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么说，这十五只烧饼还是足够刘巧英这个十四岁的农村少女饱餐一顿了，一两干面一只的烧饼，十五只毕竟也是一斤半干面制成的食物了。不过，我们也不用怀疑，只要刘巧英真正放开肚皮吃饱饭，一斤半大米的蒸饭未必吃得下，一斤半干面的烧饼还真不在话下。要知道，那个时候，农村里许多人家，“忙时吃干，闲时喝稀”，而且饭粥一般都难得纯粮食煮成，免不了还要在大米麦片面粉之中加些瓜菜之类的代食品，至于下饭菜，多是自家腌制泡制的咸菜、豆腐渣团、豆豉、面酱之类，如果偶尔奢侈一回，大人们也会干瞪眼，因为小孩们个个会像那个著名的老和尚一样，拿出“豆腐卜页是我的命，有了鱼肉我就连命都不要了”的架势大快朵颐。刘巧英虽然是少女，但毕竟是农家女孩，一年到头很少有油水下肚，解决温饱已经不易，那肚子里的空可想而知，更何况，现在装在她布书包里的还是令她朝思暮想、垂涎三尺的热乎乎、香喷喷的烧饼呢？
刘巧英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墙角面朝墙壁蹬下，开始慢慢地品尝起她的美味了。
刘巧英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女孩，是不能落下馋嘴的恶名声的，好吃懒做，本来就是农村女人的大忌。刘巧英吃烧饼，绝对不能让同学、让老师、让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看到了，传出去，必须是鬼子的进庄：悄悄地进行。
默默地吃完第一只烧饼，刘巧英并没有吃出什么好味道，伸手从布书包里掏出第二只烧饼咬在嘴里的时候，刘巧英的鼻子有了酸酸的感觉，眼泪不由自主地扑簌簌地掉落到脚旁依然冻着的雪地上了。
刘巧英在暗暗地责备自己了，农村女孩的她，怎么也会如此嘴馋呢？一个人在这里吃独食，怎么对得起在家劳作的父母？怎么对得起处处疼她事事让她的哥哥？怎么对得起连水果糖都很少吃得上的两个妹妹呢？
刘巧英想到了自己生产队里学校停课闹革命期间轰轰烈烈迎来的上海下放户和无锡知青点，他们都是大城市里来到农村的城里人。他们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换一个环境几乎就不能生存。但社员们觉得为他们砌房子建家、拿生产队里的粮食养着他们天经地义，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人，他们本来就不是种地的料，他们本来就没有干体力活的命，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们本来就不该来农村。而他们既然来生产队生活了，即使大家都扎紧裤带，也不能眼睁睁地饿着他们：农村人从来没有自顾自吃独食的习惯。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到农村来遭这份罪，社员们问不着也没法问。许多人甚至都把他们比作当年来村子里发动组织农会的地下党，坚信他们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大城市过他们的好生活的。
不过，同情归同情，羡慕归羡慕，社员们还是要常常取笑这些城里人的千奇百怪的馋嘴吃法，责备这些城里人怎么就学不会紧日子紧过。
城里人不懂得“口（嘴）是万丈深渊”的小道理。城里人竟然拿猪油泡饭吃；城里人竟然用猪肉丁、鸡肉丁煲粥吃、煮饭吃；城里人竟然把几角钱一斤的河虾、螃蟹当饭吃，城里人竟然那么喜欢吃膻气味十足的羊肉，而在城里人来之前，社员们养的羊子差不多都是只剥下羊皮、取了羊油卖给公社物资站，而把羊头、羊身子、羊内脏直接扔到河里或者埋到地下了事的；城里人竟然满世界打狗、打猫，吃农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吃过的狗肉、猫肉，他们难得不知道狗是土命、猫有七条性命吗？
城里人甚至连喜鹊麻雀、连癞蛤蟆、连青蛙、连毒蛇、连乌龟王八蛋这些社员们想都不敢想还能吃的飞禽走兽都敢吃。
城里人的屋子里竟然能常年挂着咸肉、咸猪头。
