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梁帝师又在玩泥巴，有辱斯文啊……”
“皇上！我大明危在旦夕！”
“皇上！“帝师”之位不可从民间选举，须由德才兼备者居之，圣上之举实在无理……”
“皇上！琴棋书画尚可理解，普通的工匠何德何能成为帝师，求圣上不要当昏庸之君……”
这是在干什么？
朱一鸣在挨骂，被上百人指着鼻子骂。
封建王朝公共场合敢于对皇帝大不敬，那是死罪，谁敢这么骂皇上？
可是，大明的子民都敢骂。
朱一鸣就静静地坐在龙椅上，看着底下的文武百官在那里骂自己。已经连续三天了，上早朝什么事情都没干，就听下面的人变着花样骂，昏庸、无能、荒谬等等词汇全部冒了出来。甚至有一位七品知县从甘肃跑了过来，就是为了骂自己两句。
刚开始，朱一鸣动了很大的火气，打了几个言官的屁股。
但没有什么作用，反而是火上浇油，更多的人出来骂，骂的越来越狠，仿佛跟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
然后朱一鸣就习惯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全当听不见。在骂声中，一直琢磨更改“言官”的制度，将随便骂人这个举动约束一下。
言官，又称为谏官，其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提意见，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谏。秦朝开始有谏大夫，东汉叫做谏议大夫。
在明朝行使这一权力的是御史台。朱元璋建国之初，就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后来改名为督察员，其长官称左右都御史，主要官员为督察御史。督察御史共设有十三道，一百一十名，派往各地监察。这些人官阶较低（一般为七品），但权力很大，这叫以下督上，而且办事一向认真而死板，甚至连皇帝发出的诏令，只要认为不妥就敢退回。
对于明朝的亡国，这些言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最为自由的朝代。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出来，不要害怕皇帝，明朝再残暴的皇帝也不愿背负“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如果惹恼了皇帝，最多也只是”廷杖“。
正因为如此，明朝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扑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只能事。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明朝最后一根救命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骂声依旧在，清军入关后，南明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专心对付那些来势汹汹的清军，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的骂，中国历史上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几乎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说成好色，贪婪，昏庸，一无是处的皇帝。现在看来这不是进谏，根本就是人身攻击。但万历皇帝并没有处决他，仅仅把他贬为庶民。
在这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就更多了，皇帝没了脾气，只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革职处分，后来者，干脆什么都没有。
勇于进谏，尽人臣的责任本来就是好事，但无端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会干扰国家的运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朱一鸣也意识到，这些人已经偏离最初的意义，纯粹是为了骂皇帝而骂，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让朱一鸣不得不重视，那就是此时人们对于“身份观”的根深蒂固。
在此时，任何一位具有足够智力的人都有望成为一名学者。就理论上而言，学者是社会精华。学者占据了最高的社会等级，政治精英也由他们组成。一旦进入仕途，他们就可以管理国家、维护秩序。
农业虽然带着浓重的泥土气，却由于它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而受到尊崇。无论身居显位的高官，还是退隐归乡的小型地主，一位学者如果考虑农业问题，讨论秧苗的培育或者盛赞水利的益处，那么这就显示了这位学者在道德上的完美无瑕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
但是对于匠人们的工作，精英们经常避而远之。
这些工作因为能够提供有用的物品，也被认为具有重要性，但是它们还是不免被贬为粗俗而肮脏的劳作。
手艺人大多数是文盲，他们通过经验获得技艺，辛勤从事自己的工作，无法从理论学习中获益。仅仅比最低级的商人和小贩级别高一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利益、商业化的趋势，使得商人受到尊敬，并在国家政治和学术活动中发生影响，反而工匠隐约成为了最低等的人，此时的职业等级应该为士、农、兵、商、工。
因为商业及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开始聘任一些官员做这些低等手工劳动的管理者，士子们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他们下意识的在维护自己尊贵的地位，不愿意最低等的工匠进入高层，因此才有了这次“帝师”之争。
而朱一鸣正努力打破这个界限，提高工匠们的社会地位，与这些士子们站到了对立面。
在今天退朝时，朱一鸣平静的宣布一周内不会再上早朝，需要思考一下人生，而底下的大臣们好像预料到了这一点，什么话都没说，就平静的离开了，仿佛在酝酿更强大的暴风雨。
回到乾清宫的朱一鸣，将内书堂给太监们上课的徐光启喊了过来，问道:
“徐爱卿，关于近日早朝，你有何想法？”
徐光启好像不怎么想参与到这个事情中来，毫不犹豫的说道:“皇上，微臣认为对于这些言官应当稍加惩戒！”
朱一鸣冷笑了一下，大声的斥呵道:“徐光启！你也是格物之人，还信奉了天主教，明知我朝已经危在旦夕，还给朕打什么马虎眼？”
“微臣不敢，臣能明白皇上的变革之心，只是此事事关重大，需要从长计议啊！”
“好一个从长计议，但朕不想再等，来人！给徐爱卿上文房四宝，朕说，你执笔，朕现在就要会一会这些无法无天的狂傲之徒!”
