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经过季历被囚禁致死的事件，积累了处理此类突发事件的经验，所以国家局面也就不像上次那么混乱了。周人这次仅仅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加强各个城邑的防御工作，没有做出过度刺激外界的举动。
西戎的背叛和东夷的卷土重来使得王朝四面受敌，纣王便产生了释放姬昌的念头。不久，西周又适时地献上宝马美人，慷慨地贿赂王室权臣，纣王就高高兴兴地把姬昌释放了。纣王不但恢复了他的“西伯”称号，而且恢复了他的权力，命他全权负责征讨西部叛军的事务。
大商外部混乱如斯，内部也不平静。族亲之间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由于斗争发生在血亲之间，所以显得尤为残酷。
纣王杀死了叔叔王子比干，囚禁了另一位叔叔箕子；迫害亲人不但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需要刻骨的仇恨。
不可否认，纣王的父亲太丁在确立继承人时就埋下了王族分裂的种子。
华夏自古有“商道亲亲”之说，商朝人以血缘关系远近做为判断亲疏的标准；兄弟的血缘关系近于父子，因此商王的地位的传承一般为兄终弟及，兄弟之中活到最后的人才将王位传给儿子。
但是规则到武丁时期却发生了改变。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他在临终前扭头一望，那些曾经眼巴巴盼着王位的弟弟们都已作古，竟然没有一个能够熬过他的。所以他就只能把王位传给儿子。而后续商王就打着“效仿圣王”的幌子，“兄终弟及”的制度便名存实亡了。
太丁按商制应当把王位传给弟弟比干或箕子；即便不传与他们，也应当传给纣王的同母哥哥微子。但是前面说过，太丁在得到辛时的地位要比得到微子时高，所以孩子母亲的地位也位升高了。因此太丁说：“啊！子以母贵，兄弟俩虽然为同母所生，但是辛的地位更高。”
太丁就靠着这个自欺欺人的借口把王位传给帝辛。
比干、箕子和微子都是仁慈正直、忠于王室而且心胸宽广的人——纣王应当庆幸这点，否则他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但是，三人拥有的、当初看起来的优秀品质，现在却成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九侯、鄂侯惨死之后，宫廷之内人人自危。正直的大臣感到愤怒，但大多数人则感到恐惧，因为纣王已经开始破坏商朝律法，肆意杀人了。王室大夫们于是聚集到三人周围，以为唯有靠近三人才能获得安全。
比干耿直的性情和暴烈的脾气使他一直无法容忍侄子的暴行。后来他就在宫廷之上，当着群臣的面，恳求他，规劝他；当上述行为无效的时候，他就指责他，咒骂他，甚至将他称为“一夫”和“亡国之君”。
而生性险恶的崇侯虎不失时机地将比干的言辞解释为哗众取宠、倚老卖老、拉拢人心、亵渎王权；说这个老家伙只等时机一到就要篡夺王位了——毕竟比干是有资格、也有想法成为商王的。
最后这一句话要了比干的命。纣王大怒，竟然丧心病狂地将叔叔的心脏挖出来。崇侯虎继续煽动纣王对箕子和微子的仇恨，纣王立即下令拘捕两人。
箕子和微子当时都没在场。纣王的士兵闯进箕子家门后却发现他变成了精神病。箕子虽然靠着装疯逃过一劫，却没能逃脱被囚禁的命运；而微子则趁乱逃走了。
姬昌被释放的第二年，纣王杀死了在朝歌充当人质的周太子伯邑——也许是因为姬昌或周太子做出了什么不臣的举动，也许是因为纣王的神智已经被酒精泡得错乱了。
周人被彻底激怒，于是周、商决裂。姬昌立即称王，自号“周文王”，同时尊父亲季历为“王季”，尊祖父公亶父为“太王”。继而便举起反商大旗，并把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纳入麾下。
周王的“谥号”经历了由生到死的发展过程。谥号分为善谥与恶谥，用褒义或贬义词来表达。谥号制度始于周文王；可以确定的是，谥号在文、武、成、康时期为生谥。
第一个被冠以死谥的一定是个恶谥，因为这位国王的品行一定配不上他生前给自己确定的善谥，所以人们才改成恶谥，并以此警示后来者。
此时，西周的国力已经空前强大，人才济济，盟友众多。大臣中有文王的两个弟弟虢仲和虢叔，还有异姓的吕尚、太颠、弘夭、苏忿生和一批从商朝投奔过来的名士。文王的儿子姬发、姬鲜、姬旦、姬奭等已经长大成人，并在开始在王室里担任重要职位。
文王重新修建了祖庙，率领大臣们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仪式举行完毕，他就把自己连同大臣们一起关进庙里谋划灭商大计。为防止泄密，文王在庙外布置了重兵进行把守，任何人不得出入——就好像生怕庙里的人逃跑似的。
所有参与谋划的人吃住都在祖庙中，三天后大计已定，文王就一脸轻松地与神情凝重的大臣们有说有笑地走出来了。
计划的第一步，周师灭掉了位于周国西北的密国。这个国家总是在周人时运不佳时挑起战事，又在周人春风得意时大献殷勤。
文王说：“多么无耻的君主啊！多么善变的国家啊！密人现在表现得服服帖帖，可是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在伐商失利时入侵我国呢？”周文王于是倾全国之兵灭亡密国，如此一来周师就可以放手东进了。
第二步，周师以虞国为跳板，攻陷朝歌西面的黎国（山西长冶附近）、盂国（河南沁阳西），从而打开了商朝京畿的西大门。
第三步，周师经过惨烈的战斗攻陷崇国（今河南嵩山），杀崇侯虎，拔掉了东进路上的最后一个钉子。
第四步，文王将都城由周原东迁至丰地，完成了政冶和军事重心的东移。