城里人逢年过节回趟城，竟然差不多能把一个生产队社员家的老鸡老鸭、鸡蛋鸭蛋加价买去大包小包地运回家。
城里人难道生来就是为了一个“吃”的吗？
而当坐吃山空之后，这些城里人在生产队里的日子又会比普通社员家还难熬。刚分回口粮的时候，他们会顿顿吃饭，而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如果没有张家李家的及时接济，他们又差不多要天天喝粥。
想着这些下放户和知青馋嘴坐吃山空立地吃陷，刘巧英不寒而栗，何况现在还是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冬？
人家大城市的人尚且不能生来只为一个“吃”字，我一个清贫的农家女，又怎么可以馋嘴下去啊！
而刘巧英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则更有了一种负罪感。
半包布书包大米，加些瓜菜代，就是全家六口人的一顿中饭口粮，自己就这样轻易换成了十五只烧饼，只够一个人果腹。
家人是从来不吃独食的，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家里有什么可口的菜肴，都是首先送去孝敬老人家的，即使清明、七月半、十月召之类烧纸节日，贡先仅有闷豆腐、燉砣粉，祖宗亡人享用之后，父亲也会起码分去一半送到爷爷家的。有时候，母亲看着眼巴巴紧盯着矮木桌上快要空了的碗的孩子，难免露出于心不忍的脸色，父亲的心里自然不会比母亲好受多少，但总是只有淡淡的一句话：
“他们还小，吃好东西的日子长着呢。”
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敬老爱幼问题上也是从来不含糊的。
农村人里大人们都是这样，只要上有老下有小，有了吃的喝的，排在最前边的总是上人父母，紧跟着的就是下人子女，最后的一定是他们自己。至于做到爷爷奶奶外公姥姥辈的人，其排序，第一就是孙子辈，第二是儿女辈，最后的也一定是他们自己。刘巧英生来能够吃到的最好的东西，都是在奶奶家和姥姥家吃到的。
顾嘴本来应该是人类的天性，看看动物们怎样撕咬争食就能知道，但农村人总是习惯于先人后己。虽然他们常常成为弱肉强食的对象，但他们从来不弱肉强食别人，更不会相互之间弱肉强食。
母亲陆萍芝就对刘巧英讲过父亲刘朗生的一个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里那时还在吃大食堂。本来是忙时干，闲事稀，但非常时期，即使农忙时节，一般劳力，连中饭也得集体喝稀了，只有做特别重的农活的强劳力，午饭才可以例外地分到一大碗烂得差不多可以喝的胡萝卜糙粮饭。刘朗生因为是罱泥高手，每天上午，撑条大木船到五六里外的串场河里，双手不停地绞动大罱子上的两条竹篙，罱满一船中舱污泥，再撑回生产队，用戽斗从距离地平面有五六尺深的河中央的木船上，把烂污泥戽到河岸上的泥塘里，就能到生产队的大锅灶上，领到那碗胡萝卜糙粮饭。刘朗生每天端到那碗胡萝卜糙粮饭，总是要先找个没有人能看到的角落，拿一只小布袋子，从碗里挑出糙粮饭装好，塞进土布褂子的里袋里，留着回家给在生产队托儿所里总是吃不饱的宝贝儿子加餐——那时爷爷奶奶都已经过世，刘巧英也还没有出生，然后才走出来，装作一直在吃的样子，继续把剩在碗里的胡萝卜连同少有的糙粮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而每天下午，刘朗生还得重复上午的罱满一船舱泥与戽出一船舱泥的那一个来回，但到了晚上，他也就只能和生产队里的所有人一样，喝两碗胡萝卜缨子或者黄花菜或者苕子与大麦粉熬成的薄粥了。
有一次，刘朗生刚刚从生产队的大灶上接过那碗胡萝卜糙粮饭，生产队队长的哑巴儿子就跑过来抱上了他的泥腿子，呀呀地叫叫起来。这哑巴孩子已经过了留在托儿所里让人看管照应的年龄，又无法去学校上学读书，每天只能被他同样做农活的父母扔在生产队队部的大场上跌打滚爬。刘朗生知道，哑巴孩子抱上他的泥腿子，是和他一样，饿得慌了。刘朗生说什么也不能走开了，连忙向大灶上另要了一只空碗，不假思索，就分了半碗胡萝卜糙粮饭给他，直到看着孩子吃饱了不再呀呀叫，而是满足地跑开去玩耍，才在大食堂烧饭人员的感激加催促声中，叹了一口气，直接在大灶旁蹬下身子，吃下另半碗剩饭，继续去罱他的泥。