“朕虽年幼，但也明白“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始自格物致知”等等古言，《大学》有言:“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由此可知，前人已知“实践出真知”，相对于只动嘴皮子的废物，朕更喜爱实践之人。
我华夏之始为轩辕黄帝，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创造了我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荫及世代子孙，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铜器的出现替代了石器，铁器的出现替代了铜器，朕有预感，钢器必将取代铁器，火药必将取代刀剑。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的生存帮助更大。
朕以为，此为“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并获得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是人类进步最基本的需求和动力，是我大明延续万年的基础。
因此，我大明的一切制度，都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朕的“帝师”之选，就是在改变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认知，让你们更加的重视实践，依靠实践促进学识，然后再实践，再学识，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我大明正日益依赖匠人的技艺来进行生产，社会要求有精美的丝织、瓷器或者漆器产品，边疆安全需要更优质的火器和装甲，甚至吃饭都要有更优秀的厨子，凭什么不能给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
朕明白，有些学者日益感到自己是多于的人，除了满腹经纶，对于国家的进步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朕给你们指条明路，那就是“格物致知”。
只有学者才能领会到技艺揭示出来的知识，只有学者的心智才能领会到那些蕴含在“物”与“事”当中的高端格式化知识，要揭开表面之下的普遍性原则，才智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朕创办“大明帝国综合学院”的初衷，各行各业的工匠们也需要整理自己的工艺知识，将其升华为学术知识，希望众位臣子能体会朕的良苦用心。
朕方才16岁不到，可能会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但对于格物之事，朕会坚持到底！”
朱一鸣又考虑了一会，对旁边的太监说道:
“到御史台传朕旨意，所有言官全部派往工部学习格物，凡是学有所通者，朕不予追究大不敬之罪，且随时可以面圣。依旧不悔改者，革除官职，降为庶民……”
“皇上！我大明危在旦夕！”
“皇上！“帝师”之位不可从民间选举，须由德才兼备者居之，圣上之举实在无理……”
“皇上！琴棋书画尚可理解，普通的工匠何德何能成为帝师，求圣上不要当昏庸之君……”
这是在干什么？
朱一鸣在挨骂，被上百人指着鼻子骂。
封建王朝公共场合敢于对皇帝大不敬，那是死罪，谁敢这么骂皇上？
可是，大明的子民都敢骂。
朱一鸣就静静地坐在龙椅上，看着底下的文武百官在那里骂自己。已经连续三天了，上早朝什么事情都没干，就听下面的人变着花样骂，昏庸、无能、荒谬等等词汇全部冒了出来。甚至有一位七品知县从甘肃跑了过来，就是为了骂自己两句。
刚开始，朱一鸣动了很大的火气，打了几个言官的屁股。
但没有什么作用，反而是火上浇油，更多的人出来骂，骂的越来越狠，仿佛跟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
然后朱一鸣就习惯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全当听不见。在骂声中，一直琢磨更改“言官”的制度，将随便骂人这个举动约束一下。
言官，又称为谏官，其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提意见，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谏。秦朝开始有谏大夫，东汉叫做谏议大夫。
在明朝行使这一权力的是御史台。朱元璋建国之初，就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后来改名为督察员，其长官称左右都御史，主要官员为督察御史。督察御史共设有十三道，一百一十名，派往各地监察。这些人官阶较低（一般为七品），但权力很大，这叫以下督上，而且办事一向认真而死板，甚至连皇帝发出的诏令，只要认为不妥就敢退回。
对于明朝的亡国，这些言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最为自由的朝代。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出来，不要害怕皇帝，明朝再残暴的皇帝也不愿背负“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如果惹恼了皇帝，最多也只是”廷杖“。
正因为如此，明朝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扑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只能事。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明朝最后一根救命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骂声依旧在，清军入关后，南明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专心对付那些来势汹汹的清军，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的骂，中国历史上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几乎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说成好色，贪婪，昏庸，一无是处的皇帝。现在看来这不是进谏，根本就是人身攻击。但万历皇帝并没有处决他，仅仅把他贬为庶民。