迁都之后，年事已高的周文王一病不起，旋即在丰都去世，此时为文王已经改元七年。太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
西戎的背叛和东夷的卷土重来使得王朝四面受敌，纣王便产生了释放姬昌的念头。不久，西周又适时地献上宝马美人，慷慨地贿赂王室权臣，纣王就高高兴兴地把姬昌释放了。纣王不但恢复了他的“西伯”称号，而且恢复了他的权力，命他全权负责征讨西部叛军的事务。
大商外部混乱如斯，内部也不平静。族亲之间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由于斗争发生在血亲之间，所以显得尤为残酷。
纣王杀死了叔叔王子比干，囚禁了另一位叔叔箕子；迫害亲人不但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需要刻骨的仇恨。
不可否认，纣王的父亲太丁在确立继承人时就埋下了王族分裂的种子。
华夏自古有“商道亲亲”之说，商朝人以血缘关系远近做为判断亲疏的标准；兄弟的血缘关系近于父子，因此商王的地位的传承一般为兄终弟及，兄弟之中活到最后的人才将王位传给儿子。
但是规则到武丁时期却发生了改变。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他在临终前扭头一望，那些曾经眼巴巴盼着王位的弟弟们都已作古，竟然没有一个能够熬过他的。所以他就只能把王位传给儿子。而后续商王就打着“效仿圣王”的幌子，“兄终弟及”的制度便名存实亡了。
太丁按商制应当把王位传给弟弟比干或箕子；即便不传与他们，也应当传给纣王的同母哥哥微子。但是前面说过，太丁在得到辛时的地位要比得到微子时高，所以孩子母亲的地位也位升高了。因此太丁说：“啊！子以母贵，兄弟俩虽然为同母所生，但是辛的地位更高。”
太丁就靠着这个自欺欺人的借口把王位传给帝辛。
比干、箕子和微子都是仁慈正直、忠于王室而且心胸宽广的人——纣王应当庆幸这点，否则他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但是，三人拥有的、当初看起来的优秀品质，现在却成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九侯、鄂侯惨死之后，宫廷之内人人自危。正直的大臣感到愤怒，但大多数人则感到恐惧，因为纣王已经开始破坏商朝律法，肆意杀人了。王室大夫们于是聚集到三人周围，以为唯有靠近三人才能获得安全。
比干耿直的性情和暴烈的脾气使他一直无法容忍侄子的暴行。后来他就在宫廷之上，当着群臣的面，恳求他，规劝他；当上述行为无效的时候，他就指责他，咒骂他，甚至将他称为“一夫”和“亡国之君”。
而生性险恶的崇侯虎不失时机地将比干的言辞解释为哗众取宠、倚老卖老、拉拢人心、亵渎王权；说这个老家伙只等时机一到就要篡夺王位了——毕竟比干是有资格、也有想法成为商王的。
最后这一句话要了比干的命。纣王大怒，竟然丧心病狂地将叔叔的心脏挖出来。崇侯虎继续煽动纣王对箕子和微子的仇恨，纣王立即下令拘捕两人。
箕子和微子当时都没在场。纣王的士兵闯进箕子家门后却发现他变成了精神病。箕子虽然靠着装疯逃过一劫，却没能逃脱被囚禁的命运；而微子则趁乱逃走了。
姬昌被释放的第二年，纣王杀死了在朝歌充当人质的周太子伯邑——也许是因为姬昌或周太子做出了什么不臣的举动，也许是因为纣王的神智已经被酒精泡得错乱了。
周人被彻底激怒，于是周、商决裂。姬昌立即称王，自号“周文王”，同时尊父亲季历为“王季”，尊祖父公亶父为“太王”。继而便举起反商大旗，并把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纳入麾下。
周王的“谥号”经历了由生到死的发展过程。谥号分为善谥与恶谥，用褒义或贬义词来表达。谥号制度始于周文王；可以确定的是，谥号在文、武、成、康时期为生谥。
第一个被冠以死谥的一定是个恶谥，因为这位国王的品行一定配不上他生前给自己确定的善谥，所以人们才改成恶谥，并以此警示后来者。
此时，西周的国力已经空前强大，人才济济，盟友众多。大臣中有文王的两个弟弟虢仲和虢叔，还有异姓的吕尚、太颠、弘夭、苏忿生和一批从商朝投奔过来的名士。文王的儿子姬发、姬鲜、姬旦、姬奭等已经长大成人，并在开始在王室里担任重要职位。
文王重新修建了祖庙，率领大臣们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仪式举行完毕，他就把自己连同大臣们一起关进庙里谋划灭商大计。为防止泄密，文王在庙外布置了重兵进行把守，任何人不得出入——就好像生怕庙里的人逃跑似的。
所有参与谋划的人吃住都在祖庙中，三天后大计已定，文王就一脸轻松地与神情凝重的大臣们有说有笑地走出来了。
计划的第一步，周师灭掉了位于周国西北的密国。这个国家总是在周人时运不佳时挑起战事，又在周人春风得意时大献殷勤。
文王说：“多么无耻的君主啊！多么善变的国家啊！密人现在表现得服服帖帖，可是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在伐商失利时入侵我国呢？”周文王于是倾全国之兵灭亡密国，如此一来周师就可以放手东进了。
第二步，周师以虞国为跳板，攻陷朝歌西面的黎国（山西长冶附近）、盂国（河南沁阳西），从而打开了商朝京畿的西大门。
第三步，周师经过惨烈的战斗攻陷崇国（今河南嵩山），杀崇侯虎，拔掉了东进路上的最后一个钉子。
第四步，文王将都城由周原东迁至丰地，完成了政冶和军事重心的东移。
迁都之后，年事已高的周文王一病不起，旋即在丰都去世，此时为文王已经改元七年。太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