那天晚上，刘巧英的比那哑巴孩子小得多的哥哥因为没有吃到加餐，哭闹了很久，才含着眼泪睡去。刘巧英的父母亲虽然心疼叹息，但绝对都无怨无悔。
正因为生产队长善于带着社员们过日子，一切按规矩办事，谁都不搞特殊，谁都不多吃多占，大家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全生产队的人才顺利挺过了那最苦最难的岁月。
但这几年最难最苦的日子还是把大家饿怕了。
“家有陈粮，心里不慌。”
大食堂解散以后，各家还是各过各的日子，但即使后来生活好起来了，各家也还是一如既往地精打细算，讲究细水长流。
如果再有“大吃爱国肉”的号召下来，除了生产队杀猪直接分到各户没有办法，凡是要拿自家的钱到食品站购买的，社员们只会去割一点回来打打牙祭，他们害怕再把猪肉大吃到十几元钱一斤。
如果再有谁鼓噪“放开肚皮吃饱饭”，社员们立马想到的会是国家粮站一角贰分一斤供应城镇居民的大米，集市上三块钱一斤也找不着，他们会顾忌会不会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
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与坏事，原来就是可以这样转变的。
记事以来，刘巧英家虽然少不了常常吃代食品，但从来没有缺过粮食，而且差不多都是吃的陈年粮食，她哥哥睡的那个木板大睡柜总是装满了稻谷，每天夜里都会有老鼠把木板柜壁咬得咯吱咯吱响。
但粮食再多，刘巧英的父母都不会在一日三餐饭粥之外滥支粮食，更不要说拿大米来换成烧饼自家人吃了。
“痨病是咳出来的，钱财是啬出来的。”
农村人常常就是通过对自己、对家人的令人难以想象，有时甚至是不近情理的吝啬，慢慢把日子过好起来的。
刘巧英嘴里还含着半个烧饼，却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父亲那个时候每天要撑那么远水路罱两大船泥，中饭就是半大碗胡萝卜糙粮饭，何尝有一次吃饱过？
现在家里粮食满盆满柜的了，父母亲还是舍不得让一家人天天吃纯米饭，不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哥哥、妹妹们有一天也像他们曾经的那样忍饥挨饿？
千不该万不该，刘巧英就不该为了一时的嘴馋，欺骗家人，拿整整一个星期的蒸饭米，拿全家人的一顿中饭口粮，换这十五只烧饼在这里吃独食。
刘巧英想放声大哭又怕被人听到，只能趴到墙壁上呜呜咽咽，嘴边的半只烧饼掉到雪地上也没有捡拾起来。
刘巧英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墙角面朝墙壁蹬下，开始慢慢地品尝起她的美味了。
刘巧英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女孩，是不能落下馋嘴的恶名声的，好吃懒做，本来就是农村女人的大忌。刘巧英吃烧饼，绝对不能让同学、让老师、让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看到了，传出去，必须是鬼子的进庄：悄悄地进行。
默默地吃完第一只烧饼，刘巧英并没有吃出什么好味道，伸手从布书包里掏出第二只烧饼咬在嘴里的时候，刘巧英的鼻子有了酸酸的感觉，眼泪不由自主地扑簌簌地掉落到脚旁依然冻着的雪地上了。
刘巧英在暗暗地责备自己了，农村女孩的她，怎么也会如此嘴馋呢？一个人在这里吃独食，怎么对得起在家劳作的父母？怎么对得起处处疼她事事让她的哥哥？怎么对得起连水果糖都很少吃得上的两个妹妹呢？
刘巧英想到了自己生产队里学校停课闹革命期间轰轰烈烈迎来的上海下放户和无锡知青点，他们都是大城市里来到农村的城里人。他们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换一个环境几乎就不能生存。但社员们觉得为他们砌房子建家、拿生产队里的粮食养着他们天经地义，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人，他们本来就不是种地的料，他们本来就没有干体力活的命，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们本来就不该来农村。而他们既然来生产队生活了，即使大家都扎紧裤带，也不能眼睁睁地饿着他们：农村人从来没有自顾自吃独食的习惯。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到农村来遭这份罪，社员们问不着也没法问。许多人甚至都把他们比作当年来村子里发动组织农会的地下党，坚信他们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大城市过他们的好生活的。
