缝制的，布料是暗红色的回纺布。书包里边的书本和文具，星期一就已经被她拿出来了。这半天，刘巧英的冻疮手，其实是埋在书包里的大米之中取暖：整整一个星期，她已经积攒了半书包白花花的大米，差不多有三斤重。今天中午，她这个乡下小姑娘，不靠城里人的粮票，也能饱吃一顿新出炉的热乎乎的大烧饼了。
刘巧英的确在想入非非。她这个乡下小姑娘，会像她的母亲陆萍芝一样，无论怎么能干，都注定永远是农村女人吗？农村女人坐月子，总会有吃饱烧饼的机会，尽管那已经是煮烂了的放上红糖和猪油的连汤夹水的面糊糊。
一个哑炮的提问，引得老师发了一通小火，把刘巧英的思绪拉回到课堂来，刘巧英这才发现已经是上午第四节课了，政治老师正在吃力地讲解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比如孵小鸡，鸡蛋加上一定的温度可以孵出小鸡，而如果是石头，则无论有怎么样适宜的温度，是断断孵不出小鸡来的。刘巧英知道那鸡蛋还必须是色蛋，政治老师怎么就没有说呢？没有公鸡加入的母鸡鸡群，生出再多的鸡蛋，拿来孵化小鸡，其实和石头是一样一样的啊。
想着这些，刘巧英感觉到自己圆圆的脸蛋有些发烫了。刘巧英立即调转思绪：如果政治老师换一个例子，这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是不是能更通俗易懂些还又没有任何破绽呢？比如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与城里人相比，户口性质到底属于内因还是外因呢？如果我们也想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也就是像我妈妈陆萍芝说的出人头地，又得有多少外因呢？
刘巧英结合自己的命运思考起与她的年龄与性别不相称的的哲学问题，在今人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但那时的社会曾经是人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社会，政治老师的那个鸡蛋与石头的经典例证，在刘巧英所在的生产队，当时就都是妇孺皆知的。
刘巧英被自己的问题绕得头昏脑胀，有些怏怏然了。幸好没多久就下课放中学了，刘巧英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她那半书包的大米上来。
当务之急是解决午饭问题。待老师同学全部离开了教室，刘巧英拎起那个布书包站了起来：该去烧饼铺换烧饼了。现实其实很简单，对热烧饼的梦寐以求是内因，半书包的大米就是外因，既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那这大米今天就只有让我刘巧英换成烧饼吃了才有价值了。至于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本质原因与非本质原因，它们与内因外因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就都不是现在用大米换成烧饼既填饱肚子又解决馋嘴的决定性因素了，实在不值得继续费神思辨了。
刘巧英的半书包大米二斤九两重，因为没有加工费可给，只换到了十五个烧饼。刘巧英知道拿粮票买烧饼是一两粮票贰分半钱一只，这二斤九两大米如何折算成十五只烧饼的实物交换法，一定是刘巧英一辈子也不能弄明白的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