在这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就更多了，皇帝没了脾气，只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革职处分，后来者，干脆什么都没有。
勇于进谏，尽人臣的责任本来就是好事，但无端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会干扰国家的运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朱一鸣也意识到，这些人已经偏离最初的意义，纯粹是为了骂皇帝而骂，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让朱一鸣不得不重视，那就是此时人们对于“身份观”的根深蒂固。
在此时，任何一位具有足够智力的人都有望成为一名学者。就理论上而言，学者是社会精华。学者占据了最高的社会等级，政治精英也由他们组成。一旦进入仕途，他们就可以管理国家、维护秩序。
农业虽然带着浓重的泥土气，却由于它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而受到尊崇。无论身居显位的高官，还是退隐归乡的小型地主，一位学者如果考虑农业问题，讨论秧苗的培育或者盛赞水利的益处，那么这就显示了这位学者在道德上的完美无瑕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
但是对于匠人们的工作，精英们经常避而远之。
这些工作因为能够提供有用的物品，也被认为具有重要性，但是它们还是不免被贬为粗俗而肮脏的劳作。
手艺人大多数是文盲，他们通过经验获得技艺，辛勤从事自己的工作，无法从理论学习中获益。仅仅比最低级的商人和小贩级别高一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利益、商业化的趋势，使得商人受到尊敬，并在国家政治和学术活动中发生影响，反而工匠隐约成为了最低等的人，此时的职业等级应该为士、农、兵、商、工。
因为商业及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开始聘任一些官员做这些低等手工劳动的管理者，士子们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他们下意识的在维护自己尊贵的地位，不愿意最低等的工匠进入高层，因此才有了这次“帝师”之争。
而朱一鸣正努力打破这个界限，提高工匠们的社会地位，与这些士子们站到了对立面。
在今天退朝时，朱一鸣平静的宣布一周内不会再上早朝，需要思考一下人生，而底下的大臣们好像预料到了这一点，什么话都没说，就平静的离开了，仿佛在酝酿更强大的暴风雨。
回到乾清宫的朱一鸣，将内书堂给太监们上课的徐光启喊了过来，问道:
“徐爱卿，关于近日早朝，你有何想法？”
徐光启好像不怎么想参与到这个事情中来，毫不犹豫的说道:“皇上，微臣认为对于这些言官应当稍加惩戒！”
朱一鸣冷笑了一下，大声的斥呵道:“徐光启！你也是格物之人，还信奉了天主教，明知我朝已经危在旦夕，还给朕打什么马虎眼？”
“微臣不敢，臣能明白皇上的变革之心，只是此事事关重大，需要从长计议啊！”
“好一个从长计议，但朕不想再等，来人！给徐爱卿上文房四宝，朕说，你执笔，朕现在就要会一会这些无法无天的狂傲之徒!”
“朕虽年幼，但也明白“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始自格物致知”等等古言，《大学》有言:“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由此可知，前人已知“实践出真知”，相对于只动嘴皮子的废物，朕更喜爱实践之人。
我华夏之始为轩辕黄帝，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创造了我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荫及世代子孙，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铜器的出现替代了石器，铁器的出现替代了铜器，朕有预感，钢器必将取代铁器，火药必将取代刀剑。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的生存帮助更大。
朕以为，此为“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并获得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是人类进步最基本的需求和动力，是我大明延续万年的基础。
因此，我大明的一切制度，都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朕的“帝师”之选，就是在改变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认知，让你们更加的重视实践，依靠实践促进学识，然后再实践，再学识，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我大明正日益依赖匠人的技艺来进行生产，社会要求有精美的丝织、瓷器或者漆器产品，边疆安全需要更优质的火器和装甲，甚至吃饭都要有更优秀的厨子，凭什么不能给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
朕明白，有些学者日益感到自己是多于的人，除了满腹经纶，对于国家的进步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朕给你们指条明路，那就是“格物致知”。
只有学者才能领会到技艺揭示出来的知识，只有学者的心智才能领会到那些蕴含在“物”与“事”当中的高端格式化知识，要揭开表面之下的普遍性原则，才智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朕创办“大明帝国综合学院”的初衷，各行各业的工匠们也需要整理自己的工艺知识，将其升华为学术知识，希望众位臣子能体会朕的良苦用心。
朕方才16岁不到，可能会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但对于格物之事，朕会坚持到底！”
朱一鸣又考虑了一会，对旁边的太监说道:
“到御史台传朕旨意，所有言官全部派往工部学习格物，凡是学有所通者，朕不予追究大不敬之罪，且随时可以面圣。依旧不悔改者，革除官职，降为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