不过，同情归同情，羡慕归羡慕，社员们还是要常常取笑这些城里人的千奇百怪的馋嘴吃法，责备这些城里人怎么就学不会紧日子紧过。
城里人不懂得“口（嘴）是万丈深渊”的小道理。城里人竟然拿猪油泡饭吃；城里人竟然用猪肉丁、鸡肉丁煲粥吃、煮饭吃；城里人竟然把几角钱一斤的河虾、螃蟹当饭吃，城里人竟然那么喜欢吃膻气味十足的羊肉，而在城里人来之前，社员们养的羊子差不多都是只剥下羊皮、取了羊油卖给公社物资站，而把羊头、羊身子、羊内脏直接扔到河里或者埋到地下了事的；城里人竟然满世界打狗、打猫，吃农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吃过的狗肉、猫肉，他们难得不知道狗是土命、猫有七条性命吗？
城里人甚至连喜鹊麻雀、连癞蛤蟆、连青蛙、连毒蛇、连乌龟王八蛋这些社员们想都不敢想还能吃的飞禽走兽都敢吃。
城里人的屋子里竟然能常年挂着咸肉、咸猪头。
城里人逢年过节回趟城，竟然差不多能把一个生产队社员家的老鸡老鸭、鸡蛋鸭蛋加价买去大包小包地运回家。
城里人难道生来就是为了一个“吃”的吗？
而当坐吃山空之后，这些城里人在生产队里的日子又会比普通社员家还难熬。刚分回口粮的时候，他们会顿顿吃饭，而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如果没有张家李家的及时接济，他们又差不多要天天喝粥。
想着这些下放户和知青馋嘴坐吃山空立地吃陷，刘巧英不寒而栗，何况现在还是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冬？
人家大城市的人尚且不能生来只为一个“吃”字，我一个清贫的农家女，又怎么可以馋嘴下去啊！
而刘巧英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则更有了一种负罪感。
半包布书包大米，加些瓜菜代，就是全家六口人的一顿中饭口粮，自己就这样轻易换成了十五只烧饼，只够一个人果腹。
家人是从来不吃独食的，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家里有什么可口的菜肴，都是首先送去孝敬老人家的，即使清明、七月半、十月召之类烧纸节日，贡先仅有闷豆腐、燉砣粉，祖宗亡人享用之后，父亲也会起码分去一半送到爷爷家的。有时候，母亲看着眼巴巴紧盯着矮木桌上快要空了的碗的孩子，难免露出于心不忍的脸色，父亲的心里自然不会比母亲好受多少，但总是只有淡淡的一句话：
“他们还小，吃好东西的日子长着呢。”
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敬老爱幼问题上也是从来不含糊的。
农村人里大人们都是这样，只要上有老下有小，有了吃的喝的，排在最前边的总是上人父母，紧跟着的就是下人子女，最后的一定是他们自己。至于做到爷爷奶奶外公姥姥辈的人，其排序，第一就是孙子辈，第二是儿女辈，最后的也一定是他们自己。刘巧英生来能够吃到的最好的东西，都是在奶奶家和姥姥家吃到的。
顾嘴本来应该是人类的天性，看看动物们怎样撕咬争食就能知道，但农村人总是习惯于先人后己。虽然他们常常成为弱肉强食的对象，但他们从来不弱肉强食别人，更不会相互之间弱肉强食。
母亲陆萍芝就对刘巧英讲过父亲刘朗生的一个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里那时还在吃大食堂。本来是忙时干，闲事稀，但非常时期，即使农忙时节，一般劳力，连中饭也得集体喝稀了，只有做特别重的农活的强劳力，午饭才可以例外地分到一大碗烂得差不多可以喝的胡萝卜糙粮饭。刘朗生因为是罱泥高手，每天上午，撑条大木船到五六里外的串场河里，双手不停地绞动大罱子上的两条竹篙，罱满一船中舱污泥，再撑回生产队，用戽斗从距离地平面有五六尺深的河中央的木船上，把烂污泥戽到河岸上的泥塘里，就能到生产队的大锅灶上，领到那碗胡萝卜糙粮饭。刘朗生每天端到那碗胡萝卜糙粮饭，总是要先找个没有人能看到的角落，拿一只小布袋子，从碗里挑出糙粮饭装好，塞进土布褂子的里袋里，留着回家给在生产队托儿所里总是吃不饱的宝贝儿子加餐——那时爷爷奶奶都已经过世，刘巧英也还没有出生，然后才走出来，装作一直在吃的样子，继续把剩在碗里的胡萝卜连同少有的糙粮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而每天下午，刘朗生还得重复上午的罱满一船舱泥与戽出一船舱泥的那一个来回，但到了晚上，他也就只能和生产队里的所有人一样，喝两碗胡萝卜缨子或者黄花菜或者苕子与大麦粉熬成的薄粥了。
有一次，刘朗生刚刚从生产队的大灶上接过那碗胡萝卜糙粮饭，生产队队长的哑巴儿子就跑过来抱上了他的泥腿子，呀呀地叫叫起来。这哑巴孩子已经过了留在托儿所里让人看管照应的年龄，又无法去学校上学读书，每天只能被他同样做农活的父母扔在生产队队部的大场上跌打滚爬。刘朗生知道，哑巴孩子抱上他的泥腿子，是和他一样，饿得慌了。刘朗生说什么也不能走开了，连忙向大灶上另要了一只空碗，不假思索，就分了半碗胡萝卜糙粮饭给他，直到看着孩子吃饱了不再呀呀叫，而是满足地跑开去玩耍，才在大食堂烧饭人员的感激加催促声中，叹了一口气，直接在大灶旁蹬下身子，吃下另半碗剩饭，继续去罱他的泥。
那天晚上，刘巧英的比那哑巴孩子小得多的哥哥因为没有吃到加餐，哭闹了很久，才含着眼泪睡去。刘巧英的父母亲虽然心疼叹息，但绝对都无怨无悔。
正因为生产队长善于带着社员们过日子，一切按规矩办事，谁都不搞特殊，谁都不多吃多占，大家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全生产队的人才顺利挺过了那最苦最难的岁月。
但这几年最难最苦的日子还是把大家饿怕了。
“家有陈粮，心里不慌。”
大食堂解散以后，各家还是各过各的日子，但即使后来生活好起来了，各家也还是一如既往地精打细算，讲究细水长流。
如果再有“大吃爱国肉”的号召下来，除了生产队杀猪直接分到各户没有办法，凡是要拿自家的钱到食品站购买的，社员们只会去割一点回来打打牙祭，他们害怕再把猪肉大吃到十几元钱一斤。
如果再有谁鼓噪“放开肚皮吃饱饭”，社员们立马想到的会是国家粮站一角贰分一斤供应城镇居民的大米，集市上三块钱一斤也找不着，他们会顾忌会不会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
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与坏事，原来就是可以这样转变的。
记事以来，刘巧英家虽然少不了常常吃代食品，但从来没有缺过粮食，而且差不多都是吃的陈年粮食，她哥哥睡的那个木板大睡柜总是装满了稻谷，每天夜里都会有老鼠把木板柜壁咬得咯吱咯吱响。
但粮食再多，刘巧英的父母都不会在一日三餐饭粥之外滥支粮食，更不要说拿大米来换成烧饼自家人吃了。
“痨病是咳出来的，钱财是啬出来的。”
农村人常常就是通过对自己、对家人的令人难以想象，有时甚至是不近情理的吝啬，慢慢把日子过好起来的。
刘巧英嘴里还含着半个烧饼，却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父亲那个时候每天要撑那么远水路罱两大船泥，中饭就是半大碗胡萝卜糙粮饭，何尝有一次吃饱过？
现在家里粮食满盆满柜的了，父母亲还是舍不得让一家人天天吃纯米饭，不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哥哥、妹妹们有一天也像他们曾经的那样忍饥挨饿？
千不该万不该，刘巧英就不该为了一时的嘴馋，欺骗家人，拿整整一个星期的蒸饭米，拿全家人的一顿中饭口粮，换这十五只烧饼在这里吃独食。
刘巧英想放声大哭又怕被人听到，只能趴到墙壁上呜呜咽咽，嘴边的半只烧饼掉到雪地上也没有捡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